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锐戏剧档案

编号:X27·2111220·0850
作者:孟京辉 编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11年年10月
定价:38.00元卓越25.80元
ISBN:9787506360166
页数:432页

距离《先锋戏剧档案》购买11年,和孟京辉所说的“十年”在时间跨度上基本一致,他说:“又十年过去了,如果再编一本所谓的中国当代戏剧实验轨迹的书,我想就是这本《新锐戏剧档案》。新的,年轻的,有创意的,身体力行的,极端探寻的,心之向往的。重要的是有活力的,刚发生在你眼前的。”在眼前,图书的制作形式采取了与主题相称的新锐与突破,这就是“先锋”所呈现给我们的视觉冲击,以纱布覆盖半完成精装书的形式让人感觉档案的文本改变,在线性时间之外,还另外给出了六个目录,以提供七种观看与进入书中四十二部剧作的不同方式,也象征了这一代戏剧人的创作尚在途中,远未完成。腰封上是红色的数字解读:10位导演 42部戏 13608345秒 149幅剧照……,收录顾雷、何雨繁、黄盈、康赫、李建军、李凝、裴魁山、邵泽辉、赵川、赵淼等十位导演的作品,包括剧本、剧照、排练资料、演出说明书以及导演笔记、观众评论等等现场性、原初性资料。


《新锐戏剧档案》:上台演戏,下台鞠躬

这是一个关于反抗与游戏,拖延与困倦的戏。
——康赫《审问记》

在阅读完《新锐戏剧档案》全部文字之前,我睁着的双眼开始不自觉地合了起来。这种行为已经脱离了我的自主控制,我可以把它看成是某种困倦的表现,我是极力想把自己逼向一个清晰的自我意识中,将昨晚剩下的几篇关于导演评论的文章看完,以便很完整地把十年的新锐戏剧做一个感官上的梳理,但是午后的沉闷还是让我在困倦中拖延了文字和图片的阅读。我不能用“行为艺术”来命名,也没有任何可以审问的地方,像是在某种地方迷失的方向,让我从剧场里退出来。

这是不是一个阅读者对于剧场演出文本化的必然结果?就像赵川在《身体剧场》里所说:“日常中被约束的身体和我们的公共表达,在剧场里,从个人处获得突破。”而在剧场之外,这样的身体在公共表达中是不是受到更多的约束?反抗与游戏,拖延与困倦都是关于身体的,关于被约束的身体,那么我们的身体需要怎样的剧场突破,需要怎样的面对世俗之外的审问?

被约束的身体,这个词里有着某种伤痛的感觉,在午后沉沉睡去,也可能是关于个体的疼痛表达,“一些人睡着了,如同死去。”顾雷在《十个人的夜晚》里如此定义那些睡着的人,只是我们不是魔术师,不是没有梦的魔术师,不是地铁要饭的、卖报纸的,也不是母亲、蚯蚓和作家,当然,也没有死去。在身体困倦之后,我还是张开眼,找回记忆、理性和阅读的快感,继续在文字中寻找虚拟的剧场,身体的公共表达又一次被实现。

中国戏剧“数字化”的十年

在这样看似“反抗和游戏”的过程中,我其实找到了身体里的另一种象征,这象征大约是作为这本《新锐戏剧档案》最直接的文本革命而存在的,“10位导演42部戏149幅剧照171份资料……”这封面上用红色标注似乎在说明这10年戏剧所呈现的数字成绩,而这些成绩,以及书名,或者一些关于戏剧的观点,都被放置在白色封面上,包括那个被墨迹模糊的“孟京辉”,数字、名字,一切应该直接呈现的东西却被纱布覆盖了,纵横的网格,让人在阅读时有一种被隔离的效果,我不知道这种效果是不是走向剧场里的“间离”的反面,就像2003年黄盈导演的《四川好人》一样,观众进剧场随意坐下看戏,多演区的表演,使观众必须边看边移来移去,最后一场观众可以参与批斗隋达,拿着报纸团成的纸团抛向自己心目中的坏人。也就是你不在外面你不是旁观者,那层纱布提示你,你一定是个阅读者旁观者,你必须用力去看清他们的思想,你无法进入他们的内心无法进入新锐的十年,甚至无法安心地阅读。

320克白卡纸覆纱布无书脊开放式装帧,这在孟京辉看来是“漂亮性感”的设计多少是在进行文本的新锐实验,在他的解读里,也包含着某种身体的疼痛感。他说:“封面上的纱布,让人想起伤口,想起止血与包扎,手指在网格状的纱布上抚过,纱布纤维与一个个格子,又让人有停留下来的欲望。”这句诗意的评价在我看来,则是现实多于象征。在我的右腿上,正缠着一条纱布,是用于保护上面的一个伤口,它存在于我的现实生活中,存在于我阅读这本书的那些时光,也存在于我在午后在“拖延与困倦”中成为另一种约束,那么就好了,这本书的阅读完全是在我的身体被纱布覆盖和约束中开始和完成的,所以它并不是“漂亮性感”的,相反的,是一种基于疼痛的无法表达,或者是正在生长的疼痛。

安托南·阿尔托在他的《残酷戏剧》中有一段宣言:“我们今日处于蜕化状态,只有通过肉体才能使形而上学再次进入人们的精神中。”纱布的功用是为正在生长的疼痛寻找解救的办法,从而使形而上学进入精神中,而《新锐戏剧档案》也因此具有了解救和革命的意义,革命更多体现在形式上,所谓新锐,在孟京辉看来,是“新的,年轻的,有创意的,身体力行的,极端探寻的,心之向往的”,这些修饰语对于戏剧来说,对于身体剧场来说,是充满无限可能的。而在这本文本化的剧场里,我们也能看到那些实验的品质。除了图书封面的纱布设计外,在内容的目录安排上,也在尝试突破,为读者提供不同的进入路径,7个目录,除了正文前面的“时间顺序”外,另外提供按导演分类、四幕戏结构、创作手段3种主题目录,以及剧本、剧照、资料3种资料目录,依据这些分插在书中不同地方的目录,“以提供七种观看与进入书中四十二部剧作的不同方式”。另外,每一页上端都有时间线,用虚实线标出该页内容的时间标点。

时间仿佛是被重新唤醒的,它刻在最上面,俯视着剧场、海报,俯视着我们经历的矛盾和困惑,也俯视着那些必然而然的流逝。“时间不仅仅依靠行动和言语而定义,也展现在停顿、沉默和时空裂缝中。”所以用十年时间来寻找中国戏剧的实验轨迹,必然会有停顿、沉默和时空的裂缝,必然会有反抗、困倦和迷惑,也必然会有革新、失败和收获。从1998年的《理性动物》到2010年《被隐匿的风景》,在这个时间序列中,我们读到的更多是那些由导演的话、戏剧修正案、导演日记、报幕文字、排练计划、排练说明、灯光说明、各种评价和反应等组成的档案信息,他们破碎地呈现出来,孟京辉说“喜欢沉浸在这么多样纷杂的碎片般的戏剧海洋里”,但是对于更多不在剧场不是演员不是观众的人来说,10年的实验和生长也只是一种文本化的简单记忆,它再一次把阅读者从剧场里踢出来,走向“间离”的相反方向。

要把戏剧艺术展现在平面上,本来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所以在有限的阅读中,我们只能是在这些碎片中发现中国新锐戏剧的实验轨迹:

在这里,他们寻找西方戏剧的中国化路线。在《麦克白》里,使用中国传统戏曲美学对《麦克白》进行了二度创作,空的空间,诗句要上韵念,动作形式上化大开大阖写意虚拟,所有人物持着马鞭,穿统一的中性服装配油彩面部化妆,中国传统音乐《茉莉花》音乐主题。《四川好人》中,台词全部改为口语化,现场配乐演唱的曲调全部是耳熟能详的大俗歌 演员们穿着由中山装、戏服和旗袍等等拼接而成的款式色彩对比强烈的“对半儿分”服装。

