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7-05《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成长，不在催眠中
“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有人这样问你；“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你会从这个问题开始思考；“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于是你开始自问——或许没有答案，或许问而不答，或许问题本身就是答案。“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一个问题永远指向“还记得”的过去，它需要在他问和自问的转换中面向自己，也需要在对过去的思考中走向未来：一个在过去出现过的名字，一个由记忆中的名字带来的往事，如何启向关于未来的人生？
当然，首先应该回到过去，“现在的情况非常复杂……”官员们召开会议研究的那个“现在”就是和正在成长中的迪诺有关的过去：在社会现象上，过去是青少年犯罪严重的过去，是孩子们找不到方向的过去，是年轻人抽烟、喝酒、买彩票谈论不穿内裤女人的过去，当现实如此呈现，“还记得”的多莉·贝尔出现在迪诺的生命中的时候，她是易逝的存在：像是躲避在那间狭小的鸽子房里，从来没有可以自由进出，在肉体遭受璀璨之后，被普格的摩托车带走，从出现到消失，像是一个梦，“还记得”的多莉·贝尔变成了不记得的记忆，那个雨夜，看到楼板上迷离双眼的多莉·贝尔，听到喊不出来却发出痛苦声音的多莉·贝尔，发现被男人控制而无法脱身的多莉·贝尔，迪诺的眼泪顺着雨水流了下来，悲伤而忧伤成为“还记得”的普遍情感，它是每一个男孩走向成长之路上最痛苦的回忆。
从过去走出来，需要怎样的方式？还是回到官员们的会议上，针对青少年犯罪问题，针对城市里的“政治牢房”，他们终于达成一致，要在俱乐部里组建一支乐队，从而开始把萨拉热窝建设成文化中心，于是他们从迷失的孩子那里挑选乐队成员，这是一种拯救，头上缠着绷带的雷西姆便是这种拯救的暗示，缠着绷带具有的病态性，是受伤的标志，而他们在心理上也遭受了同样的伤害，从劳改学校出来而成为官员眼中乐队的成员，就是一次新生的开始，于是他们坐在电影院里，观看摇滚乐队的影像，艺术式的拯救成为他们告别过去的一种方法。
这是一种社区式的拯救，但是孩子们还是在抽烟，还是在喝酒，还是在买彩票，还是在谈论女人，仅仅组建乐队，仅仅丰富文艺生活，并不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在国家层面上，走向未来是一个宏大的命题，那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它从来和私人问题无关……”迪诺的父亲马胡这样解读共产主义，这个家里有9本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在家里总是要召开家庭会议，小儿子米德胡是会议记录者；他和迪诺的叔叔聚会的时候所谈论的还是马克思，“马克思是个好人……”他坚信共产主义会在2000年真正实现。这是一种被意识形态影响的未来观，身为父亲的马胡本身就是家庭里的意识形态，家里的马克思，他会在喝多了酒后回来，会叫醒已经睡睡的孩子，会召开家庭会议，会咒骂打了迪诺的大儿子克里姆，“在这个家里，只有我有权力把人绑起来。”
父亲是权威，父亲是党员，父亲坚信共产主义会到来，但是未来的共产主义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它是一个名词，它是一个口号，它是夸张到荒诞的神话：迪诺读着报纸上关于未来设想的文章，地球轴可以被修正，南北极会修建防波堤，印度样的水被抽干可以形成新的陆地，世界人口可以新增1460亿……这样的共产主义真的能实现吗？这个疑问最后变成了当初坚信不疑的父亲的最大疑问，已经患了肺癌的马胡对读着文章的迪诺问：“你相信这样的日子会到来？”这是一个从深信到怀疑的父亲，而这也成为对意识形态本身质疑的隐喻，“只有穷人才相信意识形态和宗教。”那个天马行空式的共产主义越是诱惑人，就说明穷人就越多，就说明“还记得”的就是一个不堪的过去。
| 导演: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
