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e气

	编号：C34·2150424·1164
	作者：【英】杰弗利·乔叟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3年06月第1版
	定价：148.00元亚马逊43.50元
	ISBN：9787532758920
	页数：880页

《圣经》上说：“凡是写下来的，都为了让我们受教益而写。”这也是我的愿望。
        ——《本书作者在此告辞》

告辞不是结束，而是走向另一个条道路，走向另一个目的地，29位旅客加上乔叟，他们一起前往的是英格兰东南部的坎特伯雷，而在中途遇见的旅店里，他们在店主的提议下开始讲述故事，按照规定，每人去坎特伯雷的路上要讲两个故事，回来的路上再讲两个，也就是说，从旅店到坎特伯雷，一共会有120个故事被讲述，而当“坎特伯雷故事到此结束”作为终结语而告辞的时候，对于这些朝圣者来说，其实已经从讲故事变成了一种实践，而所有故事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抵达那个大教堂，在基督面前拜谢、忏悔和救赎。

在告辞之前，在实践之前，对于30位旅客来说，说出故事并且写下来是为了什么？在乔叟来说，或许是如《圣经》上所言，是为了“让我们受教益”，让更多的人接近上帝，感谢耶稣，学会智慧和善，“如果这里面有东西使他们高兴，那就感谢主耶稣基督，因为一切智慧和善都来自于他。如果有东西使他们不高兴，那么请归罪于我才疏学浅，别归罪于我的愿望，因为我非常希望讲得比这好，但没这本事。”没有将讲述的故事完整记录下来，甚至自己的故事总是被打断，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文本的“残缺”，而残缺意味着留下了更多填补的可能，在宗教意义上，也恰恰是不足构成了忏悔和救赎的内在原因，残缺和不足不是仅仅留下遗憾，而是有了更多得救的机会，可以感受更多慈悲的恩典，所有人都渴望成为“同天父在一起的人”，而通向坎特伯雷的路便是这一条得救之路。

所以，在说和写的故事里，就构筑了两种在实践之外接近上帝之爱的通道，写不是单纯的记录，不是只为一种受益，它在残缺中保留了可能，而说也不是为了赢取那一顿免费的晚餐，它在娱乐中展开了世俗生活，在欢笑中打开了个体世界，来自东西南北，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是骑士还是律师，不管是厨师还是船长，每个人不同的身份属性构成了一个多元的社会体系，而在他们的口中，那些故事也带有了更多的社会性、世俗性，也甚至在这些曲折、生动、充满玩笑的故事里，呈现了一个更多元的生活经验和思想体系，“你也可以接下去讲个故事吧”的接龙式安排，指向的就是一个个体的集合。

“一种贪图，就是声色之欲。”《堂区长的故事》是最后被写下来的故事，散文体的书写方式是对于前面韵文体的一种补充，但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说的总结，贪欲是在宗教目标面前所有人都会面临的问题，也是最直接指向人性应该忏悔的救赎的方向。而在这些被写下的故事里，几乎都会涉及欲望，和肉体有关的色欲，和金钱有关的贪欲，和权势有关的权利欲，它们就在救赎之路的反面，就在忏悔之道的背面，就在人性的阴暗面，而要真正从罪孽中走出，从迷路状态中找回，真正不偏离坎特伯雷的目标，那首先就应该说出来。

在《托钵修士的故事》里，那个奸诈的差役无疑是一个被欲望控制的人，向人告密，揭露秘事和丑闻就是为了从中获得利益，而差役从来就瞒着主子，在一次行路的时候遇到了另一个贪财的管家，于是开始交流干这些行当的手法，期望“捞到最大的收获”，而他们根本不考虑良心和罪过，“不是用暴力就是用花招”。敲诈勒索是揭秘而受益，而自己也自然成了被隐瞒的秘密，所以这本身就构成了双重的罪孽，而其实那个差役遇到的贪财管家就是一个魔鬼：“我是魔鬼，我的住所在地狱里。这回我骑马出来，是想捞好处。”恶人遇到魔鬼，不是更多的获益，而是，“凶恶的魔鬼抓住了差役；于是那差役就灵魂连同肉体随魔鬼去了差役该去的地方。”

杰弗利·乔叟：在写中传播教益

跌进一种轮回式的深渊中，而在《教士跟班的故事》里，那些教士团教士向助理教士借钱，并向他传授炼金术，就是为了骗他提取银子，用四十镑的金币换回来一张炼金术的秘方，无疑是对于那个助理教士的嘲笑，而在这种骗局之外，也是对于虚伪教士的讽刺，不管是教士团教士还是助理教士，他们都应该无比接近上帝，无比纯洁，远离金钱和欲望，但却是他们，既成为这一场骗局的实施者，也成为受害者，而最后亵渎的无非是宗教。教师跟班故事里，那些虚伪的教士是主角，而在《卖赎罪券教士的故事》里，讲述故事的是教士，三个年轻人在寻找死神的时候，却意外发现了树下的大量金币，于是目的发生了偏离，他们完全可以占有这个意外之财，但是当贪欲爆发的时候，占有绝不意味着”见者有份“的平均主义，而只想独自拥有，于是去镇里买酒的人去药铺买了毒药放在酒里要害死两个同伴，而等待在原地的两个同伴却也想办法要杀死他，于是三个人各怀鬼胎，最后的结局是，买毒药的被两个人杀死，两个人又喝了掺了毒药的酒被毒死。在金钱面前死去，他们没有找到死神，反而被死神找到。这是贪欲得到的报应，”贪恋钱财是万恶之本“，而其实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教士却也提供了一种叫做“赎罪券”的东西：“我的赎罪券一切罪孽都能赦，只要你们肯拿出金币或银钱，或是银子的胸针、汤匙或指环。”

用什么赎罪？罪因为贪财而起，而免除罪孽的竟然还是金钱，像一个轮回，循环的结局只有一个：恶有恶报。管家讲述的一个叫西姆金的磨坊主的故事里，他也是一个贪欲的人，专门偷取面粉和谷物，而当两个学生前去磨面粉的时候，西姆金甚至把最不好的麦麸给他们，为了报复西姆金，两个学生以回不去了为由晚上住宿在磨坊主的家里，不仅白白吃了西姆金的晚饭，还偷偷地睡了磨坊主的老婆和女儿，“这就是磨坊主的恶有恶报！”这是一种惩处的笑话，得到一些东西总会失去一些东西，而这个“恶有恶报”的故事指向的是一种对于物质和金钱的贪欲，而在欲望之路上，那些拥有权势的名人最后也难以逃脱命运的因果报应，不论是“尽管以前你在天使中最辉煌，现在成了撒旦，苦难将缠住你”的路济弗尔，还是“行为不端铸成了大错，就此从他的显赫位置被赶下，落到地狱里经受苦难和折磨”的亚当，不管是“当初，你是士师，生活在荣华富贵里！如今只能用瞎掉的眼睛哀哭，因为从高位落到悲惨的境地”的参孙，还是“妻子送给郎君崭新的漂亮衬衫，竟非常巧妙地下了剧毒的药”的赫拉克勒斯，他们所构建的世界看起来就是地位和权势，但是却容易从高位上跌落下来，陷入到命运的逆境中，“所有的悲剧都只是一种哀唱，唱的是那种可叹又可悲的事；就是哪个大人物正踌躇满志，命运女神就叫他遭遇到灾祸；谁一味信赖她，她就让谁出事她明智的脸却在云雾里隐没。”

而爱欲呢？或者更直接地称之为肉欲，在商人讲述的故事里，六十岁的爵士想要结婚，在他看来，结婚是为了安宁和纯洁，“因为婚姻生活是人间的天堂”，当漂亮、年轻的姑娘伍悦成为他的新娘的时候，他似乎找到了那种天堂，但是伍悦无非是一个放荡的女子，他暗暗和扈从达米安偷情，当爵士忽然有一天在满园春色的快活日子里失去了视力的时候，伍悦和达米安便开始设计了一出肉欲之戏，达米安爬在后花园的树上，然后伍悦以摘果子为由，踩在爵士的身上和达米安交媾，这实在是一种光明正大的亵渎，失明的爵士在下面，却为自己的妻子和扈从助力，所以命运女神派了冥国之君普路托来惩处那种贪欲，在两个人在树上媾和之际，爵士的眼睛忽然好了，“我要给这高贵的老爵士帮忙，要以我的威力帮帮这瞎老头：在他的老婆让他蒙羞的时候，要让他突然恢复失去的视力，看清他老婆是个下流的东西。我要叫她和她那类人丢丟脸。”爵士睁眼的刹那，果然看见了妻子和别人在偷情，“我想我看见达米安刚才的确睡在你身边，而你的裙子却搭在他的胸膛。”

在欲望中很多人就是被蒙蔽了双眼，而命运女神会让你睁开眼，会让你看见罪孽，但这只是一种神谕式的惩处，而在神之外，人对于欲望的处罚很多时候却是报复，牛津的守财奴娶了十八岁的新娘艾丽森，而艾丽森却和书生尼古拉约会，还骗守财奴要坐在诺亚一样的方舟里避开灾难，于是两个人在床上光明正大寻求肉体的欢愉，而另一个教堂里的管事阿伯沙朗也喜欢艾丽森，也希望拥有肉体的欢愉，当阿伯沙朗被约会的男女恶搞之后，他的报复便是将“那柄火烫的犁刀朝着尼古拉屁股的正中一捣”，在听到惨叫声中他完成了报复，而这种报复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对于自己无法获得肉体的一种弥补。而在很多关于爱的故事里，寻找肉体的欢愉变得直接，而直接的欲望最后导致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一种是被伤害而起的报复之心，阿伯沙朗就是典型，而在《梅利别斯的故事》里，当梅利别斯的妻子被坏人打伤，他便起了报复之心，理由是：“因为通过报复，可以把坏人从好人中分出来。自些人本要干坏事，但看到干坏事的人受惩罚，就会收敛坏心思。”或者是：“我不在完人之列，因为不报仇我的心就不得安宁。敌人报复我害我也给他们带来巨大危险，他们却不顾危险，只顾满足他们的恶毒目的。”报复不仅是自己受伤，当然也会对别人造成伤害，结果在相互激化的过程中，根本无益于事情解决。所以在梅利别斯妻子那里，对于受到伤害有了另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宽恕，因为在她看来，“报复不是人人可以做的事，只有法官和有司法权的人有权惩处罪人。”在人与人之间，“报复不能以报复克服，伤害不能用伤害克服”，所以她不费口舌地劝解梅利别斯，要宽恕那些人，不要互相伤害，同时她也和那些伤害他的对手讲和，在谴责他们给自己以及家庭带来损害之后，也希望大家都和平相处，于是事情有了转机，仇人面对梅利别斯的时候，希望把自己交给他，希望他能大发慈悲，免除他们的罪孽，终于梅利别斯宽恕了他们，“毫无疑问，对于我们在神注视下犯的罪过，如果我们感到懊恼和悔恨，那么宽宏大量的神也会宽恕我们，把我们带进他永无止境的巨大幸福。阿们！”

皆大欢喜，宽恕是免除了侵犯和伤害，是免除了对方的罪过，实际上也是在停止了报复的行为中面对了自己的罪过。所以这种宽恕之路，这种充满了爱和善意之路，才是一种在欲望世界里抵达救赎的正确之路，《律师的故事》里的苏丹母亲设计陷害了那些基督徒，却没能杀死苏丹喜欢的罗马公主康斯坦丝，美丽、成熟、稳重、谦逊、德行、圣洁的康斯坦丝在逃难过程中，传播了爱，传播了基督教，使得最后在行善积德的传教中拥有了最后的幸福。在《修女院院长的故事》里，基督教中划出的那个犹太区里，犹太人设计把一个唱赞美诗的孩子杀了，割断了喉管还把他仍在水坑里，可是孩子没有死，他还一直在唱赞美诗，“我一向热爱一切仁爱的源头，我知道源头就是基督的亲娘。正在我马上就要断气的时候，她来到我身旁，要我开口歌唱，所以你们听到，我虽然已死亡还在唱，而我在开始唱的时候，似乎她把麦粒放上了我舌头。”最终他成为爱的化身。

无论是《骑士的故事》里为争夺艾米莉的阿赛特和帕拉蒙最后和解，还是《巴思妇人的故事》里好色的武士最后获得了年轻美丽的妻子，不论是《学士的故事》里侯爵对妻子的考验最后获得的圆满结局，还是《平民地主的故事》里，女人在爱情中获得了自由，甚至那个嫁了五个丈夫的讲述者，她并不是不重视童真，而是希望在这一生中寻找到真正的婚姻之果，“只要我活着，我就有权利控制他那个身子，而他不能控制我。”像是妇女的一句宣言，不是颠覆男权统治，而是在自我的存在中找到爱的意义——爱不是对于一个女子的占有，而是一种和平，一种高尚，一种仁慈，一种接近上帝的举动。

报复带来的是伤害，而唯有宽恕，唯有忏悔，唯有爱，才能不进入迷途，才能不受到折磨，才能不痛苦。所以在说故事的过程中，在写故事的记录中，无不是为了抵达最后的“教益”，虽然在30个旅客中有攻击，有矛盾，有嘴巴上的报复，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走在那一条“通往天国的耶路撒冷之道”上，看得见的目的地是坎特伯雷，更远的目标当然是那个救赎自己、宽恕自己的圣殿，那个充满爱和仁慈的天堂：“基督是万王之王，是教士们的教主，他以心头宝血救赎我们；但愿凭着他慈悲的恩典，到了末日审判，得救者中也有我。Qui cum patre, etc.” 