在这里,他们寻找民间表达上的无奈。他们说,喜剧演员就是“为人民口舌,代人民呐喊;为人民手臂,代人民抽打;为人民痛苦,代人民呻吟;为人民酒神,代人民换歌;为人民欲望,代人民憧憬;为人民愤怒,代人民咒骂;为人民幽默,代人民调笑戏谑;为人民智慧,代人民装疯卖傻”。但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唯有狗叫,我们时时听到”。都市里只有来回晃动的探照灯光,只有最虚情假意的浪漫,也只有“循了狗的叫声,落荒而去”的人。

在这里,他们感受个体的孤独和挣扎。李建军的《牺牲》是个体的挣扎在权力面前的无奈和徒劳,个体共同成为权力的牺牲,“我们被罪恶所迫害,我们也在迫害他者”,这就是权力逻辑,这就是个体的弱小,这就是我们的”小社会“:他们弱小,难以翻身,却是大多数。而我们的解救便是寻找自己的空间,寻找自己的声音,“屁-屁-屁-屁-屁-屁-屁-屁,北京时间八屁半” 的无厘头让我们笑,也让我们哭。

在这里,他们渴求那份在世俗中保存的爱。夏夏对枫说:我们结婚吧。那一声音却在一个解剖身体的实验室里,也许在世俗面前,她们都是受诱惑的女人,“世俗之甜是吕蒂蒂背叛的基本动力学根源”,大拖把和富强粉所具有的物质主义其实瓦解了那份浓浓的亲情,发生在爱上面的死亡是个寓言,是因爱得太深而死,还是因爱得盲目而死?没有人知道,我们唯有像唐赫一样,“然后,我们向爱致敬。”

在这里,他们复活着梦想和英雄。在变老之前远去,“首先是一首诗的名字,是一位诗人对自己生活轨迹的某种设想,这种想法一语成谶,他真的远去了。本来他答应要自己演的,而且会是个独角戏。我们在四年前商量的时候酒酣耳热、兴奋异常。但今天想来,他是无法上台表演,下台鞠躬了。”上台表演,下台鞠躬就是一个人生的舞台全部,那个遥远的地方,未知的地方,一定是我们最初的英雄世界:“很多晚上我都在做着同一个梦,一群雪白的野马在草原上飞奔,周围是雪山环绕。”可是,生命停止了,英雄归于沉寂,物质坚持物质的腐烂,英雄莫问归处。裴魁山说:“向我们为理想迈出的每一步致敬!”可惜,这只是一出梦的戏剧,只是M和MS的影子对话。

在这里,他们把经典当成是另一种生活的戏剧。《鲁迅的二零零八》还是吃人的,但只是虚拟的光阴而已,生活“偏离十五度,半”,这是“零与壹之间飘动的正弦固定值”,这是“三十度的一半,四十五度的三分之一”,也是还原出童年游戏质感的《西游记》,是横幅上仿毛泽东手书的“中国人民很行”的大字……轻微偏离度,似乎自身没有确定意义,但一直在逃离那个叫做“主义”的东西。

当“这里”被全部翻阅,十年也完全变成了一系列轨迹的物理呈现,“我们站在当下,无法回头,也不知道未来走向何方……”回头是为了发现方向,让我想起10年前的《先锋戏剧档案》,已经有了增补版,完全变成了黑色的封面,只是没有再阅读,被搁置在书橱里。一黑一白的文本设计更看出了对时间的缅怀,而在网络上,套装两册打包在一起,团购价58元。“上台表演,下台鞠躬”已经不仅仅是身体在剧场里的动作,而成为一种尚未实现的梦想,成为在诗意中活着的英雄,成为与与电视、啤酒、扑克、麻将划清界限的超越,“生不知其所由,死不知其所为,怒不知其所怨,痛不知其所处”,手指在网格状的纱布上抚过,就像抚过我的身体,那纱布下仿佛正流出殷红的血,新鲜的疼痛,仿佛“是有活力的戏剧,刚发生在你眼前”。

原野

编号:X26·2000519·0524
作者:曹禺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94年9月第一版
定价:9.00元
页数:180页

受奥尼尔《琼斯王》的影响,《原野》创作于1937年,这是一部关于复仇的戏剧,焦大的命运是悲剧,他选择盲目的报仇,最后却付出成倍的代价。这部人物不多,情节不复杂的剧本却是曹禺最受争议的一部。另外,仇虎杀死大星后逃进森林中的心理活动,堪称30年代心理戏剧的经典。


《原野》:你那阎王爹爹造下的孽

仇虎 (苦闷地)不是我要想,是瞎子,是小黑子,是大星,是他们总在我眼前晃。你听,这鼓,这催命的鼓!它这不是叫黑子的魂,它是催我的命。
——《第三幕·第二景》

谁在叫魂?谁在催命?夜半一时的黑林子里只有深邃的树丛,夜半二时半的土坡上只有被雷火殛死的老树,夜三时的野蒿里蛙声骤然停歇,而在破晓的六点钟,大地依然莽莽苍苍,可是分明看见了明明灭灭的红灯,听见了隐隐约约的鼓声,看见和听见,让黑暗的林子变成了另一个恐怖的舞台,仇虎说:“这简直是到了地狱”,焦花氏说:“天是没有眼睛的。”看是看见生命的恐怖,听是听见死亡的呐喊,对于一个杀了人、沾满血的复仇者来说,恐惧到底来自何处?

“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巨树伸出乱发似的枝桠,秋蝉无声震动着翅翼,地面昏暗地升腾起灰舞,秋幕覆盖着老屋,一切都是沉寂而苍老的。在这巨大的原野里,藏在里面的生命如何找到一个呼吸的出口?这生命是象征着严肃、险恶、反抗与幽郁的巨树,“仿佛是那被禁锢的普饶密休士,羁绊在石岩上。”这生命是垫高了路基上用不知名的地方引来的铁轨,“铁轨铸得像乌金,黑黑的两条,在暮霭里闪着亮,一声不响,直伸到天际。它们带来人们的痛苦、快乐和希望。”这生命也是孤独的老屋里点上的“红红的灯火”。而真正打破沉郁大地的则是复仇者仇虎的出现。

“一手叉腰,背倚巨树望着天际的颜色,喘着气,一哼也不哼。”这是仇虎到来的形象,叉腰、仰望、沉默,其实在内心来说,隐含着巨大的力量,当他用石头掷落到野塘里,那种沉郁的氛围就被打破了,“他狂喊一声,把巨石掷进塘里,喉咙哽噎像住铅块,失望的黑脸仰朝天,两只粗大的手掌死命乱绞,想挣断足踝上的桎梏。”伤着脚,戴着镣铐,肉身被一种沉重所束缚,他的喊叫就是要彻底将这种沉重的压抑破解。但是对于一个逃犯来说,暂时的自由并没有解除身上的桎梏,但是当他用凝聚起来的力量呐喊的时候,体验的就是一种生命的爆发力。

仇虎无疑是生命被摧毁的代表,十年前自家的地被焦阎王霸占,父亲被绑架,因无法凑足赎金,父亲被杀死,妹妹则被卖到了妓院,十五岁的姑娘活活被人折磨致死,而自己,则是被送进了牢笼,还被打断了腿,甚至,已经许给了自己的焦花氏又嫁给了焦阎王的儿子焦大星。所以对于仇虎来说,这不仅是个体生命被摧毁,甚至是整个家族的仇恨。所谓君子报仇时间不晚,当仇虎在牢里弟兄的帮助下越狱成功,便走上了复仇之路。

