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认识论原理

编号:B88·1960125·0247
作者:(瑞士)皮亚杰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81年9月第一版
定价:12.00元
页数:113页

皮亚杰(1896–1980),瑞士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对儿童心理学有深入地研究。本书1970年出版,对“认识的成长问题”进行了系统地阐述,他从时间、速度、守恒、偶然性等物理概念大发展而影响到儿童的认知世界的成长,否定认识先验论。当然,皮亚杰的心理学研究也是对认识论的建构,而不是仅仅指儿童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讲,皮亚杰是一个唯物论的结构主义者。


《发生认识论原理》:从来没有绝对的开端

我们认为关于认识的发展心理学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这个信念从下述事实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所有科学,包括高度发展了的科学,都是以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为其特征的。
–《英译本序言》

当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长,他是如何建立他的认识体系的?是仅仅凭借感觉建立世界的联系,还是通过概念进行归纳建构的?这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不断发展”,也是从儿童世界的活动方式,皮亚杰试图建立关于所有科学的发展逻辑,也就是说,“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科学,是调节、同化、平衡的过程,是抛弃了经验论的前进,是否定了预成性的结构,这是皮亚杰在某种否定意义上建立的轨迹,这条轨迹为所有科学历时性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论,而在这个发展为其特征的研究中,最重要的是返回源点,返回初始,以“向生物学家学习”的态度,寻找发生认识论的建构模式。

既然认识是从开端走向发展,在时间意义上就不可能是共时性的,皮亚杰在引言中就明确这一种认识结构是“非预成性结构”,他认为,认识既不能看成“是在主体内部结构中预先决定论了的”,也不能看作“是在客体的预先存在着的特性预先决定了的”,也就是说,“从来没有什么绝对的开端”,绝对的开端隐含着某种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甚至是神性意义上的决定论,这样“绝对的开端”不仅否定的是主体有效和不断的建构,也扼杀了客体在内部结构中的认识原理,所以只有从“无限地往回延伸”的起源论上,才能找到主体和客体的发展轨迹,才能形成一种既能认识高级水平的认识,也能从低级形式的认识中找出规律的科学方法,从而可以将包括主体、客体和认识中介放在一个“可能性的系统之内”使它们丰富起来。

如果把主体设成是出生之后和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的孩子,那么客体就是依存在主体意义上的客体,而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认识并不是预设的,也就是说,在他们之间发生联系的是中介,“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发生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途,因而同时既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但这是由于主客体之间的完全没有分化,而不是由于不同种类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个中介是什么?它是如何在建构中让主体和客体发生相互作用?

有人认为一开始的中介是知觉,而皮亚杰认为这是“唯理论者太轻率地向经验主义所作的让步”的结果,在他看来,第一中介是可塑性要大得多的活动本身,他把活动区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在全部言语或者全部表象性概念以前的感知运动活动时期,另一个阶段则是由言语和表象性概念这些新特性所形成的活动的时期。实际上,他把作为中介意义的感知运动和概念形成都看成是一种活动,而这些被纳入体系之中的活动在双重建构中就具有了主动性、连续性和传递性。

而在活动作为中介的两个时期,皮亚杰又把它们分成四个阶段:感知运动水平阶段、前运演思维阶段、具体运演阶段和形式运演阶段。在感知运动水平阶段,婴儿把每一件事物都与自己的身体关联起来,也就是他把自己的身体当成是一个中心,但是婴儿缺乏意识,最早的活动中主体和客体之间没有分化,也就是说,自身中心化是无意识的,按照心理学的解释,皮亚杰称之为“没有自恋者的自恋”,也就是说活动在发生,但是并没有实现主客体之间的分化,所以婴儿在每一个活动中都各自把身体本身直接和客体联系起来形成孤立的整体。但是随着认识的发生,随着智力的发展,符号功能得到体现,他们在活动中便不再以主体的身体为中心了,也就是说,主体的身体也被看成是诸多客体中的一个,当主体开始意识到自身也是活动的来源,是认识的来源,所以和主体的活动本身发生了关联。

皮亚杰:唯物论的结构主义者

皮亚杰称之为“哥白尼式的革命”,主客体实现了分化,使得客体实体化,而当在实物动作水平上消除了自身中心化,也便开始了与符号功能的结合,使表象或思维的出现成为可能,这是认识的极大发展,这个过程是主客体的相互同化,皮亚杰认为,同化是“指把给定的东西整合到一个早先就存在的结构之中,或者甚至是按照基本格局形成一个新结构”,主客体纳入到格局中,而格局本身就具有某种建构功能,这里便出现了尝试使事件再次出现的再生性同化,出现了把另外“悬挂着的客体”也同化到同一格局中的再认性同化,出现了如重复这一种活动的概念性同化,这三种同化方式一个紧跟着另一个,使得格局不断丰富,不断发展。

而随着语言、象征性游戏、意象等的出现,通过选择和形成表象性格局带来了有意识的觉察,也就形成了内化和概念化的活动,这便是从感知运动水平阶段进入到前运演阶段。在第一水平时期,主体内部进行协调,向着未来运演阶段的方向发展,而客体也在外部协调的方向上形成了广义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连续性的活动压缩成为一种表象性的整体,这样的同化在特征上就具有了一种量上的规定,“所有”和“某些”有了分野,而不同的特性可以归结为不同的类,所以具有了产生概念的条件。但仅仅是条件,皮亚杰认为,在前运演阶段的第一水平中,主客体之间的唯一存在的中介仅仅是一些前概念和前关系,而赋予客体的因果关系也还是心里形态的,没有从主体的活动中真正分化出来。

而从五岁到六岁开始,孩子开始解除自身中心化,通过皮亚杰命名的“组成性功能”来发现客观的关系,虽然是一种概念化的过程,也产生了客体及其力量向活动本身的简单同化,但是对于主体来说,还没有察觉到,而且组成性功能是定向的,不是可逆的,所以它无法实现系统的守恒,甚至它也无法离开活动本身,不能在推理意义上形成一种概念化的中介,当然在逻辑意义上也仅是能够区分个体和类。

具体运演阶段要出现在七岁到八岁的时候,它的标志是概念性工具的发展,当内化、概念化的活动取得了可逆性转换的资格,当某些变量可以在系统格局内保持不变,当协调之后可以形成一个闭合的系统或者结构,那么认识论就到了具体运演阶段。在这个阶段的第一水平上,运演成为可逆的过程,当孩子依照顺序排列十来根长短差别很小的棍子,他会用两两对比的方式来建立序列,这是一种“调节”,在这个调节过程中,儿童不是在事后进行错误的纠正,而是在活动过程中进行改正,也就说说,儿童已经在正运演和逆运演的相互作用下“预见和回顾”,“运演形成了在控制论中有时称之为‘完整的’调节的那种东西。”完整的调节,就是在建立一种系统的闭合性,系统的闭合性获得的是必然性,也就是说,系统的传递性和守恒性已经出现,所以在这个阶段,三个方面的运演开始了,一种是“使高级结构从低级结构中产生出来的反身抽象”,它产生了归类关系和顺序关系;第二种是通过协调朝向系统整体;第三种是通过自我调节的协调,是系统在正反两方面达到平衡——产生了归类关系,具有了整体性和可逆性,从而保证了整体的守恒性。

而到了第二水平,运演性质本身却暴露除了缺陷,也就是在因果关系中形成了一种新的不平衡,儿童试着去分析归纳性问题的函数依存关系,比如反射角和入射角的关系,会发现在协调上的一般能力,但是并不能建立完整的因果关系,只是在类与类之间发现对应关系,这种不能通过架设进行推理的局限性,在皮亚杰看来,恰恰是为形式运演创造了可能,也就是说,逻辑数学运演的发展和因果关系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形成的具体运演阶段的自相矛盾局面,为形式运演打下了一个基础。

从儿童的符号功能阶段把活动压缩成表象性的形式,到把预见和回顾协调起来产生可逆性的结构,对于儿童来说,他们单纯处理的是客体,甚至是实体,而到了十一岁到十二岁的形式运演阶段,纯裸机数学关系开始建立:它开始提出假设而不是单纯地处理客体;他面对的是和类、关系相关的命题,而不是符号和概念;他运演是自主的,不是只具有因果关系的实物;运演的模式不是遇见和回顾,而是超时间性的——“这种特性是纯逻辑数学关系所特有的”。所以在形式运演阶段,假设、命题、超时间性的逻辑和数学关系,构成了一种将主体的运演和客体的因果关系从混乱状态中解脱出来的模式,而这个模式就是对一种新东西的建构过程。

建构新东西是认识论的一个目的,更是一个过程,它是动态的,是运演的,是发生的,而皮亚杰从儿童的认识论源头开始建立的这一条轨迹就是为了去除发生论的错误思想,在传统的发生学里,有人认为运演的发展是“由于现实与环境的强制因素所提供的外源信息产生的”;有人把主客体的“逐步的符合一致”归因于一个共同的遗传本源;也有人认为逻辑数学的建构,其实是在心理发生之前就存在的,所以不管是拉马克的经验主义,还是流行的天赋论,不管是从本能到智力的演变,还是自我调节系统的建立,在皮亚杰看来,这些观点都具有某种共时性的特点,也就是把认知的结构看成是预先形成的,或是在重新组织的主体中预先形成的,甚至所谓的认识论都是从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出发的,而忽视了心理发生的作用,忽视了建构的过程,忽视了历时性的研究,他认为,“认识的获得必须用一个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紧密地连结起来的理论来说明,也就是说,每一个结构都是心理发生的结果,而心理发生就是从一个较初级的结构过渡到一个不那么初级的(或较复杂的)结构。”

在对儿童发生认识论的源头进行分析之后,皮亚杰也从逻辑、数学和物理学的认识论进行考察,他认为,建构结构不是主体有意识地想到什么才慢慢形成,而是当他解决新问题时通过运演的“做”来建构,这是一种形式化的过程,是超越的意义,所以在逻辑上,“我们就可以把逻辑看作是这些结构的形式化,以及随后的超越这些结构。”在数学认识上,皮亚杰认为,数学完全具有假设、推理的演绎性质,所以“全部数学都可以按照结构的建构来考虑”,而物理学要求的运演,不论是作为主体的物理学家的运演还是包括在客体的作用中的算子的运演,他认为“物理学总是这样那样地与一些起结构作用的运演有关,而不仅与最后将要在预先给定的结构中去发现出来的有用的步骤有关。”

所以皮亚杰从发生认识论出发,提出了建构主义的新特点,从生物学的意义上,它是创新和演化的必然:“所有创新都会为新的可能性——从生物的变化开始,直到人类活动和技术所特有的建构为止——开路,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无可否认的。”在数学和其他领域中,正是为了达到可能性的王国,就必须通过有效的建构作用,通过逐步的过程,连续加工制成的,建构构成结构,结构对认识起着中介作用;结构不断地建构,从比较简单的结构到更为复杂的结构,其建构过程依赖于主体的不断活动。而正是这种不断发展的过程,使得科学具有了永恒探索的意义,“因此,发生学方法就对建构主义的概念提供了支持;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无论我们的结果是多么地不完全,尽管还有广大的领域尚待探索,我们对发生学方法的前途还是抱有信心的。”

道教大辞典

编号:B53·1960124·0246
作者:
出版:浙江古籍出版社
版本:1997年10月第一版
定价:12.00元
页数:700页

作为土生土长中国宗教,道教从另一个意义上对中国人的性格产生了民间式的影响,从黄帝到老子,从炼丹到隐居,“道教”成为汉语文化中的一种神秘词汇。本书为台湾1979年巨流图书公司影印本,李叔还编撰,共收词目5600余条,包括道教的经义、典制、方术、秘典、掌故、人物等。

分析心理学

编号:B82·1960122·0245
作者:(瑞士)荣格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2年2月第一版
定价:7.20元
页数:185页

相对于荣格庞杂的分析心理学来说,本书只是一本启蒙式的小册子,它只是很表面而肤浅地介绍了荣格心理学的作用和内容,从梦的分析到词语联想等富有操作性的方法,展现了荣格心理学的一个侧面。本书为荣格为当时伦敦一诊疗所医生所作的五次讲演。


《分析心理学》:心理背后拖着蜥蜴长尾巴

整个容器是中心,并且他纠正了倒在一边的花瓶,使它站得很稳固。所有这些都表示出他真的想使自己得到矫正。
《第五讲》

对称而完整的花瓶,稳定而不倒的花瓶,里面有深海之中的鱼,有黑暗之中的蛇,有闪亮的星星,有裸体的阿妮玛的形体–背朝上躺着,那些星星像是开出的花,还有新月,当然还有破坏了和谐的分裂线。这是一幅画?还是一个符号?传递着神话般的美学信息?还是一种混乱的臆想?