	编号：C28·2150420·1161
	作者：【危地马拉】奥古斯托·蒙特罗索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5年01月第1版
	定价：36.00元亚马逊27.30元
	ISBN：9787208124448
	页数：128页

它们一点都无法了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毕竟逻辑思考并非它们所长，但它们俩又都相信理性思考，于是它们便匆忙地分开了！它们对彼此最美好而令人感伤的相遇片刻里所发生的事都感到腼腆害羞不已。
    ——《驴和笛子》

三样东西，一本名叫《黑羊》的图书，两张精致的明信片，一册银色封面的“别册”，它们以独立的方式出现在我的面前——与其说是“出现”，不如说是掉落。撕掉塑封，解开腰封，翻开图书，从内页里掉落出来的是两张明信片，浓郁的色彩，夸张的构图，醒目的意象，提取自阿根廷画家米盖尔·卡里尼的插画，一张来自《乌龟和阿喀琉斯》，另一张来自《驴和笛子》，只是《乌龟和阿喀琉斯》的插图里看不见阿喀琉斯，也看不见叙说这一悖论的芝诺；《驴和笛子》的插图里却在驴的下面出现了一个虚幻的人形，戴着农夫的帽子，双脚岔开，双手做出舞蹈的动作。

初见明信片之后，如果按照阅读的习惯，我应该先翻开123页的《黑羊》，把里面所有关于《大胆嘲笑人类愚蠢的超短篇寓言集》的故事都一起看完，把里面所有包括这两张明信片在内的插图都欣赏完毕，连同最后一页奥占斯托·蒙特罗索的《致谢》也读完，但是当完整阅读整部图书之前，我还是将图书背后的“别册”打开，没有书名，没有介绍，当然，也没有插图，封面泛出银色的光泽，上面写着“世界上最愚蠢的动物”几个字，是对于《黑羊》的反应，里面有被枪决的黑羊，有写讽刺故事的猴子，有“没有吞掉别人，也没有被别人吞掉”的猫头鹰，有根据玻璃的颜色决定颜色的变色龙，一句话，或者几句话，摘自《黑羊》故事集，每一段话之后是一片空白，而最后一句是：“事实上这些人想的就是要看我出一本烂书，可是我是一只狐狸，我才不会上当呢！”之后是大片的空白，一页的空白，两页的空白，三页、四页，直到最后。

先前掉落的两张明信片，最后被压在底部的银色“别册”，独立于图书，像是对于《黑羊》的提要，插图式的绘画，动物的寓言，却像是对于《黑羊》的一次别样解读。明信片的反面是白色的内容区，你可以在上面填上邮政编码，写上寄给别人的祝福，贴上邮票，这和人类的交流相关，这和人类文明有关。而那本别册也是在大段的空白处可以写上你的感受，写上你的心情。独立而空白，呈现在图书之外，是关于写作，关于评论，关于寄送，都是作为人类的一种行为，所以它们必须要人类来完成，也就是在人类面前，它们才具有最后的意义，这是一个为人类预留的位置，而其实，明信片或者别册，也是人类从动物身上看见自己的开始，一面是寓言的插图，一面是寄送的信息，人类是必须带着对动物世界的解读才能完成意义，而那银色的封面分明变成了一面镜子，光反射着“别册”前面的人，所以封面上那句“世界上最愚蠢的动物”，像是对于反射在镜子前面的人类的注解。

独立而解读，是打开了进入这本《黑羊》的另一种途径，而当去除了明信片和“别册”的隐喻意义，重新返回《黑羊》内部的时候，其实已经被注解的意义再一次被放大，“动物跟人如此相似，以至于有时我们甚至无法清楚地区分。”这句话醒目地写在扉页上，破折号之后是一个“克尼欧·蒙博托”的名字，原文为K'NYO Mobutu，“在原书的索引部分加有括号，内容为antropofago，意为‘食人魔’”，中泽注，总是以一种破坏的方式将本来的意义凸显出来，来自“食人魔”的引语，关于动物跟人类的相似之处，那么当你翻开明信片以为是礼物的时候，当你拿起“别册”，在“世界上最愚蠢的动物”中照见自己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成为了这个故事中的主角，是不是无法逃脱被引用而被最终被支离破碎地食用的命运？

他们是动物，他们不是“它们”，因为他们和人类相似，所以猴子想当讽刺作家，猫头鹰想要拯救人类，所以一只狗努力想要变成人，失眠的跳蚤却在思考身为作家的使命。这是动物界的人类，他们总想走出自己的世界，离开自己的圈子，而成为高等的人。猴子通过和所有动物的宴会去接触他们，从而了解和研究人性，他想写如小偷的喜鹊，像投机分子的蛇，和被迫辛勤劳动人类一样的蜜蜂，或者还有性杂交者的母鸡。而那只思考了遭受不幸的人类所有缺点的猫头鹰，想要寻找一些补救之道；而那条阳仔富商家里的狗已经在自己的努力之下“毫不费力地用两脚站立”；失眠的跳蚤则把自己当成了卡夫卡、乔伊斯、塞万提斯、卡都洛、斯威夫特、歌德、布罗依、梭罗和索尔·胡安娜。他们向着人类的目标迈进，可是他们最终却还是变成了“它们”，猴子放弃了成为讽刺作家的念头，开始写玄想和爱情的文章，最后连动物们都离他远去，并说他是疯子；猫头鹰认识到的最后结论是，如果所有动物都做自己该做的事，那么在和平相处中，人类也就会被拯救，“战争就会变得像是回到没有战争的年代一样。”而在动物彼此吞噬的过程中，猫头鹰没有吞掉别人，也没有被别人吞掉；富商家里的狗最后还是变成了那只狗，“它看见熟人时还会摇尾巴、睡觉前习惯转两个圈、听到教堂的钟声响起时总会垂涎三尺，以及晚上会爬到屋顶上对着月亮久久地狂吠。”跳蚤在那些作家的身上没有发现属于自己的使命，括号里的注解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在“没有什么跟什么”和“除了一切什么都是”的无意义中得出结论：“总而言之，绝对不可以是默默无闻，并且永远得是自己，永远属于地上荣耀的崇高时刻。”

人类的举动隐藏在明信片的背后

人类是目标，但最后还是成了自己，甚至连自己也丧失了，这是人类的悲哀，还是动物的悲哀？那么在没有人类被幻想的时候，动物又会如何进行角色的互换？又如何在互换中找寻意义、回到自我？苍蝇梦见自己变成了身材庞大的鹰，但是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庞大配件又让他错失了可口的蛋糕和人类的垃圾，最后只能对着房间的玻璃猛撞；猴子和狮子互换了位置，他成为了新国王，实现了政权的转移，但是狮子的力量还在，猴子身上到处是血迹和伤痕，“最后，猴子几乎是跪着向狮子哀求，让一切回到原点。”而那只要成为世界上最漂亮的青蛙，在让别人欣赏她完美的青蛙腿的时候，在收获掌声和赞美的时候，她的腿却成为人类的美食：“这只青蛙味道真好，简直跟鸡没有两样！”

想成为人类的一员，动物们最后以回到自己的失败而告终，互换成其他动物，最后也以被伤害而结束，它们只是愚蠢的动物？它们高估了自己最后又损害了自我的意义？“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马自己有办法想象上帝长相的话，我们一定会把它想成是骑士的模样。”这是一只“想象上帝长相的马”说的话，也只是想象，看起来像是一个无法完成的悖论，正如芝诺所说的那只乌龟，在和阿喀琉斯的赛跑中如何能赢得胜利，“事实上，仅仅是亿万分之一秒之差，一如对芝诺的诅咒，阿喀琉斯已经赶上了。”人类制造悖论，人类赶上乌龟，最后那一只乌龟只有在没有阿喀琉斯的插图里成为自己。

只有乌龟，只有亿万分之一秒之差的距离，那么在背后的阿喀琉斯，在背后的人类如何维持这样一个悖论？或者说，乌龟背后的人类到底隐藏在什么位置？遥远的国家里，有只黑羊被枪决了，羊为黑羊塑造了宏伟的马姿雕像，甚至期盼着黑羊一出现就会被快快处决，“以便让那些平庸的后代羊群也能够借此练习雕塑。”黑羊是牺牲品，马姿雕像不是对它的崇敬，反而是一种低微的技术联系目标，但是在羊的期盼中，一定是有人在背后，也就是枪决那只黑羊一定是人类干的事。人类在故事的隐秘处，所以那些期望变成人类的动物，那些实现角色互换的动物，其实都折射着人类世界的规则。

而人毕竟是要现身的，人是将兔子和狮子重新定义的著名心理分析师，人是一心想变成基督徒的天主教徒，人是把雕像碎成一块块大理石的希腊诗人皮格马利翁，人是对狗和蛇的尾巴做出解读的折中主义哲学家，人是射击小鸟和人的大卫。他们是变幻了角色的人类？他们是改变了想法的人类？他们是愚蠢的人类？想要移动山的人类在山的固定中丧失了信心，却在道路发生山崩的时候，恢复了信心；把狮子说成是丛林中最天真幼稚而且最懦弱的动物，把兔子说成是最勇敢和最成熟的动物，颠覆了什么样的规则？而想改信基督教的天主教徒，为什么最后还是放弃了“自己荒唐与懦弱的想法和企图”？皮格马利翁为什么只有在雕像想要挖掉诗人的眼睛时，才彻底踢碎了自己塑造的那些雕像？这是人类的痴迷，也是人类的虚幻，这是人类的自大，也是人类的无知，他是观察者，他是吗，命名者，他是颠覆者，他也是愚蠢者，所有起点在转折之后，以为是到达了终点，却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

人类返回人类，是重新找寻自己，那个射杀小鸟的小孩大卫，用宗教的仪式埋葬了射杀的小鸟，最后是忏悔，是开始射击其他小孩，而这让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露身手，“由于他单枪匹马地杀了三十六人而被擢升为将军，并被授予最高荣誉的十字勋章”，但是在射杀人类中，他又失去了射杀那只敌人信鸽的机会，最后在失败中被降级又被枪决。在牛、山羊、安静的母羊和狮子捕获一只灵巧的鹿达成的协议里，它们需将鹿肉平分，但是，狮子二话不说把鹿肉给独吞了，“对于它们所叫喊的什么社会契约啦、宪章啦、人权啦等强烈而严厉的措词视若无睹。”而不肯顺从尤利西斯的美人鱼，始终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在被占有之后却生下了神奇的依格罗丝——“在我们艰涩的西班牙语里叫做‘潮湿’的名字，后来人们把它定为单身女郎、那些航运公司特约来供夜晚犹在宽敞的远洋轮船甲板上漫步的羞怯旅客取乐的面色苍白的妓女、穷人、富人，或是其他迷失的人的守护神。”

从动物到人类，从寓言到现实，那背后的人始终在那里，他们主宰着动物的思想，他们主宰着弱者的命运，他们篡改着历史的进度，他们制造着可怕的灾难，可是他们又是谁？是单个的人，还是整体的人类？而实际上他们就是那个引用的句子后面的“食人魔”——克尼欧·蒙博托，而那些动物们何尝不是被关在奥占斯托·蒙特罗索自己引用的句子里？在最后的《致谢》中，他说：“本书如果没有昆虫学家欧亨尼奥·萨拉萨尔·佩雷达，驯兽师阿尔贝托·希梅内斯，出现在本书里的鸟类习性专家路易斯·雷塔等专家朋友慷慨而持久的协助，将永远无法写成。”当然，此外，还有“墨西哥城查普特佩克动物同主管部门授权我自由进出园区”的权力。克尼欧·蒙博托开启了写在扉页的起点，奥占斯托·蒙特罗索关上了动物世界的终点，他们制造了故事中的动物和人类，他们留下了空白和隐喻让人类成为评论家，他们又在和动物的相似性中打碎了人类的尊严。不是动物的寓言集，也不是人类的启示录，“事情没有你所想的那么简单”，在起点和终点的回环中，宛如一场梦将独立的存在变成了一个无法破解的链条：

有一回一只名叫格里高利·萨姆沙的蟑螂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叫做弗朗茨·卡夫卡的蟑螂梦见自己是一位作家写关于一位叫做格里高利·萨姆沙的职员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蟑螂的故事。 

	编号：C26·2150420·1160
	作者：[清]陈季同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0年06月第1版
	定价：23.00元亚马逊11.20元
	ISBN：9787020078882
	页数：289页

“可是，不要以为你能逃过惩罚。你的一生都要遭到报应，但你很快就会得到宽恕，当你我在坟墓中相会的时候，你将永远忠诚于我。”

本应有的惩罚和报应，变成了梦中的宽恕，变成了死亡的相会，也变成了死后的忠诚。小玉托梦这样一个中国式的情境，以一种解脱的方式得到了某种西方式的救赎，小玉之死并非是要对软弱而负心的李益付出代价，反而在梦中让他找到了一个归宿，这种归宿是对于现实的反抗，身为政府官员的李益放弃公务，将自己封闭在自我的世界里，这种归宿也是对于自身悲剧命运的解救，“通过幸运地与死亡亲吻，李益最终从身体的折磨和精神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也只有死亡，可以永久治愈人世间的所有苦难。”

这是人世间苦难造成的悲剧，对于李益来说，完全改变了自身软弱的悲剧命运，而对于陈季同来说，也完成了中国古老传奇的一次西方式嫁接，李益的痛苦，李益的无奈，李益的恐惧，在梦中的小玉看来，“证明你的罪恶是出于懦弱，并非出于故意”，他为她操办了隆重的葬礼，选择了富贵的墓地，这一些所做作为得到了小玉的理解的宽恕，所以最后的李益看见小玉拉住了自己的手，“温情款款”地将他带离痛苦的现实，“我现在原谅你了，我还是爱你的，我来带你一同去那无尽的乐土。来吧，我的爱人！”

这是死亡式的爱情救赎，但是除了这样的救赎之外，和小玉一起进入李益梦境的还有那个神秘的黄衫客，黄衫客曾在李益和卢小姐结婚时出现在恍惚的李益面前，也在小玉得知李益已经抛弃自己的病中出现，“在他对面，云雾之中，黄衫客抖动他的箭囊，发出令人恐惧的声音，然后，用弓箭瞄向自己。”在李益面前的黄衫客是一种报复者，让李益良心上不安，并陷入到一种要被惩罚的恐惧之中，而在小玉病重的时候，她看见黄衫客把自己的爱人带来了，“之后，他悲伤地请我脱下一只鞋子，便消失了。我明白，鞋子是重逢的象征，他会回来；脱下一只鞋子表示分离，我永远不能再见到他了。”黄衫客的出现对于这两个被分离而遭受痛苦的爱人来说，都具有启示意义，李益看见了自己的软弱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小玉在饱尝被抛弃痛苦中看见了一种永别。黄衫客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他是报复者，也是解救者，正像李益和小玉萌发爱情的时候，小玉的母亲告诉李益的那样，黄衫客是一位先祖，在家族历史上遭遇大难的时候，黄衫客解救了他们，所以他是一个保护者，但是小玉的母亲同时警告李益：“您可要小心，如果对不起小玉，他会找您算账的。”

报仇和算账，黄衫客永远站在家族的这一边，也站在弱者的面前，所以当小玉被黄衫客拉着手来到挣扎在死亡中的李益面前的时候，他也把李益拉入到家族之中，以真正解脱的方式给了这两人的爱情悲剧另一个归宿。而其实，这种解救明显带有西方式的信仰救赎的意义，这是陈季同对于西方文化的借用，也是对于中国传奇的一次改写。这个脱胎于《霍小玉传》的故事在陈季同的笔下，已经有了很多西方语境，虽然《霍小玉传》里也有小玉梦中所见的那双鞋，“鞋者，谐也。夫妇再合。脱者，解也。既合而解，亦当永诀。由此征之，必遂相见，相见之后，当死矣。”但是，使小玉脱鞋的却不是黄衫客，而是“黄衫丈夫”：“先此一夕，玉梦黄衫丈夫抱生来，至席，使玉脱鞋。”《霍小玉传》中只此一处提及黄衫丈夫，抱着李益而来，又为小玉脱鞋，是一种相见，也是一种别离，而仅仅在于一种中国式的托梦意义，不是报复者，当然也不是解救者，而当最后小玉撒手人寰，对于李益来说，并非是自陷在痛苦中而难以自拔，反而开始了对于另外女性的报复，游广陵而得名姬营十一娘，李益对营十一娘说的不是忏悔，不是认错，不是对女性的尊重，而是告知她：“我尝于某处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杀之。”日日陈说，让她害怕自己，为的是肃清闺房内淫乱之事，而对于营十一娘的态度，最后完全变成了一种变态的行为：出门时用浴盆把她倒扣在床上，周围加封条，回家后要详细查看，然后才揭开，而且又准备了一把短剑，对着那些侍婢说：“这是信州葛溪出产的钢铁，专门斩断犯有罪过的人的头！”因为李益在这一场悲剧中完全失神失态，所以他对所见到的妇女，每一个都要猜忌，最后娶妻三次，也都是用这样的表态方式处罚那些无辜的女人。