但是家族和个人的复仇计划对于他来说,却变成了一种遗憾,因为焦阎王已经死去。当复仇的对象不在自己手上死去,那种折磨他、看着他慢慢痛苦死去的畅快感就不复存在,甚至连复仇本身也变得没有意义,所以当仇虎遇到白傻子听说焦阎王早已归天之后,遗憾变成了愤怒:“可他——他怎么会死?他怎么会没有等我回来才死!他为什么不等我回来!抢了我们的地!害了我们的家!烧了我们的房子,你诬告我们是土匪,你送了我进衙门,你叫人打瘸了我的腿。为了你我在狱里整整熬了八年。你藏在这个地方,成年地想法害我们,等到我来了,你伸伸脖子死了,你会死了!”当积蓄了所有力量回来,却变成了迟到的复仇,甚至是缺席的复仇,对于仇虎来说,他似乎必须寻找另一种方式来发泄内心的不满。

这便是另一种复仇的开始。而这新的复仇似乎比杀死焦阎王更复杂,焦阎王虽然已经死去,但是还有焦阎王的妻子,还有焦阎王的儿子焦大星,还有焦大星的媳妇焦花氏,甚至还有他们的孩子大黑子,焦家的三代人似乎又成为新的家族序列,当自己的一家人被焦阎王害死,似乎可以以血还血的方式完成复仇。但是这却并非可以简单地进行报仇雪恨,因为焦花氏是自己曾经喜欢的女人,而焦大星是自己从小长大的好友,虽然懦弱但是人并不坏,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焦大星也是焦阎王恶势力统治的一个牺牲品,他娶了焦花氏,但是焦花氏并不爱他,而且焦母和焦花氏不和,甚至两个女人明争暗斗。对于焦花氏来说,在这一段不属于自己的婚姻里,她有着最原始的反抗精神,而焦母为了维护秩序,以另一种强力来约束甚至压制焦花氏,在焦花氏的反抗中,她甚至刻出了木头人,偷偷用针扎的方式诅咒焦花氏。

所以当仇虎闯入焦家开始另一种复仇的时候,他必定会陷入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在十年之后重新见到了心爱的女人,渴望和她远走高飞,另一方面,内心积蓄的复仇火焰会寻找另一个替代者,一种是爱,一种是恨,矛盾的交织,其实最后的复仇像是被动推向了矛盾的顶点,他和焦花氏偷偷打算好了复仇之后的生活,却被焦母发现,而焦母告诉了焦大星之后,深爱着焦花氏的焦大星却又产生了属于他自己的仇恨:那就是自己爱人的背叛,那一刻,焦大星从懦弱变得愤怒,甚至将一把尖刀插向了桌子,“我要杀了他!”所以仇虎回来复仇,自己反而也成为焦大星复仇的对象。

爱与被爱,复仇而成为被复仇者,在这种交织着矛盾的世界里,仇虎对于复仇的强烈欲望又压过了和爱人逃离的想法,但是在空缺了焦阎王的现实里,一心想要复仇快感的仇虎终于对准了焦大星,在他看来,父债子还是正常的事,“这次我明地来不暗地里走。我仇虎憋在肚里上十年的仇,我可怜的爸爸,屈死的妹妹,我这打瘸了的腿。金子,你看我现在干的是什么事。今天我再偷偷摸摸,我死了也不甘心的。”内心只有恨,只为一个复仇的目的,焦大星已经不是他曾经的好友,完全变成了新的仇人。但是这种复仇的合理性到底在哪,连焦花氏也反问他:“可是阎王死了。”而当求胡说:“阎王死了,他有后代。”焦花氏再次提醒他:“阎王后代没有害你。”

一个连蚂蚁都不肯踩死,一个拿着尖刀就颤抖的人,也被无情地卷入到这一场家族恩怨中,仇虎的那一句“我对我爸爸起过誓,(举拳向天)两代呀,两代的冤仇!我是不能饶他们的。”将他推向了死亡,而这个复仇的链条也并没有随着焦大星之死二而断裂,当小黑子被放在床上,当焦母的铁棍砸向他的时候,另一个无辜的生命也停止了呼吸。当仇虎看见自己满是鲜血的手,完成的复仇里却在颤抖,“我的手,我的手。我杀过人,多少人我杀过,可是这一双手,头一次是这么发抖。活着不算什么,死才是真的。他连哼都没有哼,闭上眼了。人原来就是这么一个不值的东西,一把土,一块肉,一堆烂血。早晚是这么—下子,就没有了,没有了。”

当复仇最后变成了眼前的一摊血一堆肉,对于仇虎来说,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种开始。十年之后的复仇对于仇虎来说,更像是一种象征,只有亲自制造一种死亡,才能让自己解恨,可是那墙上挂着的焦阎王,似乎用另一种方式复活了,当仇虎满腹仇恨地要让焦阎王看着自己回来,焦花氏却出现了幻觉:“阎王,阎王的眼动起来,——他,——他活了,活了!”当杀死了焦大星,仇虎又抽出手枪朝阎王像连发死枪,掉落的相框似乎在表明焦阎王已彻底死在自己面前。可是因为仇恨制造新的仇恨,对于仇虎来说,却变成了煎熬,变成了痛苦,变成了无法抹去的阴影。

仇虎带着焦花氏逃奔,是为了去那个黄金铺满地的世界,在那里他们可以相爱,可以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但是在神秘、深邃的森林里,生命却以死亡的方式让他们进入到了恐惧的世界中,“这里盘踞着生命的恐怖,原始人想象的荒唐;于是森林里到处蹲伏着恐惧,无数的矮而胖的灌树似乎在草里伺藏着,像多少无头的战鬼,风来时,滚来滚去,如一堆一堆黑团团的肉球。”是看到了背后一直跟着的红灯,是听到了总是不绝于耳的鼓声,当焦花氏说起大星,说起小黑子的时候,仇虎陷入了某种恍惚中,而这种恍惚让他从复仇的深渊中渐渐爬起来,但是又一种强大的力量将他推了下去,生命之死,要用另一个生命去偿还,仇虎无疑制造了新的仇恨,“啊,大星,我没有害死他,小黑子不是我弄死的。”而他寻找解脱的理由依然是焦阎王作恶多端上:“大星!我们俩是一小的好朋友,我现在害了你,不是我心黑,是你爹爹,你那阎王爹爹造下的孽!小黑子死的惨,是妈动的手!”

焦大星是焦阎王“造下的孽”,不管是善良还是邪恶,不管是懦弱还是勇敢,必须为缺席的仇人填补位置,但是红灯、鼓声以及咒语总是阴魂不散,对于仇虎来说,则变成了一种新的折磨,丧失理智的复仇,却也使得他丧失理智地出现了幻觉,从夜一时半到破晓的六时,在无法走出的黑林子里,仇虎看见了撑着伞的神秘蓝布人,看见了直瞪着他的焦母人形,看见了自己死去的父亲,看见了那些帮他越狱的囚犯,而最后看见的是审判的阎罗。

没有星光,没有人声,如死寂的黑暗中,仇虎其实希望在阎罗的审问中得到彻底的解脱:“我仇虎生来是个明白人,死也做个明白鬼。要我今天死了,我死了见了五殿阎罗,我也得问个清楚:我仇虎为什么生下来就得叫人欺负冤枉,打到阎罗宝殿,我也得跟焦家一门大小算个明白。”这是他寄予的最后希望,当牛头马面两边排,当阎罗做中间,当仇虎将焦阎王的罪恶一一陈述,最后却依然是现实的翻版,仇虎的父亲和妹妹被宣判,而焦阎王却得意洋洋,最后仇虎才发现,阎罗就是焦阎王:“好,好,阎王!阎王!原来就是你!就是你们!我们活着受尽了你们的苦,死了,你们还想出个这么个地方来骗我们,想出这么个地方来骗我们!”

