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7-05 《教会》：枪炮世界里的信仰与爱
“圣上，您的传教士全部殉教了，只有我活着；但也许是我死了，而他们永远活着。”死去和活着，是关于肉体的，似乎也是关于信仰的，当红衣主教把1750年的这一场战役称作“小风波”，当他离开那片沾满鲜血的印第安土地，当他以活着的身份重返西班牙，或者在他的心里，是对于信仰的某一种质疑，那些拯救可能被贩卖成奴隶的传教士在炮火中死去，那些信奉上帝的印第安人在枪声中倒下，那些撒播爱的教会被大火吞噬，如何保全那一份对上帝的虔诚，如何化解利益的冲突，如何让罪恶的人脱离苦海抵达彼岸？在赤裸裸的暴力和征服中，一切都像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在生者如死亡的痛苦中，死去的灵魂反而变成了一种另一种信仰。
“世界是我们造成的，而后果也是我们造成的。”像上帝一样创造世界，像上帝一样救赎生命，红衣主教是把教会当成上帝在地上的使者，可是为什么在枪炮声中，使者会毁灭于暴力？信仰会屈服于征服？红衣主教也是上帝的使者，但是即使他被在阿根廷、巴拉圭和巴西边境上的瓜南尼族人的那份纯净所感染，即使他看见了赤裸裸如自然生灵的印第安人的灵性，即使他在当地的教会中感动了那一份平等的爱，但是他所说的“良心”又在哪？其实在红衣主教至上，并不只有教会利益，还有代表世俗的国家利益，“圣上”是他被派往这个地区斡旋的另一个上帝，他代表着土地，代表着利益，代表着权力，所以在这样的上帝面前，他只能把自己的良心放在一边，只能让自己在痛苦中活着死去，只能在变异的信仰中全身而退。
但是，小风波，其实是大事件，枪炮和火焰，驱逐和死亡，反抗和争斗，以及暴力和鲜血，以醒目的方式写在18世纪西方殖民者的历史中。其实在那大瀑布上游最后一块未被征服的土地上，瓜南尼族人其实在寻找着自己的信仰，他们在原始森林里繁衍，他们在自然世界里生存，就如红衣主教到来时发出的感慨：这真是人间天堂。但是这最后的土地，注定会变成拯救者传播信仰的地方，也会在殖民者的目光里遭受劫难。闯入这个世界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教会传教士带来的信仰，另一种则是枪炮世界里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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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罗兰·约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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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在这片原始土地上发出的第一声却是美妙的音乐，笛子悠扬的声音是一种美好的象征，是一种文明的表达，音乐之美可以化解矛盾和干戈，可以建立信任，也终于变成一种爱。所以拿着弓箭的印第安人终于不再把他当成是一个征服者，他们把他带进村子，开始和他接触，就是在这种平等的关系里，盖神父开始在这片土地上传播宗教和文明。宗教也是文明的象征，所以盖神父像是一个开创者，他带来的不仅是一种爱，更是一种文化。印第安人开始在盖的带领下运用技术建立家园，盖起教堂，也慢慢皈依了上帝。
盖神父代表着爱，代表着文明和进步，代表着宽容。而这种爱和宽容，其实是一种大爱，它消除的种族的不平等，消除的是国家利益，所以他不光是让原始、愚昧的印第安人找到心中的信仰，也让犯了罪的殖民者回头。蒙德利哥是西班牙在这片土地上的雇佣军，他用暴力将印第安人抓获，从而参与到贩卖奴工的过程中，也进入到西方殖民者利益的链条里。而他对于印第安人的戕害用的也是西方的文明成果——枪。所以实际上，拿着枪的蒙德利哥，把印第安人当成有利可图物品的蒙德利哥，是西方征服者的代表，是和爱走向相反道路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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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电影海报 |
而蒙德利哥身上却还有另一种罪恶，那就是在男女暧昧关系中，杀死了自己的弟弟菲利普，自己爱着的女人却爱上了弟弟，而且他亲眼目睹了他们在床上的勾当，或许一开始是气愤，是逃避，但是当弟弟赶出来面对他的时候，那把锋利的刀却在比剑时插进了弟弟的身体。那一刻，蒙德利哥的手上是沾染上了血迹。弟弟之死，他把自己幽禁在教会里，但是这种赎罪是消极的，直到遇到了盖神父，盖神父让他从懦夫变成教士，让他忏悔，从恩怨中得到解脱。所以蒙德利哥跟着盖神父，拖着那沉重的包袱，跋山涉水，历经种种的困苦，化解了种种的危险，对于他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救赎，甚至重走盖神父来到印第安村落的那条路，就是为了得到真正的信仰。
