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1-11 《苏格拉底的审判》：羞耻是你们的
他的殉道，加上柏拉图的才华，使他成了一个非宗教的圣徒，以宁静和宽容的态度对待无知暴民的优越者。这就是苏格拉底的胜利和柏拉图的杰作。苏格拉底需要鸩酒，就像耶稣需要十字架一样，来完成一项使命。这项使命却在民主身上永远留下了一个污点。这仍是雅典的悲剧性罪行。
——《第十八章 最后的问题》
审判、毒药和死亡，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走向生命终点的最后三样东西，当他最后面对法官的时候说道：只要我一息尚存，官能健全，我决不会停止哲学实践，不会停止对你们进行劝导，不会停止向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阐明真理……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哲学、劝导和真理，是苏格拉底一生所追求的，无法避免的死亡，必须坚持的观点，似乎构成了苏格拉底作为一个哲学家的伟大之处。纽约印象派画廊里，那张雅克-路易·大卫作于1786年的画，似乎就是对苏格拉底不屈生命的一个定格：被雅典人民判处死刑的苏格拉底，正宣讲完一个哲学论点，泰然拿着那杯将要结束他生命的毒药，而身边是那些悲痛欲绝的朋友。
定格在面对死亡的瞬间，一幅画或者要表达的是一种人格的不朽，一种思想的永恒，一种智慧的常在，所以以画作的流传似乎更能直观感受到苏格拉底不放弃哲学，不随俗观点，不改变信仰的一种态度，“哲学给苏格拉底以坚定的信仰，使他面对千夫所指能够保全合乎理性的而不是歇斯底里的自信。”升华而成为一种精神，变成了对于哲学的“慰藉”。而其实，苏格拉底似乎从柏拉图开始，就是这样一个为真理赴死的不朽哲学家，通过死亡证明不朽，通过哲学求得智慧，这是苏格拉底成为“非宗教圣徒”的一种途径，实际上，最后的毒药和死亡，使得苏格拉底成为这场审判的胜利者，包括哪些悲痛欲绝的朋友，无非是苏格拉底高傲而不羁地注视那个时代的写照，一杯鸩酒成全了苏格拉底，就像十字架成就了耶稣，它使得苏格拉底以哲学的名义完成了一种殉道，而对面希腊雅典的那个审判席上似乎永远坐着卑鄙的裁决者。
| | 编号：B86·2020202·0615 |
苏格拉底活在别人的记录中，色诺芬、柏拉图、阿里斯托芬和亚里士多德，这四个人都用不同的形式记录了苏格拉底的言行，而不管是色诺芬，还是阿里斯托芬，还是亚里士多德，对于苏格拉底似乎都是片段而有限的记录，而唯有柏拉图将他的老师的观点记录在诸多的文本里，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或者是在“柏拉图化”中变成了一个圣徒，变成了一个符号。柏拉图记录并书写了一个缺席的苏格拉底，所以在斯东看来，这不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的还原，不是一个真实的苏格拉底，他要做的就是从各种古希腊的文献中寻找苏格拉底，“第一步要做的是撇开这些遥远的，而且常常是恶毒刻薄的辩论考察基本文献本身。”
回到文献本身，就是为了回到苏格拉底本身，撇开斯东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查找关于苏格拉底和当时希腊社会的完整记录的努力，《苏格拉底的审判》里的确有着“非柏拉图”的很多记录和描写，从这些文献中梳理出公元前399前的这场审判，似乎也是有限离开被当成圣徒的伟大哲学家，在斯东看来，苏格拉底被审判，并非是因为如提出控告的三名雅典公民所说，是因为他不敬城邦之神、传播异端宗教、腐蚀雅典青年，他把这场审判归结为苏格拉底和雅典社会的那些人在哲学上存在三个“深刻的分歧”。
第一个分歧是关于人类社会群体的性质。斯东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人是政治的动物，他认为，从政治这个词的希腊文词根来看，是polis，也就是城市，城市意味着是具有充分现代意义的独立和主权“国家”，它们有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理性和道德，当然更重要的是作为其中的公民，有权在城市生活的决定上有投票权，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根据天性”而存在的公民，在城市的政治生活中，是自己治理自己的，被统治者也就是统治者。这种看法基本上循着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无爱无视，但吾更爱真理”的亚里士多德，似乎是对于柏拉图学说的一种反对和反叛，而柏拉图是师承苏格拉底的，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政治的动物，公民在polis里“轮流进行统治和被统治”的观点必然是和苏格拉底发生着分歧。在苏格拉底那里，他的治国理想既不是少数人来统治，也不是由多数人来治理，色诺芬的《言行回忆录》里所说的治理方式是，用“那个知道的人”来统治，也就是说，苏格拉底提出的一种新形式的统治，即“专家统治”，关于政府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发命令是统治者的事，服从命令是被统治者的事。”所以在斯东看来，苏格拉底的思想就像一个忠君的保皇派，他在荷马史诗中找到了“那个知道的人”，那就是神话人物阿伽门农，因为阿伽门农作为各路军队的统帅，起着非常好的统治作用，是“人民的牧人”。