阎罗审讯当然是幻觉,对于仇虎来说,却希望是一个公平的结果,但是当自己杀了人,何来公平?而对于仇虎来说,家族的恩怨压在他个体上的时候,这种仇恨或者已经变形了,十年的等待最后得到了机会,从此便是不计成本地要达到这个目标,当焦阎王已经死去,复仇失去了意义的时候,他又在家族的仇恨中为无辜者送葬,而不管是自己家人生命被摧毁的仇恨,还是焦大星和黑子命丧自己之手,都是无法从仇恨的链条中挣脱出来,而对于仇虎来说,真正横在面前的并非是一个死去的焦阎王,而是那个无法得到公平、获得自由的社会,是那些悬赏他的巡警队,是套在他身上的桎梏,是父债子还的宿命。

但是,破晓的天际有一把火,烧起了一道红光,当经历了噩梦的他们走出鬼魅的黑森林,站立在原野铁道旁,看见的“由辽远不知名的地方引来的两根铁轨”,也将延伸到更遥远的地方,“它们带来人们的痛苦、快乐和希望。”焦花氏无疑是仇虎在生命最后时光里看见的希望,连同他肚子里的生命,延续了仇虎的另一种生命。“我一辈子只有跟着你才真像活了十天。”焦花氏在仇虎枪声响起的时候走向了黄金子铺的地方,就是走向一种新生,那或者是一个虚幻的存在,但是由仇虎的希望支撑,那一定是另一个开始。而仇虎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记住,金子!孩子生下来,告诉他,他爸爸并没有叫这帮狗们逮住。告诉弟兄们仇虎不肯(举起铁镣)戴这个东西,他情愿这么——死的!”

不是重新成为不公平世界的牺牲品,当他把匕首插进自己的心口,他选择了死亡,这不是屈辱,而是饱含着希望,饱含着爱,一个人也许在这个时候才能找到自己的意义,当他看到焦花氏的背影消失,在更密的枪声里,“忽然把铁镣举到眼前,狞笑而快意地——哼!”挣脱了十年来套在身上的铁镣,就是挣脱了一生的桎梏,“仇虎的尸身沉重地倒下。”在沉郁的大地上,在深邃的原野中,他就是那一棵经历了折磨,遭受了痛苦的巨树,“巨树象征着严肃、险恶、反抗与幽郁,仿佛是那被禁锢的普饶密休士,羁绊在石岩上。”

茶馆·龙须沟

编号:X27·2000512·0519
作者:老舍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94年9月第一版
定价:7.50元
页数:150页

“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1958年的老舍已经走出了“四世同堂“时的摸索,而进入了一个积极向上的时代,这部“埋葬三个时代”的三幕话剧将人物命运通过茶馆的变迁来反映,的确显示了老舍面对新生活的激情与信心,这种新旧社会对比中寄予作者思想的剧本是解放初期现实主义戏剧的典型,老舍也因此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茶馆·龙须沟》:“将!你完啦!”

王利发 我呢,作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我只盼着呀,孩子们有出息,冻不着,饿不着,没灾没病!
——《茶馆·第三幕》

可是,已经老了,就像开了六十多年的“裕泰茶馆”,当它成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捉拿共产党员的据点时,这个九城闻名的老字号终于以一种更名的方式走向了它的终点。茶馆的意义已经不复存在,就像一个时代的落幕,而在这个逝去时代里,“作了一辈子顺民”的茶馆主人王利发或者并没有看见自己最后平静的生活,当他用一根绳子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也把自己个体的时代推向了最后的死亡。

却也不是个体意义上的死亡,在王利发上吊之前,那一场自我祭奠仪式中有三个人,他们是天津的工厂被拆了的秦仲义,是凭良心干了一辈子的常四爷,以及“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的王利发,三个见证“裕泰茶馆”兴衰的老人,三个经历了时代变迁的老人,用集体的仪式为生命画上了句号:把纸钱撒起来,喊出“四角儿的更夫,本家赏钱一百二十吊”,老年间出殡的规矩就在茶馆里上演。没有哭声,却是最酸痛的场景,没有哭诉,却是最凄惨的结局,“让咱们祭奠祭奠自己”是人物命运的悲剧,而对于裕泰茶馆来说,却是““埋葬三个时代”的最后的注解。

从一八九八年的维新运动到军阀割据,再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特务和美国兵在北京横行,裕泰茶馆经历了三个时代,但是当“莫谈国事”的纸条贴在茶馆每一个显眼的地方,似乎在某种意义上躲避着这个时代的纷乱,这里有为了打架双方和好的调解人,喝完茶、吃碗烂肉面,就化干戈为玉帛;这里有最荒唐的新闻,蜘蛛成了精,出土了玉扇坠儿,发现了三彩的鼻烟壶,“这是当日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事无事都可以来坐半天。”似乎是开放的,但是这“可以算作文化交流的所在”,话题似乎并不只是和国事无关,比如海边修建的城墙是可以抵挡洋兵上岸,煎熬鸦片有几种方法,看起来有些是闲聊,却和这个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或者,对于裕泰茶馆的“莫谈国事”来说,什么是国事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本身就存在歧义性,也正是这种模糊性和歧义性,使得这一张纸条多少也变成了讥讽。在第一幕里,康梁的维新运动刚失败,这是旧王朝覆灭的前奏,在这个时代里,各式人等或者都对这个时代有着自己的理解,当在茶馆里有意无意地说起话题时,其实更多就是国事。身为旗人的常四爷最看不起洋人,他对于崇洋的二德子说:“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吃着官饷,可没见您去冲锋打仗!”他忧心于银子被洋人拿去,愤怒于乡下有人卖儿卖女度日,而拐卖人口的刘麻子却驳斥他:“咱们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银山,永远花不完!”甚至还把康六的女儿卖给了在宫里的庞太监;秦仲义不但收回房子,而且把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都卖了,在他看来,开工厂办实业,才是一种出路,“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货,那才能救国!”

洋人与旗人,宫里和宫外,城中和乡下,这的确是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生活的方向,在混杂的时代,其实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国事”的一部分,而在卑微的生存面前,国家命运也走向了它的生死边缘,刘麻子说:“就是一条狗也得托生在北京城里嘛!”八十二岁的老人说:“这年月呀,人还不如一只鸽子呢!”而被卖的小妞只是叫喊着“我饿,我饿!”而在这些具体的个体之外,则是另一些群像,当庞太监说:“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掉脑袋!”茶客们开始议论,有人问,谭嗣同是谁,有人说,反正犯了大罪。茶客甲乙作为群像一种,在闲聊中谈及了国事,和个体命运一样,谁能避得开国事?

裕泰茶馆主人王利发,是其中最小心翼翼的一个人,当常四爷说自己不佩服吃洋饭的,王利发暗示他说话留点神,因为北衙门办案的侦缉宋恩子与吴祥子正坐在茶馆里;当茶馆里来了客人,他总是说:“我按着我父亲遗留下的老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当茶客议论谭嗣同,他则告诫他们:“诸位主顾,咱们还是莫谈国事吧!”茶馆内“莫谈国事”就是他行动的准则,但是常四爷终于还是说漏了嘴,一句“大清国要完”便成了罪证,宋恩子直接认定他“跟谭嗣同一党”,当常四爷说“我可是旗人”,吴祥子说:“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锁上他!”