陈季同：站在东西文化的交汇点上

所以，《霍小玉传》的悲剧是中国男权社会中的一出女性悲剧，李益的出身、功名似乎都在强化他的统治力，他的男权意识。他“生门族清华，少有才思，丽词嘉句，时谓无双；先达丈人，翕然推伏”，而在功名获取之后，“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而鲍十一娘给他介绍的小玉也完全是满足男性欲望的“女色”：“有一仙人，谪在下界，不邀财货，但慕风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当矣。”风流和色母，只是为了满足李益的欲求，也是和他男性的风流之性形成了对应，所以李益感谢鲍十一娘时说：“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两好相映，才貌相兼”似乎是中国古代婚姻观的一种理想，而小玉作为霍王的后代，与母亲被赶出家门，实际上也是男权的一个牺牲品，所以在小玉身上，处处有着对自身命运的担忧，“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极欢之际，不觉悲至。”但是李益似乎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的命运，自然也轻易对她许下誓言：“皎日之誓，死生以之。与卿偕老，犹恐未惬素志，岂敢辄有二三。”但是别离之后，却也在母亲的安排下与表妹卢氏结婚，“逡巡不敢辞让”的李益怕的是母亲的“严毅”，而实际上也是对于权力的一种妥协，因为“卢亦甲族也，嫁女于他门，聘财必以百万为约，不满此数，义在不行”，所以，“生家素贫，事须求贷，便托假故，远投亲知，涉历江、怀，自秋及夏。”这是自陷在家贫现实里屈从的门当户对，而自从和卢氏结婚之后，李益又不能向小玉交代，所以以回避的方式远离小玉的思念，所以李益作为一种薄情郎的身份而造人唾弃，但是即使如此，在最后相见小玉气绝之后，李益也并未感觉到痛苦，而是用男性特有的权力对女性实施变态的报复。

这是中国式的传奇，而在《霍小玉传》问世近千年之后，身为外交官的陈季同在选择这一蓝本进行创作时，自然糅合了更多的西方情景，西方元素，以及西方的观念。李益和小玉的相识是鲍夫人的撮合，一个有着地位的状元，是社会上层人物，另一个则是教养一流的美貌而女子，虽然小玉的身份也和原著相差无几，但是这一份爱情似乎比原著更纯粹，“他看到迷人的樱唇，微露出如孩子一样小巧而洁白的贝齿。秀发垂额，一双大眼睛望穿秋水一般，抬起来看着他。这一双秀目顾盼生情，纯洁无暇，李益觉得那么美好，禁不住报以最深情的凝视。”他对鲍妇夫人说：“我爱她，而且我肯定她也爱我。这就够了。您说她很富有，很好。但即便她很贫穷，我也一样爱她。”似乎只有纯真的爱情，和地位无关，和男权无关，甚至，在李益身上，没有那种追求功名的权力意识，甚至他讨厌这一切，“布满尘土的书卷，考试，彷徨，甚至录取，所有这一切都像遥远的过去一样烟消云散。”所以他看见小玉并立下誓言，是为了追求一种更美好的生活。

而他的爱情所遭遇的也是母亲的阴谋，回家之后告诉母亲的这个爱情瞬间遭遇了打击，“你要把未来寄托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女子身上吗？正是她，在某一晚上，像花船上跑出来的歌女一样，投入你的怀抱；你竟想让这样一个女子跻身于我们高贵清华的门第吗！”李益的母亲拉着利益，对着宗祠的牌位对他一番教训，也就是说，在母亲的观念里，小玉是没有父亲的人，和李益不可能门当户对，甚至还是对家族的羞辱，“是的，你心存疯狂的幻想，认为我能接受这种亵渎。因为你的疯狂，我为你感到脸红，我也为我自己、为所有的祖宗感到羞耻。”而在痛斥之后，李益又迅速被母亲拉到婚礼现场，几乎还没有反应过来，李益就和卢小姐结为秦晋之好。

李益完全是被拖入到一种悲剧性的命运中，他没有反抗，没有争论，“所有能向一个沮丧的妈妈说的和做的，都没有实现！这种夹杂着可怕诅咒的狂怒、神秘的场所、对亡灵和家中守护神的召唤；这种戏剧性场景，伤害每个人的言辞，这种仇恨，而且是在他满怀着爱回来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针对着他，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让他心痛欲碎，大脑停止转动。”所以在陈季同的笔下，李益是一个懦弱的书生，听命于母亲，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甚至他把卢小姐也设置成一个这场婚姻的牺牲品，是家族式欺骗的承受者。所以在这个软弱的爱情中，李益陷在一种恍惚、恐惧的状态中，梦境成为他生活中的全部，在梦中他看见一个不认识的自己，他看见一个无法触摸的小玉，他看见凶神恶煞的母亲，这种极具西方意境的心理描写让李益的形象更为生动丰富，也更为立体多元，他想要和小玉的爱情，却又屈服于母亲的安排，他想要进行反抗，却无法走出自己的软弱，“他从癫狂中走出来，那曾使他一时陷入疯狂、羞愧和绝望的境地。他严厉地审视自己的行为，最后认为自己有罪。在他眼中，自己已经堕落了。”

软弱而有一种罪恶感，完全超脱了《霍小玉传》中那个负心郎和变态者的形象，也颠覆了男权统治者的身份，而这种性格在李益自己看来，是一种无法挣脱的宿命，早在和崔允明讨论中就说起过自己的这一性格，崔允明认为李益有着双重性格：“生活中常陷人与自我的斗争之中。……我一直这样评价你：你总是想要而又放弃。你有想压倒天朝男儿的雄心壮志，但你又会为了一个穷人而两手空空。当你想当一个恶棍的时候，你又忍不住要去行善。”而李益自己也觉得陷在这一双重性格之中，“但我对此也无可奈何，人只能服从命运的安排。”

双重人格，命运的安排，所以在这样一种宿命论面前，李益才会和小玉永远分开，才会进入不想要的婚姻殿堂，才会在噩梦中无法自拔。但是李益的双重人格并非是遵从命运，在他身上终于成长期一种反抗精神，他离开母亲，告别家乡，毅然决然，这是一种极端的表现，是内心深藏压抑之后的爆发，其实这种反抗并非完全可信，也违背其屈从的性格特点，但是却给他双重性格一种富有张力的表现，也正是着一种冲破家庭藩篱的大胆举动，使得最后小玉宽恕了他，使得最后两个人在死亡中得到了解脱。

从惩罚到宽恕，从宿命到反抗，从变态的男权到死亡的解脱，这是陈季同对于《霍小玉传》的一次西方式改写，就像黄衫客一样，在文本中成为一个极富西方元素的符号。这部1890年11月由巴黎Charpentier出版社出版的小说，距离《霍小玉传》近千年，实际上是陈季同进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次生动实践，作为清末外交官，他曾在福州船政学堂接受洋务教育，精通法文，而在青壮年时期，他在欧洲生活十余年，接触了欧洲外交界和文化沙龙，所以站在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点的陈季同，自然需要用文字向西方人讲述一个中国传奇，在《黄衫客传奇》问世前，陈季同就曾在巴黎出版了《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中国故事集》、《中国人的快乐》四本书，这四种著作，都在试图建构一个充满清茶芳香的“文化中国”，以期抵御西方公众对于中国的偏见和不良印象。

而《黄衫客传奇》的法文标题是“Le Roman de I，Homme Jaune”，法国读者会把它理解成“黄种人的小说”，黄种人小说对黄衫客传奇，其实是另一种解读，标题似乎是一种陈季同式的双关语，而其实，这种设计让人看见了一个被改写的中国传奇，更让人看见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不同，甚至可以说，陈季同的改写在某种意义上结合了西方情境，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只是用一种推介的方式架起中西方文化的桥梁，所以在其中，更多的是表面上的介绍和横向意义的对比。

建于公元四世纪的琉璃塔、彩色砖木结构的寺院、三年一次的会试、聚会场所的各种中国式陈设，以及菜肴、鲍夫人的首饰、月老故事，还有发放皇榜的仪式、和卢小姐结婚时的仪式、小玉死去之后的葬礼，种种的文化，种种的仪式，陈季同用了大量笔墨不厌其烦进行描写。同时，他也多次提到中西方的不同，“接着，女仆又端上一道香菇蒸乳鸽，与之一起食用的是美味的燕窝汤，现在欧洲人也开始喜欢这道菜了。”“上菜的间歇，客人要猜拳行令，这种游戏很像意大利人的‘划拳’。输者要罚酒一杯，幸运的是中国人用的是小杯。”在写到那一座寺庙时，更指出了和西方修道院的不同：“寺庙本身是一所雄伟的建筑，从中找不到任何有关死亡的悲伤情绪，这种情绪我们是要藏在心底的。而一旦我们走近欧洲的修道院，却感到一种阴郁、沉寂的气氛，它们是那么缺少建筑特点，以致人们有理由怀疑那是不是一所监狱。”对中国元素的生动描写，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具体的对比，很容易看出陈季同改写这个中国传奇故事的另一种目的，而在这种改写中，他甚至把大历时期的中国都城改在了自己熟悉的南京，“南京，这座中国的首都，近日来处于某种特别的骚动之中。”

这是一种虚构，对于陈季同来说，其意义就在于向西方打开一个中国之门，借鉴西方的宽恕、救赎和归宿等观念来给《霍小玉传》一个更符合西方人阅读的文本框架，是陈季同的突破，但是用文化的硬推介使之“西方化”，则有点本末倒置，就如最后那个附录里的《英勇的爱》，将中国落后的伦理道德崇高化和喜剧化，完全是一种译介上的误区。

	编号：C28·2150420·1159
	作者：金庸 著 
	出版：花城出版社、广州出版社
	版本：2008年03月第3版
	定价：86.00元亚马逊65.30元
	ISBN：9787806553350
	页数：1435页

赵姑娘，我这几天心里只是想，倘若大家不杀人，和和气气、亲亲爱爱的都做朋友，岂不是好？我不想报仇杀人，也盼别人也不要杀人害人。
        ——《第二十七章　百尺高塔任回翔》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武林至尊的屠龙刀出鞘，是不是为了杀人？谁与争锋的倚天剑刺来，是不是针对敌人？刀剑号令天下，谁人可以绕开这武林的恩怨？张无忌的父母因为屠龙刀而自刎谢罪，群雄聚集少林因为屠龙刀而残杀，二十年来的江湖纷扰也是为了报仇雪恨，所以当张无忌希望大家不杀人，希望和和气气、亲亲爱爱地做朋友，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江湖梦，但是这梦却端端地变成了理想，变成了现实，变成了追求，变成了关于一个人的回归。

张无忌说不想报仇杀人，也不希望别人杀人害人，这种双重否定的理性主义，并不只是因为站在面前的是曾经是蒙古郡主现在是爱人的赵敏，更在于用一种化解的方式寻找自己的最后归宿，这是一种期盼，也是一种告别，对于一个身为明教教主、经历了武林血雨腥风的人来说，张无忌更需要一种决然的态度，或者在一个自我构筑的梦里，他可以实现这样的梦想，而当一个武林中人开始丢弃一切的名利，可是模糊一切的帮派，可以忽视一切的恩怨，他首先进入的就是一个镜花水月的虚幻之镜。

这样的虚幻之镜其实他的太师张三丰经历过，那个在16岁的生日中看见爱情的郭襄经历过，“春游浩荡，是年年寒食，梨花时节……”丘处机吟咏小龙女的诗词似乎将一切的恩怨又归结为逃离现实的儿女情长中，那三个赠之的“无俗念”就是虚幻之镜的写照，可是当小龙女和杨过消失于武林，那个在自己的世界里漫游的郭襄又如何要去寻找这刻骨的情思？一驴一剑的她似乎还未读懂那“无俗念”的意境，三年来以游山玩水的名义寻找杨过的踪迹，就是因为一切还有所执。而那个曾经叫做张君宝的少林弟子呢？何尝不陷入在另一种单相思里？

“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这是郭襄在寻访不遇时自我叩开的心灵密码，“其实，我便是找到了他，那又怎地？还不是重添相思，徒增烦恼？他所以悄然远引，也还不是为了我好？但明知那是镜花水月一场空，我却又不能不想，不能不找。”天涯思君不可忘，最后的最后还是应该放下，于是在孤身的世界里自创峨嵋派，成为这一武林宗派的开山祖师。而张君宝呢，在偶遇郭襄、离开少林之后，也是顿悟到一种“天涯思君终可忘”的境界，于是，“后来北游宝鸣，见到三峰挺秀，卓立云海，于武学又有所悟，乃自号三丰，那便是武学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张三丰。”

他们在被爱情中被放逐，最后选择了一种没有爱情的孤老状态，一方面是把这样的情感放在最深的内心世界，而另一方面，他们用自创帮派的方式达到一种“无俗念”的情感状态。这是一种解脱，这也是一种解放，但是当郭襄开创了峨嵋派，当张三丰三峰挺秀而自悟，对于他们来说，却是走进了另一个江湖，只不过以超越“人在江湖”的方式唤醒了另一个自我。但是江湖的纷扰还在，武林的恩怨还在，即使张三丰活到了百岁，他也无法走进真正“无俗念”的世界。

“他以自悟的拳理、道家冲虚圆通之道和九阳真经中所载的内功相发明，创出了辉映后世、照耀千古的武当一派武功。”他依旧活在武林世界里，依旧没有从江湖全身而退，在他看来，不管是道家之道还是九阳真经，或者还有从屠龙刀、倚天剑悟出的功夫，“那二十四个字翻来覆去的书写，笔划越来越长，手势却越来越慢，到后来纵横开阖，宛如施展拳脚一般。”但是对于张三丰来说，这种独绝的状态亦成为一种境界。

这种境界影响了他的徒弟张翠山，而张翠山又影响了张无忌，从张三丰到张翠山再到张无忌，似乎是一条被串联起来的“张氏链条”，在“不识张郎是张郎”的某种矛盾甚至悖论中探寻人性的意义。张翠山是张三丰最喜爱的一个徒弟，也得到了他的真传，但这或者只是技艺角度所获得的传承，当张翠山遇到天鹰教殷教主的女儿殷素素的时候，这种矛盾性便开始左右他的选择，毫不留情地杀死镖局的人，又冷漠地对待巨鲸派的人，在她看来，杀人只是立足于江湖的一个常规动作，所以她被称为魔女，但是在和殷素素的交往中，张翠山却生出了一种情愫：“他对殷素素任意杀人的残暴行径虽然大是不满，但说也奇怪，一颗心竟念兹在兹的萦绕在她身上。”

这是一种反转，其实也是关于正邪糅合的开始，当在扬刀立威上遭遇了谢逊，当三人流落于冰火岛，一种隔绝的现实让他们远离武林的仇杀，也最终以理想化的方式完成了“无俗念”的现实实践。扬刀立威上，谢逊抢走了屠龙刀，杀死了很多夺刀的武林中人，当张翠山认为他残暴的时候，谢逊便说：“咱们学武的，手上岂能不沾鲜血？可是谢某生平只杀身有武功之人，最恨的是欺凌弱小，杀害从未练过武功的妇孺良善。凡是干过这种事的人，谢某今日一个也不能放过。”在张翠山看来，习武之人是要为人深渊吐气，要助强扶弱，要行侠仗义，甚至要成为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蒙古人暴虐残恶，行如禽兽，凡有志之士，无不切齿痛恨，日夜盼望逐出鞑子，还我河山。”但是谢逊却说：“昏庸无道的是南宋皇帝，但金人、蒙古人所残杀虐待的却是普天下的汉人。请问张五侠，这些老百姓又作了甚么恶，以致受此无穷灾难？”所以在他看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简直是胡扯，“行侠仗义有甚么好？为甚么要行侠仗义？”