但是苏格拉底的这种观点，在斯东看来，不仅是一种理想化，而且是和当时的希腊城邦发展来说是违背民主潮流的。希腊城邦已经在公民的平等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他们看来，“人民的牧人”并不能保证什么，“羊群不能信任臣牧人，人类群体也不能把自己交托给某一个人的绝对意志，不论他自称他的目标是多么仁慈。”所以他们宁可组成一个polis，而不愿被当作一伙羊群。而实际上，斯东也认为，苏格拉底寻找的理想国王，阿伽门农并不是各路军队的绝对统治者，“人民的牧人”在荷马史诗中用来称呼的是“随便哪个国王或队长”，所以苏格拉底提出的“那个知道的人”、“人民的牧人”其实是要建立一种根本的不平等：“没有人是公民，大家都是臣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有一道鸿沟。”
第二个分歧则是什么是美德。苏格拉底对美德下过的最有名的定义是：美德是知识，而从这个定义出发，斯东的问题是：什么是知识？苏格拉底在一个形而上学的迷宫里以绝对定义的方式阐述过知识，“真正的知识只有通过绝对定义才能得到。如果你对某一事物不能下一绝对定义，你就并不知道它是什么。”苏格拉底证明的一个前提是，这种知识是得不到的，连他也得不到，“他谦虚地声称，在这个意义上，他所知道的唯一东西就是他不知道。”迂回于知识的定义，或者是悖论里的知识，在斯东看来，就如他对于人类社会群体的阐述一样，是不可知论的：人类社会群体是一伙“羊群”，不能放手信任它能治理自己。知识无法真正的获得，那么美德也就悬置在那里，而作为美德之一的勇气，苏格拉底也说“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教会的”，而是“神赐”给我们的。把美德与知识等同起来，在苏格拉底那里产生了一个著名的推论：没有人是自觉地做错事的，或者，我们可以说，有人做错事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
而在斯东看来，美德的分歧在另一方的希腊人那里却是一种普遍的尊严，是人类平等的追求和实现，以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为代表，希腊的每个公民“由于他的作为一个政治动物的性质”具有这种过群体生活所必需具备的基本美德，他不需要成为一个形而上学大师，他只需要具备必要的一点理性，具备区别正确和错误的能力。这是“政治的美德”，在希腊城邦时代，这是一种民主的进步。从关于美德的分歧来看，斯东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苏格拉底对于定义的追求变成了一种徒劳，苏格拉底认为，“如果你不能用始终不变的全面完整方式来为某一件事物下定义，你就并不真正知道它是什么东西。”这是一种绝对定义，“凡是够不上绝对定义的东西，他都叫做doxa，即仅仅是意思而已，有别于真正的知识，这他叫做episteme。”正是因为追求不可知的绝对定义，所以把美德、知识引向了毫无意义的方向，甚至导致了诡辩和荒谬。
第三个分歧是关于幸福生活的，苏格拉底似乎从来没有对政治生活感兴趣，他一直置身在政治之外，不管是推翻某种政治制度，还是恢复民主政体，似乎他都不想参加，在柏拉图《自辩词》中，苏格拉底说，他不参与政治是为了不让他的灵魂蒙上污点。而正是这种不参加，在苏格拉底看来是一种幸福生活，在柏拉图的《自辩词》里，苏格拉底就问法官：“你们以为，如果我参与公共生活，做一个好人应做的事，向公正的事情尽我的能力，并且把这认为是最有重要意义的事，我能活得这么高龄吗？”斯东把这种不参与看成是苏格拉底的“偏见”，因为他看不起代表雅典公民参与政事生活的各种“粗鄙手艺人”，他们不是“那个知道的人”，也无法成为“人民的牧人”，所以他蔑视民主，不参与政治，在自己的幸福生活里。分歧的观点，对于雅典公民来说，只有每个人参与政治，达到民主，才能在城市生活中找到归属感，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一个没有城市归属的人好像“棋盘上一颗孤单的棋子。”一颗孤单的棋子，单独放在那里是永远不会有功能的。
社会群体的性质、关于美德的定义、什么是幸福生活，这是斯东认为苏格拉底“与他的大多数雅典同人与古代一般希腊人有着深刻的分歧”，但是这些分歧似乎并不至于让苏格拉底被审判，更不至于使得他选择以鸩酒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且，作为民主的雅典，应该允许言论自由，对于不同的意见采取宽容的态度，为什么像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家反而会遭受审判呢？再者，在他的一生中已经有很多人对他进行了攻击，又为何在70岁之后才对他提出控诉？