常四爷被锁是对于“莫谈国事”最好的注解,而当时代进入军阀割据时代,似乎对于茶馆来的每个人,国家命运更是让人看不到希望。时代变了,墙上的“醉八仙”大画和财神龛已经撤去,外国香烟广告被贴上,李三的辫子和王淑芬时行的圆髻似乎是这个时代无法彻底变迁的证明,就像李三说的那样:“皇上没啦,总算大改良吧?可是改来改去,袁世凯还是要作皇上。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今儿个打炮,明儿个关城,改良?哼!我还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每一个个体依然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王利发嘴巴里说着“All right?”的外语,却认为“请安比鞠躬更过瘾”;唐铁嘴已经抽上了“哈德门”香烟,在乱世中自己相面的生意越来越好;被抓进去的常四爷却还在感慨“大清国到底是亡了”,可是即使亡了,却也不知道出路在哪,就如同为旗人的松二爷所说:“大清国不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而曾经身为侦缉的宋恩子,原则只有一个:“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于是逃兵老林、老陈又被他带来的军官抓走了,而曾经有过“革命”经历的崔久峰选择是似乎也是避世生活:“革命有什么用呢,不过自误误人而已!唉!现在我只能修持,忏悔!”

在不确定的国家命运面前,小人物的个体命运永远在沉沉浮浮之中,即使抗日战争胜利,即使裕泰茶馆生存下来,他们依然看不到希望,甚至王利发在变得更大更醒目的“莫谈国事”纸条之外,又新帖了“茶钱先付”的纸条,“莫谈国事”是一种警示,“茶钱先付”则纯粹是一种商业规则,当王利发贴出新的纸条,其实对于生存显露了更多的担心。当小唐铁嘴变成了“唐天师”,当小刘麻子要阻止开“托拉斯”,当小二德子开始打学生打教员,这些“小”字辈似乎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从父到子,这是一种家族的延续,但是比起老子来,似乎更为大胆,更为冒险,也更为卑劣,也正是这种“传承”,使得个体命运在时代变迁中更多走向的是随波逐流的境遇。

茶馆里招了女招待,庞四奶奶要做皇后,西山成为革命和复辟的双重地点,何去何从成为时代最后的疑问,而一生只做顺民的王利发却以老人的目光看见了悲剧:“可是,日本人在这儿,二拴子逃跑啦,老婆想儿子想死啦!好容易,日本人走啦,该缓一口气了吧?谁知道,(惨笑)哈哈,哈哈,哈哈!”这笑声是无奈,是无望,而茶馆的命运和王利发一样,在六十年的沉浮中必将走向最后的覆灭,莫谈国事最后却成了“国事”的一部分,当沈处长要把茶馆变成一个据点,搜集情报、捉拿共产党,似乎站在了斗争的最前端,茶馆之死,是时代之死,是顺民之死,当王利发以自杀的方式为自己、为时代祭奠,传来的却是沈处长那一句:“好(蒿)!好(蒿)!”

“埋葬了三个时代”,这是一种历史必然的走向,但是当旧的覆灭之后,当悲剧降临之后,是不是将迎来一种新生?据说老舍的《茶馆》本来是四幕剧,在抗日战争之后,又写到了解放后,但是最后却删除了最后一幕,这是不需要希望的悲剧?而其实,当老舍写下《龙须沟》的时候,似乎用另一种方式续写了时代的新生。一本书,前面是《茶馆》,后面是《龙须沟》,前面是旧时代,后面是新社会,当老舍的经典话剧以这样的方式编排组合的时候,似乎在时间轴线上搭建了另一个无形的舞台,当60多年的北京老字号“裕泰茶楼”在抗战胜利之后变成据点,旧时代似乎以悲剧的方式落下了帷幕,而新时代拉开帷幕,上演那一出喜剧,却还是在“茶馆叙事”中。

《龙须沟》第三幕,时间:一九五〇年夏,地点:龙须沟地势较高的一家小茶馆:三元茶馆。但是这里再也没有像裕泰茶馆里的“莫谈国事”纸条,再没有尊洋派的二德子,也没有看不起洋人的常四爷,没有卖儿卖女的康六,也没有用实业救国却告失败的秦仲义,在三元茶馆里的都是龙须沟的老街坊们,都是挖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他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了早日告别臭水沟的生活,就像赵老所说:“政府又这么关心我们,我活六十多岁了,没有见过!再者,沟修好了以后,不是就永远不出毛病了吗?人心都在人心上,政府爱我们,我们也得爱政府。是不是呀?诸位?”

曾经“莫谈国事”,现在大谈政府,曾经是无望和无奈,现在是希望和干劲,而当一九五〇年夏末,龙须沟终于新购落成,马路修好,好日子终于开启了,四嫂说:“要问我,我就说:政府要老这么作事呀,龙须沟就快成了大花园啦!可有一样,成了花园,也得让咱们住着!”疯子唱:“修了沟,又修路,好教口自们挺着腰板儿迈大步;迈大步,笑嘻嘻,劳动人民努力又心齐。齐努力,多作工,国泰民安享太平!”程疯子不疯,唱戏的改唱社会主义大赞歌,这是龙须沟个体命运翻身迎来的美好生活。而在这样充满期待的生活中,一年前蛆虫蠕动的生活算的了什么,患了疟子的生活又算什么,甚至妞子掉沟里的悲剧也翻了过去。

没有了时代悲剧,没有了现实感慨,没有了生存之困,这是龙须沟的蜕变,而这是不是也是老舍的新生?只是当一九五〇年的茶馆赞歌被写出的时候,老舍是否会遇见在不远的未来自己的身体会沉入太平湖?就像小妞子掉落在龙须沟里,以祭奠的方式注解了一个时代。不是个体命运,是时代的写照,其实当批判性消失,当悲剧感消失,当三元茶馆取代裕泰茶馆,那个时代早就已经覆灭了,就像那两个茶客,当说出“大清国完了”的常四爷被锁住的时候,走着棋的他们用一句双关语为时代提供了注解:“将!你完啦!”仿佛是一句预言,从一八九八的戊戌之年开始,从安于现状的顺民时代开始,从“莫谈国事”的纸条开始——时代变迁,命运沉浮,那张“莫谈国事”的纸条也贴在这个时代的背后。

浮士德

编号:X37·1980307·0431
作者:(德)歌德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94年11月第一版
定价:19.50元
页数:531页

浮士德,拉丁文“Faust”,即“幸福”之意。这是一个象征性的知识分子,他追求知识,以及名利、爱情、政治生活,但浮士德对这一切幸福的追求却在魔鬼摩菲斯特的契约中变得一无所有。是虚无战胜了探索,还是恶战胜了美,“辉煌的歌德”似乎并不想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在诱惑面前,所有的东西都可能是美的,但等一切落幕之后,才发现自己看到的只是一出悲剧,而主角竟是自己。

梅里美戏剧集

编号:X37·1960711·0307
作者:(法)梅里美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4年10月第一版
定价:5.05元
页数:318页

在法国文坛上,梅里美的小说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伊尔的美神》是他最出色的小说,但梅里美更是一个叛逆者,这在他的戏剧作品中有最充分的体现。这本《梅里美戏剧集》其实就是他于1825年假托女演员克拉拉·加苏尔的名义写的一部剧作集,内收《在丹麦的西班牙人》、《天堂和地域》、《伊内丝·门多,或偏见的失败〉《伊内丝·门多,或偏见的胜利〉、《非洲人的爱情》、《女人是魔鬼,或圣安东尼奥的诱惑》、《机会》和《圣体马车》等8部戏剧,是法国浪漫主义戏剧的先声。


《梅里美戏剧集》:让抒情诗见鬼去吧!

