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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9·2111121·0845 |
| 作者：[英]乔治·奥威尔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07年年03月 | |
| 定价：10.00元 卓越价:5.90元 | |
| 页数：119页 |
英文名《Animal Farm》，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寓言。和《一九八四》并称为乔治·奥威尔最重要的代表作，一场“动物主义”革命的酝酿、兴起和最终蜕变，以隐喻的形式写革命的发生以及革命的被背叛，自然还有革命的残酷。动物将压榨他们的人类东家赶出农场，建立起一个平等的动物社会。然而，动物领袖，那些聪明的猪们最终却篡夺了革命的果实，成为比人类东家更加独裁和极权的统治者。“动物农场”和“人类农场”相对，代表冲突之两极。“动物”是受侮辱受压迫起而反抗的一方，“人类”是他们的对立面，试图围剿和消灭他们的一方。“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乔治·奥威尔是英国人道主义、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著名的英语文体作家。他在小说中他创造的一些新词汇都已收入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了一个形容词“奥威尔式”不断出现在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笔下，足见其作品在英语国家影响之深远。
《动物农场》：猪样的革命
1944年，一段时间的距离，隔着一个世纪的跨度，隔着战争、革命、死亡和背叛，隔着暴力、独裁、迫害和屠杀，它曾经就发生过，它现在正在发生，它未来还将发生，在无休无止的政治事件中，其实时间的背后是没有距离的历时性讽喻，67年或者更久，都和一场猪样的革命有关。
“Animal Farm”，《动物农场》，其实只是和动物群体有关，它起初叫“庄园农场”，它的统治者叫人，琼斯，皮尔金顿，或者叫弗雷德里克，他们喝酒，他们贩卖木材，他们使用假钞，他们与动物们势不两立。而他们的对面是“动物们”，它们叫“拳击手”和“紫苜蓿”的马，叫“本杰明”的驴，叫“摩西”的乌鸦，以及无名的狗、母鸡、鸽子、山羊，可是后来，它们变成了他们，他们取代了人的统治。
这就是革命，或者叫“造反”，一只德高望重的叫“老少校”的猪由于一个梦境而起，起先的它们“是悲惨的，劳苦的，和短促的”，它们没有自由，只有受苦受难受奴役的份儿，它们所有的劳动成果“几乎全部被人类从我们身边偷走了”，他们用鞭子抽打挨饿的牲口，他们统治着它们，它们需要一场造反来推翻他们。“人是我们仅有的真正仇敌。”老少校竖立了靶子，人是它们唯一的目标。德高望重的动物总是以这样的梦境而开始，以近乎神谕的方式告诉动物们造反的必要性，而它们也正是通过造反，通过革命而成为他们，从它们到他们，并不只是对立关系的改变，还是一种政治秩序的颠覆。而当造反轻而易举发生时，当它们甚至不费力气成为他们的时候，革命的祸根就已经埋下了。
人逃出了农场，人的专制统治结束了，“庄园农场”变成了“动物农场”，这是农场名字的第一次革命性命名，也意味着它们正式翻身成为他们。在这种替换中，反人类是他们必须实施的伟大计划，除了改名，一系列的计划和改革实施，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抹除有关人类的一切属性，于是他们抛弃缰绳、笼头、眼罩、饲料袋、鞭子等一切有关“它们”的符号，“缎带和衣服一样，应该被视为人类的标志。”所以，“所有的动物都应当一丝不挂”；他们把动物庄园阐发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动物主义；他们建立动物共和国，用绿色旧桌布制成含有一只蹄子、一只头角的旗帜；他们星期天定期召开碰头会；他们进行议案的讨论和投票；他们设立动物委员会、产蛋委员会、清洁尾巴联盟、野生同志再教育委员会等政治组织；他们设立农场纪念日，以纪念10月12日牛棚战役和6月24日施洗约翰节的动物造反；他们还制定《七诫》：
1.凡用两条腿行走的都是敌人。
2.凡用四条腿行走或长翅膀的，都是朋友。
3.凡动物都不可穿衣服。
4.凡动物都不可睡床铺。
5.凡动物都不可饮酒。
6.凡动物都不可杀其他动物。
7.凡动物一律平等。
