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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3·2020202·0614 |
| 作者：（法）夸特罗其 汤姆·奈仁 | |
| 出版：三联书店 | |
| 版本：2001年7月第一版 | |
| 定价：15.00元 | |
| 页数：208页 |
1968年5月的法国，爆发了现代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1968”也成为法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学生运动成为之后法国的社会危机，在民主、福利的口号下，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进行了冲击。“终结的开始”不仅仅是法国，在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里，终结的还有一种社会的激情和修辞。
“当最后一个资本家被最后一个官僚的肠子绞死，人类将手舞足蹈。”——另一面墙这样回应。
——安琪楼·夸特罗其《第十幕》
3月15日打开，3月17日合上，这是关于文本的一个完整过程，50年前的风暴，50年后的再现，这是关于时间的一个闭合状态。一本书，一本列在计划里的书，在五月风暴的50周年，在即将到来的3月22日完成阅读，其实并不是应景，也不是纪念，只是在“此时此地”的现在，走进一种历史的存在。但是，在从“一个当代寓言”开始的叙事里，在“工人回到工厂”的落幕中，在“完全无预期”的事件里，在“新世界已然发出第一声哭喊”的启示中，在“发生什么事了？”的记录里，在“为什么发生？”的思考中，一个闭合的时间总是被用来打破的，就像“法国1968”书名的后面是冒号，冒号的后面则是一种再出发的态度：“终结的开始。”
所谓吊诡，《前言》里说得清清楚楚：“我们关心的是这个革命本身，关心那年五月和六月在被打败的人们中所浮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远在巴黎之外的众多心灵。我们要使不信者信，使惧者产生希望，使沉睡者睡梦不安。”当不信者相信，当恐惧者产生希望，当沉睡者醒来，这不是结束，这是开始，安琪楼·夸特罗其说：“这个故事是个范例，不可能再度发生。”汤姆·奈仁说：“这个崭新的主体性和集体直觉在短短四周内，从一只眠蛹幻化为一个新世界的原型与愿景。”在这个“终结的开始”的现代寓言里，是不是“最后一个资本家被最后一个官僚的肠子绞死”，才能看见这样的新希望，才能开启新的时代，才能在终结中开始，才能让人类手舞足蹈？
“一个告诉我们如何，一个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史前史此地此时终结。”当最后一个资本家、最后一个官僚在五月风暴的舞台上成为历史的符号，当“我们的史前史”成为一个段落，那么谁是终结者？谁是开启者？那一面墙上写着的标语其实是一种回应，它指向另一面墙，“我们该少些不忍之心！”革命回应着妥协，行动回应着想法，开始回应着终结——这是“发生什么事”的第十幕，索邦的学校里写着“让想像夺权”，写着“艺术已死，莫为食尸兽。”写着“半吊子搞革命，无异自掘坟墓”，革命、死亡、权力、想象、艺术，当这些词汇成为五月风暴的关键词，那个舞台上的一切开始都是为了走向新的时代，当星期三傍晚的欧德翁剧院被成功接管，那上面飘扬起的是一面黑旗和一面红旗，那里有带着挫折焦虑的知识分子，那里有同情学运的布尔乔亚，那里有学生和工人，但是剧院里从来没有资本家，从来没有官僚。
红与黑的革命，是不是已经把最后一个资本家绞死了？是不是已经白最后一个官僚送进了坟墓？是不是人类已经开始手舞足蹈？只不过是一个中间过程，距离终结还有时间，距离开始则更远，但是当黑旗和红旗被插上，一种革命的颜色已经在五月的法国呈现出特殊的所指：同样是在欧德翁剧院，在安琪楼·夸特罗其的第三幕，“人们被冲击往四方逃逸。很多人被抓，躺在行人道上。欢愉的代价。火红与黑暗。”红色代表激进社会主义倾向，黑色代表无政府主义倾向，激情和无政府，共同指向索邦，指向南岱和大学，指向巴黎，指向法国，但是为什么四个学生会判刑？为什么公社会失去控制，为什么工人们被关进工厂？