自己的妻子被师父成昆奸污，孩子被杀死，而他复仇杀死别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善，也没有什么在道义上的行侠仗义，但是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却在三人流落冰火岛的时候，却也是相互帮助相互扶持，在暂时忘却武林恩怨的孤岛上，其实没有敌人，这仿佛就是现实之外的理想世界，所以张翠山会和殷素素结婚，所以他们出生的孩子会认谢逊为义父，一种“和和气气、亲亲爱爱”的理想世界得以实现，也或者是自幼在冰火岛上生长，所以对于张无忌来说，也在耳濡目染中变成了内心的一种信念。

当张翠山和殷素素在八年之后重归中土，对于他们来说，却是一种劫，在这个面前只有敌人，只有恩怨的现实里，他们根本无法找到在冰火岛的那种生活状态，尽管张三丰对于他们的婚姻寄予了最大的理解，在百岁寿宴之前，当张翠山告诉张三丰自己娶的是天鹰教殷教主的女儿，张三丰却笑道：“那有甚么干系？只要媳妇儿人品不错，也就是了，便算她人品不好，到得咱们山上，难道不能潜移默化于她么？天鹰教又怎样了？翠山，为人第一不可胸襟太窄，千万别自居名门正派，把旁人都瞧得小了。这正邪两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

这便是张三丰的境界，什么是正派，什么是魔教？一切全都是外界的命名，正和邪本来就不是泾渭分明，而要真正区分唯一的标准便是“心术”，心术正，即使是所谓的魔教，也是正人君子，心术不正，即使是名门正派，也是邪恶的化身。张三丰对于弟子婚姻的肯定，就是在肯定一种向善之心，而张翠山最后拔剑自刎，恰是对于殷素素过往行为的一种救赎，也是用生命在阐释心术的意义，而殷素素追随丈夫而去，当然也在实践着在冰火岛上“和和气气、亲亲爱爱”一家人的那种理想生活。

他们实践着自我的理想，但是对于年幼的张无忌来说，其实是不公平的，当他被孤独地留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其实要走向一条自我寻找的道路。对于张无忌来说，这种自我寻找首先也是技艺层面的，当他身负重伤寻找解药，最后跌落幽谷之后，却是他拥有高强武功的契机，那只白猿身上缝制的就是“武当九阳功”，和八年的冰火岛一样，在一个幽居的世界里，张无忌用五年时间完成了人生的第二次成长，当他走出幽谷，便也开始更复杂现实的历练。

光明顶上六大门派围剿魔教，是张无忌经历的最大武林事件，也让他开始实践了张三丰对父亲张翠山所说的“正邪观”，少林、武当、峨嵋、昆仑、崆峒、华山六大门派是武林中的名门正派，他们代表的是一种正义的力量，而魔教而是一种邪教，正如峨嵋派的灭绝师太所说：“甚么明教？那是伤天害理，无恶不作的魔教。”伤天害理的魔教，无恶不作的魔教，只有人人得而诛之，才能还武林一个交代。但是看看所谓的六大门派，在光明顶上何尝是正人君子所为，少林的圆真不是趁着大家自拼掌力的时候突袭，“你们七人若不是正在自拚掌力，贫僧便悄悄上得光明顶来，又焉能一击成功？这叫做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而这个身着少林僧衣的和尚其实就是杀人不眨眼的成昆；而灭绝师太在光明顶上就是利用张无忌对周芷若的感情，暗中刺伤了张无忌，也是卑劣的行径；而华山派的鲜于通在扇中藏金蚕蛊毒，不小心害死了自己的师兄白垣，却又嫁祸于明教……

正如当初谢逊所说，那一个人不沾着别人的血，那个人敢说自己是行侠仗义？而第一次听说魔教的张无忌也被卷入了门派之争，“张无忌的父亲固是名门正派的弟子，可是他呢？魔教妖女生的儿子，不是孽种祸胎是甚么？”所以作为正邪两派的后代，张无忌需要的是一种证明，证明善与恶的真正区别，证明正与邪的真正内涵，“可是张无忌后来遇到胡青牛、王难姑、常遇春、徐达、朱元璋等好汉，都是魔教中人，这些人慷慨仗义，未必全是恶人，只是各人行动诡秘，外人瞧着颇感莫测高深而已。”这是他怀疑的开始，而从说不得那里知道魔教的历史，“我教教义是行善去恶，众生平等，若有金银财物，须当救济贫众，不茹荤酒，崇拜明尊。明尊即是火神，也即是善神。”而魔教为所谓的名门正派所不耻，其原因就如杨逍所说：“只因本教素来和朝廷官府作对，朝廷便说我们是‘魔教’，严加禁止。我们为了活命，行事不免隐秘诡怪，以避官府的耳目。正大门派和本教积怨成仇，更是势成水火。当然，本教教众之中，也不免偶有不自检点、为非作歹之徒，仗着武功了得，滥杀无辜者有之，奸淫掳掠者有之，于是本教声誉便如江河之日下了……”

也正是张无忌内心的正邪观，使得他开始保护明教的那些人，他的目的很明确：“我只盼望六大派和明教罢手言和，并无谁人指使在下。”甚至对武当派的殷梨亭说：“但教我有一口气在，不容你们杀明教一人。”也正是这种舍身的精神，打动了明教的教徒，也终于使他坐上了明教教主的位置，成为明教第三十四代教主，当魔教变为明教，当武当后代的身份变为明教教主，张无忌其实完成了溯本正源的救赎，所以他在成为教主之后约法三章，第一条就是：“自今而后，从本人以下，人人须得严守教规，为善去恶、行侠仗义。本教兄弟之间，务须亲爱互助，有如手足，切戒自相争斗。”而第二条是：“本教和中原各大门派结怨已深，双方门人弟子、亲戚好友，都是互有杀伤。此后咱们既往不咎，前愆尽释，不再去和各门派寻仇。”

而当他去海外寻找谢逊的过程中，遭遇了蒙古郡主赵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蒙古皇帝威加四海，张真人若能效顺，皇上立颁殊封，武当派自当大蒙荣宠，宋大侠等人人无恙，更是不在话下。”当武林恩怨变成了民族仇恨，张无忌也便开始了一种化解，而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一着并不是用明教的势力和元兵抗衡，实现民族的复兴，缺乏领袖才能的张无忌其实根本做不到，当最后朱元璋窃取了明教的成果转而为自己的统治服务时，这条路其实意味着失败，但是张无忌却找到了另一种方法，寻找“和和气气、亲亲爱爱”的生活。

那便是爱。张无忌是一个多情种，似乎总是会遇到让自己触动的女子，从第一次感到女人活力的朱九真，到把她叫做阿牛的殷离，从峨嵋派的周芷若到小昭，乃至从挠脚开始剪不断那一份情愫的赵敏，他都容易付出感情，也容易吸引他们的关注，在“四女同舟何所望”中，谢逊的一番话道出了张无忌多情种性格：“当年你父母一男一女，郎才女貌，正是天作之合，你却带了四个女孩子，那是怎么一回事啊？哈哈，哈哈！”那一个梦里，“梦见自己娶了赵敏，又娶了周芷若。殷离浮肿的相貌也变得美了，和小昭一起也都嫁了自己。”他似乎不想失去任何一个，但是又让他陷入到选择的恐惧中。

其实，四个女子对于张无忌来说，并不单单是女人，她们的背后是帮派，是教规，是恩仇，但是在这一种至真的感情里，的确有着理想主义的影子，而最后张无忌选择赵敏，更大的意义也是化解那种矛盾，化解恩怨，作为蒙古的郡主，赵敏担负着征服中原武林的重任，而张无忌作为明教教主，也承担着“驱逐鞑子”的使命，但是最后在爱的感化下，赵敏竟然和自己的父亲、兄弟，甚至国家脱离了干系，而成为张无忌身边的女人，而张无忌更是从和周芷若的婚礼上逃脱，对于他来说，寻找到的真爱无非就是为了化解恩怨，消除对立：“张无忌长叹一声，心想自己既承认收容赵敏，她以往的过恶，只有一古脑儿的承揽在自己身上，一瞬之间，深深明白了父亲因爱妻昔年罪业而终至自刎的心情，至于阳教主和义父当年结下的仇怨，时至今日，渡劫之言不错：我若不担当，谁来担当？”

正如屠龙刀和倚天剑一样，江湖上的一切恩怨来源于此，但是最后“刀剑中均是空空如也”的结局，“一手执刀，一手持剑，运起内力，以刀剑互斫，宝刀宝剑便即同时断折，即可取出藏在刀身和剑刃中的秘笈。这是取出秘笈的唯一法门，那宝刀宝剑可也从此毁了。”这是屠龙刀和倚天剑的终极秘密，当这个秘密被发现的时候，也意味着最后同时被毁，而这个被毁的秘密正是为了抵达那个“和和气气、亲亲爱爱”没有仇恨、没有敌人的理想世界。

一种理想，即使没有了驱逐鞑子的民族使命，即使没有了行侠仗义的江湖义气，即使没有了惩恶扬善的门派斗争，但是在“和和气气、亲亲爱爱”的理想世界里，“这四个姑娘，个个对他曾铭心刻骨地相爱，他只记得别人的好处，别人的缺点过失他全都忘记了，于是，每个人都是很好很好的……”而这一种所谓的泛爱不正是对于百年前郭襄镜花水月的虚幻、张三丰“三峰挺秀”的感悟的一种弥补？“不识张郎是张郎”否定之后的肯定，也正是作为一个人的最后回归。

	编号：C28·2150420·1158
	作者：金庸 著 
	出版：花城出版社、广州出版社
	版本：2008年03月第3版
	定价：108.00元亚马逊82.00元
	ISBN：9787806553374
	页数：1796页

段誉抢上去拉着虚竹的手，转身向萧峰道：“大哥，这也是我的结义哥哥。他出家时法名虚竹，还俗后叫做虚竹子。咱二人结拜之时，将你也结拜在内了。二哥，快来拜见大哥。”
       ——《第四十一回 燕云十八飞骑 奔腾如虎风烟举》

一场酒，以及另一场酒，一次结拜，以及另一次结拜，初次见面又何妨，相互陌生又何妨，“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在酒中的兄弟情，是一种义气，是一种豪情，是一种契然，所谓的结义无关身份，无关武功，无关经历，段誉和萧峰、段誉和虚竹在不同场合结拜为兄弟，看上去一种对于缘分的珍惜，正如虚竹所说：“是啊，佛说万法缘生，一切只讲缘份……不错……那缘份……当真是可遇不可求……是啊，一别之后，茫茫人海，却又到哪里找去？”

讲的是关于梦中女郎“可遇不可求”的情缘，但是在结拜兄弟的意义上，何尝不是如此，而这“三人行”的同盟无形之中建立的是一个共同的江湖规则，那就是善良，正义和豪气，段誉遇到萧峰的时候，他还是那个叫乔峰的丐帮帮主，却正陷入到信任危机里，而对于乔峰来说，最大的危机不是帮派之间的猜疑和陷害，而是因为自己是契丹人的身份而成为武林公敌，但是在段誉面前，他却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在之后和虚竹喝酒时就说到乔峰，““仁兄，我有一位结义金兰的兄长，姓乔名峰，此人当真是大英雄，真豪杰，武功酒量，无双无对。”而当段誉遇到这个心目中豪杰的时候，却也是抛开自己心中的女神王语嫣而陪伴他，这对乔峰来说，不仅仅是心里的一种安慰，更重要是让去除了自己身外的那一切恩怨，而能够真正读懂自己，这是一种心交的感受。而段誉和虚竹，在无锡城外赌酒，两个人借酒浇愁，却也是袒露了心迹，那种共尽意气之欢的感觉也是千载难逢，所以能够抓住那一种缘分，也是对于自我的一种肯定。而在少室山上，在复杂的武林恩怨面前，当已经变成萧峰的乔峰带着燕云十八骑正气凛然而来的时候，也深深震动到了虚竹，这是一种对豪气的唤醒，当初的承诺孩子，自然这三人的结拜水到渠成。

一种缘分，一种同盟，“三人行”的结义故事里，其实是寻找到了发现自我的一种方法，发现自我，其实是需要认清自我，认清自我，则是要从繁复的江湖恩怨中走出，这不是一种解脱，而是一种驾驭。对于段誉、萧峰和虚竹来说，他们身上其实都有一个和自己身世有关的疑问：我是谁？这个疑问其实是关于自我的一种永恒命题，但是在江湖世界里，这个命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关于俗世意义上的自我定位：我的父母是谁？

段誉似乎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作为大理国的皇室，他的父亲段正淳，母亲刀白凤似乎一直是明确的，但是当不喜习武的他以游历为名，见证了“神农帮诛灭无量剑”的争斗之后，也以旁观者的身份闯入了江湖，而随着他经历了受无量剑和神农帮欺凌、为南海鳄神逼迫、被延庆太子囚禁、给鸠摩智俘虏、在曼陀山庄当花匠种花的种种，内心的苦楚开始聚集，其中有折辱，有怨恨，有气恼。而最让他不解的是，自己所遇到的第一个喜欢也被别人喜欢的女子木婉清，竟然是自己的亲妹妹，在即将成婚之际，却传来那一个更为苦楚的结论：““你不能和誉儿成婚，也不能杀他。因为……因为……因为段誉是你的亲哥哥！”

夫妻之情变成兄妹之情，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父亲段正淳的风流成性，秦红棉、甘宝宝，刀白凤，以及后来的马夫人，这许多的女人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男人，而这样的结果让段誉陷入到一种情感的纠结中，当自己中毒受到春药催激的时候，难以与情欲相抗拒，而木婉清也竟然忘了自己是段誉的妹妹，在“段郎，抱我，抱住我”的渴求下，向段誉扑来，段誉内心的伦理道德让他用凌波微步才闪身避开。木婉清或者是一个缩影，父亲种下的苦果，却让段誉来品尝，而在终于坚守伦理底线之后，段誉又喜欢上了王语嫣，但是王语嫣却心有另属，她只喜欢那个传说中的表哥慕容复，“他内心隐隐约约地觉得，只因他深慕王语嫣，而这位姑娘心中，却全没他段誉的半点影子。”这是一种单相思，对于段誉来说，更变成了一种难以自拔的苦楚，所以在众多女人面前，段誉其实是深陷在一种无以化解的纠葛里，“要是我一生一世跟一个姑娘在太湖中乘舟荡漾，若跟王姑娘在一起，我会神不守舍，魂不附体；跟木婉妹在一起，难保不惹动情乱伦之孽；跟灵妹在一起，两人从早到晚，胡说八道，嘻嘻哈哈，若跟阿碧在一起，我会憐她惜她，疼她照顾她。唉，木婉清和钟灵明明是我亲妹子，我却原本不当她们是妹子。阿碧明明不是我妹子，我却想认她做妹子……”