马胡从深信到怀疑，这是一种可贵的反思品质，身为父亲，马胡体现的是一种复杂性，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口口声声说着共产主义、一次次召开家庭会议、只有自己才有绝对权威的父亲，只是在表面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当他说“共产主义2000年一定会到来”，也说“共产主义是一门科学吗？”当他把家庭会议看成是绝对权威的象征，他却在质疑这种形式本身，“家庭应该废除……”而在意识形态之外，他是一个发现迪诺和多莉·贝尔在鸽房里却不声张的父亲，他是一个自己在医院偷偷抽烟也允许迪诺抽烟的父亲，他是一个关心迪诺是不是喜欢性感女人的父亲——在个体性的父亲意义上，他是一个和蔼的父亲，甚至是一个从来都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持怀疑态度的父亲。
从意识形态到个体主义，这是父亲的转变，实际上是为迪诺的成长找到了方向。迪诺在那些孩子群里，也抽烟也喝酒也谈论女人，甚至也是青少年犯罪的潜在可能者，当然也是官员物色乐队成员的对象之一；他也对共产主义抱有信心，“共产主义不存在进退两难……”“共产主义会让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但是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在口号式宣传和父亲的疑问中，其实走向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对于共产主义，我们需要优秀的催眠师。”在迪诺看来，催眠是推进和实现共产主义最有效的办法，它能够帮助每个人不断提升自己，更能够学会控制他人——实际上，这里出现了误读，迪诺以为催眠是一种实现共产主义的方式，实际上催眠却意味着控制别人，当共产主义成为催眠术，本质上却是一种控制，而迪诺所认为的提升自己的办法不是催眠，而是自我鼓励：催眠指向他人，自我鼓励指向自我，只有不断地自我鼓励，才能真正提升自己，就像迪诺几乎每天都挂在嘴边的那句话：“每天，在各个方面，我会一点点提高。”
《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电影海报
这是一个重要的“误读”，当催眠成为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办法，其实在催眠和意识形态中建立了同一性，这当然就变成了对口号的讽刺：政治就是一种催眠；而从这种误读返回，迪诺需要的是自我鼓励、自我提升，当从那条和共产主义有关的催眠道路上返回自身，迪诺的成长之路才真正开启。他把脸浸在水里练习催眠法，他对兔子皮罗实施催眠法，从他那里学了催眠术的马布里斯对着加比卡催眠，其实都是失败的运用，也暗示着意识形态的控制将会走向失败。而多莉·贝尔的到来，让他不断走进自我，不断对自我进行鼓励，也不断学会成长。越狱的普格把“女儿”多莉·贝尔交给迪诺，迪诺让她暂时逼在自己的鸽房里，狭小的房间成为多莉·贝尔生活的世界，这像是对“还记得”过去的一种命运暗示，要想从这样的命运中解脱出来，不是靠共产主义，而是需要回到自身：迪诺为她带去了食物，让她和兔子皮罗做朋友，给她打去了洗身的水——作为回报，多莉·贝尔教会了迪诺如何接吻，一碰水倒在多莉·贝尔的头上，多莉·贝尔也以相同的方式浇湿了迪诺的头发，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这是一个彼此看见的场景，这是一个自我鼓励的懵懂故事。
“娶个老婆吧，孤独是最严重的病。”父亲马胡这样对他说，那时的多莉·贝尔被普格侮辱之后再次走上了卖淫的道路，那时的父亲因为肺癌住进了医院时日不多，那时的迪诺已经在雨夜中流完了信奉催眠术期间的最后一滴泪。“还记得”终于变成了一种对于未来的期望：“娶老婆”和女人有关，和自我鼓励有关，和家庭有关，当然，和爱和成长有关。于是迪诺穿上了西服，刮干净了胡子，卖掉了兔子皮罗，坐在酒馆里要了一杯酒，这是属于迪诺的仪式，从男孩到男人的仪式，而仪式只差最后一步：在“午夜忧郁”的表演中，他看到了在舞台上的多莉·贝尔；在房间里，他和多莉·贝尔坐在一起；一盆水浇在多莉·贝尔的头上，浇在迪诺的头上，于是他在那张床上完成属于男人的真正仪式；当普格咒骂多莉·贝尔并想拿走她的钱，迪诺也终于像一个男人一样站了出来，“普格最后倒下了……”
属于过去的是催眠术，是共产主义口号，是意识形态，是受伤的多莉·贝尔，是患病的父亲，“还记得”不再只属于过去，它以另一种方式拉开了未来的序幕，一个尝试了爱的男孩，一个体验了自我鼓励的男孩，一个完成了仪式的男孩，终于走在了成长的路上，“在大海碧蓝的海滩，在那微风吹拂的地方，我梦见一个金发女郎，噢，我是多么的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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