2026-07-05《莫斯科日记》：逗留是一块试金石
有一天，与她一起生活在欧洲，倘若我能争取到她的话，可能会成为我最先要做的、最重要的事。
——《1月27日》
两个人面对面坐着，然后本雅明提起了自己的行程，之后又相互凝望，但是这一次，阿丝雅·拉西斯告诉本雅明自己曾渴望嫁给他，这也是本雅明第一次在阿丝雅的“和盘托出”中听见她的真实想法，但是，“这样的事最终没有发生”，阿丝雅认为是本雅明把事情搞砸了，本雅明则认为“她渴望嫁给我是受了恶魔的怂恿”，因为生病，因为消沉，阿丝雅说：“我俩之间也不会发生什么了”。但是，本雅明还是不肯放，阿丝雅也说“习惯于你了”，本雅明甚至说当初“我要立刻娶你”，但又“难以忍受”，阿丝雅则说自己和男人生活在一起，“态度野蛮”，自己知道不对，却又没有办法，但是对于本雅明，她说如果在一起生活，“你将不会像现在一样动辄感到恐惧或悲伤。”
两个人坐着，两个人交谈，两个人也袒露着想法，他们想要在一起？他们彼此爱着？他们又感觉不可能在一起？本雅明记录的这篇1926年1月27日的日记，是《莫斯科日记》中最细腻却也是彻底暴露他们矛盾的一次记录，而当初想要和她在一起、想要娶她甚至想要和她生孩子的渴求最后变成了“我想的是能与她亲近，与她交谈”，这一天是本雅明来到莫斯科的21天，距离他离开莫斯科只有5天时间，对于这样的矛盾心态，当天的日记中本雅明把原因归结为两个人想要的东西不同，“阿丝雅却已在俄国生了根，她在此有许多牵挂。”即使阿丝雅想要回到欧洲，也只是因为本雅明对她的吸引力，而阿丝雅在莫斯科工作，从事共产主义戏剧活动，她几乎很难再离开，而本雅明却在莫斯科逗留的这段时间感觉到“在俄国生活太困难”，党内如此，党外更是希望渺茫，而他唯一寄予希望的是和阿丝雅一起生活在欧洲，“在俄国——我认为这不可能。”
可能变成不可能，这趟莫斯科之行也笼罩在某种欲脱不能的境地。本雅明和阿丝雅在两年前的意大利卡普里岛相识，他们的相遇使得本雅明的思想发生了一次“左转”，而本雅明和布莱希特认识也得益于阿丝雅的介绍，1925年本雅明又去里加探望阿丝雅，之后他又开启了自己的莫斯科之行，在1929年初的时候，本雅明为阿丝雅写了《无产阶级儿童剧院纲领》一文，童年阿丝雅在德国推广苏联电影，两人曾一度谈婚论嫁，而本雅明在著作《单行道》的扉页上题词称阿丝雅为“工程师”：“这条街名叫阿丝雅·拉西斯大街，通往那个作为工程师在作者心里将它开凿出来的人。”但是当1930年本雅明和妻子朵拉离婚之后两人并没有走到一起，8年后阿丝雅被押送到卡拉干达集中营，直到1951年重获自由，而此时的本雅明已经自杀。从1924年他们相识，到1930年逐渐疏远，这场爱恋最后无疾而终，本雅明在阿丝雅的影响下，思想发生过“左转”，但是阿丝雅在政治立场、思想资源、信仰与行动的关系等诸多面向上，都和本雅明产生了距离，甚至形成了对立面，而这种思想的不同甚至对立，在《莫斯科日记》中得以反映出来：一个在俄国生根，一个在俄国生活太困难，两人的重逢也许只能像日记所描述的那样，“我俩乘着雪橇回到她的住处，彼此紧紧相拥。天已黑。这是我俩在莫斯科所拥有的唯一一次黑夜——在大街上，在一架雪橇狭窄的座位上。”
1926年12月6日至1927年2月1日，本雅明在莫斯科逗留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莫斯科之行的目的对于本雅明来说有三个，一个是考察俄国社会的现状，二是完成已接收的写作任务，即汇报莫斯科的城市面貌及生活，这是两个对本雅明来说具有“官方”意义的两个目的，按照格斯霍姆·朔勒姆在苏尔坎普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单行本《莫斯科日记》“前言”中的说法，本雅明“希望与此建立某种形式的关联并由此对关于是否加入德国共产党的问题做出决定”，而第三个目的就是为了和阿丝雅相逢，这是最私人性的目的，而这在某程度上也是本雅明通过日记记录这一段心路历程的原因，在朔勒姆看来，这些日记是本雅明生命历程中“绝对最具个性的、彻底且无情坦白的记录”，这种在自我省思、自我交代中敞开自身的做法，也完全符合本雅明的性格，而在敞开自身中陷入到情感的一次纠葛，对于本雅明来说，恰恰构成了他作为“欧洲最后一名知识分子”的另一维度的思考。