182页,很确定地被放在书页里,命名为“图15 一幅病人画的画”,作者是病人,读者呢,是诊断这个病人的贝内特,是分享心理学的荣格,或者也是讲座上看到这幅画的那些医生和专家,甚至也包括打开一本书知道了什么是无意识的我。一个作者,无数的读者,当一幅命名为“图15”的画被不同的人阅读的时候,谁能阐释其中的意义,谁能提供一个病人关于梦的解析,谁又在积极想象中构筑一个无意识的空间?或者,再进一步的疑问是,一个病人当做完了某一个梦之后,当他拿起笔在纸上画下这幅画的时候,他自己也成为了对于梦境的一个读者。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在唯一的作者和无数的读者之间,在一个梦和被阅读的画作之间,到底应该建立怎么一种联系?荣格说结构是对称的,花瓶是不倒的,他看到的是一个“改善”的梦境;他说生活在深海里的鱼,黑暗之中的蛇,它们都是在地狱中出现的动物,他看到的是一个“交感系统”;他说星星预示着无意识的占星学,裸体的阿妮玛是无意识的人格化,月亮是无意识的象征,他已经深入了无意识的原型世界;他说,病人沿着建设性的思想正在走下去,是“完全有希望痊愈的”,因为阿妮玛的出现是良好的信号。

这是梦中的情节,这是绘制的画,这也是“他说”的结论,花瓶不向各方分散,是纠正了倒在一边的驱使,所以站得稳固的结果“表示出他真的想使自己得到矫正”。而得出这个结论,对于荣格来说,是分析的产物,更是对比的结果。另一幅画被命名为“图14”,在之前的第179页,也是他画的另一幅画,一只粗糙的碗或花瓶,里面的东西是不活动的,被分裂线隔开在各处–像蛇一样的动物,像开放的花,像黑色的山丘。也是唯一在梦中的作者,也是包括作画者、医生、荣格、听讲者和我这许许多多的读者,但是荣格说:“这幅图的环形观念是病人的最初意图,想寻找中心和整个心灵的容器,但是他没有成功。这幅图表现出了不均衡,花瓶倒向左边,向着无意识的一边,所以无意识仍相当有力。”

不均衡的图和对称的图,寻找中心的意图和形成封闭结构的努力,倒向一边和稳固存在,图15和图14,以及最后精神分裂的心态和“想使自己得到矫正”的目的,当这两幅图以这样的方式被解读的时候,还是病人在梦中呈现的无意识?一个病人当从梦中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告别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哪怕是一醒来就绘制在梦中出现的这幅画,也完全是建立在醒来的意识之上,而当医生内贝特、荣格解读这张图的时候,更是带着自己的意识,甚至是完整而综合的知识:图15的动物象征着交感系统,占星学暗示着宇宙,裸体的阿妮玛是一种人格化,月亮是黑暗世界,是阴性的称谓,分裂线破坏了和谐,被纠正的花瓶是为了使自己能稳固得得到矫正……

“这些图像把魔力注进我们的心理系统中,使我们得以医治,我们也要把自己注进图像中去。”这是荣格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和医生的目的论,当一个病人绘制了图画,又在医生面前看到了这幅图画,荣格说,这样便发生了双重作用:“当他们看图时,他们便感到自己的无意识已经得到了表现。客观的形式反过来又影响他们,他们被陶醉。图画的暗示影响又反作用于病人的心理系统,引起他所赋与图画的相同的效果。”荣格把这种效果看成是运用偶像、圣像、神像的理由所在,实际上就是体现着集体无意识。从个体无意识的梦境到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一切起先建立在不被人识别的系统中,而最后,却在图画、解读中变成了意识,变成了知识,变成了心理系统,而无意识变成意识的时候,它还是那个原汁原味、不被人认识的无意识吗?或者说,当自己和别人的意识来解读无意识的时候,那种无意识是不是就已经变成了意识?

荣格:我们尚未理解梦的语言

“意象能预示梦,用了意象后,梦材料开始逐渐消失。在意识心灵所关系到的范围内,无意识便逐渐缩小。然后你使得到创造形式的全部材料,而且对梦的素材有很大益处,它加速了成熟过程,因为心理分析就是一种加速成熟的过程。”荣格借用老教授斯坦利·霍尔下的定义来认识梦和意象之间的关系,显然就是一种意识的解读,那么当意识进入到心灵的范围里,当无意识逐渐缩小的时候,这种变化过程是不是朝向一种矫正的方向?荣格在伦敦塔维斯托克诊疗所给200名医生所做的讲座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疾病,所以他的目的是诊断,是医治,是矫正,是发现,是用意识的手段来解析无意识,但是这种医治在荣格看来,更在于纠正知识中的谬论,在他看来,旧医学的真理是以毒攻毒,而他所要倡导的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来疾病,“医学心理学应当不使自己成为病态的片面性和视野狭窄都是人所皆知的神经症怪僻。”所以他在第一讲的时候,就开宗明义地表示,心理学是意识的科学,然后,心理学才是无意识心理产物的科学。

意识和无意识到底存在着一个怎样的关系?荣格绘制了一幅功能十字图,中心是自我,高处的一端指向思想,低处的另一端指向感受;左侧指向直觉,右侧是感觉,他认为,在相反的对立面,一个个体不可能同时拥有同样完善的对立物,也就是说,当思想高度分化的时候,感受就是无分化的,而当感觉强大的时候,直觉反而是弱化的,是逃避现实的可能性。而荣格注重的是那些较低层次的功能,他认为,感受和直觉等,都是和内在原始人格相联系,也就是说,在较低级的功能中,我们都是原始人,而较高级功能出现的时候,我们都在自由意志的控制下。

自由意志控制的东西似乎已经被人所认识了,但是那些在自由意志下的东西,却往往被人忽视,也就是说,意识是一种知觉的产物,它定向于外部世界,所以它是一种外层心灵事实的领域,主要是由感官作用而获得的外界事实,包括感觉、思维、感受和直觉,但是在外层心灵事实领域之外,还有一个内层心灵,它的功能包括记忆,包括意识功能的主观成分,而再下去,就不是功能意义了,而是事件了,掺进了情绪,再往下,则是“侵袭”:“这里的阴影部分即无意识部分,具有充分的控制力,以致它能够闯入意识区,使有意识的控制达到最低点。”这种对意识的侵袭包括正常的神思恍惚以及神经症。

从荣格对心理结构图的分析可以看出,意识和无意识是一个整体,一种定向于外部,一种在内部,而这内部和外部的分界在哪里?而这也正是区别意识和无意识的重点所在。荣格认为,相对于意识,无意识是巨大的,是连续是,是不可知的,是继续成长的,而无意识总是以特别的方式进入到意识之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我认为,最初的事物很明显是无意识,意识其实是在无意识的条件下形成的。”所以,无意识会形成意识,无意识也是借助意识来表达的。

荣格在确定了个人无意识之后,他也指出了另一种无意识,那就是集体无意识,个人无意识由个人要素构成,总体上构成了人类人格的要素,而集体无意识,则不归于个人的获得,它是属于整个人类的,是有一种神话特征,借用圣奥古斯丁的用语,荣格把这些集体无意识称之为原型,原型是一种神话体系,是一种历史结构,他是人类过去痕迹和记忆的储藏室,它不为意志所控制,“我们的心理背后拖着一条蜥蜴的长尾巴,这就是我们家庭的整个历史,我们民族的,欧洲的及整个世界的总历史。”
 
个人无意识和个体的经历有关,集体无意识和人类的原型有关,但是在荣格看来,不管是个人无意识还是集体无意识,他们都在人的意识之外,都在那个隐秘区域里,它需要意识的表达,需要意识的激活,只有被激活,才能通过意识进入到无意识的有限区域里,才能洞察心灵深处,而如何进入,或者如何表达,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荣格在讲座中提到了三种分析办法:联想试验,梦分析和积极想象法。

联想试验就是通过某一个关键词,连接起无意识和意识,从而具有某种情结的意义,“一个情结是联想的一种凝结–多少是一种复杂心理现象的图像–有时具有精神创伤的性质,有时具有一种单纯是痛苦和情绪高亢的特点。”特殊的情结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主体,在身体中生了根,“开始拽住我们的神经”。当具有一种确定意志力的时候,它便具有了自己的活动倾向,便从自我控制中被释放出来,从而被意识所认识,而其实真正发挥作用的不是意识,而是无意识,“无意识成分的魅力逐步增强,越增强,则意识的控制使有相应地消失,最终病人陷入完全的无意识,完全被无意识所控制。”当病人成为一种新的自发活动的牺牲品,这种自发活动不是来自自我,而是来自暗区。荣格举出一个联想实验的例子,一个年轻时陷入困境的酒鬼,他的女儿最后想要找的丈夫也是一个酒鬼,“假使万一这个男人不是酒鬼,她也会把他逼成一个酒鬼,因为要和家庭的一个成员保持特殊的认同。”

而梦境的作用也是这样,梦是无意识的产物,解梦的意义是把梦当成是一种“确实不了解的文本”,“我认为梦不是隐秘的;问题在于我们尚未理解梦的语言。”也正是由于这种神秘性和模糊性,所以梦境极大地贴近那个暗区,极大地启发着无意识。荣格“寻求相似的东西”中进入到梦境,并在梦境提供的信息中进入无意识,无意识中有个人相关的经历、思想和感觉,也有和个人无关的集体无意识,“神话或传说是出自疾病集中的原始意向材料,心理学的作用是把病人及病人的特殊情境在一般人类意义上联系起来。”集体无意识更是在普遍意义上具有分析意义,甚至当医生告诉病人,他的疼痛不是个人的疼痛,而是普遍的疼痛,甚至与神、与人们在一起,“于是这种观念便能产生治疗的效果。”因为在荣格看来,“个体从不幸的孤独中摆脱出来,表明在经历一种英雄的、有意义的、最终对整个世界有益”,就像神的受难与死亡一样的命运。

而积极想象这一方法,荣格做关注的是一种想象的力量,因为在他看来,想象是积极的有目的的创造,意味着意象是有自己的生命,它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建立一种无意识的体系,意识的理性不会对它进行干扰。而当意象在梦里得到预示,那些典型的、常见的客观现实和真实的人类心灵就能通过意识得到了解,“病人借助自己。的非人格意象的具体化及理解这些意象的固有观念,就能够找他的原型材料的一切价值。”

其实,不管是联想、梦境,还是想象,都在无意识和意识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什么时候真正建立,如何被人认识和了解,则具有一种可能性,或者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相对的位置,甚至会不会用一种意识来取代无意识?荣格举例说到的那个现在梦中喊出“刀”的人,他认为,运用联想法可以知道病人经历了什么,但是在讲座中,作为听众的埃里克.B.斯特劳斯就认为,这些例子是从病人的意识心理出发的,而不是从无意识心理中揭示的材料,也就是说,荣格是把“刀”放在病人的意识心理中,也就是说,我们使“刀”进入无意识联想,本身就是一种意识行为,当意识取代了无意识,那还是真正完整的、不被认识的无意识?还有关于集体无意识的理论,它由人类的历史凝结而成,甚至个体都不可能意识到,那么这种集体无意识是如何进入个体心理之中,又如何变成他无意识的一部分?