在她的国家,有关这个奇怪的女人的流言蜚语多不胜数,也唯有我才能从中辨别出哪些传说是真实的。
《克拉拉·加苏尔小传》

侧面的画像,是一个端庄优雅的女人,脖子上还戴着一条项链,这是《克拉拉·加苏尔戏剧集》的作者,这也是“西班牙著名女演员克拉拉·加苏尔”。当一八二五年的巴黎出版了这本戏剧集,当戏剧集的译者为艾斯特朗奇,甚至当约瑟夫·莱斯特朗热的人写作了《克拉拉·加苏尔小传》,似乎一切都是真实的:她的伯父是安达卢西亚一支游击队的司令希尔·巴尔加斯·德·卡斯塔涅达学士,她的监护人是格拉纳达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弗赖·罗克·梅德拉诺神父。当一个女人写作了一本戏剧集并被翻译和出版,当她的全部资料背景都有名有姓,为什么还需要“辨别”?

因为在这一切之外还有一个“我”的存在:我在和瓦特维尔的瑞士军团一起在直布罗陀驻防时第一次见到了克拉拉·加苏尔,她把行李中的几本不成套的书送给我开始了我们的友谊,我把忠实于原著的译文给她看过,克拉拉·加苏尔还把一个未出版的短剧给了我让我并入这个集子,所以我是证明人。当一个证明人存在,克拉拉·加苏尔似乎就显得更加真实了,也只有我才能在良好的友谊作为基础的交往中能辨别出真假。而这其实只是一种“故弄玄虚”,所谓克拉拉·加苏尔其实完全是梅里美虚构的一个作者、一个演员,以及一个女人,那幅画像只不过是梅里美的好友戴内克留兹根据梅里美的形象绘成的–这样一种虚构作者的方式,梅里美是不是只是为了显示自己作为浪漫派文艺青年的活泼性格?

其实,在《克拉拉·加苏尔》小传中,梅里美以约瑟夫·莱斯特朗热的名义就是在塑造一个充满了无限可能性的女性形象,“她还为自己随意编造了一个家谱。她压根儿没有自吹是古老的基督徒的后裔,而说自己是摩尔人血统,说自己是古典西班牙抒情曲中众所周知的多情的摩尔·加苏尔的曾孙女。”捎带野性的眼光、乌黑的长发、细长的个儿、雪白整齐的牙齿和捎带棕色的皮肤,都无限接近她所说的“摩尔人血统”,作为一个“西班牙著名女演员”,她出现在舞台上时唱着爱国的赞歌,让那些“serviles”为她心醉神迷,而基罗加兵团的军官把她当成了心目中的美人;作为作者,她更是带着野性颠覆了传统的戏剧规则,在《女人是魔鬼》这部短剧中,“当西班牙观众第一次看到穿着法衣的宗教裁判所法官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他们的惊奇是可想而知的。”这完全在梅里美的预料之中,在《序幕》中他借作者克拉拉·加苏尔写道:“你们将要对之作出评价的这出喜剧的作者擅自违反了传统规矩,他第一次把我们的奶妈和女用人嘱咐我们要顶礼膜拜的某些人物搬上了舞台。许多人将把这种大胆的做法叫做亵渎神明,会感到愤慨;可是,把一位仁慈的天主的残酷的使者引上舞台,这并不是攻击我们神圣的宗教。”亵渎神明,或者只是传统卫道士眼中的规则,克拉拉·加苏尔说:“天主的传活人的错误无损于天主的荣耀,就像一滴墨水玷污不了瓜达尔基维尔河清澈的河水一样。”

用作者之口说出这出戏对传统规矩的“违反”,似乎还不够,在《在丹麦的西班牙人》这出“发生在三天内的喜剧”中,梅里美还设置了一个“楔子”,克拉拉·加苏尔自己出场,她和一个贵族、一个诗人和一个船长在自己的住所里讨论这出戏,当贵族问她:“谁是作者?”的时候,克拉拉的回答是:“我不知道。”而诗人问她的是“那么……三一律呢?”克拉拉·加苏尔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为了评价一个剧本我不会去打听事件是不是发生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人物是不是都来到了同一个地方,他们之中有些人在阴谋策划,有些人让自己被谋杀,有些人让人在自己尸体上扎刀子,就像在比利牛斯山另一边惯常做的一样。”诗人希望作为一个西班牙戏剧作者,能够学习一下法国,但是克拉拉·加苏尔似乎在违反三一律中针对的就是“比利牛斯山另一边”的法国传统,甚至对这部违反传统规则的戏剧充满了期望:“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剧本会慢慢好起来的。”

一个写作了《克拉拉·加苏尔戏剧集》的作者,一个在舞台上演出了剧本的女演员,克拉拉·加苏尔作为梅里美的虚构人物,其实也是他的代言人,对“这个奇怪的女人的流言蜚语”,那些伪君子聚集起来大声斥责这种伤风败俗的丑闻,甚至那些基罗加兵团的军官们把她当成心目中的美人,都是克拉拉·加苏尔作为代言人存在的意义所在,那些所谓的贵族、诗人和船长在剧中站在传统的守旧派立场,对克拉拉提出了异议,而这正是梅里美所要反对的,也正是由于此,站在克拉拉·加苏尔这一边,“也唯有我才能从中辨别出哪些传说是真实的。”“故弄玄虚”把自己的画像变成了克拉拉·加苏尔,充满浪漫主义地虚构了和她的相识,也在打破陈规的剧本设计中让克拉拉·加苏尔发声,这是梅里美的创新之举,这是梅里美的大胆变革,和每出戏剧结尾“作者谬误之处,尚请多多原谅”一样,构成了新的戏剧结构,而在《戏剧集》里,真正的文本意义就是打破陈规,就是追求自由,就是体现真性情–和克拉拉·加苏尔这个坚持自己不是基督徒、身上有着“摩尔人血统”的女人一样,戏剧也需要这一种对于自己身份的质疑,对于自己理想的坚持。

剧情发生于1808年的菲英岛的《在丹麦的西班牙人》,着力表现的是政治和爱情的矛盾,拉罗马纳将军是西班牙侯爵,他出生于马略尔干岛一个显赫的家庭,因为反抗拿破仑军队,“他的同胞,甚至法国人,都对他的勇敢、他的才干和他的忠诚给予公正的评价。”但是在1808年的菲英岛,他其实也成为法国殖民的对象,借用法国驻扎官的话说:“而且这些见鬼的西班牙人又是那么……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伟大的君主非得派他至尊的哥哥给他们做国王才能给他们幸福……”当时拿破仑就是委任其兄约瑟夫为西班牙国王,所以侯爵的最大愿望是离开这里,“我宁愿千百次处在战场上的弹雨之中,也不愿意在这个房间里等候这条船,又不能稍许加快一些它的到来。”而他手下的副官唐·胡安也表现出追求独立的自由精神,“喔!西班牙,西班牙!什么时候我才能看到你的巴斯基纳,你美丽的浅口薄底皮鞋,你的像宝石般闪闪发光的黑眼睛!”在他看来,自己的使命就是“把自由的旗帜插到加利西亚”。

一个女人的出现既带来了爱情,也带来了阴谋,库朗热夫人,这一支“巴黎的玫瑰花”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监视他们,“我是受警察局雇佣的;他们派我来这儿勾引您,从您这里探听您朋友的秘密,把您送上断头台。”最后的库朗热夫人面对唐·胡安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而此时,他们之间已经产生了跨越国界的爱情,库朗热夫人“跌坐在一只长沙发上”是某种无力和无奈的表现,而在爱情和自由中,他们会选择什么?法国和西班牙,殖民和被殖民,这是渗透了政治阴谋的关系,而爱情似乎也在这里变成了一种隔绝,因为唐·胡安奋勇跳进激流中救出了一个英国军官,库朗热夫人大受感动,把他称作英雄,这种对于英雄的崇拜开始了他们隐秘的爱情,但是不同的国籍,不同的任务,他们的爱情其实就像两个人唱的抒情歌里的人物一样,好心的骑士阿尔瓦尔·德·卢幼回到了祖国,把财富分给了穷人,最后在圣洁的气氛中死去,而他爱着也爱着他的索贝伊特也在爱情中伤心而逝,“因为索贝伊特是摩尔人,而他是基督徒。”