《七诫》完全成为他们的纲领和宗旨，简单的一句话概括就是：四条腿好，两条腿坏，七个“凡”背后是彻底的反人类，而他们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富足和自由的农场，而在初期，的确达到了他们初衷，“整个夏天，动物们都很幸福，开心，各自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但是在“动物农场”里，本身的秩序和结构就存在先天的弊病。那就是所有动物并非“一律平等”，而是有着特权，那就是猪。
可以说，造反的提出者是一头德高望重的叫“老少校”的猪，革命来源于一个神谕似的梦，而在革命进行中，猪慢慢成为教育和组织者，也慢慢从“劳力者”身份变为“劳心者”，他们并不干活，只是指挥和监督其他动物，作为领导者的角色，他们独享着牛奶和苹果，在猪看来，“正是为了你们，我们才喝那些牛奶，吃那些苹果”，他们的目的是要“守护着你们的福祉”。这就是新的统治阶层产生的基础，所以有了领导者雪球和拿破仑，而随着特权越来越大，雪球和拿破仑之间在风车建造上的矛盾也越来越大，最终雪球被拿破仑密谋赶出农场，当最后的对抗全部消失的时候，独裁也就开始了。
他们取消星期日上午的碰头会，有关农场运作的所有问题，将由一个专门委员会作出决定，其成员均为猪，而拿破仑亲自担任主席；他们取缔《英格兰的生灵》，不准再唱这首“对于未来一个更美好社会的渴望”的歌曲；他们建立动物农场共和国，拿破仑任总统。他们一步步建立个人崇拜的政治乌托邦，把风车命名为“拿破仑风车”，他们高呼“拿破仑万岁！” 而拳击手在临终前的两句话，竟然是可笑的口号：我会更加努力工作、拿破仑统治永远正确。似曾相识，这样的政治乌托邦多么的熟悉，而就在建立集权的同时，对于异己的镇压也逐步开始，”关于处决的故事还在继续，直至拿破仑脚边的尸骸成了堆。“这样的“残酷血洗”让原本对于富有、自由的向往变成了可笑的政治幼稚病，“造反仅仅是一个口口相传的模糊传说”，一切的革命最终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另一种集权，《七诫》也只剩下最后一条：凡动物一律平等，并加上一句：但是有些动物比别的动物更加平等。
在这种可怕的变革中，所有的造反都再创造另一种集权统治，“人和动物又平等地坐在一起”的时候，动物农场又被废除，再一次改成庄园农场，这种循环式的变更其实就是一种命运的轮回，猪发动造反解放了动物，却又成为新的被统治者，独裁一代接这一代，其实“他们”又回到了“它们”，而所谓人和动物的对立也只是一种乌托邦，“要分清哪张脸是猪的，哪张脸是人的，已经不可能了。”
这是119页书册的最后一句，是猪是人已经分不清了，或者说，猪带着人的面具，人又脱不掉猪的嘴脸，分不清也就没有了什么革命，没有了造反，没有了它们和他们的区别，或者，当一切界限消除之后，乔治·奥威尔在1944年的背后更是看到了时间之外的普遍规律，所以当革命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任何一个时刻，被言重其实是一件可怕的事。它距离现实如此之近，我甚至听到了那些动物们起初的呐喊，之后的兴奋，最后的反抗，声音如此迫近，你竟也找不到逃脱的出口。
《动物农场》的故事脉络被评论家分析为与苏联的历史乃至整个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惊人的相似，在很多共产党正在或者曾经执政的国家都能看到动物庄园的类似影子。比如动物造反喻为无政府主义式的二月革命；七诫的书写暗喻十月革命/苏共（布）的建立，如此等等，通篇几乎全是正式的隐喻，而乔治·奥威尔似乎把小说当成了政治讽喻的工具，在简单直接的反讽中，“把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而这种艺术的可怕之处，在于从历史的未来走向中看到了不断建构的“政治神话”，“它是一部革命史，但它误入歧途，而且第一次偏离都那么有理由。”乔治·奥威尔说。
时间就这样死了，20年前的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正式宣布辞职。在克里姆林宫顶上飘扬的苏联镰刀和锤子国旗徐徐下降；19时45分，一面俄罗斯的红、蓝、白三色族升上克里姆林宫。从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历史宣告终结，69年的苏联划上句号。乔治·奥威尔当然已经死了，但是他看到了这一幕，而在更多有关“69岁”的政治隐喻，我们体会了不敢言笑的黑色幽默，它来了，它又走了，它活了，它必定要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