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0-07《长短经》：各因其时而建功立德

论曰：班固九流，其九曰杂家，兼儒、墨、名、法。《傅子》九品，其九曰杂才，以长讽议。由是观之，杂说之益，有自来矣。故著此篇，盖立理叙事，以示将来君子矣。
      ——《定名》

“夫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辨。”所谓“定名”，就是运用语言将思想表达出来，就是将它与别的事物区别开来，然后就是认识和鉴别，就是交流，“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称也。”当赵蕤以此定义“定名”背后语言的作用，以及语言和思想表达之间的关系，的确很有西方语言转向之后的意味，一个唐朝人能发现语言的本质意义，实属不易。但是它当然没有真正实现语言学转向，他之所以强调“欲辨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就在于指向一种具体可操作的“名”，那就是道、德、仁、义、礼、智、信。

“夫道者，人之所蹈也。居知所为，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动知所止，谓之道。”这是对“道”的定名，之后是“人之所得”的“德”，“爱也”的“仁”，“宜也”的“义”，“履也”的“礼”，“人之所知”的智和“人之所承”的信。关于道、德、仁、义、礼、智、信的定名其实就引用自黄石公所著的《素书·原始章》，但赵蕤并没有标注出处，而在对道、德、仁、义、礼、智、信进行定名之后，他又增加了“术”的定名，“见本而知末，执一而应万，谓之术。”术既能见本知末，又能执一应万，其实它似乎比儒家所提倡的道、德、仁、义、礼、智、信具有更大实用主义的意义。虽然赵蕤没有进一步阐述“术”，但是之后的“定名”可以视为对“术”的具体演化：他引用《说苑》中的说法定名了顺、谀、忠、乱、谏、诤、辅、弼；引用《庄子》里的话定名了佞、谄、谀、谗、慝、险；引用古语指出了和、同、夺、伐、暴、盗、虐、野、逆、法、狂、惑的不同；引用太公之言又言说了残、贼、蔽、塞、虚、愚、命、风、俗……当然，最后他也指出了定名的弊端，那就是“钩银析辞”，也就是有些事物因为太过怪癖，所以词语很难将其本质表达出来，造成了名不符实，否则，“定名之妙也”。

指出语言对食物命名和思想表达的意义，指出定名存在的弊端，赵蕤的命名学也并不是在“白马非马”名家意义上说的，而他之所以引用不同书籍的不同说法和不同定名，实际上就是阐述“杂说”的意义——《定名》这一篇章就在卷八《杂说》之中。班固将各学派分为九流，杂家为第九家，但并不是一种贬低，而是如术一样“见本而知末，执一而应万”，因为它恰恰兼容了儒家、墨家、名家、发家等诸子百家的观点，同样《傅子》提出了九品之所，虽然杂才也被放在了第九品，但是杂才擅长讽谏议论，这也是杂说的优点，所以赵蕤将第八卷命名为“杂说”，也就是在博采众长中达到补偏救弊的目的，并以此给“将来君子”提供经世致用的借鉴意义。而通过“杂说”的方式立理叙事并非只是这一章的目的，可以说纵观《长短经》，赵蕤就是通过“杂说”的汇集阐发权变之道。

《长短经》又成为《反经》，被誉为“小《资治通鉴》”，它的思想核心就是集诸子百家学说于一体，系统性融合了儒、道、法、兵、名、纵横、阴阳等多家思想：他提出“仁义赏罚”的治国根本，就是儒家思想的体现；他吸收“无为而治”的君道内核，是道家思想的接纳；他沿袭商鞅、韩非的变革脉络，强调法家思想‌在治国中的作用；他在《七雄略》中回顾了战国纵横家的王霸止血，结合历史兴衰案例，系统阐述了外交博弈的实操策略；而在第九卷的《兵权》中，64篇军事专论，从《出军》到《练士》，从《天时》到《地形》，从《势略》到《攻心》，系统整合的完整军事体系，虽然是兵家思想的体现，但几乎就是对《孙子兵法》《司马法》《武经》《太公兵法》的简单搬用。而赵蕤之所以容纳各派学说进行“杂说”，并不是简单汇集和搬用，打破单一学派的僵化局限，他其实在这本书中所贯穿的是一种“天地变化，必有阴阳”的核心辩证观，正如书名“长短经”，将长和短并置在一起，既是各取所长的融合，也是长短相生的矛盾统一。

第一卷为《大政》，是对国家治理的系统阐述，但无论是《大体》还是《任长》，《品目》还是《量才》，《知人》还是《论士》，都体现了一种动态的、辩证的思想，老子说：“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指出了常规方法、器变莫测的方法和无为之法的区别；荀子说：“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这就是人主和匹夫的职责不同；傅子说：“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己而正矣。”士大夫、诸侯国君主、朝廷三公也都有各自的职责，只有大家各司其职才能治理天下。这里就有了一种各取所长、各尽其才的思想，尧“使九子各授其事”最后统治了天下，汉高帝说：“夫运筹策于帏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所以赵蕤认为，君之体就是设官分职，就是委任责成，就是好谋无倦，就是宽以待众，就是含垢藏疾，“君有君人之体，其臣畏而爱之，此帝王所以成业也。”

编号：W84·2260918·2559 作者：[唐]赵蕤 著 出版：光明日报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一版 定价：29.80元当当6.30元 ISBN：9787511262912 页数：188页

所谓“任长之道”就是“各有所宜”中发挥各自的才能，所谓“品目”就是“既知其名，又知其实”中治道，所谓“量才”就是在参差不同中发现优点避免差错，通过验志、观诚、听气、察色、考志、测隐、揆德等方法达到“知人之道”，“知人识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如此种种，赵蕤针对的都是简单、静态的治理和用人观，各取所长就是去其所短，让上至国君下至臣民，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这样才能达到“大政”的目的。而第二卷《德行》中的《臣行》和《德表》所提出的“六正”和“六邪”，是一种补充，但也是对人臣的具体分类，在区别对待中才能最后达到治国的目的，“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