荣格从一个黑人梦中出现的轮子解析了这个黑人的著名宗教特点之外的原始意象:“他竟然梦见那个人钉在轮子上,轮子是一种原始意象,因为这轮子上的刑罚具有神话特色,这是古代的日轮。”对于梦中的蛇以及与蛇的搏斗,他认为是这是“常见的神话主题”,因为一篇最早的古代文学的描述涉及到的就是这个巴比伦的神谙,涉及到英雄之神马杜克和蒂阿马特龙搏斗,甚至涉及到巴比伦的伟大史诗《吉尔舒美什史诗》,梦中的泉水和基督教有关,梦中的匕首和碗与神话的矛、圣盘一致……这些轮子、匕首、碗、蛇,为什么就是一种原型?为什么就是集体无意识?而荣格为什么在自己知识体系之中才能对它们进行分析?当知识体系成为解读的参照,那么是不是也是用意识来构建无意识,而且还是别人的意识?

所以对于这样的疑问,荣格的解答是:“个人无意识的内容在某些方面完全是意识的,但是你不知道它们所处的特殊场合或特殊时间。”也就是说,无意识具有相对性,在某种情况下它们是完全可知的,而在另种情况下便是无意识的。不管是联想是梦还是想象,当它在无意识中出现的时候,它就是它自己,而进入到意识,或者被某一种意识解读,它就有了逻辑性、知识性和理性,这在荣格看来,是认识的方法论必由之路,也就是说,无意识必须被意识了解,并且必须通过意识的表达,才能取得医治的效果。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荣格其实是谨慎的,甚至是试验性的,“我已注意到梦的简单与复杂和做梦人自身的简单与复杂有关,梦总表现出一些做梦人的意识的先兆。我不比你们任何一个人更能理解我自己的梦,因为梦总有些超出自己的理解,我也像不懂释梦的人一样对梦感到困惑。一旦遇到自己的梦时,析梦的知识也无济于事。”

他承认,“梦是自我调节心灵体系的反作用。”所以在解析梦境的过程中,还需要另一种保留无意识、尊重无意识的态度,也就是尊重病人自我选择的态度,他可以从医生的解读中了解自己,当然也可以否定结论,走自己的路,而分析者仅仅提供一种解读,他不能干涉这种选择,因为如果把分析心理学当成是唯一的治疗手段,就有可能把医生的意识强加给病人的意识,“如果心理分析家不客观地对待自己的无意识,就不能保证病人不跌进心理分析家的无意识中。”

现象学的方法

编号:B82·1960122·0244
作者:(德)胡塞尔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4年1月第一版
定价:6.80元
页数:235页

胡塞尔(1859–1938),现象学的创始人,其开创的现象学成为20世纪德国哲学最难以理解的哲学流派之一,但却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广泛影响,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哲学观念。克劳斯·黑尔德在《致中国读者》中将现象学归结为“澄清并维护所有现象的固有本质和固有权利”,以科学的态度力图解释哲学的本质,并以“还原”一词解释了这种意义。


《现象学的方法》:获得那种“纯粹意识”

通过反思,我们不是去把握事情、价值、目的、有用性,而是去把握它们在其中被我们“意识到”,对我们在最广泛意义上“显现出来”的那些相应的主观体验。
《<不列颠百科全书>—条目》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1月第一版,定价6.80元,页数235页–当从第一页翻到第235页,这本书才在被购买了14年后完成阅读,当它被编号成为我的九品书库一员,是不是一种“意识到”?当它在14年后被阅读,是不是一种“显现”?当这种意识到而显现发生之后,我获得的主观体验是不是只在我的意识中被体验?而当体验获得,这本胡塞尔的著作还是不是“自在”的存在之物?

胡塞尔说,在加入的“被给予方式中自身显现中的对象”是现象,探讨这些现象的科学便叫做现象学,那么很明白,现象仅仅是指在世界中“自在”的存在之物,它是普遍的,客观的,必然的存在之物,当对现象进行探讨的时候,这种自在性需要“显现出来”,它在何处显现?在我作为主体的世界里显现,但是这种显现具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我作为主体是为了让对方被给予,这也是胡塞尔哲思的内在开端:只有在对象的被给予方式中,我们才能将对象理解为某种自在的、客观的存在之物,而这种显现也变成了可经验、可体验、可认识之物的显现;当这种在主体的给予中显现发生,“它的显现在于将自身展现给一个处于一种特定情况中的主体”,也就是说,主体只是给了现象一种显现的机会,它的最终目的是在被给予方式中回到原本的给予方式中,只有回缚到原本的被给予方式上,才是明证性的实现,所以说,现象学作为一种方法,是“获得关于明证性的明证性的尝试”,它包含着两个部分:自在的存在之物,和作为存在之物纯粹是在主观的“为我”的情况下所显示的那样。

“自在”和“为我”,这是意识到和显现出来的两个方面,“某一类确定的对象原本地显现给我,并且只能显现给我;我似乎不能越过这些多样性去观察对象。”这种对象的种类和被给予方式之间的相符性是一个现象学的规律,当所有的经验都可以这样表述成绝对普遍性,它便成为了“先天的”。但是,自在和为我的这种“关于明证性的明证性的尝试”却并不如现象学所设想的那样,是在一种先天的规律中展开的,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这种被给予方式往往变成了心理主义下的经验主义,变成了对于实事的自明性认识,甚至心理主义者对于思维的认识完全当成了一种纯粹逻辑,它从一种有利于主观情况的实行出发单方面解决在对真理理解中的紧张关系。

《对心理主义的反驳》是胡塞尔纠正经验主义的一次尝试,在他看来,当人们认为心理学为逻辑的工艺论提供了唯一的和充足的理论基础,就是走上了一种错误的心理主义。心理主义者认为,逻辑工艺论,甚至关于思维、判断、推理、认识、论证、知识的种种工艺论,都是在探索真理过程中、在估价论证的过程中“知性的方向”的工艺论,所以心理行为或产品都被标志成为实践规定的客体,即使人们对纯粹逻辑作出了更严格的限制,在他们看来,心理学之物就是置身于对逻辑规律来说是构建性的概念之中的,其中包含了真理与谬误,肯定与否定,原因与结果等。对于这个论证,有人提出来,心理学所考察的思维是“它是怎样的”,而逻辑学对思维的考察是“它应该怎样”–心理学所从事的是思维的自然科学,而逻辑学所从事的是思维的规范规律,自然科学的规则是从偶然理性中获得的,而逻辑学的规则是从必然理性中获得的,甚至,人们不借助心理学也可以在本身发现这些必然的理性使用。而心理主义者的回答是:对知性的必然性使用也是对知性的使用,知性的使用和知性本身都属于心理学,心理学考察思维“它是怎样的”无非是“它应当怎样”的一个特例。

胡塞尔不同于反对派的论点,也不同意心理主义的观点,他考察心理主义的论证,认为这里面有三个成见:第一个成见就是把对心理之物规则的规定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之上,所以认为人是的规范规律即逻辑学规律也必须建立在认识的心理学上;第二个成见是,心理主义者把借助判断来论证判断的推理看成是一种心理行为,认为真理和或然性,必然性和可能性都会和判断发生联系,所以也都是心理行为;第三个成见是,当把所有真理都推向了判断,心理学只有在判断的明证性情况下才将一个判断判定为真。这三个成见当然是混淆了心理主义甚至心理学和逻辑学的本质区别,无论是认识论,还是判断,或者明证性,心理主义都是一种实体科学,是和实体之物发生联系,甚至是对于个体的现象的分析,而逻辑学是一种观念科学,是对于观念之物的规则的规定,“观念科学是先天科学,实体科学是经验科学。”所以心理主义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它误解了思维中观念之物与实体之物的关系,误解了真理与明证性之间的关系–“明证性并不是一种偶然地或自然规律性地与某些判断相联结的附属感觉。”它是一种普遍的、必然性的判断,而胡塞尔认为,明证的判断就是“原本的被给予性的意识”。

心理主义将被思维的一般之物的存在还原到思维的事实性意识过程上,所以,很明显,当它从心理学出发来解释逻辑.并且将心理学抬高为基础科学而排斥哲学,明证性已经变成了经验的证实,而胡塞尔提出规定着思维的一般之物是不依赖于主观认识情况事实的、经验可把握的变化而始终有效的,它具有“客观”、“自在”的成分。这里就必然涉及到观念和实体、经验和先验、事实和本质之间的区别。胡塞尔认为,经验科学就是事实科学,在经验认识行为中,实体之物被设定为个体之物,设定为时空中的“此在之物”,“而在这个形态中,这个实体之物从其固有的本质来看完全也可以存在于任何一个随意的地点并且具有任何一种随意的形态,它可以对自己作如此的改变,同时它在事实性方面却不改变,或者,它可以以—种与它自身事实性方面的改变不同的方式来改变自身。”

这种不断实践着的改变之物当然是被经验给予的,那么,在经验具有的偶然性中如何找到本质?胡塞尔认为,经验的直观或个体的直观可以转变为本质直观,也就是观念直观,但这是一种可能性,“它本身不能被理解为经验的可能性,而只能理解为本质可能性。”但是本质标志着作为个体的“何物”处于个体自身固有的存在之中的东西,这样的“何物”是可以在观念中被设定,在观念中被设定的“何物”具有的本质都具有一个给予性行为的特征,也就是说,本质直观的被给予之物是一个纯粹的本质,所以在纯粹本质判断的逻辑形式中,它们不设定个体的存在,它们具有本质普遍性和本质必然性,正由于此,“本质科学的意义原则上不可能采纳任何经验科学的认识结果。”而相反的是,事实科学却要依赖于本质科学,而对于自在、客观之物的现象的考察就必须依赖于现象学。

