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9-12《奥兰多》：只为愉悦自己而写作
比起1588年她初见它时的模样，如今的大橡树更高大、更粗壮，也更龙蟠虬结，但它依然茂密，在风中飒飒抖动的锯齿边小树叶，依然在枝头茂盛繁密。
——《第六章》
1588年已远，它对于1928年来说是另一个时代；那个叫奥兰多的男人已远，挥剑砍落摩尔人的少年、遇见诗人捧着玫瑰花的少年，都已经属于远去的时代；甚至成为奥兰多的女人也已经变成了过去，一个混迹于吉卜赛人的女人、典雅高贵的夫人、索群离居的贵妇，文学的女赞助人，这些也已经被时代的尘埃湮没……时代变了，少年长大了，男人变成了女人，当这一切在四百年的风云变幻中成为了新的存在，是不是应该遗忘？是不是需要重新开始？
的确，在1928年的奥兰多站在山顶上的时候，就想着要带一把小铲子来，然后掘开浅层的土，把这本写了近四百年年的诗作埋进土地，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这是一部在题辞上布满了艺术家签名的书，因为这是一部获得了称赞和奖金的书，因为这是一部出版了七版的书，它是美誉、名望甚至和一张二百基尼支票有关的书，奥兰多将它埋葬，就是埋葬四百年来的的荣誉和地位，甚至就是埋葬过去的那些时代。但是她并没有把书埋掉，而是随它的书页在风中散乱。一本名为《大橡树》的诗集，一部写给这棵高大大橡树的诗，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大橡树本身，用几个世纪的时间写就的一部关于自由、自然、浪漫和美好的书，而这不正是《大橡树》本身就具有的价值？而《大橡树》和山顶上这棵大橡树所构成的正是一种同一性关系：当时代在四百年前不断变迁，当自己的性别发生了改变，但是大橡树还是初见时的模样，在更高大、更粗壮、更茂密中，它从来就是不变的大橡树，树历经了岁月的洗礼而不倒，那么其他所有的变化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变？
奥兰多让诗集随风散乱而与自然融为一体，奥兰多站在大橡树旁高声呼唤着爱人谢尔莫丁的名字，奥兰多看见谢尔莫丁的飞机在头顶上飞旋就像她梦见过的那只野鹅，一切回归到自然、自由和爱的世界，她也在四百年的人生历程中找到了真正的自我，“所有这些自我千姿百态，各不相同，她可以呼唤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千百个自我是变化的自我，但是任何一个却又是不变的自我，就像大橡树，就像诗集，就像爱人谢尔莫丁，就像野鹅，终于，在1928年10月11日星期四，当午夜十二点的钟声响起，奥兰多走向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归宿，而这个“现在”的归宿也属于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奥兰多传记的作者，一个以四百年的目光审视女性写作的作者。
于是，问题便落在了这“变”与“不变”之间，奥兰多的四百年，究竟是一场向前的远行，还是一次向内的回归？当伍尔夫让她从伊丽莎白一世走到维多利亚女王，从少年宠臣走到土耳其外交官，从昏睡七夜之后的夫人走到结婚生育的贵妇，这变化本身便构成了奥兰多生命中最辽阔的风景。可风景愈是辽阔，愈显得某些东西正在远去，那是一个弘扬骑士精神的时代，少年奥兰多“正挥剑劈向一颗悬挂在房椽上的摩尔人头颅”，头颅在微风中轻轻摇晃，风从阁楼的房间穿越而过，永无休止地吹拂着；先辈们从无数人肩上砍下肤色各异的头颅，带回来悬挂在房椽上，奥兰多发誓要追随先辈的脚步。然而，当骑士精神只是地位、功绩和荣耀的代名词，当“所有的杀戮征战、杯觥交错、尽情欢爱之后，所有的奢靡浮华、驰骋狩猎、酒醉饭饱之后”，留下的不过是“一具骷髅；一截手指”，骑士精神便无可挽回地没落了。