而真正体现赵蕤思想的则是《权变》，在这里矛盾甚至对立就完全体现出来了，在《是非》章中，他指出，“夫损益殊涂，质文异政。”损和益是两种相异的方法，质和文也是不同的治国方略，有人“权以经纬”，有人则“敦道镇俗”，那么什么是对的什么又是错的？《越绝书》上说：“炫女不贞，炫士不信。”也就是说对炫耀姿色的女人和自我夸耀的士人度不能相信，但是《汉书》上却说“大行不细谨，大礼不让辞”，也就是说真正做大事的人不会拘泥于小节；黄石公说：“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而司马错却完全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人；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后王业随之。”古话说“忠无不报”，《左传》上却说：“乱代则谗胜直。”俗语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但是俗语又说：“交接广而信衰于友，爵禄厚而忠衰于君。”

这就是“是非”所呈现的矛盾甚至完全相反的观点，“是故前志垂教，今皆可以理违。”面对这一情况，赵蕤就进入到了“适变”的核心观点之中，“法宜其时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时事在变，法也应该改变，“是则法与时诡，而时与务易。”所以治理国家既不能仿效古人，也不能迷信今人，“故知若人者，各因其时而建功立德焉。”他回顾了从五帝以来的治理之术，这其中有王者之术，“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礼仪，而威以刑诛，使知好恶去就。”有霸者之术：“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术。”也有“不言之令，不视之见，圣人所以为师”的黄老之术，有“为衣服不可不节”的墨翟之术，也有“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的商鞅、申、韩之术……这些治理之术所呈现的是一种异，但是异中有同，“虽经纬殊致，救弊不同，然康济群生，皆有以矣。”所以重要的不是“不论时变”选择一种治理之术，而是要根据时事的变化辩证地看待问题。

“夫事有趋同而势异者。非事诡也，时之变耳。”在《时宜》中赵蕤再次强调了变化的观点，无论是异形、异势还是异情，都需要根据形势灵魂运用，“随时变通，不可执一矣。”而在《杂说》中，赵蕤更是将这种“长短”的辩证思想从治国延伸到更广大的领域，在《忠疑》中他认为要辩证的看待忠诚还是怀疑，“夫毁誉是非不可定矣。以汉高之略，而陈平之谋，毁之则疏，誉之则亲。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绳之以法则为罪，施之以德则为功。知世之听者，多有所尤，多有尤即听必悖矣。何以知其然耶？”听取别人的汇报，可能会发生判断失误，甚至因为视角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观点，“从城上视牛如羊，视羊如豚，所居高也。窥面于盘水则圆，于抔则階。”所以是非标准并非恒定不变，但是“世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以对于忠疑者“不可不察”。《用无用》阐述的是“无用之为用也大矣”，《恩生怨》则指出了“故知怨也者，亲之也；恩也者，怨之所生也”的转化，《大私》是不私而私的统一，“夫惟不私，故能成其私；不利而利之，乃利之大者矣。”《功拜》更是举出了因过以为功、因祸为福转败为功的实例……所以一切因时而变，一切因势而异，“是知世之君子，未必君子；世之小人，未必小人；世之礼让，未必礼让。夫势运者，不可不察。”

赵蕤在《长短经》中主张“守经”与“行权”的动态平衡，“经”‌ 是恒久的道义底线，核心指向安民固本、坚守大义，是不可动摇的价值根基，而“权”‌ 是因时因势调整的策略手段，要求“与时迁移，应物变化”，避免教条僵化，二者不可偏废。在这种动态平衡中，提出了对立转化的辩证思想，强调了恶因时制宜的辩证实践，阐述了长短互见的辩证认知，从而构筑了朴素的辩证体系。但是这些体系并不只是赵蕤在“纸上谈兵”，他在《霸纪》中更是对现实问题进行了阐述，“臣闻天下，大器也；群生，重蓄也。器大不可以独理，蓄重不可以自守。故划野分疆，所以利建侯也；亲疏相镇，所以关盛衰也。”他把天下比喻为庞大的容器，这个庞大的容器就不能只由一人单独管理，所以要划分疆域，要分封诸侯，他对比了周朝的封建制和秦朝的郡县制，认为这两种治理方式各有弊端，要根据具体现实做出判断，但是赵蕤立足于唐朝的现实，他做出的判断是：“但经始图其多福，虑终取其少祸，故贵于五等耳。”在他看来，只有郡县制的国家布衣百姓容易萌生篡逆之心，他考察汉朝七子之祸、三国之乱，认为都是这种制度惹的祸，“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大都偶国，乱之本。”而现在的情况是，“今专城者，皆提封千里，有人民焉，非特百里之资也；官以才居，属非肺腑，非特毋亲之疏也；吴据江湖，蜀阻天险，非特山海之利也；跨州连郡，形束壤制，非别偶国之害也。”一旦发生变化就会出现像七国之乱这样的祸端。

“有国者不可察”，而赵蕤的提醒就像是一句预言，他生于659年卒于742年，主要活动在盛唐时期，但是在他去世十余年后就发生了唐朝从盛到衰的安史之乱，而安史之乱的一大原因就是节度使权力膨胀、中央控制力削弱，虽然赵蕤并没有真正预见安史之乱，但是通过对历史规律的总结看到了问题所在，这在思想上形成了一种共通，而《长短经》之所以被称为“小《资治通鉴》”也在于它具有的辩证思想对时事的洞察能力，以及这种能力对后世的借鉴意义，“以示将来君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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