驳斥心理主义的经验主义,区别事实科学和观念科学,胡塞尔其实只是在证明自在、客观之物的自明性,只是在强调这种自明性具有的纯粹本质,但是对于现象学来说,它更重要的还在于被意识到,在被给予中“显现出来”,也就是还有一个“为我”的步骤,甚至还有一个显现出来之后回缚“在原本的、主观相对的被给予方式上”这一过程。“我”这个主体是什么,他如何具有“获得关于明证性的明证性的尝试”,如何给予自在之物显现的可能,又如何拥有先验的观念?在《现象学的基本考察》中,胡塞尔首先提出了自然观点的命题,作为在自然中生活的人,我意识到这个世界,我直观地发现它,而且经验到它,对于我来说,这个世界是现有的,而我本身也是它的成员,所以这个世界是一种实事世界,作为成员,我从自己的位置出发看到现存的事物,并且我把别人的世界和我周围的世界客观地理解为同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以不同的方式为我们带来意识。

这是自然观点的被给予性特征,但是明显是一个经验世界,一个事实世界,一个个体世界,我在这里是无法给予一种自在客观之物的,所以胡塞尔提出了“中止判断”的概念–中止而不是终止,它只是一种将命题“被判为无效”而加了括号的命题,也就是“悬搁”,这种方法论包含两个意思:一是我只是将命题判断为无效,它只是放在括号里,因为这个自然世界是一种此在,是一种现存;第二,它是被保留的,是一种中止行为,对于我来说,我不运用属于它的任何一条公理,我也不接受任何一条公理,但是公理还在,甚至公理的有效性还在。中止或者悬搁的目的,胡塞尔说:“它使我们能够去达到’纯粹的’意识并且进一步去达到现象学的整个区域。”而只有在达到了纯粹意识乃至整个现象学的区域之后,也就完成了认识论上的先验还原,这种达到式的还原是一种意识的体验,胡塞尔借用了笛卡尔的概念,把这样的意识称之为“我思”。

我思是一种对于意识的体验,所以当意识具有对象而存在时,它就是某物的体验,就是与某物的“有意向联系”,它的目的是:获得那种“纯粹意识”。但是胡塞尔认为这里有一个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区分作为一个资深之物的具体存在的意识和作为意识的“对立面”即作为“自在和自为”的在意识中被意识到的、被感知到的存在?也就是意向的自在之物和体验的存在之间如何区别,而这或者就是在现象学中所要解答的关键问题:在主观的“为我”的情况下,自在之物如何就如所显示的那样?意识的意向性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意识进行的特征不依赖于偶然出现的经验被给予性,而是要依赖于“本质”,二是意识如果要达到明证性,就必须制定它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意识生活,都必须服从于目的论的规律。意识的意向性是通过“反思”获得的,它甚至在从自然方式朝向外部世界时就已经发生,“我们就好象从未听说过那个新观点一样,完全深入到‘关于某物的意识’的本质中去,在这个意识中,我们意识到例如物质事物、肉体、人的此在,技术的和文学的作品的此在等等。”深入其中,对于某物的意识,是一种反思的获得,也在反思中意识到了体验,“它们不仅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并且不仅作为这种意识现存,如果它们本身是一个反思意识的客体的话;而且,它们在尚未被反思的时候已经作为‘背景’而存在于此,并且因此,原则上它准备被感知,正如在我们外在的目光域中那些尚未受到注意的事物一样。”

所以通过反思之“我思”,不是去把握事物、价值、目的和有用性,而是去把握被我们“意识到”的、对我们“显示出来”的主观体验,这些体验也变成了现象,它是最一般的本质,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关于某物的现象。而还原的先验性就是去除了心理主义的经验,而成为一种纯粹心理学的先验,要建立这样一个系统,就必须描述包含在意象体验中的本质的诸统一,就必须研究带着本质必然性的个别形态,就必须对整个心灵生活的总心态进行本质描述,就必须将自我描述成一种作为恒常信念的主体–纯粹的自我,’纯粹’在此意味着:任何世界化的客观化都是无法达到的。将世界不再理解为世间的,而是理解为先验的,这是说:思索纯粹的,进行的自我。”本质的统一,本质的必然性,本质的描述以及纯粹的自我,这一切去去除了经验主义而指向先验的本质观念。

自在而存在,自在而为我,而我而显现,显现而回缚,现象学就是在这样一种过程中“获得关于明证性的明证性之尝试”,而哲学认识本身就是服从于“任何体验都必须依据原本性”这一规律,所以明证性成为哲学认识的样本,而胡塞尔认为关于哲学“最高的和最终的”问题就是现象学问题,在他看来,现象学解决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本体主义与先验主义、心理主义与反心理主义、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以及目的论和因果性的世界观的种种对立,由此在胡塞尔看来,获得“纯粹意识”就意味着走向纯粹科学:“方法意向的纯粹作用结果,这意味着现象学具有现实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将问题放到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探讨轨道上来。这真正科学的轨道,是无限的轨道。”

画家·少妇·少女

编号:C38·1960122·0243
作者:(法)冯·法斯查理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90年8月第一版
定价:3.50元
页数:316页

一位画家,一位少妇,以及一位少女,三个人之间复杂的关系使这部小说带有通俗小说的基本特点:爱与被爱、艺术与爱情。而使画家最后导致一个可怕结局的是对爱的盲目投入,这种颇具报复式的结尾将爱情的纯洁一面判以死刑。冯·法斯查理自己作为画家像在自我忏悔,但显然,他只是以通俗故事的形式让哀怨的经历出现在读者面前。

黑塞小说散文选

编号:H24·1960122·0242
作者:(德)赫尔曼·黑塞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86年3月第一版
定价:7.40元
页数:522页

20世纪的黑塞一直在德国过着压抑的生活,这匹“荒原狼”一直表现着忧郁、孤独的主题,找不到生活中最理想的状态。当然,黑塞最成功作品当推小说《荒原狼》、《在轮下》、《玻璃球游戏》,那种宗教式的神秘主义使黑塞的作品呈现出超现实主义的特色。本书的短篇小说反映了黑塞早、中、晚期的创作成就,包括《童年轶事》、《大旋风》、《 婚约》、《 盖特露德》、《 克诺尔普》、《 内与外》、《 奥古斯托斯》、《 席特哈尔特》、《我的传略》、《 纪念品》、《拜访诗人》、《 乔适时的避想》。

长生殿

编号:X24·1960116·0240
作者:[明]洪昇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8年5月第一版
定价:6.95元
页数:265页

关于杨贵妃与唐明皇的爱情故事,已有不少文人进行过创作与阐述,但洪升认为“因断章取义,借天宝轶事,缀成此剧”,而《长生殿》中对杨贵妃、唐明皇、安禄山、杨国忠等历史人物的还原,则是洪升的贡献,这出历史剧将那个特定时期的社会风貌作了客观的描写,尤其对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给予了较深的理解与同情。《长生殿》共50出,以“郑振铎所藏 草堂为底本加以校订。


《长生殿》:竟将天上仙音,留作人间佳话

神仙本是多情种,蓬山远,有情通。情根历劫无生死,看到底终相共。尘缘倥偬,忉利有天情更永。不比凡间梦,悲欢和哄,恩与爱总成空。跳出痴迷洞,割断相思鞚;金枷脱,玉锁松。笑骑双飞凤,潇洒到天宫。
–《第五十出 重圆》

凡间的是一个帝王梦,一个贵妃梦,是生死相离的噩梦,是“不及莫愁家”的情梦,但即使是金钗、钿盒的定情,即使是“压着鸳衾侧卧”的春睡,即使是“霓裳羽衣”的制谱演乐,即使是“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进果,即使是“在天愿为比翼鸟”的密誓,人间的繁华,人间的权势,人间的爱情,最后也会落得“埋玉”之悲剧。悲剧便是梦恍然醒来,便是成空的恩爱以另一种方式上演,“笑骑双飞凤,潇洒到天宫。”是超脱于凡间,超脱于生死,而不管是多情的神仙,还是遥远的蓬山,对于爱情来说,无非是一种经历,一种“暂住人间”的小遣,一种考验永贞的方式而已。

“上皇,太真,你两下心坚,情缘双证。如今已成天上夫妻,不比人世了。”这重圆的一幕在生死之外,在神人之外,“我那妃子呵!”“我那上皇呵!”拥抱和恸哭像是在人间的游戏结束之后感情的喷发,哭吧哭吧,死吧死吧,到最后还是“仙家美眷,比翼连枝,好合依然”,这一场千秋万古的奇缘,这一片填补离恨怨愁的天地,原也是设置好的一出戏,连玉帝都敕谕唐皇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咨尔二人,本系元始孔昇真人、蓬莱仙子。偶因小谴,暂住人间。今谪限已满,准天孙所奏,鉴尔情深,命居忉利天宫,永为夫妇。如敕奉行。”永为夫妇是从人间到天上的升华,从人类到神仙的升级,从此和着一曲霓裳舞,情留万古无穷。

对于这一结局,吴梅似乎早已有了解读:“钗盒自定情后凡八见:翠阁交收,固宠也;马嵬殉葬,志恨也;墓门夜玩,写怨也;仙山携带,守情也;璇宫呈示,求缘也;道士寄将,征言也;至此重圆结案。大抵此剧以钗盒为经,而借织女之机梭以织成之。呜呼,巧矣。”爱情是经线,天机是纬线,这经纬纵横就是勾勒一个超越于凡间的爱情世界,有宠有恨,有情有缘,最后必是一种”遽然梦觉“的佳话,而这种充满喜感的结局在洪晟的自序里便是对于白乐天《长恨歌》和元人《秋雨梧桐》伤感基调的一次叛逆,所谓言情之文也并非是洪晟最主要的目的,当然从历史的泥沼中拔将出来是他有意“去政治化”和去历史化“的一种努力,所以最后将一个倾国的美女以死亡的方式自缢马嵬坡,无非是为“乐极哀来”的人间悲剧找到“垂戒来世”的理由,而这寓意也就是祸败之中如何找到悔意,如何用一种忏悔的心态为自己赎罪,如何在怨艾之深处找到启示意义?“孔子删《书》而录《秦誓》,嘉其败而能悔,殆若是欤?第曲终难于奏雅,稍借月宫足成之。”陨身之死,爱情之毁,杨玉环以悔意来构筑自己的仙境,构筑一个浪漫的爱情归宿,正如《传概》所言:“唐明皇欢好霓裳宴,杨贵妃魂断渔阳变。鸿都客引会广寒宫,织女星盟证长生殿。”

而这种悔从何而来?当然是现实的权势,现实的欺压,现实的颠倒。“愿此生终老温柔,白云不羡仙乡。”这一出的爱情从一开始似乎就是在躲避现实,“朕乃大唐天宝皇帝是也。起自潜邸,入缵皇图。任人不二,委姚、宋于朝堂;从谏如流,列张、韩于省闼。且喜塞外风清万里,民间粟贱三钱。真个太平致治,庶几贞观之年;刑措成风,不减汉文之世。”官民和谐,刑罚不用,这是一个太平盛世,但是这出自唐明皇之口的现实却有意回避了杨玉环入宫做道士再被占为己有的秽闻,去历史的意义就是要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中寄予理想,“惟愿取恩情美满,地久天长”。这天长地久的期盼就是唐明皇的理想,就是杨贵妃的理想,也是洪晟的理想。