12月6日本雅明抵达莫斯科的时候，是赖希来火车站接他的，赖希是阿丝雅生活上的伴侣，而在晚年成为了她的丈夫，莫斯科之行其实或多或少也是三个人复杂关系的一次记录，后来本雅明就看见了向他招手的阿丝雅，因为身体原因阿丝雅那段时间一直在疗养院治疗，“阿丝雅戴着一顶俄罗斯皮帽，看起来不漂亮，有点儿粗俗。”但是本雅明从她友好的态度中想起了在里加的那次谈话。此后本雅明去疗养院看她，或者阿丝雅偷偷溜出来，本雅明送给她礼物，读《单向街》里那段给她的献辞，两个人还经常在特维尔斯卡亚大街散步，或者坐在咖啡馆里聊天，或者给她买了布料做裙子，或者谈到阿丝雅给在莫斯科出版的拉脱维亚共产党报写的文章……当然，对于本雅明来说，确定和阿丝雅之间的关系依然是此行最重要的目的，12月16日，阿丝雅敲响了本雅明的门，“她进来时，我想吻她。像往常一样，没成功。”之后试图问她还是徒劳，但是当本雅明读了她写的话，说“比你写给我的好”，阿丝雅“吻了我，甚至还拥抱了我”；12月20日，尽管莫斯科的所见所闻让自己感觉这个城市像一座城堡，但是在重重阻扰中自己充满了额力量，尤其是感到“阿丝雅对我的亲近”，甚至他还告诉她“我想跟她生个孩子”，阿丝雅显得非常克制，但从自发的动作中本雅明感觉到“她喜欢我”，并认为孩子会成为彼此之间的纽带；27日他们发生了争吵，1月15日阿丝雅说“我俩将永远不再见面”，但是到了晚上心情又变了，而当谈到柏林时期的照顾时，两个人再次爆发矛盾，本雅明甚至“绝望地冲出了房间”，在过道上冷静下来之后又回去了，两个人慢慢恢复了交谈；1月18日，本雅明收到了妻子朵拉寄来的信，他告诉阿丝雅自己还将逗留一段时间，阿丝雅“听说后就搂住了我的脖子”，后来阿丝雅还主动要求本雅明吻她，但是阿丝雅的情绪也总是在矛盾中反复，本雅明记得她说过的一句话是：“在我的生命中，莫斯科已然成了这么一个所在，我只能通过你来体验它——这是真的，全然不考虑儿女情长、多愁善感等因素。”
| 编号：E38·2260517·2496 |
莫斯科之行，对于本雅明来说，是失望大于希望，是克制大于浓情，是无奈大于快乐，是孤独大于两个人在一起，在12月24日的日记中，本雅明对孤独做了一种人文主义的反思，在他看来，“我发现，倘若那个我们所爱的人，就算其身在别处、无法企及，与你同时感到孤独的话，那么对我们而言就不存在孤独。”因为，孤独就是一种反射现象，我们所爱的人没有我们陪伴的情况下悠然自得，这也会反射到我们身上，所以当一个本性孤僻的人也会在想念时不感到孤独，只有陌生女人才会感到孤独。把孤独看做是一种爱的反射，这是不是本雅明对自己的安慰？但实际上，莫斯科的寒冷，阿丝雅的克制，爱情的纠葛，让本雅明体会到了这个世界就是无数的堡垒，也最终让他选择离开：2月1日，他“全神贯注地走着在这座城市的最后的这些路程”，然后去见了阿丝雅，把前一天买的东西给她，商量了一些事，本雅明希望她写信给自己，最后要走出房间时，本雅明的声音开始颤抖，阿丝雅安慰哭泣的本雅明：“别哭，否则我最后肯定也会哭，而我要是哭起来，就不会像你那么快地停下来。”
两个人紧紧相拥，然后坐了一程之后到了特维尔斯卡亚大街的拐角，阿丝雅从雪橇上下去，本雅明拉过她的手放在了唇边，最后两人挥手告别，本雅明希望她转身看自己，但是阿丝雅却消失了，“我怀抱着大箱子，流着泪，穿过暮色中的街道向火车站驶去。”莫斯科之行就在本雅明的泪水中画上了句号，当然他们的故事并没有由此走向终结，但是哀怨也罢，无奈也好，莫斯科之行两个人的关系已经注解了这段关系的最后走向。来到莫斯科，离开莫斯科，短短两个月的逗留，对于本雅明来说，打开了和阿丝雅相聚的那扇门，但也打开了了解莫斯科、了解苏联社会现实的另一扇门，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对于本雅明思想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对外国来访者而言，在俄国的逗留就是一块精确的试金石。”