段誉对王语嫣一片痴心，这种痴心让他甘愿付出，这是他为化解父亲孽缘而做出的努力，但是这样的痴心反而变成了新的纠葛，当慕容复为追求“复兴大燕”的功名而离王语嫣而去的时候，王语嫣终于有了领悟，在被打入井底的一刹那，内心的变化终于让他拉住了段誉的手：“当时为一向钟情的表哥所拒，决意一死，却不料段誉与自己都没死，犹似人在大海，正当为水所淹、势在必死之际，忽然碰到一根大木，自然牢牢抱住，再也不肯放手。”幸福翩然而至，似乎也是对于段誉痴心的一种回报。但是最后刀白凤的一句话，又让这份收获的爱情变成了另一种虚无，王语嫣也是段正淳的女儿，是段誉的同胞兄妹。这造化弄人又将男女之情放进了伦理世界，而最后当段誉最后的身世揭开时，却又是另一个自我：“孩儿，这个段延庆，才是你真正的父亲。你爹爹对不起我，我在恼怒之下，也做了一件对不起他的事。后来便生了你。你爹爹不知道，一直以为你是他儿子，其实不是的。”

喜欢木婉清，原来是自己的妹妹，喜欢王语嫣，却又是自己的妹妹，而当最后成了“恶贯满盈”段延庆的儿子之后，身世明朗，却在这诸多的纠葛中迷失了自己。所以对于段誉来说，他进入江湖世界，他所经历的种种，他所面对的矛盾和挣扎，都是因为一个不确定的“父亲”，也就是说，段誉的苦是和伦理有关的苦，是一种宗族而产生的矛盾。而在这伦理和宗族矛盾中，他也看不清自己，成为迷失的一个人。而相对于段誉来说，萧峰所遭遇的却是一种民族的矛盾。身为丐帮帮主，遭遇到的信任危机其实只是一个起点，当全冠清叛乱之际，或者只是为了一个帮主之位，但是那个胸口的狼头标记则把他打入了矛盾的深渊——他不是汉人，他是契丹人，他不叫乔峰，他叫萧峰——父亲是萧远山，三十年前，就是辽国皇后属珊大帐的亲军总教头。

即使萧远山为了缓解辽宋之间的恩怨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萧峰的契丹人身份让他陷入在一个巨大的矛盾体系中：“倘若我真是契丹人，过去十余年中，我杀了不少契丹人，破败了不少契丹的图谋，岂不是大大的不忠？如果我父母确是在雁门关外为汉人害死，我反拜杀害父母的优九人为师，三十年来认别人为父为母，岂不是大大的不孝？乔峰啊乔峰，你如此不忠不孝，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倘若三槐公不是我的父亲，那么我自也不是乔峰了？我姓什么？我亲生父亲给我起了什么名字？嘿嘿，我不但不忠不孝，抑且无名无姓。”不忠不孝、无名无姓，这就完全取消了自己，成为一个“无名者”。所以对于萧峰来说，他的矛盾在于是成为一个契丹人去杀汉人，还是继续在汉人的世界里抵御契丹人的进攻？

萧峰陷入在一种民族矛盾的纠葛中，和段誉一样，他在这样的矛盾世界里看不见自己，也模糊了自我属性。而相比于段誉的宗族之苦、萧峰的民族之仇，虚竹则陷入到另一种矛盾中，那就是作为出家人如何坚守戒律，如何驱逐外魔。虚竹原本是少林寺一名小和尚，再一次奉方丈之命下山投书过程中，却遇到了玄难、慧方等众僧，不想误打误撞解开了珍珑棋局，无崖子为了除掉“星宿老怪”丁春秋，教他逍遥派的绝世武功“北冥神功”，故而变成了逍遥派掌门。从少林弟子变成逍遥派掌门，对于虚竹来说，完全是被动卷入其中，身份的转变也没有自我选择的可能，而在接下来的奇遇中，也彻底破除了他出家弟子的身份，在阿紫的作弄下，他破戒开荤，之后又遇到天上童姥，在被点了穴道之后，让他喝禽兽的鲜血和生肉，甚至还抓来女子让他破戒，内心是悔恨，是羞耻，却也有一种渴求，“这二十四年之中，便只在少林寺中念经参禅。但知好色而慕少女，乃人之天性，虚竹虽谨守戒律，每逢春暖花开之日，亦不免心头荡漾，幻想男女之事。”所以与其说是被动破戒，不如说是找到了另一个自己，一个具有情欲的真实自己。

但是在经历了天山童姥传授武功，深入西夏皇宫的冰窖，最后成为灵鹫宫主人等经历之后，他也远离了自己作为少林弟子的身份，所以在玄慈面前，他的自我忏悔是回归到原处的身份：“弟子无明障重，尘毒不除，一遇外魔，便即把持不定，连犯荤戒、酒戒、杀戒、淫戒，背弃本门，学练旁门外道的武功，又招致四位姑娘入寺，败坏本寺清誉，罪大恶极，罚不胜罚，只求我佛慈悲，方丈慈悲。”是一种皈依，却也是自失身份的惩罚，“既是如此，虚竹共受杖责一百三十棍。掌刑弟子，取棍侍候。此刻虚竹尚为少林僧人，加刑不得轻纵。出寺之后，虚竹即为别派掌门，与本寺再无瓜葛，本派上下，须加礼敬。”最后完全脱离了少林。

一种皈依是一种惩罚，对于虚竹来说，其实内心也是一种苦楚，在江湖上被开除帮派，也是一种奇耻大辱，所以虚竹的矛盾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矛盾。段誉的家族矛盾、萧峰的民族矛盾和虚竹的宗教矛盾，一方面让他们陷入在失去自我的纠葛中，而另一方面他们却在这样的困苦面前重新寻找自己。段誉在厘清家族关系之后，他所作的努力是一种基于规则意义上的重建。段誉从小受了佛戒，他不喜习武却一直研习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十多年来，我学的是儒家的仁人之心，推已极人，佛家的戒杀戒嗔，慈悲为怀，忽然爹爹教我练武，学打人杀人的法子，我自然觉得不对头。”所以对他来说，儒家的正统思想影响很大，当他遇见“神农帮诛灭无量剑”的恶斗时，就认为这是一种破坏规则的行为：“这种江湖上的凶杀斗殴，越来越不成话了。无量剑中有人杀了神农帮的人，现今那规矩给神农帮害了，还饶上了那龚光杰，一报还一报，已经抵过数啦。就算还有什么不平之处，也当申明官府，请父母官禀公断决，怎可动不动的便杀人放火？咱们大理国难道没王法了么？”在他心目中，化解矛盾需要的是“王法”，也就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不仅是需要王法来保障，也需要道德的约束和规范，他对司空玄说：“要知冤家宜解不宜结，何况凶殴斗杀，有违国法，若教官府知道，大大的不便。请司空帮主悬崖勒马，急速归去，不可再向无量剑寻仇了。”

而当最后身世揭开之后，他牢记的是出家的皇叔段正明对他的告诫：“做皇帝嘛，你只须牢记三件事，第一是爱民，第二是纳谏，第三是节欲。”所以对于王语嫣的痴心，他才知道只是一种心魔在作怪，“人则美如天仙，语则清若仙乐”的心魔需要去除，而去除之后，也便是王语嫣的本来面目，一生所求的是青春驻颜，所以当最后王语嫣离去之后，段誉反而看见了真实的自己，而这样一个自己也完全开始建立自己的“王法”，自己的规则，“段誉自在大理国登基为君，除一场天花瘟疫外，国泰民安，四方清平；他听从伯父本尘大师及拈花寺黄眉大师的建议，免除了大理通国的盐税。他开宽道路，广征车船，大举从四川输入岩盐，又在大理西北探得两处盐井，每年产盐甚丰，通国百姓食盐无税，供应丰足，还有余盐输到吐蕃，换取牛羊奶油。全国百姓大悦，都说段誉是个为民造福的好皇帝。”而最后出家为僧，也是自我在规则意义下的重新发现，“各有各的缘法，慕容兄与语嫣、阿碧如此，我觉得他们可怜，其实他们心中，焉知不是心满意足？他们去了大理，心中未必高兴，我又何必多事？”

段誉化解矛盾运用的是规则，而对于萧峰来说，他所作的努力就是用身体之法来化解矛盾，化解恩怨。胸口的狼头标志是刻在萧峰身上的标记，这是身份的一种身体属性，当萧峰终于无奈接受自己的身份时，只有阿朱支持他，信任他，给她莫大的帮助，“便是到天涯海角，我也跟你同行！”这一句话超越民族矛盾，正如智光在盘盒上用手指写下的那句话一样：“万物一般，众生平等。汉人契丹，一视同仁。恩怨荣辱，兹妙难明。当怀慈心，常念苍生。”但是这样的“一视同仁”却并非如萧峰所愿，当发现自己的仇人是段正淳的时候，萧峰报仇之心却让他亲手杀死了被保护父亲的阿朱，而阿朱的死也是一种用身体化解的恩怨。所以当他和阿紫来到契丹领地，最后和耶律基结拜成为南院大王，“燕云十六州固属他管辖，便西京道大同府一带、中京道大定府一带，也俱奉他号令。”对于他来说，这种威望，这种权势，并不是自己所愿，也并非可以真正坐到“一视同仁”，当两国交战带来的依然是死亡的时候，萧峰先是恳求罢兵：“请陛下为宋辽两国千万生灵着想，收回南征的圣意咱们契丹人向来游牧为生，纵得南朝土地，亦归无用。何况兵凶战危，难期必胜，假如小有挫折，反损了陛下的威名。”最后竟然劫持耶律洪基，用武力要求结束纷争，虽然暂时换来了息战，但是对于萧峰来说，反而陷入了更深的纠葛中，“陛下，萧峰是契丹人，曾与陛下义结金兰，今日威迫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既不忠，又不义，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萧峰最后选择将断箭插入自己的胸口，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化解内心的不安，而这种自杀式的化解何尝不是一种极端的身体法则？

而对于虚竹来说，当被惩罚而失去少林身份的时候，他虽然感到羞耻，但也只是一种困惑，逍遥派掌门、灵鹫宫主人、丐帮帮主，这诸多的身份对于他来说，也并非是自己所愿，当他的身份被揭开的时候，其实也刻上了某种冤孽的成分，叶二娘和玄慈，是自己的父母，这何尝不是对戒律的违反，而玄慈最后对虚竹的话也成为他决定自己命运的选择：“过去二十余年来，我日日夜夜记挂着你母子二人，自知身犯大戒，却又不敢向僧众忏悔，今日却能一举解脱，从此更无挂碍恐惧，心得安乐。”虽然玄慈在“人生于世，有欲有爱，烦恼多苦，解脱为乐！”中结束生命，但是最为真切的却是自己对虚竹母子的怀念之情，而这一种情在虚竹看来，才是真正宝贵的，所以他并不皈依于所谓的戒律，最后反而成为了西夏驸马，也是对于重情的自己的一个交代。

家族孽缘，民族恩怨，宗教戒律，这是段誉、萧峰、虚竹面临的矛盾，他们一度迷失，一度困惑，而在这种纠葛中，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去认清另一个自我，在规则意义上、身体意义上，情感意义上化解了矛盾，而他们虽然方式不同，但是却都是一种真情，在心、身和情的历练中看清自己，而在奇异、复杂的江湖世界里，他们所代表的不是“天龙八部”的虚幻和超现实，而是那种回归到普通人的真实感，“天龙八部、人与非人，皆遥见彼龙女成佛”，成佛，而最终成为的是自己：“天龙八部这八种神道精怪，各有奇特个性和神通，虽是人间之外的众生，却也有尘世的欢喜和悲苦。”

	编号：C38·2150322·1157
	作者：【捷克】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著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1年10月第1版
	定价：22.00元亚马逊13.20元
	ISBN：9787530211571
	页数：120页

我看到整个布拉格连同我自己、我所有的思想、我读过的所有的书籍、我整个的一生都压在这个包里，不比一个小耗子有价值的一生，在我的地下室同废纸一起被社会主义突击队轧碎的小耗子……

三十五年的废纸堆生活，三十五年的love story，三十五年的啤酒加封面，三十五年的孤独，为何最后和梦想截然相反的事情发生了？弗朗基克·史都尔姆的言论没有了，圣三一教堂司事收藏的航空书刊没有了，过期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报》没有了，甚至连布拉格宫、民族博物馆、体育场、教堂和一切的公共建筑物，都在我的巨型压力机下倒塌，变成荒凉的城市，变成荒凉的现实。“我看到巨型压力机这会儿加快了速度，把已摧毁的一切集中到一堆。我看见了我自己，看见圣三一教堂倒在我身上，看见我已不见了，我已被轧碎，同砖瓦、木料以及祈祷台混在一起。”

而世界的所有倒塌的一切都变成了一个巨型的包，一个边长五百米的“大得吓人的包”，当最后一封信被撕毁，当机器从“光荣的压力下背叛我”，当小小的乐趣敲响了丧钟，站在查理广场的汉嘉仿佛看见了伊格纳休斯像最后的光亮，一轮光环从周身放射出来，当他立在教堂墙面上的时候，“欢快的景色线条勾勒出他的轮廓”，可是这最后的荣耀只是世界的幻觉，“然而我看到的不是光环，而是一只竖着的金色澡盆，卧在盆中的塞内加直立着，这是在他用刀子割破了手腕上的血管之后”，血却带了光环，而这个爬到权力顶点的古罗马雄辩家、悲剧作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以一种勒令自尽的方式制造了虚幻的光环，那本《论心灵的安宁》已经无法使看见的汉嘉找到心灵的安宁，对于他来说，毁灭是最后的命运。

毁灭是城市的破坏？是建筑的倒塌，还是信仰的沦陷？开着巨型压力机的汉嘉摧毁了一切，但却把自己也放进了这个无处可逃的包里，和那些倒塌的教堂，和砖瓦、木料以及祈祷台混杂在一起，而在最后的地下室里，当汉嘉把两条腿跨进浴盆，当身子缩成一团，当按下绿色按钮，当蜷缩在机槽的小床上，感觉自己就像塞内加一样，走向了自尽的终点，“在废纸和几本书的中，手里牢牢地攥着一本诺瓦利斯的作品，手指按在向来使我激动不已的那一句上。”是的，自己把自己打进了包，自己按下了按钮，自己推进了破碎机，“我仿佛注定要在自己制造的刑具上认识最后的真理。”真理是什么？是死亡，还是新生？是孤独，还是逃避？是爱的丧失，还是自我的救赎？对于汉嘉来说，似乎最后的欣慰在于：“我不去梅朗特立克印刷厂的地下室捆白报纸”，在“像塞内加一样，像苏格拉底一样”选择倒在自己的压力机里，倒在地下室，“也就是说在这里升天”。