这没落并非无声，它首先落在奥兰多对萨莎的爱情上，当他看着那位莫斯科公国的公主，他身体里凝固的血液融化了，血管中的冰化为了美酒，他听到水在流淌，鸟在啁啾，春天来了，将冬天的萧瑟一扫而尽。可是，当第十二下钟声响起，当桅杆顶上飘荡着黑鹰旗，莫斯科公国使团的大船正准备驶入大海，奥兰多怒火万丈地飞身下马，站在没膝的水里，痛骂那个背信弃义的女人，洪水旋转着奔涌向前，将他的谩骂席卷而去，只在他的脚边留下了一只破罐子和一根稻草。爱情的无疾而终，恰恰是时代精神没落最私密的伤口，而更大的伤口在文学上：尼古拉斯·格林断言文学的伟大时代已然逝去，他越是谴责自己所处的时代，就越是自鸣得意，奥兰多被这番高谈阔论怔住了，他对这位客人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既喜爱又藐视、既钦佩又怜悯，还夹杂着一些难以名状的东西，有一点惧怕，还有一点着迷。就在读了格林那篇《乡间贵族访问记》的当晚，他将自己的五十七部诗作全部投入了熊熊烈火，唯独留下了《大橡树》，那是他童年的梦想，篇幅很短，文学在滥情中变成诗人和批评家攫取名望的工具，而那场史学家们所称的英伦诸岛所经历过的最严重的冰冻，飞鸟在半空中被冻僵、像石块一样坠落地上，便不再只是天灾，而成了对时代精神没落最凛冽的折射。
然而，正是在这没落的最深处，奥兰多的生命发生了那场最奇异的翻转，他伸了伸懒腰，站起身来，全身赤裸，笔直地站在我们面前，当号角不断吹响，“真相！真相！真相！”我们别无选择，唯有承认：他是个女人。这并非简单的生理转换，而是一个寓言，她不是在抛弃了男人追逐的骑士精神之后变成固守闺房的女人，而是在“他是个女人”这一真相的宣告中，完成了男女一体的融合。她记得，当她还身为年轻男子时，坚持认为女性必须顺从，贞洁，体味幽香，衣饰精美，“如今，我自己不得不为这些要求付出代价了”，她想，“以我短暂的女性经历来看，女人并非一定生来就得顺从，贞洁，体味幽香，衣饰精美，这些优雅魅力都是她们按照陈规旧俗，经过后天努力而获得的，不然，她们的一生将毫无快乐可言。”于是她不耐烦地晃动着双脚，露出了一截小腿，桅杆上一位水手恰巧向下张望，不禁惊艳万分，竟一脚踏空，差点丢了性命。
| 编号：C38·2260818·2538 |
贞操、纯洁和谦恭三姐妹透过门缝向里张望，把一件像毛巾一样的衣袍扔给赤裸的她，可衣袍落在了离奥兰多仅几英寸的地方，她泰然自若地进了浴室。伍尔夫让真相之神、坦率之神和诚实之神守护女人的忠贞，实际上揭穿了男权社会对女性顺从的要求；奥兰多从男人变成女人，是对男权思想的一种反抗，更是在男女差异中寻找一种平等。但伍尔夫并未止步于此，“赞美上帝，让我成为女人！”她高呼，她几乎到了以自己的性别为荣的痴迷境地，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到了这个地步，都已无可救药，她时而是男人，时而是女人，她了解两性的奥秘，也明白两性的弱点。
可是，性别转换只是奥兰多发现自我的开端，而非终点。真正的发现，发生在她离开土耳其、混迹于吉卜赛人之间的那段岁月。吉卜赛人待奥兰多亲如一家，这是他们待客的最高礼遇，她深色的头发和肤色也使人相信，她生来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兴许是一位英国公爵在她幼年时把她从一棵坚果树上掳走了，带到了那个蛮荒的国度，那里的人们体弱多病，不堪野外生活，只能窝在房子里。在那片辽阔而粗粝的自然中，她第一次开始追问：什么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吉卜赛人看重的是羊群、山峦和星辰，他们对功名、头衔和财产毫无兴趣，当奥兰多试图用她所熟悉的婉转方式，指出吉卜赛生活的粗俗和野蛮，不久，他们之间的嫌隙加深，这种观念上的争端足以引发流血和革命。