他在日记中写到，“在俄罗斯的经历越偏狭、越私人化且与俄国的社会生活越不合拍的话，就越容易产生各种草率的理论。谁若是深入地去了解俄国的情况，就不会立刻感到触及了抽象的概念，相反，抽象的概念却很容易进入欧洲人的脑海。”虽然本雅明此行带着太多私人的目的，但是在对莫斯科街头的记录、社会风情的描写、社会主义的探寻，以及反对派的接触，本雅明的思想也经历了转变。
在莫斯科，他感受到的是冬季的寒冷，“人行道与行车道之间也很少有明显的界线：冰雪的覆盖使街道的各个层面变得平整。”他看到街上国营商店门前排着长队购买黄油和其他重要商品的市民，遇见了卖纸花的中国人，“他们却是这里唯一因气候而叫人情不自禁心生怜悯的人。”他发现了叫花子，和南方纠缠不休的乞丐相比，这里的叫花子是“一帮垂死之死”，所以他写道：“奢华就像患病的嘴巴里的牙垢一样附着于这座贫穷困苦的城市。”对拱廊街进行研究的本雅明看到了莫斯科的拱廊街，但是他看到的是穿着大毡靴走来走去的农民和阔太太，“廊台往往空空荡荡，和教堂里的一样。”在圣巴西尔大教堂，外墙散发着温暖舒适的光芒，他感受到了对称的美，但是在雪天里，“这幢建筑总让人感觉在躲躲闪闪，只有从飞机上往下看才能逮住其全貌，而它的建造者忘记了防御这一点。”赖希告诉本雅明这里的俱乐部酒馆上挂着一块警示牌，上面写着：“列宁说过：‘时间就是金钱。’”本雅明感慨：“在这里，为了说出这么一句陈词滥调，得把最高权威搬出来。”俱乐部阅览室的墙上挂着关于村庄纪事、农业发展、生产条件的彩色插图；1月21日是列宁的祭日，“所有的娱乐场所都关了门。”1月4日他参观了克林姆林宫，在这个苏联的权利中心里，他看到了政府大楼，看到了塔楼和圆顶，看到了被制服了的纪念碑，看到了刺入黑夜的车灯，“莫斯科所有的颜色在这里，俄罗斯的权力中心，汇聚成—面棱镜。”
当时的苏联正实施新的经济政策，在和赖希的交谈中，本雅明也谈及了自己对俄罗斯形势的观点，一方面，政府对外寻求和平，和资本主义国家签订贸易合同，而在内政方面搁置军事共产主义寻求暂时的阶级和平，使得公民的生活去政治化，但是另一方面，年轻人还在接受“革命的”教育，所以他认为这种形势很矛盾，“人们试图在国家生活中切断革命进程的动力——无论人们愿意与否，都已进入修复期，而人们却无视于此，希望储备革命的能量，就像电池储存电力一样。”这就是本雅明对修复期政策的看法，他认为现在的俄国，国家资本主义保留了通货膨胀时期的许多特征，新经济政策一方面被官方批准，另一方面却只在涉及国家利益时才被许可，“任何新经济政策的奉行者都可能随时成为财政政策转变，甚至仅仅是一场暂时、正式的民众集会的牺牲品。”本雅明并非经济学家，对当时俄罗斯经济政策发表观点更多也是从自己的感受出发，但是在莫斯科之行中，关于共产党和反对派之间的矛盾，从政治和思想维度，本雅明的观察和记录却成为另一块试金石。
12月9日他参加了文学反对派的聚会，狂热分子列列维奇因为无法去“共产国际”听托洛茨基的演讲而感到遗憾，“并认为，党正面临转折。”列列维奇正被调离去西比利亚，本雅明在日记里写道，“距离莫斯科二十四小时的路程，他还不知道是去那里当编辑呢，还是在国营生产合作社当销售员或者别的什么。”和赖希讨论罗特，来俄国时他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但是离开时却变成了保皇党，本雅明说：“这个国家常常必须为某些人的意识形态的变色而支付代价，这些泛着微红、粉红之光的政客来到这个国家，代表‘左翼’反对派，体现出一种愚蠢的乐观主义。”他在12月18日的日记中写到了俄罗斯人的宿命论，当文明贯彻到集体生活中的时候，个体的生存会变得复杂，但是很多人对周遭的事物不闻不问，“永远无法透过冰封的车窗看清自己身在何处。”而当本雅明考虑自己能否在俄罗斯工作时，他的矛盾性就体现出来了：是不要入党？