失去意味着拥有，自尽意味着解脱，那个被推倒的城市何尝不是空白报纸，没有言论，没有诗歌，没有思想，也没有封面，当然也不再有孤独，不再有暴力，不再有爱情，不再有耻辱，抹灭了一切的空白报纸是这个时代的象征，“我坐在长凳上愚蠢地微笑，什么也不记得了，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因为我也许已经到过天堂里百花园的中心。”重新回到中心，仿佛是一种自我的救赎，而这种救赎显得多么无奈和悲情，当自己成为自己的牺牲品，是保持独立地退出，还是以反抗的方式进入？这其实就是汉嘉一生的矛盾，热爱老子的汉嘉读到过的句子里分明写着生和死的意义，“为什么老子说诞生退出，死亡是进入呢？”而其实，把自己装进压力机的的死超越了看见被破坏的生，因为有两样东西一直是他内心的惊叹：“闪烁的夜光和内心的道德法则”。

那夜光从何而来？那道德法则里有什么？对于三十五年一直在废纸堆里生活的汉嘉来说，这是他的love story，这里不仅有固定的工作，有每日饮用的啤酒，有独处时的快乐，还有将书压碎的乐趣，“三十五年来我用压力机把这东西轧碎，打成包，每周三次有卡车开来把包运走，送到火车，由火车运往造纸厂，在那里工人们剪断捆包的铁丝，把我的劳动果实倒入碱和酸的溶液中，其强度足以溶化那些总是割破我手指的刮脸刀。”轧碎、打包、运走，溶化，在一系列的物理、化学反应中，这些书变成纸，纸变成溶液，或者再造成纸，再被书写、被出版、被阅读，以致最后再成为废纸和垃圾，在这循环的过程中，前半部分属于汉嘉，也就是破坏的环节只属于汉嘉，看见那些书被破坏，就像看见滂沱大雨降临，就像爆破专家用巨型轮胎将一排排屋宇、一条条街道爆破，这不是力量的释放，这是对于陈旧的无意义的毁灭，所以在汉嘉看来，三十五年在废纸堆里有无数无意义的文字和纸张。

赫拉巴尔：我之所以活着，就为了写这本书

仅仅是无意义的废纸？当二战结束时，汉嘉看见普鲁士王家图书馆藏书被运走，内心却有过某种痛苦，但是汉嘉却并没有制止，没有爆发，在他看来，当那些列车把精美的书籍运往瑞士、奥地利，当那些书籍以每公斤一外汇克朗的价格被处理的时候，反而占到了另一种力量，一种“目睹不幸而漠然处之”的心情，一种克制自己感情的方式，因为“我已开始懂得目睹破坏和不幸的景象有多么美”。前一种无意义的纸张被破坏对于他来说，是旧有的力量的破灭，而这一种图书馆书籍被搬走，却是洁身自好、不理世事的回避态度。惋惜有什么用？制止有什么用？一个孤独三十五年的废纸堆老头，无法改变任何一种秩序，“我默默地思索着桑德堡的诗句：人最终留下的不过是够做一匣火柴的那点儿磷和充其量也只够造一枚成年人可以用来上吊的蚂蟥钉的那点儿铁。”人是卑微的，当母亲逝世，最后遗体被焚化成一缕烟而飘散在空中的时候，一个人和那一些废纸有什么区别？“在废纸收购站地下室工作已有十年之久的我，走下火葬场的地下室，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以同样方式处理书本的人。”

还有那个给自己带来激情的曼倩卡呢？那一声我爱你背后的亲密带来的只不过是一种耻辱，跳舞后去厕所而在缎带上沾满了粪便，当回到大厅，那缎带上的粪水四溅的时候，何来快乐，何来荣耀，在生命第二章的爱情，只有恶臭，只有奚落，只有逃避，“她注定要忍受耻辱，永远与荣誉无缘。”而后来再见的曼倩卡，告诉汉嘉的是身边最后一个情人，这个“她同男性交往的长链中最后的一环”，只是在精神上爱她，“因此决定为她造一尊像以弥补这个不足”，缎带里还沾着粪水，对于憎恶书的曼倩卡来说，却成了一尊崇拜和尊敬的精神女神，“这双翅膀带着曼倩卡飞翔了，把我们的love story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而那个文静、淳朴的茨冈少女呢？曾经像是自己身边的那个精神上的女人，是对于曼倩卡那种美的超越，是另一种美，“炉门敞开着，红旺的炭火在燃烧，光身子的茨冈小姑娘站起来，她走动时，金黄色的火光勾出了她身体的轮廓环，形成一圈光，恰似查理广场那座教堂墙面上的洛约拉的伊格纳休斯像。”可是这样的光环也只不过是死亡的预兆，在只留下温热的床的现实里，茨冈女人被盖世太保带走，“从此没有回来，她在马伊达内克或者在奥斯维辛的焚尸炉中被烧死了。”

还有在铁路干了四十年的舅舅，在自己的地方装上奥贺兰斯-柯贝尔牌的机车，点着火，然后让孩子们在上面玩，到了傍晚喝了酒的他则坐在上面行驶，“一眼看去活像一座尼罗河河神雕像，躺卧在裸体美人四周，围着一群小雕像……”仿佛是对于自我荣耀的缅怀，但是那只不过是另一种幻觉，在信号塔里舅舅得了脑溢血，最后撒手人寰，最后的舅舅躺在棺材里，“身上堆满了奖章、纪念章、勋章，像一位赫赫显要，我的舅舅在棺材里那样神气，仿佛是我制作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包。”死亡取代了荣耀，对于将康德的书放在舅舅手里的汉嘉来说，对世界和永恒开始不屑一顾，它们不会永远成为一种纪念，它们只是另一种意义的废纸，和母亲的亲情、曼倩卡的爱情，茨冈少女的灵魂之爱一样，都会被破坏，被埋葬，被焚毁。

但是在这废纸和人生的不同的破坏中，汉嘉也找寻到了自己的love story，和那些被焚毁而窃笑的书不同，汉嘉也找到了记载着思想的书，“一本地道的好书总是指着别处而溜之大吉。”它们被发现，被放进小箱子里，被堆放在地下室里，以及被阅读，这些被拯救出来的书构筑了汉嘉废纸堆生活的另一面，这里有耶稣，有老子，有康德，有叔本华，“我生活在这样的人民中间，他们为了一包挤压严实思想甘愿献出生命。”所以汉嘉在这些伟大思想中找到了某一种灵魂的归宿，三十五年来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和书籍，三十五年来身上也蹭满了文字，“俨然成了一本百科辞典”——“我成了一只盛满活水和死水的坛子，稍微侧一侧，许多蛮不错的想法便会流淌出来。”这些思想或者是书本的，或者已经形成在自己的头脑中，”因此三十五年来我同自己、同周围的世界相处和谐，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读，而是把的词句含在嘴里，嘬糖果似的嘬着，品烈酒似的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直到那词句像酒精一样溶解在我的身体里，不仅渗透我的大脑和心灵，而且在我的血管中奔腾，冲击到我每根血管的末梢。“这是一种共融，这是一种和谐，甚至说，在汉嘉的世界里，某种灵魂的意义已经取代了物世界，某种精神的充足已经超越了贫穷和孤独，这是梦境，是一个美丽的世界，是真理的中心。

而对于汉嘉来说，这样获得的身份认同并非是想得到思想的富有，而是在一种自我命名中获得安慰，在孤独中成为“无限和永恒中的狂热分子”。曾经他是“生活在已有十五代人能读会写的国土上的人”，这是家族的荣耀，而在已经远去的“十五代人”的现实里，只有废纸堆，只有卑微的工作，只有买醉的啤酒，所以他相信的一句话来自黑格尔：“高贵的人不一定是贵族，罪犯不一定是凶手。”正像他是废纸堆里生活了三十五年的人一样，也有着高贵的血统，有着历史的荣耀，而他信奉黑格尔的另一句话是：“世界上唯一可怕的事情是僵化，是板结、垂死的形态，唯一可喜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不仅个人而且人类社会通过斗争而恢复青春，通过新的形式争取新生的权利。”不再僵化，不再垂死，所以在这些书里，他找到了自救的方式，“通过新的形式争取新生的权利”：他的地下室堆满了书，甚至当两吨重的书压着他的身体缩小了九厘米，他也依然不舍弃任何一本；那些瞎眼的老鼠在他看来也是突破僵死的形式的战斗者，在两个灰鼠宗派的斗争中“占有下水道中流经波德巴巴的全部废物和排泄物”……

在他身边是耶稣，是老子，“我看见耶稣有如一个乐观的螺旋体，老子则是个没有口子的圆圈儿，耶稣置身在充满了冲突的戏剧性的处境中，老子则在安静的沉思中思考着无法解决的道德矛盾。”他们是思想者，他们带来了思想的力量，而在汉嘉的身边，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文雅、博学的体系，只有在这个体系里，汉嘉才感觉到是安全的，是富有的，是高贵的，而那些屠宰场的工人送来的血淋淋的纸张和纸箱时，汉嘉也将鹿特丹人伊拉斯谟的《愚人颂》、席勒的《唐·卡洛斯》和尼采的《看那个人！》放进包里，已显示出道德和思想的力量，以抵御那种血淋淋的现实。

这是退出，也是进入，“因此，你又看这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向前迈进之后又都向后回归，……唯独这样世界才没能瘸了一条腿。”是的，这世界不曾跛掉一条腿，那是精神的战争，这是活着的意义，“我来不是送和平，而是剑。”所以在废纸堆里，汉嘉才感觉到自己的孤独意味着富有，自己的卑微意味着高贵。但是这个时代对于汉嘉来说，并非只有废纸堆，并非只有啤酒，并非只有地下室，也并非只有交战的灰鼠宗派，外面的世界并没有被隔绝，茨冈女人是如何死去的？工人们是如何劳累的，儿童是如何撕书的？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有新的工人，有新的劳动方式，可是，“一个新时代，干活的时候喝牛奶，尽管人人知道，这样一头牛是宁可渴死也不会喝牛奶的。”

布勃内的巨型压力机取代了汉嘉破旧的压力机，而社会主义突击队将取代汉嘉的工作，“突击队队员夏天去希腊，而我是蠢货。”这是严酷的现实，而那些被拉进来的书里全部是纳粹的形象，纳粹的口号，纳粹的统治，但是，“在我那茨冈小姑娘优美奏鸣曲的光辉下，我狠狠地把成吨成吨的纳粹小册子和宣传品扔进压力机”，这又有什么用？主任告诉汉嘉，他的工作是去地下室捆白报纸，“除了捆白报纸，别的什么也不干。”是的，当工人阶级重又爬回十字架前面来的时候，社会主义突击队站在汉嘉的位置上，主任在卖废纸的小姑娘身上摸她的乳房，一切都在崩塌，一切都在毁灭，汉嘉借以自慰的思想又在哪里？那不跛的腿又站在哪里？当那一个巨大的梦幻被巨大的压力机推到的时候，没有谁来解救，“在这场暴风雨中，我曾经那般信赖的书本竟没有一本前来解救我，一言一语都没有。”

没有思想，没有斗争，没有言语，书只是书，地下室也只有汉嘉一个人，“我们唯有被粉碎时，才释放出我们的精华。”而在这个被自己建造起来的世界里，还有什么力量可以拯救？粉碎也是破坏的力量，也是斗争的方式，其实只有在那些建筑倒塌的时候，只有在那些思想沉默的时候，整个一生在自我惩罚里都变成了最后的拯救，自己的刑具里才能品尝真正的痛苦和孤独，也才能发现最后的真理。诞生是退出，死亡是进入，当闪烁的夜光和道德法则占据内心的时候，汉嘉的自我毁灭和自我救赎突破了曾经拥有思想的自豪和安慰，突破了形式意义的地下室生存，突破了一个人的旧时代——在“天堂里百花园的中心”，既没有卑微而想象的高贵，也没有破坏的乐趣，更没有轧碎、焚化的权力，他只是在自己的世界里看见了荣誉，看见了生死，就如老子的那句话：“知其辱，守其荣，为天下式……”

	编号：C55·2150322·1154
	作者：【美】理查德·耶茨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4年03月第1版
	定价：36.00元亚马逊21.60元
	ISBN：9787532764167
	页数：308页

“我想说的就是一个意思：沉沦。”弗兰克宣告，“一个社会到底能沉沦到什么地步呢？……这是一种新的宗教，全部人心智和精神上的安抚奶嘴。……大家都生活在自我欺骗当中吧。让现实见鬼去吧！”
       ——《第一部·第三章》

	编号：C24·2150322·1153
	作者：[明]洪楩 著
	出版：岳麓书社
	版本：2014年01月第1版
	定价：12.00元亚马逊9.60元
	ISBN：9787553802022
	页数：204页

祸福未至，鬼神必先知之，可不惧欤！故知士矜才则德薄，女衒色则情放。若能如执盈，如临深，则为端士、淑女矣。岂不美哉？唯愿率风之民，夫妇和柔，琴瑟谐协；有过则改之，未萌则戒之，敦崇风教，未为晚也。
——《刎颈鸳鸯会》

不论是生是死，是祸是福，是情是色，人世间的恩怨也都是“鬼神必先知之”，所以命定的事情似乎不需要惧怕，也不需要心存侥幸，所以作为规劝者来说，《清平山堂话本》更多体现因果报应，体现前生业缘，所以不论是万种风流，还是以恩化怨，都是“千古多情月自圆”，都是“冤冤相报有神明”，都是“今日方知色是空”，所以也只有端士、淑女，只有“夫妇和柔，琴瑟谐协”，才能“敦崇风教”，才能获得后报。

但是在这“樱桃花谢梨花发，肠断青春两处愁”的迷惑中，在这“如何铁石达成心性，却为花柔？”的疑虑中，却偏偏被情色所劫持，“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虽亘古迄今，仁人君子，弗能忘之。”一见而不能忘，不忘而入心间，入心而为欲，所以对于仁人君子来说，这情色的困扰却是恒久的难题，所以在“情之所钟，正是我辈”的困境中，在“如磁石遇针”的缠绵中，如何摆脱“情色相生”的悲剧？不论是樱桃花还是梨花，不论是磁石还是铁针，都是无情之物，而有情之物似乎更甚，毕竟“我终日在情里做活计”。所以在这被情色所困的世界里，悲剧的发生似乎不可避免了。

功曹参军的公业，也是咸通之人，只是这爱妾非烟却是“容止纤丽”，却是“好诗弄笔”，不想也遇见个“端秀有文学的赵象，仅仅是瞥见，似乎两个人都将彼此视作情色之物，从此神情俱丧，从此废食思之，在那一封封思念的情思传递中便走上了不归路，趁着公业外出私自偷情，终于也落得不好的下场，被发怒的公业“缚之大柱，鞭（楚）[挞]血流”，甚至在这身体的苦痛中还坚持着情色，“生则相亲，死亦无恨！”最后“遂饮杯水而绝”，而赵象则是“变服易名，远窜于江湖间，稍避其锋焉”。一死一避，虽免遭毒手，却终是“雨散云消，花残月缺”。

