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0-18《诊宗三昧》：须迅扫胸中积染
故所见之证，亦多相类。而人之所禀，各有偏旺偏衰之不同，且有內戕神志，外役肢体，种种悬殊，脉象岂能如一。
——《口问》
《口问》一十二则中，有人问张璐的问题是：“有病同而脉异，病异而脉同，病同而治异，病异而治同，何也？”病同却出现脉异的现象，相反，病异却可能脉同，同样还有病同却有不同的治疗方法，不同的病却又有相同的治疗方法，在异同之间，所呈现的是病证、脉象和施治的复杂关系，张璐对此的说法是：如果是病同而脉异，那是因为，“人在气交之中，所感六淫七情，八风九气，一时之病，大率相类。”也就是说，病因相同，病证相似，但是脉象却并不相同，因为人的禀赋不同，偏旺偏衰也不同，内关涉人的神志，外取决于肢体，是为悬殊，怎么可能出现脉象统一呢？也就是说，在病证和脉象之间并不能建议一种完全对应的关系，而张璐之所以否定脉象之一致，就在于否定“一”的同时建立了一种权变的观念，它是对“一”的破解，也是对“一”的丰富，而这种破一的观念，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极强的创新意义。
张璐举例失血证，“脉有浮大而芤者，有小弱而数者，伤胃及藏之不同也。”这说明同样是失血证，脉象有浮脉、大脉、芤脉，也有可能是小脉、弱脉和数脉，脉之不同就证明病理之不同，为气虚证有“气口虚大而涩者”，也有“气口细小而弱者”，那是因为“劳伤脱泄之不同也”。同样如果出现脉同，也需要对病证进行诊察，“内伤夹外感，阳证夹阴寒，虚中有实结，新邪挟旧邪，表里交错，为患不一。”这也是对病证之“一”的打破；病同而异治，则有可能是因为风气引起、时气引起，或为疟利之病，或为內伤虚劳之病，一开始的病证往往相似，但每个患者的身体素质不同，也就需要不同的治疗和条理方法；病异而治同，则是因为病证虽然看起来不同，但是都是邪正虚实的问题，比如，伤寒病是尺中脉迟之营气不足引起的，阳邪内陷导致腹中痛，虚劳里急造成悸衄失精，都可以用“小建中汤”来治疗，难道必须用一方主治一病这种机械的方法？
无论是脉象不应如一，还是“为患不一”，或者对“一方主治一病”的质疑，病同而脉异、病异而脉同、病同而治异、病异而治同，这几种异同之间的关系都需要灵活运用，这就是张璐所谓的“权变之用”。而一本《诊宗三昧》实际上就是对这种不权变的诊治方法提出的质疑。《诊宗三昧》是明代医学家张璐博采历代医学家之长，融入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对脉象形态、主病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而他不论立诊为“宗”，以三昧为水，就是要破除一直以来为“一”的诊察弊病。在《宗旨》一章中，张璐感慨中医之学走进了迷途，“崇古圣人立一善政，后世辄增一害民之事，只今伪君子之风，良由文字。”在他看来，之所以曾经的善政变成了“害民之事”，就在于“一有小剧，即从事于医药。往往贪生失生，深可哀悯”，很多人不明白前车之鉴的教训，也不敢进行新的尝试，所以本来从医是为了救人姓名最后却害了命。他认为当世从医者犯了三种“病”，一种是藉世医之名，“绝志圣学，株守家传，恣行削伐，不顾本元”，他们所犯的错误就是“未闻大道”；第二种则是“弃儒业医”的医生，“徒务博览，不卒浉傅，专事温补，极诋苦寒”，所犯错误就是“不达权变”；第三种则是欺世盗名的医生，“藉口给之便佞，赖声气之交通，高车炫术，曲体趋时，日杀无辜以充食客之肠，竭厥心力以博妻孥之笑，斯皆地狱种子，沉沦业识之故。”
| 编号：H51·2260918·2565 |
看起来最后一种医生直接戕害性命，是地狱的种子，但在张璐看来，三种人所患的三种病都“非药可除”，而指出这三种病，张璐当然是要破中有立，“吾今伏医王力，运六通智，开个教外别传，普救夭扎，底微妙法门。”用医王的力量、六通的智慧，开教外别传就是要普救夭折之微妙法门，而这一法门的真正宗旨就在于“迅扫胸中积染”——也就是对于“一”的执著，“若能顿然超悟，立正宗风，何虑不直接南阳先师一脉乎。”这便是张璐“开宗立派”的出发点，而在《医学》一章中，他指出了自己真心向道的目的就是“以天下生民为己任”，要入宗派就要有明师，有明师首先要头绪清醒，“头绪不清，审证必不能确。审证不确，下手亦无辣气，安望其有转日回天下之绩乎。”在他看来，《灵枢》《素问》《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四经是医门之正法眼藏，但是这四经义深辞简、质奥难明，一般人如果只是随人做解很可能变成新的障碍，而对于脉学，张璐则认为自古至今“曾无一家可宗者”，而这也意味着他说开创的“诊宗”势在必行，“只今诸方云集，向某问个脉法大义，吾当以三昧水涤除尘见，显示个头头是道底活法活门，不涉纤微陈迹，便可言下荐机，学者毋以余言为尚异也。”