爱与信仰会激发巨大的能量，甚至当一个教士将那沉重的包袱割断，蒙德利哥依然重新在悬崖上将包袱拖在身后，而当他来到印第安人的领地，当土著用一把锋利的刀架在这个给他们制造了伤害的人脖子上的时候，蒙德利哥开始哭泣，而盖神父走上前，用拥抱的方式，让他体会到宽恕的爱，而印第安人终于把那把复仇的刀变成了宽容的工具，割断了绳索，沉重的包袱终于顺着河水漂走。一把刀是杀人的武器，也是宽容的证明，从此让蒙德利哥真正得到了灵魂的救赎，他变成了虔诚的传教士，“只求耕耘不求回报”，手上的武器最终变成了经书，甚至面对那一只被印第安人捕获的小野猪，蒙德利哥也不再进行屠杀。所以在盖神父的世界里，无论是原始落后的印第安人，还是心灵罪恶的蒙德利哥，他都用自己的方式，让他们皈依上帝，让他们拥有信仰，让他们感受到爱。
但是在这片原始、自然纯朴的土地上，并不只有音乐带来的文明，并不只有爱带来的信仰，盖神父的背后是红衣主教，红衣主教背后是教会，教会背后则是殖民者，同样是来自西方，同样对印第安人的生活带来影响，但是那些拿着枪炮的殖民者带来的却是一种征服的暴力。耶稣教建立教会是为了让印第安人成为教徒，皈依上帝，但是这种平等的爱，实际上就是把印第安人看成了和欧洲人一样的教徒，而对于殖民者来说，他们关心的永远的土地和财产，永远是等级和利益，所以印第安人在他们眼中只能成为奴役的对象。
政府代表的萨贝卡向被西班牙国王派往这个地区的红衣主教提出，要接管印第安人的教区，并且声称这里没有奴役贩卖现象。而接管意味着赤裸裸的征服和占有，实际上对于红衣主教来说，他内心也充满着矛盾，是代表上帝的使者给印第安人送去像盖神父一样的爱，还是在朝廷的压力下屈服，显然他最终选择了后者，尽管他欣喜于盖神父在印第安人教区里做出的贡献，但是当面对土著首领提出的质疑：“我们不明白，当初是上帝说让我们出来，为什么上帝现在又让我们回去？”他只能无奈地以“凭良心处理”来回答，而他知道，教会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免这一场斗争，所以他是妥协的，他要指出殖民者贩卖奴隶的蒙德利哥向萨贝卡道歉，而盖神父似乎也在这种两难境地里选择了妥协，他对蒙德利哥说的一句话是：“如果不道歉，=我们就会被他们抓住把柄，会以侮辱朝廷命官的罪名，被逐出教会。”在他看来，加入教会是感受爱、皈依上帝的唯一途径，而实际上，盖神父的内心还有另一种逻辑，那就是对抗不是一种爱，武力不是一种手段，在上帝的荣光里，没有争斗，没有暴力，没有流血。
这是一种平等，所以他放弃了向那些用枪炮接手教区的殖民者抗争的机会，也阻止重新拿起那把剑的蒙德利哥加入的反抗者的行列，所以盖神父和蒙德利哥，选择的是两种救赎的方式，一种是以暴制暴，一种是用爱救赎。用暴力反抗暴力，是因为“上帝已经弃我们而去”，但是在盖神父看来，这是对于自己建立的爱的世界的一种背叛。当蒙德利哥准备带领印第安人抗击的时候，他请求盖神父赐福，而盖神父却拒绝了：“我不为你祈祷，如果你是对的，上帝自会保佑你；如果你是错的，我祈祷了也毫无意义。如果说强权就是公理，那么我也没有毅力在这枪的世界里活下去。”所以带着剑的蒙德利哥，和那些印第安人，和拿起武器的传教士一起，投入的是一种救赎。
但是即使在夜里偷来了殖民者的弹药和枪械，即使从水路和陆路设下了埋伏，但是在殖民者的坚船利炮中，这样一种反抗依然寡不敌众，印第安人被枪杀，传教士被杀死，甚至那一群跟着盖神父祈祷的印第安小孩和妇女也葬身在炮火中，教会被烧毁，而为了救人而被打中倒下的蒙德利哥，也分明看见了成群的死亡，听见了哭泣和叫喊，但是他无能为力，盖神父无能为力，教会无能为力。爱与信仰曾经帮助盖神父战胜了自然的险阻，曾经让蒙德利哥化解了仇恨，但是最后留在这片土地上的依然是鲜血，是死亡。
爱换回不来救赎，反抗换回不来尊严，而那些信奉上帝的人却被另一群信奉上帝的人所驱逐，所屠杀，所奴役，上帝到底在哪里？信仰到底有什么作用？在这个现实面前，其实最为痛苦的依然是给圣上写信的红衣主教，看见了他们的死亡，他却还活着，这样的活着实际上也是一种亵渎，一种玷污，而一切的矛盾无非归结为他曾经的疑惑：“假如我们没来，这些印第安人是否会过的更好？”如果没有文明的输入，如果没有信仰的传播，如果没有利益的驱动，如果没有殖民的征服，他们拥有的是自然，是原始，是纯朴，是自我世界的繁衍，但是这只是一个假设，当村子被大火吞噬，当生命在枪炮声中陨灭，只剩下那些印第安的孩子，他们从河里捞起那一把小提琴，登上小舟，重新进入到茂密的原始森林，或者他们会重新建立自己的家园，会重新繁衍生息，但是当世界已经被打开，无论是信仰还是爱，都已经无法回到从前，这或者也是文明带来的最大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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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前： 冰化成河，爱如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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