非烟和赵象的情色故事在《刎颈鸳鸯会》里只是一个引子而已，而在“不识窍的小二哥”那里，却成了实实在在“杀尽风流世上人”的悲剧。乡村中的蒋淑珍当然是色的代表，“脸衬桃花，碧桃花不红不白；眉分柳叶，如柳叶犹细犹弯，不仅聪明机巧，而且心中“好些风月”，常感伤春之病，自恨芳年不偶，而到了二十余岁，内心的欲望也终于有了发泄的场所，而那对象竟是“未曾出幼”的邻家小儿阿巧，不想在蒋淑珍父母外出之际，“其女相诱入室，强合焉。”也从此打开了情窦之门，欲心如织的蒋淑珍“久渴此事”，却将一个年幼的孩子葬送，“阿巧回家，惊气冲心而殒”。而到后来蒋淑珍嫁于某二郎，也是主动进攻满足自己的欲望，使得五十之上的丈夫被弄得衰惫了，而二十多岁的蒋淑珍似乎还不满足，又和“夫家西宾有事”，被某二郎看见，最终“病发身故”，因为淫欲，蒋淑珍就断送了两人姓名。而守孝三年的蒋淑珍似乎还未能摆脱对情欲的追逐，被某大郎逐回蒋家之后，蒋淑珍又成为张二官继室，只可惜张二官作为商人几乎都在外面，当然不能满足蒋淑珍的情欲，于是又勾搭上门店的朱秉中朱小二哥，似乎刚好相慕，于是在张二官出门在外的机会厮混，“本妇灯也不看，每解衣相抱，曲尽于飞。然本妇平生相接数人，或老或少，那能造其奥廷处？自经此合，身酥骨软，飘飘然，其滋味不可胜言也。且朱秉中日常常在花柳丛中打交，深谙十要之术。”到后来两个人竟都生了病，而对于蒋淑珍来说，痛苦的是总是梦见失了性命的阿巧和某二郎。这事被张二官察觉之后，便心生杀气，在蒋淑珍和秉中荒淫无度之时，张二官冲杀进来，“则见刀过处：一对人头落地，两腔鲜血冲天。”

“一对风流伤白刃”，何其悲惨！而在《错认尸》中，因情色而生的悲剧也是家破人亡。丈夫乔俊好色贪淫，似乎不满足和高氏的婚姻生活，又看中了美艳的周氏，买通艄公，将周氏纳成自小妾，但是身边两个女人似乎也满足不了他的淫欲，趁着在东京卖丝又和另一女子往来，“全不管家中妻妾，只恋花门柳户，逍遥快乐。”虽然周氏被五两银子买通而成妾，却又独守空闺，是一个牺牲品，但是她也不像高氏一样忍气吞声，自己寻找自己的快活，在正月里和在家做活的小二一起鬼混，“小二，你来！你来我和你吃两杯酒，今夜就和你做了夫妻，好么？”起初不敢的小二也终是抵不住诱惑，而自从跌入情欲的深渊之后，小二却又和高氏的女儿玉秀勾搭，这一下激起了高氏的愤怒，所以又和周氏合计，将小二用绳索杀死抛入河中，后来因为尸体浮上来被错认，最终导致这一场情欲的悬案大白于天下，不到半个月，四人全部死在牢中，而从东京回来的乔俊，看见妻妾和女儿都死，家产被抄，便投水自尽。

乔俊娶妻纳妾，是淫欲，周氏勾引小二是淫欲，小二哄睡玉秀是淫欲，所以这众人也都是“好色贪淫”之人，自然最后也都落得不好的下场，“至今风月江湖上，千古渔樵作蹄寐。尸首不能入棺归土，这个便是贪淫好色下场头。”而对于这情色和贪欲，如何才能摆脱？《五戒禅师私红莲记》似乎是对于情欲困境的一种设想。净慈孝光禅寺的五戒禅师和明悟长老作为出家人，似乎应该断绝这尘世的种种欲望，尤其是五戒禅师，法名自然是对自己行为的约束，而当清一在雪中捡到一个被抛弃的婴孩时，五戒禅师将其收养，似乎就是在做一件善事，可惜这取名红莲的小孩长大之后，五戒禅师便起了邪心，与红莲“云收雨散”完全将自己大欲念释放出来，而且藏在厨内，供自己享用。而这等淫事最后被明悟长老识破，被羞辱的五戒禅师坐化而去，而明悟长老似乎不肯罢休，也坐化追赶。后来五戒禅师托生在世间成为苏辙，生儿为苏轼，而明悟长老托生之后为谢道清，生一子做了和尚，法名佛印。

苏轼和佛印的故事，却被敷衍成如此一个淫荡的前世，而当时苏轼似乎也不信佛法，最不喜和尚，自言：“我若一朝管了军民，定要灭了这和尚们。”像是对前业的否定，而随着和佛印交往之后，在吟诗作赋中却成了朋友，最后苏轼尽老而终之后“得为大罗天仙”，而佛印禅师在灵隐寺圆寂之后，“亦得为至尊古佛”。两人都得到了善道，这是五戒禅师和明悟长老托生之后的归宿，而看起来也是为了对前世犯下罪过的救赎，虽然这种因果轮回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拙劣的敷衍，但毕竟也是寄予一种理想化的善恶转换。而其实在《清平山堂话本》中，对于这种“积善逢善，积恶逢恶”的轮回，也是着墨较多，寄托着作者“敦崇风教”的信念。

《花灯轿莲女成佛记》完全是一本成佛的教科书，张氏夫妻看见一个瞎眼的老婆婆无人照顾，便将婆婆接到家中，给她吃饭，同时妻子王氏跟随着她念《妙法莲花经》，“教得我会时，无甚相谢你，待你百年之后寿终，我夫妻二人与你带孝，如母亲一般断送。”一个是因照顾而衣食无忧，另一个则是念经而修善，而等到瞎眼婆婆死后，本来无子嗣的王氏却觉腹中有孕，最后生出莲女，莲女见经识经见书识书，甚是聪明，而后在能仁寺长老面前也悟得了禅机，“且去寻个汉子来还债。”而对于莲女来说，那李小官人便仿佛是夙缘，一见莲女便得了相思病。官媒议亲，本是一件大好事，只是在送亲的娇子里，最后的莲女却是鼻中插了两管玉箸，坐化而死。

出嫁之日，亦是坐化之日，对于莲女来说，也是长老对她说的禅机，而实际上告别红尘的莲女就是曾经的瞎眼婆婆的化身，“借你肚皮里安身则个。”所以在坐化之前，莲女写有四局《辞世颂》：“我本林泉物外人，偶将两脚踏红尘。明公若肯兴慈造，便是当年身外身。”莲女的骨殖最后送到寺中，也是满足了她生前“得成佛”的夙缘，而张氏夫妇也是弃欲出家，三年后成双坐化。所以不管是莲女的坐化，还是积善的张氏夫妇的坐化，都是为人生的归宿指明了一条善终的道路，“善有善报，莲女即是无眼婆婆后身，子母一门，俱得成其正果。作善的。以成佛，奉劝世人：看经念佛不亏人。”

作善而得道，作善而成正果，在《李元吴江救朱蛇》中也有如此的命题，秀才李元看见小孩子在草丛中戏打一条蛇，便拿出百文铜钱买了小蛇并将它放了，而这小蛇其实是龙宫的称心，为了报答李元的解救之恩，龙王将称心许给李元，而称心为了帮助赶考的李元，偷得了试卷题目终使李元中榜做官，而在三年的侍奉之期到了之后，称心便辞谢李元，李元仰面大哭，虽然无法挽留，便也立龙王庙纪念。而实际上这一出图恩必报的故事也是点明了“积善逢善，积恶逢恶”的主题，只是偷取考题，三年离别终究是太过于戏剧化。

不管是莲女还是小蛇，甚至是五戒禅师和明悟长老的托生，其实都在向着善的彼岸，这与情色之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善一恶，当然都是为了阐明因果报应，其最终目的便是在这些悲喜剧发现“唯愿率风之民，夫妇和柔，琴瑟谐协；有过则改之，未萌则戒之，敦崇风教，未为晚也”的人生道理。《陈巡检梅岭失妻记》里的妻子被申阳洞中的妖怪抓去，要行云雨之事，妻子坚决不从，“只求快死，以表我贞洁”。而这只不过是人生的千日之灾，也有寓言三年后会再遇紫阳，然后便会夫妻团圆，果然后来在红莲寺长老解救之后，申阳洞的妖怪被天降捉去，众多被关押在洞中的女子得以解救，而他们夫妻也终得团圆。而守贞的故事也在《戒指儿记》中也成为一个传奇，女子将手指的戒指给了阮三郎，一开始是春心使然，是情欲所致，将此信物交给阮三郎之后，身子虚弱的三郎不想和女子相逢时“情兴酷浓”，“不料乐极悲生，倒凤颠鸾，岂知吉成凶兆”，但是这云雨之后女子腹中便有了身孕，阮三郎魂去之后女子本来想要寻死，却始终无法放下肚中的孩子：“莫若等待十个月满足，生得一男半女，也不绝了阮三后代，也是当日相夫情分，妇人从一而终，虽是一时苟合，亦是一日夫妻，我断然再不嫁人，若天可怜见，生得一个男子，守他长大，送还阮家，完了夫妻之情。那时寻个自尽，以赎玷辱父母之罪。”之后生儿，之后教子，之后便被竖贤节牌坊。
 
淫欲和守贞，是情色的两种态度，是人生的两种写照，而其实都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循环里，其最终的指向也是在善恶的结局里劝归世人，敦崇风教。而在《清平山堂话本》的故事里，除了情欲的善恶两面抉择之外，还有关于信奉忠义和信义的朋友之情。《羊角哀死战荆轲》中的左伯桃和羊角哀就是两个以信义为最高情义的兄弟，两个人共同去往楚王那里，却不想在路上遇到苦难，伯桃为了角哀能战胜困难见到楚王，便将自己的衣服脱了给他，将粮食留下给他，而自己却在桑中自尽。角哀将伯桃埋葬，却不想在荆轲相近，被荆轲的鬼魂排挤，“汝是冻死饿杀之人，安敢建坟，居吾上肩，夺吾风水？若不迁移他处，吾发墓取尸，掷之野外。”当角哀梦中知道这件事之后，咒骂荆轲，但是一个是阳人，一个是阴鬼，不管是骂荆轲，还是帮伯桃，实际上都无济于事，于是角哀自刎而死，闯入阴间，大骂荆轲，也终于使得伯桃能够安心在自己的坟地。为了情谊，角哀不惜牺牲自己的姓名，闯入阴间，帮助伯桃，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成了一种忠义，那竖立的“忠义之祠”也是对于角哀和伯桃的褒奖。而在《死生交范张鸡黍》，说的也是朋友之间最难得的情谊，因为在赶考途中救了病重的范式而误了自己的考期，张劭和范式结为兄弟，后来张劭相约范式到自己的家里摆鸡黍，“幸勿失信！”但是不想范式在鸡黍之约即将到来之前不能及时赶到，为了遵守约定，范式竟然自刎而死，因为“人不能行干里，魂能日行千里”，也就是说只有化成阴鬼，才可以赶上张劭的鸡黍之约，但是即使感到了，对于张劭来说，范式也只是一个不言语的鬼魂。张劭为了不让自己和范式阴阳两隔，竟然赶到未下葬的范式跟前，要求范式的妻子将自己和范式葬在一起，随后自杀身亡。一个因为要赴鸡黍之约而化鬼疾行，另一个则是要继续这一场结拜的兄弟情义，也不惜牺牲，那建造的“义信之祠”和“信义之墓”便是对这一极端行为的肯定。

各舍其命，留名万古，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暗含着对于现实的不满，所以这种寄托于鬼魂演绎的故事就是为了虚设一种情景，而在《清平山堂话本》里却还有许多对于无奈现实的抗争，快嘴李翠莲从不忌讳口舌，大人对此极为愤怒，因为从道统来说，女子应该谨言慎行，应该笑不露齿，所谓“多言众所忌”，这个社会给女子立下了这一些规则，是不容破坏的，所以李翠莲在打先生、骂媒人、触夫主、毁公婆之后，自然也无法被人接受，一纸休书又将她压在道统之下，所以最后李翠莲“卸下浓妆，换了一套棉布衣服，向父母前合掌拜别，转身向哥嫂也别了。”最后出家而去，不理这俗世的规矩。而同样以这种愤世嫉俗的精神告别尘世的还有张良，汉高祖给他“宫中第一”的荣耀，“极品随朝，身穿紫罗袍，腰悬白玉带，口餐珍羞百味”，但是张良却要归山慕道，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历史上齐王韩信、大梁王彭越、九江王英布“三王遭诛”，以致形成了“十怕”，也就是说，昔日那些争江山、夺社稷的功臣，却落得个可悲的下场，所有的功劳被勾去，如何也算是一种教训，所以张良归隐山林，也普劝世人：“普劝阎浮贤大良，世间莫要把名扬。无常那怕公侯子，不怕文官武将强。不俱男女收心早，大限来时手脚忙。学得子房归山去，免向阎王论短长。”

或者坐化，或者归隐，其实这种种对规则的反抗还是一种自我牺牲，也就是无论是善还是恶，无论是情还是欲，无论是信还是忠，都在个人层面之上，所以因果报应在这里也只是个人修行有关，个人积善有关。在《清平山堂话本》里，有《老冯唐直谏汉文帝》、《汉李广世号飞将军》、《壅关姚卞吊诸葛》、《蓄川萧琛贬霸王》等传奇故事，有《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记》等鬼怪故事，但从总体上来看，话本的思想杂糅，对情欲有过批评和否定，为什么在《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里为何又肯定一种阴谋式的爱情？柳耆卿让舟人将月仙强奸，而后月仙才在和柳耆卿的诗书对赠中产生情感，“这柳县宰在任三年，周月仙殷勤奉从，两情笃爱。”被强奸，被引诱，最后却是“两情笃爱”，有些匪夷所思，大约只是因为两人都在诗中倾吐衷情，浪漫有余却有悖情理。

而其实，这一册脱文误字的残本却是在话本发展历史上具有样本意义，不仅前有“入话”后有“散场”，而且其中保存的传奇故事比起以前的文本，更具有话本的特色，具有承前启后的留存意义。马廉在《清平山堂话本序目》中说：“此十五种残存中，有存传奇之旧而较《太平广记》所引稍略者如《蓝桥记》，有与明初小说《剪灯新话》《余话》相类者如《风月相思》；二者虽与其他有形似之点，而特为文言，绝非话本，为可异耳。《李翠莲》乃民间传说故事之最广远者；演变至今，秦腔剧中有《十万金》，通常名《李翠莲上吊》；而小说《西游记》第十一回《刘全进瓜》，早采之为说部资料矣。此本所记李翠莲为快嘴媳妇，别出《西游记》中故事以外，是则考究风俗学者所更足珍贵者也。”

	编号：C55·2150120·1145
	作者：【美】理查德·耶茨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2年03月第1版
	定价：27.00元亚马逊21.00元
	ISBN：9787532756766
	页数：270页

“窗户在哪儿？”他摊开双手，迫切地问。“就是这个问题。光线从哪儿照进来？你明白我说的光线从哪儿照进来是什么意思，对吗，鲍勃？我是说小说的观点；文中蕴含的真理；还有——”
——《建筑工人》

为什么一定要有窗户？为什么光线一定要从窗户里照进来？那一栋被建造的房子是有屋顶，是有墙，在建造之前还必须用推土机平整土地，还必须挖好合适的坑，还必须打好地基，但是从头至尾都建好之后，窗户会按在哪个位置？面朝阳光，是想让阳光照亮黑暗，是让人通风呼吸，也是让人看见窗外的风景。窗户是一个接通内部和外部的通道，是一个沟通你我世界的门，但是让一栋房子变成一部小说，变成充满丰富想象力的虚构作品，那光线能照亮文中蕴含的真理，能照见生活之外的启示？