入党的好处是稳固的职位，可以有组织、有保障得与人接触，但是不好的地方，则意味着“必须完全放弃个人的独立性”，而且，“把组织自己的生活这一任务交付给了党。”一方面他认为现在正是入党的良机，一旦错过就有危险，另一方面他自问自己工作中是不是有“革命的东西”？混迹与资产阶级作家中是否有意义？在这两个问题的矛盾中，本雅明自问的是第三条道路：“是否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实用而经济地做一个左翼局外人，以确保我有可能继续在迄今为止的工作领域内进行广泛的创作。”
但显然没有中间道路，也正是从这一点悟出的道理，本雅明的莫斯科之行具有了另外的意义，当他在2月1日离开莫斯科、2月5日对1月30日的日记进行补记时写到：“对来自莫斯科的人来说，柏林是座死城。”柏林街上的人哥哥形单影只，每个人与他人都保持着距离，他们把自己孤零零置身在宽阔的大街，这是本雅明从莫斯科之行的试金石获得的新眼光，在俄罗斯他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让他深入了解了那里的情况，所以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欧洲人的脑海里总是有抽象的概念，所以在俄国和欧洲的对比和反思中，本雅明对欧洲的思想提出了新的看法。但是反过来说，作为一个欧洲知识分子，本雅明的莫斯科之行也为自己的思想构建提供了参考，尤其是成为“左翼局外人”的第三条道路无法走通时，本雅明所思考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在12月27日的日记中，本雅明记录了他和赖希关于今后创作的长谈，“我承认，我自身的创作正处于关键状态。”他对赖希说自己看不到眼前的路，但是这并非是放弃，“只有具体的任务和困难才能真正使我前进，而不是纯粹的信念和抽象的决心。”
莫斯科之行，本雅明有一个任务就是为《百科全书》撰写“歌德”的词条，在“赫尔岑之家”里，拉德克认为其中的“阶级斗争”太多了，赖希解释说歌德的时代正是阶级斗争最激烈的时代，“问题在于这个词应该出现在准确的地方。”拉德克说，本雅明知道这一词条被采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家出版公司的可怜的领导们太没主见，只要哪个权威说了句哪怕是非常蹩脚的玩笑话，他们就不敢坚持自己的观点了。”而和阿丝雅聊天中，他向她读了“歌德”的词条，阿丝雅很喜欢这篇文章，而本雅明提出的问题是：“像歌德这么一个完全在妥协中生存的人，究竟是如何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的？”他认为，类似的情形在无产阶级作家身上是完全无法想象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本质区别，在这个意义上，本雅明所坚持的歌德式阶级斗争指向的恰恰是不妥协，而独立也正是本雅明追求知识分子的精神之一。
短短两个月的莫斯科之行，本雅明没有收获真正的爱情，没有成为左翼局外人，也没有放弃独立性，没有选择在阶级斗争中妥协，这一块是否左转的试金石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获得了它的独特作用，他在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的那句话也许可以代表本雅明的知识分子立场：“在革命的准备时期，在那些最有影响力的文人身上，学者与诗人的身份至少是各占一半。的确，学者的身份甚至有可能占得比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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