斯东认为，在苏格拉底晚年发生的三次地震，即公元前411、前404和前401年的政体变革，使得民主政体被推翻，独裁专政被建立，甚至实行了恐怖政治，而苏格拉底的追随者中地位显赫的那种有钱的年轻人在所有这三次社会动乱中起了领导的作用。所以三次地震动摇了雅典内部安全感，使得那些公民害怕起来，所以他们把矛头对准了苏格拉底，虽然苏格拉底不参与政治，没有站在贵族派一边，也没有站在自己的中产阶级或者穷人一边，缺乏激情却并不能为苏格拉斯逃避责任，在内心深处，苏格拉底是反对民主的，他的不参与被认为是对民主和正义的蔑视，“令人失望的是，他没有大声疾呼反对这一些，也没有运用他的影响把他的老友和弟子克里底亚斯带回到行善积德的道路上了，他就成了抵抗运动的英雄，也就不会有审判了。”
这或者是一种善意的猜测，但其实斯东解读苏格拉底审判发生的原因，不仅在分析三次地震和苏格拉底学说的联系时强调了一种客观的必然性，而且在主要控告人的背景上也认为这是苏格拉底政治观点所导致的结果，在三个控告人里，阿奈特斯是雅典唯一有声望的人，他是手艺人的政治领袖，属于有钱的中产接近，他们其实并不喜欢充分的民主，但是却发现比狭隘的贵族专政好，所谓作为稳健派，阿奈特斯对于苏格拉底的控告表明的是城市里头面人物的反对，甚至还有阿奈特斯在儿子教育问题上和苏格拉底的分歧，所以在利西亚斯的《控玉米商人》的演讲中，阿奈特斯就是雅典攻治中的领袖人物，他在自己的政治利益甚至私利上提出控告，也成为一种必然。
除了对于苏格拉底学说和政治观点的分歧，除了对于三次地震的极度不安，苏格拉底最后审判而被判处死刑，斯东认为也和苏格拉底自己的性格有关，他甚至认为，在是否决定苏格拉底有罪的时候，陪审团两派的票数非常接近，虽然大家认为苏格拉底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民主的，但是只要他主动为自己争得无罪开释，完全可以避免死刑。而苏格拉底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有意激怒陪审团，在斯东看来，一方面激怒陪审团，苏格拉底就可以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自由死去，不为年老疾病所困，“苏格拉底甚至说，这次审判使他有机会按照雅典的处决方式愉快地饮鸩自杀。”愉快地自杀显然不是苏格拉底最大的兴趣，因为在他看来，自杀在道德上是不对的，而作为哲学家，死却恰恰是一个生存的目标，“别人不大可能意识到，真正从事哲学的人所研究的没有别的就是死而已。”即使有人安排他越狱，苏格拉底也依然放弃了这个机会，与其说是他被陪审团推向了死亡，不如说是自己抓住了这个机会实现了“等死”的目标。
但是，苏格拉底的死除了是一种态度，更是某种“阴谋”，如果雅典是民主的，那么起诉一个并无行动自由言论的人就是违反了民主的原则，“审判苏格拉底的自相矛盾和可耻的地方是，以言论自由著称的一个城市竟然对一个除了运用言论自由以外没有犯任何其他罪行的哲学家提出起诉。”所以被审判其实是另一种审判，审判雅典的民主制度，审判雅典的思想自由，“你们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起诉我，而是因为我说的话和教的思想起诉我。你们以死来向我威胁，因为你们不喜欢我的观点和我的教导。这是对思想的起诉，这在我们城市的历史上还是件新鲜的事。在这个意义上，站在被告席上的是雅典，而不是苏格拉底。你们作为我的法官，个个都是被告。”苏格拉底自由以自己的被审判才能让雅典感到“羞耻”，只有自己的死才能让雅典的民主留下永远的污点：“思想并不像人那样脆弱。没有办法强迫它们饮鸩自杀。我的思想——和我的榜样一会在我死后长存。但是如果你们违背雅典的传统而判我有罪，它的名声将永远留下了污点。羞耻是你们的，不是我的。”
所以，苏格拉底尽管在三个问题上存在分歧，尽管在三次地震中有过观点的影响，但是审判苏格拉底最后却变成了对于雅典民主制度的一种讽刺，在最后的意义上成为道义上的胜利者。“审判苏格拉底”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是对于雅典那个时代社会和政治的一种反思，而斯东在这场审判的梳理中，既不是寻找在四个文本之外的苏格拉底，也不是为了还原言论缺席的苏格拉底，而是为了在那个时代的“羞耻”中找到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在《本书写作缘由》中，斯东说：“古代雅典是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空前发达的最早社会，以后也很少社会可以与之媲美。我像许许多多前人一样，就此爱上了古代希腊人。”而审判苏格拉底无疑变成了他对自由的反思：“作为一个民权自由派，我对此感到震惊。这动摇了我的杰斐逊式的对普通人的信念。”因为爱而反思，因为反思而弥补，因为弥补而完善，这或许就是斯东在苏格拉底审判事件中，像那一杯鸩酒一样，成为一个符号，用以完成真正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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