但是理想总会遭遇种种现实,从国家体系来说,唐明皇当然是决定着国家的兴衰,主宰着国家的命运,所以在权力场上,唐明皇是一个分不清奸忠的皇帝,杨国忠、安禄山无疑是败坏这个国家的祸害,而他们能够造反,也完全是因为唐明皇治国之误。在《贿权》一出中,安禄山自爆自己的战败历史,也暴露自己的野心:“莽龙蛇,本待将河翻海决,反做了失水瓮中鳖,恨樊笼霎时困了豪杰。”自喻是被樊笼围困的豪杰,而传说皇上笑问安禄山的大肚子,安禄山竟然回答说是:“惟有一片赤心”。从征讨奚契丹大败而归,到依靠杨国忠贿赂皇帝,安禄山无非是想重新回到国家秩序中,从而慢慢成为翻江倒海的龙蛇。而他也正是这样做的,在杨国忠面前给以好处,使得“胜败乃兵家常事,临阵偶然失利,情有可原”这一理由中获得赦免,而杨国忠也依靠贵妃得宠“中书独坐揽朝权,看炙手威风赫烜”。于是,安禄山不仅不被惩罚,反而因为“通晓六番言语,精熟诸般武艺”而担当边降之任,天宝九载,安禄山封为东平郡王,唐代以将帅而封王的,他是第一个人;而有了权势之后的安禄山,也与杨国忠互相攻讦,而为了平息这将相不和的现状,又命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权力一步步增大,灾祸也一步步酝酿,直到最后的反叛、围攻。

而杨国忠则是“荣夸帝里,恩连亲畹,兄妹都承天眷”,这使得他也威风凛凛,使得他独坐揽朝权,而太监高力士则是“职掌六宫之上,权压成僚之上。迎机导窾,摸揣圣情;曲意小心,荷承天宠。”这便是戏剧中描绘的皇宫生态图,也是一副国家腐朽图,在《疑谶》中,不仅用壁厢上李遐周的题诗:“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若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来预言杨贵妃自缢马嵬坡的结局,也通过郭子仪之口,表达了“笑他每似堂间处燕,有谁曾屋上瞻乌!不提防柙虎樊熊,任纵横社鼠城狐。”的现实,“只为国舅杨丞相,并韩国、虢国、秦国三位夫人,万岁爷各赐造新第。在这宣阳里中,四家府门相连,俱照大内一般造法。这一家造来,要胜似那一家的;那一家造来,又要赛过这一家的。若见那家造得华丽,这家便拆毁了,重新再造。定要与那家一样,方才住手,一座厅堂,足费上千万贯钱钞。”一家胜似一家,一家赛过一家,这是豪华奢靡的富贵生活,而这样的现实使得郭子仪发出了“呀,外戚宠盛,到这个地位,如何是了也!”的感慨,而对于安禄山,他惊怒而言:“呀,这、这就是安禄山么?有何功劳,遽封王爵?唉,我看这厮面有反相,乱天下者,必此人也!”这也预言了安禄山后来起兵时的野心:“我安禄山夙怀大志,久蓄异谋。只因一向在朝,受封东平王爵,宠幸无双,富贵已极,咱的心愿倒也罢了。”对杨国忠的不甘,到最后范阳合围西京开始,举起了反叛的大旗:“你看诸路番将,一个个人强马壮,眼见得的羽翼已成。唐天子,唐天子,你怎当得也!”

“闹汹汹怎提防!乱纷纷难镇压,急攘攘谁拦截。”这是唐明皇一手造成的国家现实,而另一方面,则是与杨贵妃的儿女情长中,“天下表章经院过,宫中笑语隔墙闻。”爱情和朝政两条线交叉发展,实际上凸显出杨贵妃情悔的意义。“别赏阳台乐,前旬暮雨飞。”对于唐明皇来说,爱情首先是对于男女云雨之事的追求,充满了情欲的味道。不管是“爱他,红玉一团,压着鸳衾侧卧”的春睡,还是“逸态横生,浓姿百出。宛若翾风回雪,恍如飞燕游龙,真独擅千秋矣。”的盘舞,或者是“款解云衣,早现出珠辉玉丽”的洗浴,都写出了贵妃“漫揩罗袂,泪滴红冰;薄试霞绡,汗流香玉”的艳丽之态,在《窥浴》一出中,通过永新和念奴偷窥来表现贵妃身体之美:

[合]悄偷窥,亭亭玉体,宛似浮波菡萏,含露弄娇辉。【浣溪纱】轻盈臂腕消香腻,绰约腰身漾碧漪。【望吾乡】[老旦]明霞骨,沁雪肌。【大胜乐】[贴]一痕酥透双蓓蕾,[老旦]半点春藏小麝脐。【傍妆台】[贴]爱杀红巾罅,私处露微微。永新姐,你看万岁爷呵,【解三酲】凝睛睇,【八声甘州】恁孜孜含笑,浑似呆痴。【一封书】[合]休说俺偷眼宫娥魂欲化,则他个见惯的君王也不自持。【皂罗袍】[老旦]恨不把春泉翻竭,[贴]恨不把玉山洗颓,[老旦]不住的香肩呜嘬,[贴]不住的纤腰抱围,【黄莺儿】[老旦]俺娘娘无言匿笑含情对。[贴]意怡怡,【月儿高】灵液春风,淡荡恍如醉。【排歌】[老旦]波光暖,日影晖,一双龙戏出平池。【桂枝香】[合]险把个襄王渴倒阳台下,恰便似神女携将暮雨归。

甚至连太监高力士也来凑热闹,而这为渲染玉环天生丽质,却偏于色情描写。而在唐明皇的世界里,贵妃已经成为象征。虽然有禊游时的不合到最后贵妃忤旨、被谪出宫,明皇的诱奸、杨妃的吃酸、虢国的羞恨,传递出爱情接受考验的过程,而贵妃献发,则将前嫌释然:“自恨愚味,上忤圣心,罪应万死。今生今世,不能够再睹天颜。特剪下这头发,着奴婢献上万岁爷,以表依恋之意。”而唐明皇则是思念为由复招贵妃,“从今识破愁滋味,这恩情更添十倍。”而在与梅妃的争宠中,一方面是用霓裳大败惊鸿,使唐明皇发出:“寡人适见此谱,真乃千古奇音,‘惊鸿’何足道也!”并命令李龟年制谱传唱,在“疑谶”之后,忽然引出闻乐、制谱,为的是和梅妃争宠,而在宫廷里,要得到皇帝的因宠,或者长得美丽,或者擅长技艺,杨贵妃兼而有之,似乎已经胜券在握。而另一方面,“絮阁”一出则直指皇上的滥情,梅妃要被贵妃撞见,如何是好,金屋藏娇留下一双凤舄、一朵翠钿的证据,使得“春光漏泄,怎地开交?”而杨玉环以“三竿犹不临朝”来质疑“凤友鸾交”:“问、问、问、问华萼娇,怕、怕、怕、怕不似楼东花更好。有、有、有、有梅枝儿曾占先春,又、又、又、又何用绿杨牵绕。[生]寡人一点真心,难道妃子还不晓得!请、请、请、请真心向故交,免、免、免、免人怨为妾情薄。”这争宠的波折通过贵妃这断断续续,似恨非恨的唱词表达出来,写出了这一出爱情的波折。

而在絮阁之后的密誓,则将两人的爱情慢慢推向高潮。七夕赏月,贵妃泪眼婆娑,“妾想牛郎织女,虽则一年一见,却是地久天长。只恐陛下与妾的恩情,不能够似他长远。”所以两人立下海誓山盟:“双星在上,我李隆基与杨玉环,情重恩深,愿世世生生,共为夫妇,永不相离。有渝此盟,双星鉴之。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誓绵绵无绝期。”爱情达到高潮,也预示着从此开始走下人间的悲剧终点,而实际上,对天盟誓,在某种程度上也打开了那一扇通往上天的路,奏响了“潇洒到天宫”的序曲,乐极生悲,或者乐极哀来,实际上是为了摆脱人世间的那种流离和无奈。

不管是对于肉体的某种浸淫,还是对于音乐、舞蹈等文艺的共鸣,他们的爱情里更多为了争宠勾心斗角,为了满足欲望而千里进果,致使农人被踏死,一方是轻歌曼舞,逸态横生;一方是田禾被踏坏,行人被踩死,一方是爱情的享乐,一方是民生的悲苦,这为贵妃之死和死后的悔意做了铺垫。安禄山起兵打破西京,取得潼关,大小三军势如破竹,而唐明皇却只得逃离,此“惊变”作为分水岭,也使两个人的爱情从宫廷里走出,而在马嵬坡的“埋玉”中,在杨国忠被杀的结局面前,杨贵妃已经完全成为了专权的牺牲品,六军激怒,似乎只有这女子谢罪自刎,才可以安定军心,所以杨贵妃又成为了“为国捐躯”的义女,“陛下虽则恩深,但事已至此,无路求生。若再留恋,倘玉石俱人类,益增妾罪。望陛下舍妾之身,以保宗社。”在唐明皇“堂堂天子贵,不及莫愁家”的哀叹声中,杨贵妃留下了临终之言,一是让高力士在自己死后小心弄侍圣上,二是将金钗、钿盒等皇上定情之物一起下葬,“臣妾杨玉环,叩谢圣恩。从今再不得相见了。我那圣上啊,我一命儿便死在黄泉下,一灵儿只傍着黄旗下。”在解出白练,在哭泣自缢的时候,杨贵妃留下了人间的绝唱。而这也预示着他们爱情走向浪漫主义,走向“飞去蓬山寻旧果”的升华之路。

一方面是骂贼、剿寇、刺逆、收京的国家收复线索,郭子仪领兵讨贼,作乱的安禄山醉酒被杀,山河破碎又复归本位,而那一出爱情呢,亦是收复,亦是回归,在冥追中开启浪漫主义序幕,“特命将他肉身保护,魂魄安顿,以候玉旨。不免寻他去来。”土地神、仙人都来助力,也使杨贵妃仙家下凡的身份得以确定,而皇上,在闻铃中深切还念玉环,在哭像中看见妃子满面泪痕,在私祭中发出“白首红颜,对话兴亡”的感慨。在另一边,杨贵妃也在尸解中知道致遭劫难只是因为要悔过:“咨尔玉环杨氏,原系太真玉妃,偶因微过,暂谪人间。不合迷恋尘缘,致遭劫难。今据天孙奏尔吁天悔过,夙业已消,真情可悯。准授太阴炼形之术,复籍仙班,仍居蓬莱仙院。钦哉谢恩。”于是开始“情悔”之路:“只想我在生前所为,那一桩不是罪案。况且弟兄姊妹,挟势弄权,罪恶滔天,总皆由我,如何忏悔得尽!不免趁此星月之下,对天哀祷一番。”哀悼之后哀祷,只为去除生前的罪孽,在“逞侈心而穷人欲”的奢靡生活中寻找到真正的爱情,而皇上选高手匠人,将旃檀香雕成妃子生像无疑使这一场爱情升华,“只念妃子为国捐躯,无可表白,特敕成都府建庙一座。”也就是说马嵬坡之死是“为国捐躯”的行为,上升为一个神,人间天上,变了世界,所以吴梅评述说:““杨妃凡三变,马嵬以前,人也;冥追以后,鬼也;尸解以后,仙也。而神仙人鬼之中以刻象杂之,又作一变。假假真真,使观者神迷目乱。”

从人到鬼到仙,是一个女人的蜕变,“既悔前非,诸愆可释。吾当保奏天庭,令他复归仙位便了。”在神诉中,杨贵妃只不过又回到了曾经的神位,而对于唐明皇来说,则是收获了至死不渝的爱情,在又一个七夕,又一个定情之夜,对着天孙祈祷:“天孙既然记得,须念彼、堕万古伤心地,他愿世世生生,忍教中路分离。”于是便有了文人肆才的迷魂,有了织女娘娘的补恨,也有了月宫奏演“霓裳”的团圆。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人世间的纷争和战乱,神仙里的怂合,对于这一幕爱情来说,经历过的种种都是预设的故事,“若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这是生命的谶言,而“愿永证前盟夫妇”是神仙的计谋,而对于洪晟来说,当然是“合天孙,情传羽客,钿盒、金钗重寄将。月宫会、霓裳遗事,流播词场”的完美结局,只是将国家的哗变,将生灵的命运都归结为一个女人“为国捐躯”,似乎充满了戏如人生的喟叹,而那从人间到天上的情,“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先圣不曾删郑、卫,吾侪取义翻宫、徵。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实际上也只是如虚幻的梦一样,去除的也仅是“辄作数日恶”的那份伤感。情归何处?此曲只应天上有啊!