开派立宗是为不让人流入异端，“三昧之水”是为了涤除尘见，“诊宗三昧”作为“头头是道底活法活门”并不是一种刻意的标新立异，张璐认为自己所讲的脉法要义“不外乎轩歧仲景，祖祖相承之心印”，正是因为这是正宗心传，所以要和世人所说的“七表八里”的刻板脉法相区别，“趋舍殊途，宗旨迥乎角立耳。”张璐宗旨、医学论中的“教外别传”“微妙法门”“顿然超悟”以及“三昧水”都有极浓的佛教色彩，但是很显然当他指出医生之三病之“弃儒业医”时，就表明他真正的身份是一个儒家学者，实际上张璐精于医药通晓儒学，“墨通家弟郭琇撰”的《序》中的阐述就充分体现了一种儒学思想，“夫人身犹天地也，天地失和，则宇宙为殃；人身失和，则四体为病。”人身就是天地，所以，“心为君主，君失其治，则宇宙灾困；心失其养，则四体疾疢。”而当人体患病，就像国家需要良相一样，医生就是良医，“然相失政则残民，医误治则残命，相之与医，岂易言哉。”他更是形象地将人身和天地形成了对应关系，“盖天地之九州，人身为九窍；天地之九野。人身为九脏。又石为之骨，土为之肉，江河为血液，草木为毫发，道路为脉络，风为气，雨为汗，雷为声，凡此则人身无不合于天地者。”
“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治病救人就是一种对天地的治理，而郭琇在治邑江城的时候遇到了张璐，张璐就和他说起了脉络在人体中的重要作用，“两寸为心肺之关隘，一身之所主，犹君相之都邑，天下之总会。故天下灾无不肇于都邑，一身病无不形于两腕也。人之六脉，犹廷之六部，天下刑赏与罚，莫不由此。”良医就是良相，其宗旨，其医学，就体现了这种天地、君主、都邑的整体观，而脉象在张璐看来，之所以取决于三部，之所以知晓脏腑经络诸病，也在于一种整体性，“脉本营气所主，为气血之源。故能出入藏府，交通经络，行于肯綮之间，随气上下鼓动。”持指而知脉象，这是一种表象，但是它却又性灵所发，“盖脉之显著虽微，而所关最钜。其受气在混沌未分之先，流行在胚胎方结之际，天地万物，靡不皆然。”璇玑玉衡、江海潮汐，这是天地脉象的常态，而白虹贯日、洪水滔天则是天地脉络的病态，电闪雷鸣，是天地气交的乱象，地震生毛，则是天地之变象，夏暑冬寒、南暄北冽，也都是天地阴阳之偏，所以人体之经络和天地之变化一样，“人在气交之中，脉象岂能无畀。时值天地之变，诊切安得不殊。”
既有一种整体观，又体现出变化的特点，在《色脉》一章中，张璐就指出了从色和脉进行辨证，“夫色者，神气之所发；脉者，血气之所凭。是以能合色脉，万举万全。”面对病患者匿其病情、以瞒医师的错谬做法，张璐认为，就需要从这种整体观和权变的思路中发现先机，“斯皆千古秘密，一旦豁然，询是临机应用，信手拈来，头头是道底第一义，稔须着眼。”在关于“脉位”的论述中，有人问：“以三部分别藏府，而大小二肠之脉，或隶之于两寸，或隶之于两尺，未审孰是孰非。”张璐就指出：“皆是也，皆非是也，似是而非者也。”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在似是而非中就要进行辨别，“变幻之机，靡所不至，岂复拘于部分哉。”对于《脉象》到底有没有一定之法，张璐举例说，有人从西南平陆而来，有人从西北渡水而来，有人从东南小路而来，大家从不同地方而来，“故不拘所从，皆可邂逅，否则觌面错过矣。”所以要想识别五脏诸病，就要识别五脏脉形，“当知医门学问，原无深奥难明处，但得悉其要领，活法推求，便可一肩担荷。又何必搜罗百氏，博览群书，开凿寻文解义之端，愈滋多歧之惑哉。”
于是在经络中就有了异于十二经的奇经八脉，“奇经，为诸经之别贯。经经自为起止，各司前后上下之阴阳血气，不主一藏一府，随邪气之满溢而为病，故脉之发现诸部，皆乖戾不和，是古圣以奇字称之。非若经气之常升，络气之常降也。”于是在常脉之外又有了异脉，“异脉者，乖戾不和，索然无气，不与寻常诸脉相类。”于是在病同时可能脉象相异，病异时可能脉象相同，病同时诊治相异，病异时诊治相同；于是在相似脉中要进行精准鉴别，弦脉明确区分“局部单部弦、一手偏弦”多为普通肝病、气机不畅，预后较好，而六脉全弦、毫无柔和胃气，是纯脏之邪、正气溃败的难治危兆，直接点出弦脉从普通病到死证的鉴别边界，钩脉对胃气的鉴别中，正常心脉是虚滑流利的钩脉，带柔和胃气，如果变成“喘喘连属、其中微曲”是钩多胃少，心气已损；完全变成瞥瞥虚大、前曲后居的状态，就是全无胃气的真脏脉，预后极差；于是，有了真假脉破除教条的案例，浮脉不都主表，沉脉不都主里，数脉不都主热；于是，妇人之胎脉就需要破除死守“左尺滑大为男、右尺滑大为女”的刻板规则，“古人虽有女子右脉常盛及女脉在关下之说，要非定论。”瘦人、经行后阴血偏虚的人尺脉常不足，反而会出现手少阴左寸动滑的妊娠脉，不能因为尺脉不滑就误判没怀孕。
如此种种，都是人体如天地之变，这是整体之变，也是局部之变，所以张璐的《诊宗三昧》注重整体观念在诊断中的运用，纠正了当时片面强调脉诊的倾向，而这种整体观和变化观就是一种“宗”，“或问诊切之法，何者为宗？”回答是：“诊切之法，心空为宗。得其旨，言下可了；不得其旨，虽遍读五车，转增障碍。只如日月，岂不净耶？”而那些盲人看不见日月，不是日月的过错，实为“盲者过”也。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109]
下一篇：没有了，返回『读·者』 ＠图书馆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暂无留言，快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