所以面对这种隔绝的爱情,两个人发出了“让抒情诗见鬼去吧!”的呼喊,不再重演抒情诗的悲剧,就是为了追求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即使两个人在抒情歌曲中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即使库朗热夫人告诉了她自己的真实身份,即使唐·胡安说:“我不能没有您,我只能爱您……”但是为了自由牺牲生命的革命中,在戳破了政治阴谋的反抗中,爱情也只能以永别的方式成为一种遗憾,“永别了,法兰西,我永远也不会再见到你了!”库朗热在胡安追随侯爵前去保卫祖国时,说出了伤心欲绝却心有所寄的话。这是政治和爱情的矛盾,无疑,当胡安踏上西班牙国土追求自由,作为政治阴谋牺牲品的库朗热夫人,无疑也在这场爱情中失去了所有,而《克拉拉·加苏尔》的这本戏剧集中,梅里美以克拉拉·加苏尔的角度,更多是一种女性视角,她们遇见了爱情,她们追求幸福,但是几乎最后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

梅里美:让克拉拉·加苏尔成为“她者”

《依内丝·门多》的戏剧实际上分为两部,第一部是“偏见的失败”,第二部则是“偏见的胜利”–失败和胜利,关于偏见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也把戏剧带入了截然不同的喜剧和悲剧结局里。依内丝的父亲曾经是个杀人的刽子手,地位低下又沾着罪恶的血,所以他向神父忏悔,“天主是我唯一的希望!”所以他为了保护女儿要将她送到修道院去。但是依内丝却爱上了贵族的儿子唐·埃斯特万,而埃斯特万也爱上了她,甚至他不在乎两家人的门第差距,“虽然我是伯爵,可是我对我的爵位,就像对我的破靴子一样漠不关心。”爱情让他们感觉到幸福,但是在爱情的道路上,却也充满了冒险和未知,在一个山谷里,埃斯特万遇到了同是贵族的唐·卡洛斯,而卡洛斯觊觎于依内丝,于是在两人的对打中,埃斯特万杀死了卡洛斯。埃斯特万被抓进了蒙克拉尔监狱,并被判决要处以斩首。面对死亡,埃斯特万抛却门第观念,把遗产留给依内丝,并且希望自己的坟墓上刻上“门多萨家中的一员,因无视社会偏见,娶了一个刽子手的女儿”。而在行刑的广场上,曾经作为刽子手的门多立下“我不再做刽子手了”的誓言,并且用斧子将自己的右手斩了下来,而依内丝为了爱情也走上了斩首台,高喊着:“我们一起死吧!您把您的女儿跟他一起杀了吧!”

生与死,门第观念,在爱情面前似乎都不值一谈,这便是所谓“偏见的失败”,而最后国王特赦免除了埃斯特万的死刑,并封他贵族,而依内丝也成为了他的妻子。这或者就是一出喜剧,但是在第二部“偏见的胜利”中,依内丝的命运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埃斯特万开始在他看不起的末等贵族面前“摆摆架子”,而对于依内丝,似乎也感觉她失去了曾经的美丽,不再可爱不再天真,“在这个荒僻的小城堡里,我无法对付这些习俗,我感到非常羞耻……”当曾经的恋人蒙塔尔万公爵夫人打破了他的生活,他甚至跟着她去了葡萄牙,“我不再离开您!您的自由,也许是您的生命,眼下都受到了威胁;当我知道您处于万分危急的时候,我怎么能安心地生活下去呢?”抛弃了依内丝,让她一个人忍受痛苦。而当埃斯特万来到了葡萄牙,才知道公爵夫人是谋反集团的人,而且还有很多相好,“职责应该胜过爱情”,公爵夫人的这句话彻底将埃斯特万的爱情变成了泡影,当他最后见到依内丝的时候,他喊着“我亲爱的依内丝”像是一种忏悔,但是依内丝想要把他的手和父亲的手握在一起,最后门多的手抽了回去,而依内丝在说出了“埃斯特万,拥抱我……再见”之后跌入他的怀抱后死去。

依内丝之死是偏见的胜利,曾经砍掉了一只手的父亲门多还是把她送到了修道院,曾经疯狂爱着他的丈夫埃斯特万背叛了她,最后她只能以死亡的方式祭奠着偏见,这是门第与爱情的抉择。《机会》中,女修道院的寄宿生唐娜·玛丽亚暗恋修道院年轻神父弗赖·欧亨尼奥,这使她感动痛苦,一方面是宗教的禁锢使得这种爱无法表达,另一方面在痛苦她又无法选择自杀,所以她只能感慨:“不过,一定得逃,我一个人逃……是的,我要逃离这个世界。”但是她却得知弗赖·欧亨尼奥和另一个寄宿生唐娜·弗朗西斯卡在暗处交往,当神父在他面前说“我一定在您的眼里显得十分有罪”时,唐娜·玛丽亚终于选择了另一种罪恶,她毒死了弗朗西斯卡,自己也跳入了修道院的井里。同样和宗教禁忌有关,在《天堂和地狱》中,宗教裁判所法官弗赖·巴托洛梅希望唐·巴勃罗能皈依宗教,他也希望唐娜·乌拉卡能够忏悔,“您必须禁欲苦修,我的女儿,您必须禁欲苦修!”保护唐娜·乌拉卡是因为他害怕巴勃罗是一个反政府人士,甚至是一个想推翻西班牙政府、刺杀国王的人。而其实,巴勃罗和唐娜·乌拉卡一直相爱着,但是在宗教和政治中,爱情变得脆弱,而作为女性的唐娜·乌拉卡在宗教裁判所监狱里,勇敢地拿起了匕首,将宗教裁判所法官弗赖·巴托洛梅刺死,“来吧,巴勃罗,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们以后永远也别再拌嘴了……来。”

《机会》中的唐娜·玛利亚为了爱情选择了杀人和自杀,《天堂和地狱》中的唐娜·乌拉卡为了心爱的人勇敢地刺死了宗教法官,她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爱情,但其实,在巨大的宗教机器面前,在无可逃避的政治斗争面前,她们都是脆弱的,都滑向了悲剧的深渊,而在《女人是魔鬼或圣安东尼奥的诱惑》中,梅里美借用玛丽基塔的口,喊出了颇具讽刺性的“女人是魔鬼”的口号。为什么女人是魔鬼?戏剧引用了卡尔德隆《杰出的魔术家》里的一句话:“魔鬼。/我要这样做,使你为这个绝色美人所迷惑,忘记任何教训。”把女人等同于魔鬼,就在于她具有迷惑性。王位继承战争时期的格拉纳达,一座宗教裁判所里,来了一位新的上司安东尼奥,他要审判一个女人玛丽基塔,在他的认识中,玛丽基塔是一个“女巫”,和魔鬼串通一气,所以他对那里的法官拉斐尔和多明戈说:“据说,魔鬼给了这个无耻的女人一种超乎自然的能力。可是我们要有信心,我们戴的十字架可以抵挡魔鬼的毒手,即使它能穿透圣职部的赐福过的墙壁。”

一个除了《圣经》什么书都不看的法官,一个每时每刻都在祈祷“天主!别让我受诱惑”的审判者,一个把女人看成是女巫的男人,正是在“序幕”里所说的那种“被顶礼膜拜的人”,是仁慈的天主的使者,当梅里美用克拉拉·加苏尔的名义将他们引向舞台,无疑颠覆了那些伪君子的所谓道德观,而安东尼奥似乎也成为了伪君子,尤其是当玛丽基塔被带上圣职部开始审问的时候–安东尼奥闭着眼睛开始审问,却忍不住睁开了,那一刹那,一个新的世界被打开,拉斐尔和多明戈感慨:“天啊!多美的姑娘!”而自认为不受诱惑的安东尼奥声音颤抖:“我认出你来了…..我就要被你带进地狱……你脱去你那新婚的连衣裙,我看到你被魔鬼烧焦的皮肤……那么我已经在地狱里了……所有的弥撒,连圣安东尼奥本人,也救不了我啦!”