“吻你爱人的时候，枪不要离手。”欧德翁戏院海报里这样说，从1968年三月二十二日的南岱和大学事件开始，枪始终握在手里，但是当那根革命的导火线燃烧起来的时候，当一个寓言发出了五月革命的前奏的时候，资本家和官僚，其实把他们都扣在一条黑色的锁链中。把事件还给事件，是关于教育，关于大学，关于制度，甚至只是关于兴建大学校园，某个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需要建造新的大学开始讨论，最好在巴黎郊区，当时的陆军部长麦斯莫对当时的教育部长佛谢说：“我在巴黎西边的南岱和有一小块地。你要用的话就拿去。”这或者并不是真正的导火索，当1968年的学校周围是烟囱、荒原、廉价的国民住宅和阿拉伯人葡萄牙人的荒村，是“女孩可以到男生宿舍而女生宿舍男人不得进入”，当学生打断米梭飞部长的演讲：“你的六百页的书里为什么性问题你连碰都碰一下”，当无名者在墙上写下“教授，您老了”的标语，一个早已存在的矛盾被激活了，掺杂着进步、规划、政治、文化、伦理，也无法远离极端分子、左派神话，当三月二十二日的学会占领行政大楼，大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革命歌曲《卡曼扭勒》的时候，红色的人群发出的自己的声音。
汤姆·奈仁说：“完全无预期”，为什么五月革命的势头是被在三月二十二日的那群称为“学生前卫队”的战斗者所鼓吹起来？为什么一直在布尔乔亚乐趣里的安分守己群体会变成“最激情的部分”？他的回答是：“状似潇洒无忧的学生是有痛苦，但痛苦的根源除了来自那个早就讲不通的零存整付的教育投资哲学外，也来自那个特别僵化、特别威权的法国高等教育情境。”看起来很美，当法国创造了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奇迹”，当法国式的“科技”神话在上演，当人民过上了布尔乔亚的“愉悦的生活”，甚至当戴高乐成为像伟人一样的政治家，为什么“这生产力之中早就内设了一重要矛盾”？为什么“完美”的生活会有革命的行动？
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最后一场喜剧”，却是“一出让人笑不出来的深刻喜剧”，“因为它和历史中的悲剧只是一线之隔。”革命不是因为物质的贫困，不是因为被剥夺的生活，甚至不是暴政，而是，“这个令人茫然若失的现代都会里最敏感、最受呵护的年轻心灵，本身竟是屠戮千万人与劫掠全世界的恶所灌溉出来的花；一群离经叛道之徒，完全否定一切既存意义。”从三月二十二日占领大楼，到四月十一日西德学运领袖鲁迪度西克遭狙击，从南岱和被关闭，到四个学生被判刑，从学生和教师再度集结于丹飞鹤须鹤，到游行喊出“打倒压迫”，这是一个狩猎季的开始，学生成为主要的反对者和抗争者，成为否定一切既存意义的群体。当他们在海报中要求“吻你爱人的时候，枪不要离手”，当他们在桑西叶喊出“立足现实，指向不可能”，当他们在索邦墙上写下“半吊子搞革命，无异自掘坟墓”，他们看见了社会这一朵塑胶花，他们发现了为法律与秩序而生的条子“族类”，他们把院长比喻成一只老鼠。但是不管是激进社会主义倾向，还是无政府主义倾向，他们在行动中就是用红色的革命来对抗黑暗的事物。
而当学生运动扩展到工人群体，是不是性质发生了改变？“半吊子搞革命，无异自掘坟墓。”所以把那些异化的工人发展到革命的队伍里，让他们从“薄薄的面包，重重的机器”的处境中挣脱出来，让他们从反叛变为革命，墙上的标语变成了：“商品是人们的鸦片。”变成了“他们在收购你的快乐。把它偷回来。”革命的公社在扩展。“星期一：全国大罢工。巴黎大示威。左翼全部动员。”第八幕似乎展开了一个全景的世界，而当这个全景的世界展开，戴高乐起床了，然后，“公社死了啦”——“如花一般的公社，就如花一般地被踩碎，就如花一般的死生一日。公社失去了它的领土，换得了它的将来。”但是，工会和政党开始聚集，学生还在聚集，“人民”走上街头，而布尔乔亚倚窗而立，“在这场事件里，学生为自己争得了行动据点，政党和工会则做完秀后全身而退，纸老虎政权安然逃脱一劫。”