她终于发现，自己既不属于吉卜赛人的世界，也不完全属于英格兰的宫廷；她既不是纯粹的男人，也不是纯粹的女人。她是一个被两种文明、两种性别同时抛出的存在。于是她热泪盈眶，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回了吉卜赛，对他们说，自己第二天一定得乘船返回英国了。这不是逃跑，而是一次清醒的认领——她认领了自己的复杂，认领了自己的矛盾，认领了那个无法被任何单一身份收编的自我。
回到英格兰，她面对的是更残酷的现实。三个大官司都是在她离开英国期间提起诉讼的，对她的主要指控是：她已经死亡，因此名下不再拥有任何财产；她是女人，因此与前面一条的情形一致；她曾是一位英国公爵，娶了舞女罗西娜·佩皮塔为妻，并育有三子，如今这三个儿子宣称其父已故世，父亲的所有财产应归他们所有。在一切都悬而未定的情形下，在她是死是活，是男是女，是公爵还是平头百姓都不确定的情形下，她从伦敦回到了她乡下的庄园。“我成熟了，”她想，边想边端起蜡烛，“我正在失去某些幻想，但说不定还会产生别的幻想。”成长是一个不愉快甚至令人烦恼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她一边想，一边把腿伸到火堆上烤火，现在不必顾忌有水手在一旁觊觎了，她在往事中追寻着自我的成长过程，那感觉仿佛行走在一条两边高楼林立的林荫道上。正是在这漫长的诉讼与等待中，她逐渐看清：所谓身份，不过是法律文书上的一串头衔，所谓性别，不过是衣服穿在我们身上之后重塑我们心灵、头脑和语言的某种象征。她曾在奈尔、普鲁、凯蒂、露丝这群姑娘中间弄明白，这群可怜的姑娘有一个自己的圈子，她们每个人都讲述了自己的坎坷经历，讲述自己何以会沦落到如此境地，她们中有伯爵的私生女，还有一位曾与国王有过超乎寻常的亲近关系。奥兰多的差事就是负责源源不断地为她们提供宾治酒，而她们则围坐在宾治酒碗的四周，讲了很多动听的故事，也发表了不少精彩的言论。在这些被主流社会驱逐的女人身上，奥兰多看到了另一种真实——她们没有财产，没有名分，却有着比宫廷更鲜活的言说与更自由的灵魂。
而真正将她从漫长飘荡中锚定的，是那片荒草地。当“人人都成双成对，惟我孤身一人”，她心中默念着，郁郁寡欢地从庭园里走过。“我找到我的终身伴侣了，”她喃喃自语道，“就是这片荒草地。我是大自然的新娘。”她轻声说道，她如痴如醉地依偎在草地冰冷的怀抱中，蜷缩在斗篷里，躺在池塘边的一个低洼处。在黎明斑驳昏黄的天光映衬下，她看到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身影骑在马上，鸻鸟围着他上下飞舞，那男子吃惊地勒住了马。“夫人，您受伤了！”他一声惊呼，跳下马来。“我已经死了，先生！”她答道。几分钟后，他们订了婚。翌日清晨，当他们共进早餐时，他告诉她，他叫马尔默杜克·邦斯洛普·谢尔莫丁，是一位骑士。但她的话刚一出口，便有一丝可怕的怀疑同时产生在他们两人心里。“你是女人，谢尔！”她喊道。“你是男人，奥兰多！”他喊道。接着就是辩解和表白，那情景亘古未有。这一刻，奥兰多终于明白：真正的自我发现，不是找到一个完美的答案，而是学会与矛盾共处，与困惑共处，与那个不断在男女之间、在宫廷与荒野之间、在文学与生活之间摇摆的自己共处。她不再是那个被女王宠爱却不知自己是谁的少年，也不仅仅是那个在土耳其昏睡七夜后仓皇变成女人的存在，她是所有这一切的总和，是那个能够同时听见羊铃与钟声、同时看见牧场与海洋、同时闻到草香与硝烟的女人。