邓小平文选(1975-1982、三)

编号:B77·1960114·0239
作者:邓小平
出版:人民出版社
版本:1983年7月/1993年10月第一版
定价:11.80元
页数:811页

邓小平在“文革”中后期开始逐步树立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这位历经坎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领导人对改革开放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而1982年之后的思想则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对20世纪末的中国社会走向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1975-1982年》文论后被编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收入讲话47篇,第三卷收入邓小平1982-1992年的讲话19篇。

一度青春

编号:C38·1960111·0238
作者:(法)莫狄阿诺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3年8月第一版
定价:7.85元
页数:393页

莫狄阿诺,就像我们碰不得的脆弱神经,一不小心就让我们进入他构筑的回忆当中,在70年代的《夜巡》、《魔圈》、《寻找自我》等小说中,他一直表现自己关于寻找的主题,而到了《一度青春》、《往事如烟》中,那种对未来的迷惘变成了对过去的回忆,挥之不去的往事时时刺激着我们,但莫狄阿诺并不是让我们在回忆中怀旧,他更想把我们带进他虚构的时间交错的世界中,找不到返回的出路。为“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内收《一度青春》、《往事如烟》、《凄凉别墅》三部。

寻找的时代——新潮批评选萃

编号:页H12·1960111·0237
作者:李洁非 杨颉 主编
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1992年7第一版
定价:6.25元
页数:312页

本书的副标题为“新潮批评选萃”,而“新潮”指的是80年代出现的文学思潮,当时中国文坛已经呈现出多元文化倾向,特别是对于西方文学的参照从自发状态逐渐向自觉状态过渡,出现了诸如“寻根文学”、“现代派”等小说流派,做为批评界,对此也莫哀一是,并初步呈现了自由、多元的阐述空间。本书共分7辑,选录批评文章21篇。

油麻菜籽

编号:C28·1960111·0236
作者:刘毅然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版本:1993年3月第一版
定价:5.80元
页数:329页

在新时期文学中,刘毅然的小说更像是一首优美的诗或散文,他的虚构让人觉得真实,想象着另一种生活。这位渴望精神漂流的新一代作家,内心深处有着无法摆脱的孤独感,《孤独的萨克斯》、《摇滚青年》更像是自我的一次表白,那种自我呓语的性格特征造成了小说中主观世界的丰富与外部世界的平凡。此为刘毅然小说新作集,内收《平静的日子》、《油麻菜籽》、《回首当年》、《我的夜晚比你们的白天好》、《父亲与河》等五部。

修习止观坐禅法要讲述

编号:B52·1951230·0234
作者:宝静法师 讲述
出版:浙江省佛教协会
版本:1994年4月版
定价:
页数:212页

本书为天台宗修证入道之书,“修习止观”是法,“坐禅法要”是行,是“入道之枢机”。“初机人于坐中修习止观,较为得益”,因此本书是一部纯民间信仰式的教科书。

哲学的还原

编号:B81·1951229·0233
作者:(美)麦克斯韦·查尔斯沃斯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版本:1987年7月第一版
定价:1.00元
页数:334页

任何哲学都试图解释世界的本质以及人的认识的本质,只不过被冠以“分析哲学”的哲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更纯粹,更抽象,麦克斯韦·查尔斯沃斯将此归纳为“关于哲学的哲学”,并将本书定名为“哲学的还原”,他们研究的是关于“知道(know)”、“思绪(think)”、“或然(probable)”以及语言的问题,其中论述的重点是摩尔、罗素、维特根斯坦、艾耶尔等哲学家以及剑桥学派、牛津学派。

公孙龙子新论

编号:B22·1951229·0232
作者:周昌忠
出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版本:1991年5月第一版
定价:2.50元
页数:161页

在中国哲学著作中,《公孙龙子》是被忽略的,就像公孙龙子本人一样“行无师,学无友”。与其他诸子相比,公孙龙子是出世的,是形而上的,“白马非马”的论断就是其对“实在-思维-语言”上最形象的概括,从而使之成为语言哲学在中国最早的萌芽。本文作者将公孙龙子哲学与西方语言哲学进行了比较。


《公孙龙子新论》:审其名实,慎其所谓

曰: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白马论》

白马为何非马?当一种否定形式被阐述,马和白马到底具有何种属性:白马和马是站在作为个体的同一层次?还是作为共相的存在?或者是在概念意义上被区分?一系列的疑惑,也是客难之所在,而公孙龙便以主答的方式解疑释惑。

第一句其实已经很明确地说出了马和白马之间的本质区别,马,是一种“命形”的表述,而白马是一种“命色”的表述,“命色者非命形也”,也就是说,它们属于不同的概念范畴。这里的主客问答其实是站在不同白马和马的立场来对话的,当客言“白马是马”的时候,指向的是事实,也就是一种个体,白马当然是马之一种表现形式,所以是马,这种指云事实的语句其实脱离了概念,它在具体场景中被表述,是符合事实的。但是主答的“白马”和马均在概念层面上阐述,也就是说它是指云概念的语句,所以一个是客体词,一个是概念词,两者在阐述时就已经出现了分歧。

而公孙龙进一步阐述了指云概念中的白马和马的区别,“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同是黄马和黑马,都可以入选马,但是不可以入选白马,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马非马”–在这里,“黄马”和“黑马”中的马是作为主语的一种称谓概念,也就是说,黄马和黑马是作为一种物而存在的,“马”便是对物的刻划,也就是在逻辑上是“主谓结构”;“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白马”是马和白的结合,马和白当然不是马,所以白马非马–在这里,白马是一种性质,而马是一种本体,它们是对立的,所以区分开来,而且“白马”作为性质存在,是感觉的对象,就像“坚白石三”的“坚白论”中提出的那样,“坚白石三”和“白马”一样,是一种从感觉水平出发来看待性质,而性质是分离的,白是白,马是马,所以,“离也者天下,故独而正”,白马非马;“马未与白为马,白未与马为白。合马与白,复名白马,是相与以不相与为名,未可。故曰:白马非马,未可。”马没有和白结合而成为马,白没有与马结合而成为白,白马只白和马的结合,当马与白色结合,如果还是叫马,那么就是用不相结合者来命名结合者,当然是不可以的。

“白马非马”在客体和概念、性质和称谓,以及感觉和命名上所区别的这个命题,其实在深层次上是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问题,而本体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和认识论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名实论》中,公孙龙就提出了实在世界的三个范畴,一个是“物”,一个是“实”,一个则是“位”,“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物是什么,物就是“天地与其所产”者,但是进一步说,物是“物其所物”,也就是在自己物的本质属性上,物便是“实”,物是一种现实存在,当然,实也是物体,但是实在另一个意义上,则是一种充实,是物体作为充实的内容而占据一定是时空,这是“实”作为个体存在的表述;而“位”是什么,位是实形成所成之实而不留空缺,也就是说,“位”是“实其所实”,是“实”作为“实”而呈的自然状况,另一方面,“位”有“所位”和“非位”之分,离开本份的位,实就不在位了;处于本份的位,就叫做实的位正,无论是“所位”还是“非位”,都形成了对“实”的充实内容的一种规定。

物是现实存在,“实”是物的个体,而当实具有了充实内容的规定,便成为了“位”,而“位”也就成为了一种个体集合的共相,个体和共相组成了公孙龙的本体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正名”学说,“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正位,就在于正实的位,而所谓正实的位,则就在于正实的名,把“正实”引到“正名”,使“正位”转归于“正名”,揭示了事物自我同一的原理:个体应在“位”上自我同一,而这种将本体论转到了“名实”关系,也就意味着将同一性原理从事物本身转移到了运用语言的主体的说话者对所言说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上来,也就是揭示了主客体对立的认识论。

如何认识?“夫名实,谓也。”名实问题,就是称呼问题,也即命名问题,命名的认识论同样需要一种同一性关系,“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只有“彼彼止于彼”,只有“此此止于此”,才是真正的命名,即“谓也”,所以公孙龙强调的是,“审其名实,慎其所谓。”也就是要审慎地对待名实关系和称呼问题–当他感叹古代的圣君“至矣哉”,并非是一种歌功颂德,而是想要在“审其名实,慎其所谓”中为自己的名实论“正名”,使自己和学说真正能“位其所位”,从而被人接受。

但是公孙龙的某种寄托甚至呼吁,还是遭受了历史的无情遗弃,作为名家说的《公孙龙子》是以孔子的“正名说”为出发点,和《墨子》一样注重对于逻辑的研究,但是在诸子学说中却渐渐被湮没,“自邓析至秦时,名家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这是《晋书·隐逸传》引晋人鲁胜《墨辩注叙》道出了龙学的这一命运,“遂亡绝”便是无人问津,而后人对于龙学也是充满了鄙夷的目光,王充认为公孙龙的《坚白》之论,“析言剖辞,务曲折之言,无道理之较,无益于治”,唐代成玄英则说,公孙龙“眩惑世界,虽宏辩如流,终有言而无理也”,南宋黄震认为:“公孙龙者,战国时肆无稽之辩……大率儿童戏语。”而明代杨慎认为,公孙龙“其说类《孟子》‘白马白人’之例,然其谣放颇僻,去孔孟何啻千里”。

后代的评价折射出一个偏颇之处,认为龙孙龙的思想怪异怪诞,一方面认为如儿童戏语,有宏辩但无理,另一方面,和传统的中国思想相比,龙学个人根本“无益于治”,和儒家学说相去何止千里。“公孙龙之为人也,行无师,学无友”,《列子》的这句评语是对公孙龙本人的评价,也是对于龙学整体命运的一种谶言,而究其原因,是它与中国古代哲学的正统的和主导的学说格格不入。中国传统主流哲学所关心的是社会政治和道德问题,“文之用,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这种哲学基本上是一套价值标准和行为指南,所以在真正哲学建构中,缺乏思辨性,它们讲究的是修身养性的“内圣”之道,所以其哲学思维的模式就是以“体认”、“顿悟”等心理活动为主,而不用概念形式。即使公孙龙的“名”和“形”以及“指”和“名”,与语言哲学上的“六书说”之“象形”、“指事”有共通之处,但是中国小学最后的重点却在于训诂,而未能走出一条真正语言学发展之路。