剧院的红旗和黑旗在飘扬，激进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还在行动，学生为了接手大学而战斗，工人为了工厂而造反，但是在六万一千名国家宪兵、一万名预备队员、八万三千名警察、十六万八千名士兵的追捕下，在煽动群众、祭起种族和民族主义、挑起阶级仇恨的欺骗和威胁下，在三边磋商、讨价还价的解决中，“把工厂还给工厂”却成为了他们最后的监狱，“工人关在里面，从铁窗往下看。既是占领者，又是囚犯。红旗飘。”为了面包、尊严、民主，最后却变成了薪资“从原先的三百八十四法郎跳到五百二十法郎”的承诺，“雷诺厂说不，雪铁龙说不，贝赫立叶说不”，最后在筹建新政府的大局面前落幕，最后在“历史走疲”的现实里，五月风暴的终曲是：“工人回到工厂，再度归属资本所有。卖劳动力买面包。这些是看得到的。其他看不到的，都活在人们的心灵里头。”
极短的时间，事件席卷全国大学，扩展至工人阶级，引发了全国性的大罢工，整个社会瘫痪与国家权力的暂时真空，最终导致内阁的更动，国会的全面改选与总理蓬皮杜的下台。但是整个五月风暴在“此时此地”只是一个开始，正像汤姆·奈仁所说：“这须臾片刻的意义不在于梦本身，而在于它雷霆显现了一个走势：现实是在往梦的方向移动。”虽然意象鲜明但是情节混乱，虽然看起来是喜剧却像是悲剧，看起来是革命却比其他法国革命矮了一截，但是，它在这个开始就提供了一个教训：“行动实践要比理论涵养或预知未来更重要得多。”它阐述了一种真理：“众理念要在它前面一修再修，直到吾人之意识能紧紧抓住现实。”就像安琪楼·夸特罗其在《序曲》里所说：“革命是历史的高潮：就在这个时刻，社会之实与社会之梦熔接。”而它最伟大的成就是：“五月革命为可见之物（面包）与不可见之物（一个新秩序）而战。”
这是开始，是打破旧秩序的开始，是击碎社会现实的开始，“在五月，正在秀出来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正在发生的是什么？是具有法国特质的东西，关于经济奇迹，关于科技神话，关于愉悦生活，以及关于民主的真空，这就是革命的“在地性格”，只有在法国才具有这样的现实性，“因为革命首先在法国爆发，而且也不可能在别处发生”。法国曾经的革命造就了最完美的布尔乔亚政治民主，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古典秩序，在新时期，它只不过成为一个真空，甚至是一种幌子，“把资本主义当做神衹膜拜，就正是体系内在实已空无一物的现身说法。”所以能如此直接，如此赤裸，如此突然，所以“布尔乔亚有一个贬低所有乐趣的乐趣”。
但是当这个已经存在的矛盾显露出来，当寓言从完美中写出新的“红与黑”，它却在创造一个“崭新的主体性”，汤姆·奈仁说：“这个主体性即是拒绝承认当下之存在。”他们拒绝层级森严的威权，拒绝世界的理性化，拒绝布尔乔亚的趣味，甚至拒绝共产党这个专业革命者的革命要求，当一个崭新的主体性诞生，也就意味着“史前史的最后一道墙就垮啦。再也不会有人愿意以秩序、舒适、甚或是缥缈的未来之名，屈从在暴政巨石下。”从“高等神经中枢”造反开始，当知识分子加入，当工人阶级加入，五月革命是一个新的开始，那就是从“类人”变成一个“全人”：“反对这样的人生世界，革命运动要奋起夺回凡是体系从他们身上补走的所有一切。‘全人’要感受全整行动周遍。他的主体性要求他对工作、“休闲”、生命，要言之，所有正在进行中的事物，有从心所欲的控制力。”全人是喊出的自由，是夺回的民主，是要恢复的尊严，要满足的面包，这就是奈仁所说的用“心智生产力”形成的“自由之人”：“要消解这样的冲突，就一定要有“社会性个人”的出现，也就是像马克思所说的，出现一种“可以创造他们自己历史的人。”
不是“想像夺权”，而是“心智生产力”革命，不是“让工人回到工厂”，是让每个人回到自由，当史前史的墙倒塌，当最后一个资本家被绞死，当最后一个官僚醒来，手舞足蹈的将是一个“全人”。50年前的五月风暴，50年前的1968，早已经结束，是不是还需要开始？当“1968年五月”成为一个词组，但是数字的不同书写方式，它永远指向两种状态，五月是过去的五月风暴，是成为历史的五月风暴，而“1968”永远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属于南岱和，属于索邦，属于欧德翁，属于巴黎，属于法国，但更属于每一个时代：“这些全然新奇之事已然发生，当一个新世界已然发出第一声哭喊，理论为了要能赶得上实践，那就一定得非常的厚颜、非常的大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