或者只有在房子建造好之后，才会发现窗户的问题。所以前和后，预谋和现实，就在这照见真理和启示的过程中如果反转过来，就会变成另一个虚构。虚构当然是站在现实的反面，就像阳光站在黑暗的背面，这不是可以通过打开一扇窗就能解决的，充满想象力的故事或者只意味着一个快乐、用力地响指，意味着人生可能的一笔财富，意味着在报纸上发表而被电影明星、知名学者和作家发现，但是对于所有建造这栋房子的人来说，黑暗永远是黑暗，现实永远是现实，甚至到头来会完全坍塌，成为一个永远具有纪念意义的废墟。

需要建造这栋房子的是出租车司机伯纳德·西维尔，在社会底层干了二十二年，需要的是在自己的经历中加入一个比平地更高的建筑，所以想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小说便是他最大的愿望。这是一个对自身存在的超越？还是一种注定覆灭的幻想？“曼莱、科罗夫博士和我自己——我们在建造这东西。”伯纳德看见的是不在底层的电影明星、知名学者，他想和他们一样成为建筑师，甚至比他们更好的建筑师，所以当他在报纸上刊登那则招聘天才作家的启示的时候，就已经把建筑变成了一桩买卖，“为天才作家提供与众不同的自由撰稿机会。要求有丰富想象力。”想象力是唯一的天才条件，那么这样的想象力必须解构卑微的现实，必须解构在底层的生活。而鲍勃，一个第一人称的“我”，看起来自诩为一个天才作家，但实际上和伯纳德一样，也是底层的一个小人物而已。住在西十二街的最西头，和妻子的关系有点紧张，十三年来一直在一家杂志社做撰稿员——周薪五十四美元。仅此而已，所以当看到这一则启示的时候，鲍勃的想象力被激发，“我”用想象可以把经历写成小说，可以用想象带来一笔财富——每篇二十五美元的收入足可以改变现实的卑微。

“我将成为出租车司机的雇佣文人，建筑工的建筑工。”这只不过是想象和另一种想象，其实都指向了对现实的反叛，那栋建筑自然变成了空中楼阁，变成了即使打好地基也没有安好窗户的虚构。伯纳德卡片上的故事已经平整好了土地，已经挖好了合适的坑，已经打好了地基：“有钱人和妻子在车里开始争吵，情绪十分沮丧，女士开始叫着要离婚。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们，我说了几句，不久我们都笑了。关于婚姻的小说等。”这是在帕克大道上的故事，人生经历有关，却必须变成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小说。有钱人和妻子为什么争吵？离婚如何去分割财产？我说了一句什么话？他们为什么又笑了？在诸多可能的情节中，被看见的永远是“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们”，不是由着自己向前，不是和我无关，是参与其中，在有钱人和妻子的感情世界里虚构。省去一切的想象，当卡片上的经历变成一篇小说，对于天才作家鲍勃来说，似乎是那二十五美元稿费的收获，似乎是一种对于卑微生活的改善，可是伯纳德那张支票上却写着：“提前支付五篇文章的全部金额。”二十五美元是五篇文章的金额，实际上每篇只有五美元，这是另一种虚构，至少对于鲍勃来说，那栋房子已经建造了屋顶，已经砌好了墙，可是却没有看见照见来的光亮——那扇窗户在哪里？

像是一个讽刺，即使每篇五美元，对于鲍勃来说，其意义似乎也超过了平淡生活的全部，所以继续着想象，继续着天才，继续着建房，“我记不清那年秋天到底写了多少篇署名‘作者伯尼·西维尔’的故事。”五美元，也是对于曾经生活的一次否定，也是对于自己才能的一种肯定，那虚构的窗户照进来了光线，照亮了蕴含的真理和生活的启示，就像卡片上的那一对有钱人夫妻，终于在被看见的后视镜里破涕为笑。但是对于我来说，现实却并不如一个卡片上的故事那么浪漫，妻子琼怀了孕，杂志社岌岌可危，那个被提高到十美元的故事最后也被伯纳德否定了，“每个不值一提政客们的掮客、假冒号手都可以走进我家，企图偷走我的钱。”为生活奔波，重新寻找工作，而伯纳德也请了另外一个连环漫画艺术家，即使最后“我”的女儿出生，和琼的关系缓和，即使我开始写自己的小说，建造自己的房子，可是那窗户透进来的光线始终是一个虚构，“我只得告诉你们她和我所建的东西倒塌了，早在几年前就塌了。”

理查德·耶茨：倒塌的房子里从来没有窗户

仿佛又是从后视镜看见的故事，可是没有破涕为笑，没有转危为安，也没有光线照亮黑暗。伯纳德呢？当用五美元将出租车的人生经历变成一部充满丰富想象力的小说，有没有窗户已经不再重要了，甚至电影明星、知名学者都在现实里被后视镜看见，有人在并非他妻子的年轻女人床上死去，有人开始关注没有电视的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情感缺失，“窗户在哪儿？光线从哪儿照进来？”或许只有上帝知道“一扇我们大家的窗户”，可是现实的建筑却早已经变成了废墟。

建筑坍塌了，其实有没有窗户都无关紧要，有没有光线照见真理也缺乏意义，现实永远是这样一种存在：“他们走了。他们把他给甩了。”《勃朗宁自动步枪手》里的费隆在心里说着这句话，那和勃朗宁自动步枪有关的人生经历有什么用？B.A.R，口径3.0，弹匣可拆卸，全自动射击，是十二人的步枪班的主要火力，充满着可能的想象力，是人生的一笔大财富，可是在名字上了警察罪状登记薄的现实里、在文件柜间笨拙移动身躯的工作中，在与瘦得皮包骨头、有窦性头痛、无法生孩子的妻子的婚姻中，还有什么是可以自豪的？平淡无聊的家、平胸而患病的妻子，终于使他将结婚戒子取了下来塞进了表袋里，然后进入到满是性感姑娘的酒吧。

这是新建的房子，每个人都是建筑工人，费隆是站在屋顶看见这美好世界的，但是他如果要生活在房子里面，从来不可能有窗户和光线，所以面对酒吧里的性感姑娘，面对香水味，面对纤细的手指，面对丰满的下唇，他却被拖进了一个更加黑暗的房子里，是道德的拯救还是反抗的无力，性感的姑娘变成了婊子，想象开始折磨他最终变成了愤怒：“出租车内会有一番肢体窒挣扎，撕烂的衣服；在卧室里会使用蛮力，窒息的呻吟会变成呜咽，最后变成淫荡的痉挛与低吟。噢，他会让她放松！他会让她放松！”

开出租车的是伯纳德吗？那种挣扎和呻吟，那种痉挛和呜咽，会在某一个后视镜里看见吗？会成为一个卡片里的五美元小说吗？“勃朗宁自动步枪手”费隆其实没有了瞄准的对象，没有了射击的目标，当然也没有了那栋房子，在街道的游行队伍中，他抓住了那个米切尔教授，像拆毁一个歪七扭八的木偶一样撕扯着他，但是这和勃朗宁自动步枪手的经历无关，这和“彻查这个第五修正案的共党分子”的政治无关，他只是要在被抛弃的尴尬中参与到一种虚构中，“当警察蓝色手臂高高地举到他头顶时，最后他只记得：绝对的满足与彻底的解脱。”

这当然是一种背叛现实的极端做法，面对可能是废墟的生活，面对失去了真实意义的人生经历，用虚构的方式寻找一种解脱和满足便是最有效的手段，就像《与鲨鱼搏斗》中的索贝尔一样，“一个人对生活的要求不仅仅是钱。”而是战斗，是抗争：“人们觉得你只能在以下二者中居其一：要么你是条鲨鱼，要么你只得躺在那里，任鲨鱼活生生地把你吃掉——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而我，我是那种会走出去，与鲨鱼搏斗的人。”但是在《劳工领袖》这一栋房子里，窗户从来没有照进过光线，大多数人在这里是“出于需要”，所以当面对鲨鱼的时候，自己想杀死鲨鱼而成全自己的“原则”，很可能变成被鲨鱼吃掉的人，不同的选择，看起来是不同的人生观，而结局却是一个指向，索贝尔那已经完成的九本图书，包括哲学、小说和政治理论，却从来没有一本出版，但是在索贝尔看来，“我的书，它们说的全是真相，这就是麻烦所在。”这是一次冒险的转折，前面的真相是你是条鲨鱼，而后面的麻烦是，你被鲨鱼活生生地吃掉。真相意味着麻烦，意味着没有窗户的黑暗，意味着从《劳工领袖》辞职，意味着最后建筑的坍塌。

生活在真相里，其实意味着生活在麻烦里，就像生活在小说的虚构中，其实意味着生活在现实的卑微里，《自讨苦吃》的亨德森为什么沉迷在装死的游戏中，这个从童年开始的游戏让他感受到了虚构的乐趣，只有在这样的游戏状态中，他们和他才是对立的，他们被他欺骗，他是生活的这栋房子的建造者——甚至他可以不进入房子，而在如伯纳德的后视镜里看见那种争吵，所以当他面临公司的解雇时，他依然如游戏一般坐在办公室里，看上去一副心智健全、颇有能力的样子，而在的背后已经冷汗直流，那口袋里的火柴已经被捻着、扯着完全变了形，“直弄得火柴纸板湿乎乎、黏嗒嗒，揉成一团。”游戏带有欺骗性，也具有刺激性，也只有在这样的冒险游戏中，一个身居房子之外的人才能感觉到一种安全，所以他更需要在妻子面前撒谎，以维护所谓的真相，但这无非是“自讨苦吃”：“日复一日的欺骗可不容易，这需要罪犯般保持持续的警惕与狡诈。”但是在回家之后，面对和妻子的放松聊天，他的游戏大厦终于无法安全地建造在那里了，“他们找我了，”他说，这是他一天中做过的最体面的事。

体面像是对于游戏的终结，而其实，对于亨德森来说，那个装死的游戏是体面，那口袋里的火柴也是体面，“做一个体面的失败者对他诱惑力太大了。”但毕竟在对妻子的那句“他们找我了”中找到了更体面的自救方法。这种自救或者是一种妥协，所以面对被模糊的真相，面对卑微的现实，面对孤立的状态，妥协至少在表面上可以达到“万事如意”的美好结局。面对明天就要举行的结婚仪式，格蕾丝似乎还没有进入到状态，那个亲爱的拉尔夫，那场婚礼，那后面的生活，对她来说都是陌生的，甚至她还不忘记在事务所圣诞派对上给阿特伍德的那个热吻，而拉尔夫呢，似乎也惊恐于结婚之后生活的改变，尤其是和那些朋友的关系，会在婚姻世界里慢慢走向解体，两个在房子外面的人，如何找到一扇窗户，如何看见阳光，如何打开来呼吸，似乎没有办法，似乎就是如此，明天，九点，仪式，这是必须的生活，“别担心，拉尔夫，”她说。“我会在那里的。”在那里实际上就是妥协，没有窗户又有什么关系，毕竟土地已经平整，地基已经建好，在房子的内部也可以开一扇窗户，也可以看见阳光。

这或许是也是一种对现实的虚构，没有走到明天如何能设计一个“别担心”的生活？而其实真相不在明天，只在现在，只在现实的现在，那些被命名的“建筑工的建筑工”、“勃朗宁自动步枪手”、“撞大运的乔迪”都和真相有着越来越远的距离，所以在这种符号化的指称中，谁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相？从外部进入某间教室，或者军队，或者家庭，是需要一扇窗户，但是那扇窗户并不是通透的，“南瓜灯博士”其实是一个被误读的词，“我砍了那部电影。《南瓜灯博士和海德先生》。”对于新转学而来的萨贝尔来说，晨间的汇报变成了一种关于电影和生活的虚构：爸爸妈妈开车，遇到警察，射击受伤，自己开车送到医院……诸如此类，在老师普赖斯小姐看来，这当然是一个“很自然的错误”，但是并不是和同学一起在汇报中说话就是打开那扇通向理解的窗，萨贝尔来自纽约某处，“那里的人们把被单晾在窗台上，成天无聊地探身窗外发呆，你看到笔直幽深的街道，一条连着一条，全都一样，人行道上拥挤杂乱，阴郁的男孩们在那儿玩着某种没有希望的球。”这是被拒绝的生活，而在学校里，他也排除在一切之外：挤在单杠边轮流翻单杠的男生中间没有他，远处操场角落里窃窃私语的男生堆里没有他，人更多的一群学生中也没有他。对于萨贝尔来说，只好独自一人待在教学大楼附近的操场边上是他学校生活的写照，这是孤儿状态，普赖斯小姐想要化解这种孤立，关心，爱护，沟通，交流，甚至将她的手搭在他肩膀上的时候，说出了那个“亲爱的”的词，可是当萨贝尔在墙上写下发自内心的脏话时，普赖斯小姐对于他的处理似乎又陷入了某种规则里，“当你想做这种事的时候，永远也别忘了，你在伤害很想喜欢你的人，那样也会伤害你自己。”萨贝拉的脏话伤害了普赖斯小姐，普赖斯小姐的“亲爱的”伤害了萨贝拉，这其实是不同生活之间的误解，只是不同房子之间的隔阂，有一扇窗户有什么用？他依旧在墙上画了普赖斯小姐的画像，这是最漂亮的脸，可是她的对话框里却是那些脏话，可是她的身躯却是裸体的：“大大的乳房，硬而小的乳头，线条简洁的腰部，中间一点是肚脐，宽宽的臀部、大腿，中间是三角地带，狂乱地画了阴毛。在画的下面，他写上标题：‘普赖斯小姐’。”

没有走进，却是愤然的拒绝，没有消解，却是更深的隔阂，“南瓜灯博士”是自我的虚构，却也是别人的笑料，所以这种命名不能抵达真相，不能打开所有的窗户，而面对这些现实，选择背叛，选择妥协，还是选择反抗，都似乎无法改变从后视镜里看见的“卡片”人生，无法改变九本书的价值，无法改变一枚火柴头的命运，无法改变九点钟的结婚仪式，而这“十一种孤独”在每个人身上成为时代的一个痼疾，包括站在这些后视镜故事背后的理查德·耶茨，也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出租车司机的雇佣文人，建筑工的建筑工”，酗酒、抽烟、疾病、贫穷、潦倒、怀才不遇，生前未曾大红大紫，死后迅速被人遗忘，理查德·耶茨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说，这个“焦虑时代的伟大作家”完全是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代言人。而他在用文字建筑自己的那栋房子时，也像寓言一样无法逃脱命运，与妻子关系破裂，之后正式离婚，之后一个人住在波士顿学生家中——一栋房子里是放着台打字机的桌子，是装有咖啡、啤酒和波旁酒的冰箱，是挂着女儿照片的一堵墙，是两盏微弱的小灯，是到处被踩死的蟑螂，是碗橱里脏兮兮没洗的锅，以及一个酗酒、抽烟、咳嗽的作家，是的，在这栋房子里，一切都是现实的写照——窗户被他紧紧关闭，阳光在外面，空气在外面，世界在外面，而这样的现实早就被理查德·耶茨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

接着该讲讲我和琼的故事，这是我给你们的烟囱。我只得告诉你们她和我所建的东西倒塌了，早在几年前就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