被认为是儿童戏语,被认为“无益于治”,被认为“有言而无理”,公孙龙子的学说被排斥在中国传统哲学之外,这是命运使然,而这种命运或者也正是公孙龙发出“审其名实,慎其所谓”的一种预言,在《迹府》这篇他人对公孙龙子的记述中,也明显可以感觉到公孙龙的使命,“疾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为‘守白’之论。”“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五天下焉。”作为六国辩士,他所要做的就是纠正名实问题上的散乱,也就是要从“审其名实,慎其所谓”的要求出发“以正名实”。这种需求在历史的长河被湮没,当周昌忠再次触及到被误解为诡辩学的龙学,再次审视“白马非马”的命题,在“新论”中他认为,公孙龙子的思辨学说运用了一套范畴,建立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它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部奇书,更是在精神意义上和西方理性思维下的分析哲学体系、语言分析哲学和逻辑学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比如在对于世界的认识上,建立起了本体论思想,公孙龙在《指物论》和《坚白论》中反复说“天下有”,“天下无”,正是对实在之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世界的规定和把握,“有”和“无”成为“存在”范畴的一种表达,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了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关系,“天下无物,谁径谓指?”“谁”这个主体,其认识对象是客体。同时,主体要取得认识,也唯有从客体本身去认识客体。《名实论》中说,“正名”实质上就是正“实”的“位”,所以,公孙龙的本体论已摆脱了和自然哲学混为一体的素朴状态,甚至和中国传统主流的“天人合一”像对立,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本体论,它用“物”、“实”和“位”等最空泛却又最深刻的范畴去刻划和规定存在即独立于主体而自在的客体世界,而西方以科学理性为特征的哲学,就是建立在主客体显明对立关系上的,柏拉图创立了本体论,而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哲学和科学,使本体论和自然哲学划清了界限,可以说“净化”了本体论的疆域。

同时,公孙龙在“实在-思维-语言”三元构架中展开阐述,形成了一种整体性。在本体论基础上,公孙龙的认识论在周昌忠看来,完全是一种知性认识,他摆脱了感性认识的束缚,把知性认识看成是一种思维活动,而且这种思维活动的目标在于认识和把握共相。本体论是建立了一个主客体对立的世界,这个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客观世界,而认识论的意义是在对立关系中构建认识主体。在《坚白论》中他说:“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白色和坚硬都是一种感觉呈现,看的时候,看不到坚硬,只看到白色,那就是没坚硬;摸的时候,摸不到白色,只摸到坚硬,那就是没有白色。在这里,坚和白其实都是性质,它们和本体的石区别开来,性质是感觉的对象,而本体需要知性去把握,所以,“不相盈,故离。离也者,藏也。”所谓分离,也就是藏起来,“藏”是谁在藏?这里就凸显出了主体的位置。所以,公孙龙明确地把感觉和精神分离开来,强调常识观点乃建立在单纯感性的基础之上,这样,它把理论思维作为哲学对象移到了理性,确切说来是“知性”的水平之上。

当《公孙龙子》在本体论基础上明确地把其整个哲学建构为关于知性的哲学,从而使其成为一门分析的语言哲学。语言分析的运用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指”即概念本身作语言分析,另一方面是运用语言分析来确立“指”作为主体之认识贡献的地位。在《指物论》中,公孙龙提出了知性认识的对象是共相,而物又有其独立性,“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万物皆由指来指谓,但指所指谓的物并不就是指谓物的指,“物”和用以指谓它的“指”不是等同的,“而指非指”,指谓的物才不是指,所以,“指”的本性就在于指谓“物”,对于“物”有其独立性。如此,则有一个命名问题,命名也是一种指谓,也是一种语言哲学,“不可谓无指者,非有非指也。”这是说,万物莫不由形诸“名”的“指”来指谓。而著名的“白马非马”便是关于命名的语言哲学:“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命色和命形之不同,就是指谓之不同。

从本体论到认识论,从语言哲学到逻辑学,在“实在-思维-语言”的三元构架中,公孙龙子其实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思辨体系,它的存在观,知性概念学说,逻辑思想,和西方理性思辨有着同一性,但是在中国传统的总体框架里,公孙龙变成了边缘存在,直至慢慢湮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许是没有如他的学说那样,那个认识的主体被悬置了,“天下无物,谁径谓指?”不是内圣之道,没有“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的功用,不是“体认”和“顿悟”的过程,公孙龙的思想显然就像“坚白石”一样,就像“白马非马”一样,就像个体和共相之命运一样,“不相盈,故离。离也者,藏也。”离而藏之,这也是“遂亡绝”之后为“新论”创造了一个千年以后的可能而已。

胡适口述自传

编号:Z28·1951228·0231 
作者:胡适 口述 唐德刚 译
出版:华文出版社
版本:1992年8月第一版
定价:3.60元
页数:314页

胡适,中国现代的实用主义者、文学革命的主将,以及反马克思主义者和新红学代表人物。对于这样不同寻常的身世,他者是不可能完全传达出他的人生感受的,而只有胡适本人可以为自己做盖棺式地总结。他一生陷在政治的漩涡中,而且一直想绕开政治,结果却在学术上有了不小的收获。本书是胡适口述回忆的16次录音的英文稿,共分12章。

西方学者眼中的西方现代美学

编号:B81·1951228·0230
作者:
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1987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00元
页数:462页

作为一个类的概括,“现代美学”颇为斑杂,但本书所指大约是20世纪已臻成熟的美学观念与新产生的美学理论,这其中包括存在主义美学、现象学美学、阐释学美学、分析哲学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精神分析美学、实用主义美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美学、文化–历史观美学等,对这些美学,没有介绍,主要是评论。

蒙学要览

编号:H75·1951228·0229
作者:
出版:浙江古籍出版社
版本:1991年7月第一版
定价:5.30元
页数:443页

中国的蒙学读物的确能够反映传统的教育特点,“人之初,性本善”、“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不论是以伦理为主的《三字经》,还是唐宋诗歌的《千家诗》,都能折射出古代启蒙文化的特征。本书共辑录蒙学读物8种,包括《治家格言》、《 增广贤文》、《 千家诗》、《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龙文鞭影》和《 幼学琼林》。

伊加利亚旅行记

编号:W45·1951219·0228
作者:(法)埃蒂耶纳·卡贝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76年7月第一版
定价:5.95元
页数:415页

当然,与所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一样,伊加利亚只是埃蒂耶纳··卡贝心目中的“理想国”。19世纪的这部著作明显存在对共产主义实现“富裕和平等”和“文化享受”的社会的盲目乐观,所以马克思把埃蒂耶纳·卡贝说成是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伊加利亚中,生产资料公有,产品由国家无偿分配,领导由人民代表大会或公民大会民主选举产生…..这种人道主义的社会制度也是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共同向往的。


《伊加利亚旅行记》:共产制度是最完善的宗教?

但是我多么向往这个国家呀!…..我想亲眼看一看这个尽善尽美的社会,这个充满幸福的民族……一年以后我再回来结婚。
《第一章 旅行的目的 启程》

向往、体验、再返回,这是来自英国的威廉·加利斯达尔爵士规划好的“伊加利亚旅行记”的三部曲,但这一定是一个从开始到结束封闭的圆环?向往是对于混乱和黑暗现状的逃离,而体验则是抵达之后的亲身感受,但是当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当他看见的是一个充满幸福的民族,“一年以后我再回来结婚”是不是成为了一句空洞的承诺?而事实的确如此,当1835年12月22日,威廉和助手约翰离开伦敦,通过达加米利港口,乘船六小时后到达传说中的伊加利亚共和国,四个月后他却没有再回来–埃蒂耶纳·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一共三卷,在有限的阅读的第一卷结尾,威廉根本没有想回来的意思,那时的伊加利亚筹备召开协会的第一次大会,作为外国人,威廉希望在大会上能够庄严地宣称“在伊加利亚集会的外国人都希望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建立共产制度”,他把这个希望看到的结果称为“很大的胜利”,而且要更进一步,“努力争取那一大批在能否实行的问题上持否定意见的人改变态度。”

实际上,威廉和来自法国的欧文已经着手开始将伊加利亚的共产制度进行宣传推广,他们的目标就是改善本国的现状,将这一制度变成全世界最先进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第一次会议如果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威廉会离开伊加利亚共和国,但是似乎并不是为了刚开始离开伦敦时的想法:回来结婚,因为在伊加利亚,他已经爱上了历史学家狄纳罗的妹妹狄纳薏丝,而狄纳薏丝也爱他,他们正筹划和欧文、瓦尔摩三个人在一起的三对新人的婚礼。不管是对于最初的规划,还是对于婚姻的态度,威廉的确都违背了当初的诺言,当原处的计划被改变,当自己开始尽心尽力投身于共产制度的宣传和推广,那么这个目的在卡贝看来,明显是高于自己回来结婚这一私人目的。现在的问题是:威廉不愿离开伊加利亚的原因是什么?他的最终目的为什么要成为共产制度的推广者?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也是卡贝自己的态度,他在“序言”中说,“不论牺牲将是多大,我都决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不顾一切危难,庄严地为共产主义学说的实现及其不断完善而奋斗终身。”为共产制度的实现奋斗终生,已经从这部小说的主旨变成了现实的目标。做出这个决定,卡贝是基于自我经历而立下的誓言,这个曾经在波旁王朝是是秘密革命团体烧炭党的成员,参加过1830年的七月革命,后来因为反对七月王朝,被迫流亡英国,正是在自己流亡期间,受到了欧文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所以当他在1839年回到法国时,开始写作“伊加利亚旅行记”,在这部用民间小说的形式写成的著作中,卡贝就描述了一个他所设想的共产制度的国家:伊加利亚。

“那里所有的社会组织和政治机构都是理性、正义和智慧的产物。在那里没有犯罪行为,所有的人都过着和平、愉快和欢乐的幸福生活。”卡贝描述的这个“上帝所许诺的第二圣地”,“圣经上的伊甸乐园”,“神话中的仙境”,“一个新的人间天堂”就是通过威廉的所见所闻而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里的道路完善,运河四通八达,这里有美丽的田野,有诱人的公园,有可爱的农村,有宏伟的建筑,当然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所有制度都是理性、正义和智慧的产物。而所有这一切,都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共产。威廉准备乘船去往伊加利亚共和国的时候,在港口的工作人员说,缴纳的二百金币就是四个月的全部花费,只要进入伊加利亚,那么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什么交通工具都可以坐,什么样的服务、什么样的餐饮,什么样的住房,都不需要钱,因为伊加利亚没有商品,也不出售货物,“善良的伊加尔已经把我们从金钱这种瘟疫中解放出来,个人是禁止使用钱币的。”伊加尔是伊加利亚的领袖,他们称之为“独裁官”,是他带领伊加利亚人推翻了暴君通知,迎来了解放,是他建立了共产制度,是他给人民带来了幸福生活,所以伊加尔做出规定,全国禁止使用钱币–只有消灭了钱币,消灭了商品,才可能消灭不平等,才可能建立共产制度。