于是，这部传记便不再是女性主义的宣言，而更接近一份关于作家使命的沉思。“作家与时代精神之间的交易可谓奥妙无穷，作家作品的命运全都取决于作家与时代精神之间达成怎样的协议。”不论男女，作为一个作家和诗人，他或者她需要的是和时代一同呼吸，文学不是那些时代的文人获得名望、荣誉的工具，而是让文学洞察时代、批判时代，更在时代之变中找到文学之不变，这就是自由、自然、爱，而这一切归于那个从自我出发的主体，“如果我为了取悦格林或缪斯而再写一个字，或试图再写一个字，我将遭天打雷劈，”他发誓说，“从今往后，无论写什么，无论多么平淡无奇，我都只为愉悦自己而写作。”
奥兰多近四百年写就的《大橡树》就是为愉悦自己而写的诗集，同样伍尔夫也通过这部传记回答文学写作的意义问题，而回答的方式，本身就是一场革命。这是伍尔夫第一部冠以“传记”的作品，“像小说那样去写”对于传记来说无疑就是她所说的“革命”，她曾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我突然想到一种方法，可以在一夜之间使传记写作发生革命。”她通过“心理时间”与现实时间的不同，将传主的一生延续至将近四百年，完全有悖于现实生活中人类生理时间的真实状况。在塑造奥兰多这位由男而女、时男时女的人物形象的过程中，表达了她对双性同体的赞美；通过奥兰多，读者也许还能听到伍尔夫以冷嘲热讽的口吻对时代精神、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文坛以及对帝国和现代性等提出的尖锐刻薄的批评。可更值得注意的是，伍尔夫不是以传记作者的身份为奥兰多作传，不是以俯视的目光看待四百年的变迁，而是让作者也成为其中的人物。
写到这里，传记作者遇到了难题，与其掩饰这一难题，还不如坦然承认，讲述奥兰多生平经历所依据的材料，无论是私人文件还是历史记载，都能满足传记作者的基本需求，然而眼下，我们遇见了一道绕不过去的坎，一段难以回避的情节，但它既模糊又神秘，而且又缺乏文字记载，所以说不清道不明。我们的任务很简单，只须陈述已知的事实，然后让读者去尽情发挥。虽然传记作者对此类事情不便详尽展开，但对于读者来说，仅凭散见各处的蛛丝马迹，便可清晰勾勒出一个活人和生活环境，从我们的絮语细言中便可听到逼真的声音；常常是我们什么都没说，他们已可真切地想象出奥兰多的模样，无须片言只语的引导，他们也能准确把握他的想法，我们正是为这样的读者而写作。
这份“为这样的读者而写作”的宣言，恰恰将作者、传主与读者三者缝缀在了一起。传主的原型一般认为是伍尔夫的好友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薇塔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小说家和诗人，和奥兰多一样，她虽然出身于英国古老贵族家庭，其父亲是勋爵，但其中混有非贵族的血统；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和奥兰多一样，喜欢易装，并具有双性倾向，虽然身为女性，却在心理和行为上表现出明显的男性特征，刚柔相济，且颇具古典贵族气质和骑士风度。但是从原型到传主，伍尔夫完成了一次超越，奥兰多通过伍尔夫而被复活，伍尔夫也通过奥兰多而言说，作者和传主完成了合一，这是伍尔夫对于时代、女性、文学的一份革命书，而读者进入奥兰多的心灵世界，经历的却是伍尔夫的心路历程。在这心路历程的最深处，站着的正是那个挥剑砍落摩尔人头颅的少年，那个遇见诗人捧着玫瑰花的少年，那个站在大橡树旁呼唤爱人的女人，以及那个以四百年的目光审视女性写作的作者——他们千姿百态，各不相同，她可以呼唤它们中的任何一个，而每一个，都是那棵不变的大橡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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