而来到伊加利亚之后,历史学家狄纳罗详细介绍了伊加利亚的社会组织、政治结构和历史概况,曾经的伊加利亚曾经被凶残的征服者占领和蹂躏,只有又被凶恶的国王和贵族们压迫和统治,那时候工人们痛苦万分,妇女们不幸之际,“和地球上整个人类的命运一样,过着悲惨的生活。”而曾经遭受过这种生活的瓦尔摩祖父的回忆里更是有着不堪回首的场景:“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我参加你们一位大贵族的盛大宴会以后出门的时候,竟然看见两具几乎光着身的尸体,是冻饿而死的母子俩。”所以在穷苦的马车夫的儿子伊加尔的带领下,伊加利亚人通过革命斗争推翻了暴君统治,建立了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的一切都建立在平等基础上,“所有的人都是成员,都是公民,他们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平等的。社会分配给他们的负担和利盆都是平等的。也可以说,所有的人组成一个统一的大家庭,它的成员是以博爱的精种结合起来的。”在这里,所有社会成员都一律平等;在这里,每个人都从事一种生产,并且每天劳动同样长的时间;在这里,劳动工具和原材料都取自社会资产,而所有的土地产品和工业产品都储存在公共仓库;在这里,食品、服装、住宅和加剧,都是社会资产供给;在这里,儿童的教育平等,“就如平等地供给食品一样”;在这里,每个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是人民的一份子和民卫队的成员;在这里,人民是主权者,主权属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有权制定或委托別人制定社会公约、宪法和各种法律;在这里,公职人员都是人民的受委托人,都由选举产生,有一定的任期、向选民负责并且可以被把面;在这里,人民代表大会由两千名代表组成,他们同堂讨论议案,而重要的法律,例如宪法,则需要提交全体人民批准……按照狄纳罗的说法,“我们的政治结构是一种民主共和政体,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近乎纯粹的民主制度。”

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种共和政体?因为伊加利亚人受尽了曾经不平等的苦,他们深切了解到,如果不实行平等的制度,就不可能有幸福,所以全体人平等地组成一个社会,当权利和义务都平等,当社会分配的负担和利益都平等,就不会有贫富差距,就不会有权力大小,就不会有阶级对立,所以伊加利亚没有穷人,没有犯罪,人人都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当卡贝通过威廉的所见所闻,展开了一个共产社会的美好画卷,并不是回到原始状态,在他看来,这种共产制度在工业不断发展的阶段同样适应。在刚进入伊加利亚的时候,他听瓦尔摩说起有人要发明一种比蒸汽汽车还有强大的动力,它是由一种蕴藏量比煤炭还要丰富的能源产生,这种能源叫“索鲁伯”,通过这种能源产生的动力“将掀起另一次工业革命”,而这将使得铁路事业有更大的发展。

掀起另一次工业革命,当然是对于现实中英国工业革命而言的,伊加利亚在工业革命上可以不断升级,而在现阶段,发展程度也超越了英国的现状,“这个国家的工业超过英国,艺术高于法国;任何別的国家都看不到那么多的巨型机器;那里的人乘坐汽球旅行,他们的空中节庆,使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节日盛会也黯然失色。”威廉参观了城市和农村,进入工厂,亲眼目睹伊加利亚的工业化水平,在一家国营印刷厂里,他看到种类齐全的机器,“几乎全部工序都机械化了”,这些机器代替了将近五万个工人的工作。所以伊加利亚并不是一种静态的、原始的乌托邦,它在工业机械化和产业化方面大步前进,显示了卡贝一种与时俱进的思想。

但是,在伊加利亚实现共产制度,是不是真的只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个体是不是可以消除不平等?用理性、正义和智慧建立的社会组织和政治机构,是不是可以维持真正的平等?在“序言”中卡贝就指出了目前社会的丑恶和不幸产生的根源,不是大自然的意志,而是社会制度,“这种制度最根本的弊病不正是那作为它基础的不平等制度吗?”所以卡贝说自己深入研究历史之后越来越深信,“不平等制度乃是人们划分为贫穷与富裕的根源,是包括来自贫富两方面的各种弊害的根源,是贪欲与野心、嫉妒与仇恨以及各种纠纷与战争的根源;一句话,不平等制度是任何个人和民族所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的根源。”找到了根源,也就可以从根源入手,所以他认为,“只有实行财产共有才能出现这样的社会。”为此他把这部《伊加利亚旅行记》看成是阐述自己政治主张的一篇论文,而且在他眼里,这不是一种可不可试验的可行性分析,而是一种“真理”:“只要一个国家的人民和政府真正地采纳了共产原则,就不难使共产社会成为现实。”所以他把“伊加利亚旅行记”看成是一部经过自己长期劳动、浩繁研究和不断思考而写成的“道德学、哲学和社会政治经济学论著”。

把社会问题只归结为不平等制度,将人类未来的出路只设置了建立共产制度,这当然是一种幼稚论,通过威廉见闻和体验的一切甚至都只是一种表象的东西,暂且不论马克思做出卡贝是“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仅仅从这部哲学和社会小说中,其实完全可以看见卡贝的空想论。第一个问题是:当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一员,为什么领袖伊加尔独享有各种权力?当每个人被平均分配食物时,他们在饭前都要为伊加尔干杯;学生的德育内容之一,是每天早晨要唱歌颂伊加尔的歌曲;每年的国庆节、革命周年纪念日,都要举行独裁仪式,人群会在六十个乐队奏起的乐声中高声呼喊:“伊加尔独裁官万岁!伊加尔独裁官万岁!”

这些感恩的仪式,这些纪念的方式,是不是使得伊加尔享有了更高的荣耀和权力?被称为“独裁官”是不是就是一种偶像崇拜式的独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耶稣–伊加尔从以前是木匠的儿子,尝过工人和穷人的种种苦难,所以他要解放伊加利亚人,而他走上革命道路就像是一种救赎,他从基督教的祷文开始那句“我们在天之父”里得到启发,认为一切人都是兄弟,都是平等的,而组成大家庭就应该像兄弟一样相爱相助,所以即使之后脱离了教会,开始了革命事业,以及最后推翻了统治建立了共和国,他作为一个共和国的缔造者,身后的一切似乎又超越了作为杰出英才的存在,在伊加利亚人眼里,它是善良而勇敢的领袖,是人类最优秀的人物,是工人、农民和公民的恩人–这一切似乎都无可厚非,但是当他被当成了神,是不是就在无形之中反而建立了一种不平等?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是,在伊加尔取得了革命胜利之后,全国代表大会废除了本民族的旧名称,而改为以伊加尔命名,同时国家称为伊加利亚国,民族是伊加利亚族,首都叫伊加拉,居民一律叫伊加利亚人。

从国名、民族名、首都名,到居民的统称,一切都被打上了“伊加尔”这个独裁官的烙印,这是一种纪念,但是这种纪念方式就是不平等的象征,也就是没有把伊加尔当成是一个普通人,更不是社会中平等的一员。也就是从这个神化的象征出发,当伊加利亚建立了理性、正义和智慧的制度,也就把制度本身当成了宗教,按照瓦尔摩的说法:“我们的宗教信仰不也是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吗?你不是也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吗?信仰不是也应该象人们的爱好一样受到尊重吗?”所以这里的宗教就是一种平等的道德观:“它除了促使人们彼此友爱,亲如手足之外,別无其他的作用;它教人用以律己的,不外是下面三个信条,就是:爱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必施于人。”

一方面否定上帝的存在,否定这个独一无二的神,否定有“物之主,宇宙始祖!宇宙万物的建筑师”,否定圣经的绝对权威性,伊加利亚的宗教会议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明,不相信圣经来源于神明,不相信给摩西启示的神明,也不相信存在一位具有人的形象、能够赏善罚恶,接受祈祷的上帝,而另一方面则把伊加尔奉为神明,把他所创立的一切制度等同于圣经,将他的道德学说视为宗教,“共产制度本身不就是哲学的最完善的概括,不就是见诸行动的最纯洁的道德吗?它不是已经最彻底地实现博爱原则了吗?它本身不就体现着最高尚的品德吗?一切宗教不都是标榜它们的目标是为人类缔造幸福,但是却又从来沒有做到吗?共产制度不是已经事实俱在地实现这个目标了吗?”

所以当推翻一种不平等社会,建立的却是另一种不平等。而在伊加利亚对制度的执行中,似乎和现实之间也是脱节的,威廉所看见所体会到的是它的平等意义和先进水平,但是当瓦尔摩、威廉都为情感问题发愁时,这一社会矛盾便凸显出来,威廉甚至将失恋视作是人间的苦难,而威廉更是仿佛到了世界末日,在这样一种内心痛苦的时候,很可能会发生极端事件,威廉当时就想三天之后永远离开伊加利亚。最后他没有做出极端的事情,似乎就是因为伊加利亚对人的道德教育起到了作用,在失恋事件没有发生之前,瓦尔摩说在伊加利亚没有犯罪,威廉当时反问了一句:“难道不会由于別的原因,譬如说由于恋爱或者嫉妒而发生谋杀、决斗和自杀等事件吗?……”而瓦尔摩说,因为这里的教育被人培养成了真正的人,每个人都学会尊重别人的权利和意志,并根据理性和正义来行事。所以人人都抑制了自己的欲望。

把犯罪看成是欲望得不到满足而发生的悲剧,所以通过理性和正义教育来避免此种情况发生,但是当威廉的情感发生变化之后,这种说法似乎又站不住脚,他在昏迷了七天之后醒来,知道了狄纳薏丝也爱上了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威廉当然没有选择极端方式,更没有走上犯罪道路,但是当知道狄纳薏丝和自己深深相爱,他们曾经做出的诺言在爱情到来之后都彻底废除了,而威廉本来就是在一年之后回到伦敦结婚,而现在当他决定和狄纳薏丝一起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为了另一种欲望,而在自己的未婚妻面前,是不是也是一个背叛者?这似乎又是一种潜在的不平等。而在伊加尔和感情问题上具有不平等之外,还有一个更匪夷所思的制度:对外殖民。伊加利亚实施了规模庞大的教化计划,就是在一块几乎荒无人烟的肥沃土地上开辟殖民地,和邻近的盟邦协商共同建立殖民地,然后把一些家庭移民过去,目的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而所有这一切的出发点只有一个:给落后地方带去先进文明,“我们传播了文化,并且要让它无止境地发展下去!”让野蛮部落进入文明时代,建立新的伊加利亚,这种文化殖民透露出的就是优劣自明的观念,把那些原住民当成是野蛮人,把自己当成是解放人类的拯救者,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的“伊加利亚中心论”,难道那些所谓的野蛮人放弃自己的生活面对殖民还兴高采烈?

冲突和欺骗、混乱和纠纷、压迫和灾难,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当把这一切归结为不平等这唯一的原因,卡贝显然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共产制度是先进的,是平等的,是可以消除一切的问题,是可以构建幸福的生活,这便是卡贝追求的真理,这就是卡贝想要的理想国,只是在表象意义上,在宛如空中楼阁的存在中,他无非是建立了思想上的殖民地,“我们的善行使我们能够和平地获得一个新的伊加利亚,使野蛮部落进入文明时代,而且,为人类继续征服世界上那些还没有开发的地区做好准备。”殖民需要的是征服,征服是占有,所以这一切又是不平等的另一个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