把自己送进地狱,是因为甘愿被诱惑,不想再是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不再是握有生杀大权的刽子手,而是深深爱上了眼前的这个女人,“情人,情人!是的,你的情人!我们永远相亲相爱。”为了爱情,他自己沦落到地狱,为了爱情,他抛弃了信仰,为了爱情,他甚至刺杀了阻拦他的拉斐尔,“在一个小时以内,我成了奸夫,违背誓言的人,杀人凶手。”当玛丽基塔最后说出“女人是魔鬼”的时候,她自己其实已经变成了悲剧性的牺牲品,“女人是魔鬼”是男人的评语,是威权者的贬低,是伪君子的辩解,就像安东尼奥,“三十年的祈祷、苦修就这么完啦”,却将罪恶怪罪于女人的诱惑。

政治与爱情、自由与爱情、门第与爱情,以及宗教与爱情,在任何选择中,女人都是被动者,都是牺牲品,“让抒情诗见鬼去吧”或者真的是一种浪漫主义,在隔阂面前,在伪善面前,在强大的制度和陈规面前,爱如何变得可能?自由如何能实现?所以在痛斥当时的道德观对人性的束缚中,梅里美虚构了克拉拉·加苏尔,正是用她对身份的背叛,对秩序的质疑,对作品的创新,以及那一身桀骜不驯的性格,否定“女人是魔鬼”–女人是作者,是演员,是美人,是具有“摩尔人血统”的奇怪女人!

北京人

编号:X26·01960501·0282
作者:曹禺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94年9月第一版
定价:5.05元
页数:187页

1941年的曹禺,已经度过他彷徨的时期,“在这个人世,需要更新的血液”,曹禺远离了《雷雨》中的呻吟,而看到了自己可以前进的方向。在这个颇有象征意味的戏剧作品中,以大汉“北京人”来反衬曾家这个封建大家庭中的腐朽与新生之间的较量。在该剧中,曾瑞贞的出走显然是作者对政治生活的一类幻想式的图解,而缺少更具体的铺垫。


《北京人》: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

“北京人” (徐徐举起拳头,出入意外,一字一字,粗重而有力地)我——们——打——开!
        ——第三幕

这是1941年彷徨之后的剧本,这是1996年被蒙尘的图书,当这本187页的书重新从书橱的角落里翻将出来,重新置于案桌之上,重新从第一页开始看起,仿佛听到的是那一声粗重而有力的喊声“我——们——打——开!”打开的是一部剧本,打开的是一个故事,打开的是一种声音——北京人就是以现实和象征的方式打破了某一种固有的秩序,如重生一般进入到“现在时”。

而对于这一个发生在遥远时代的故事来说,当北京人用拳头重重地打开一扇没有钥匙锁着的门,也具有了双重的含义,北京人是居住在背景的曾氏一家,北京人也是被视作哑巴的原始人,北京人是老朽时代封建专制的门第产物,北京人也是冲破束缚渴望自由的现代激情,北京人是见证辉煌却又走向衰微的家族,北京人也是不说话却是自由主义的代表——当在引号里、具有隐喻意义的“北京人”打开这一家北京人的大门,是一种象征破坏另一种象征的力量,是一个生命引领另一个生命的重生。

北京人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是对于一个逝去时代的缅怀,曾氏家族曾经煊赫,曾经辉煌,曾经盛极,作为一个大家门第,当现实无情地摧毁了这一切,当时代残酷地埋葬所有,他们只能走向衰微走向落寞走向死亡,花园里的草木已经荒芜,屋内的柱梁已经褪色,墙壁的灰砌已经剥蚀,甚至隔窗也只是用纸糊起来。冷寂,空洞,奄奄一息,而在里面的那些人,似乎也和这衰微的大家门第一样,走向时代的边缘。

但是这房屋里却还有最后一座堡垒,那就是老太爷曾皓,六十三岁的曾皓见证了祖上的荣耀,见证了家族的辉煌,当走进这一个新时代的时候,他自然采取的是固守历史的方式,在他看来,祖宗留下来的繁文缛节必须遵守,必不可少的家教必须保持,家长的威严必须加强,所以对于这一个日渐衰微的家族,他却说:“这房子是先人的产业,一草一木都是祖上敬德公惨淡经营留下的心血,我们食于斯,居于斯,自小到大都是倚赖祖宗留下来这点福气,吃住不生问题。”

生活在祖宗的世界里,当他自己成为最后的长辈时,自然要延续这种权威,而这无疑是想象的一种辉煌,中秋节让晚辈败节是一种仪式,而守护着自己那口棺材更是一种仪式,存放了十五年的棺材,上了一百多道油漆的棺材,这是他死亡的符号,但是在曾皓看来,却是彰显权威的另一种象征。六十三岁的老人是最后一座堡垒,还在支撑着的房子是最后一座堡垒,连存放死亡的棺材也是最后一座堡垒。而在这个最后堡垒里,曾皓更像是一个活死人,他吝啬、他自私、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自己、怜悯着自己,但是当自己放大了时代给他造成的不幸之时,一种可怜的权威维持,又让他看不到别人的痛苦。

其实,当生活在这座最后的堡垒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朽败的象征世界里感受到痛苦,每个人都像一个活死人。处于虚幻权力最高处的是曾皓,而在实际权力中心的则是他的媳妇曾思懿,一个贪财若命、笑里藏刀的人,在人前她微笑,说着动听的话,而身后则是自私虚伪的代表:对于曾皓,她似乎是言听计从,以一个听话的媳妇示人,但是却把已经变坏的人参给他吃,希望老头早早死掉;对于奶妈,她笑脸相迎,没有主人的架子,但是在背后却骂奶妈嘴巴臭气熏天;对待儿子曾霆、曾瑞贞也是和蔼可亲,却总是算计,对于照顾曾皓的姨侄女,表面上也是给予照顾和同情,暗地里却因为和丈夫暧昧关系而心生仇恨……实际上,作为一个实际的权力代表,她是这个北京人家族的中心,甚至是她主宰着个人的命运。

曹禺:在这个人世,需要更新的血液

北京人这个家族组成的权力体系,自上而下都透着腐烂的味道,曾皓的棺材是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象征,而对于第二代的曾文清和曾文采来说,则是权力变异中的自我放逐,曾文清是曾思懿的丈夫,他儿时有“神童”的美誉,但是这之不过也是一种虚幻的历史,当被母亲溺爱而长大,当门当户对而结婚,其实对于曾文清来说,自己的一生早已经被宿命所注解,这种宿命一方面是家族权力影响下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找不到出路之后的自暴自弃,他身体孱弱,他精神恍惚,他敏感而沉郁,他悲哀而无力,一种病态的身体和病态的精神,使得曾文清“一半成了精神上的瘫痪”,最后只能依靠鸦片才获得一种活着的动力。而对于曾文采来说,似乎也沾染上了懦弱的毛病,不仅在身体上体弱,而且优柔寡断,所有的事情都在崇拜丈夫江泰的过程中失去了控制力,反而“甘心受着她丈夫最近几年的轻蔑和欺凌”。

所以在第二代北京人懦弱、沉郁、悲哀,甚至自暴自弃的现实里,他们自然变成了被欺凌的对象,也使得一种权力体系走向崩溃的边缘,曾思懿和江泰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他们的位置,这种取代对于这个家族形成的垂直、男权统治体系来说,自然是一种解构。曾思懿是权力崇拜的典型,她的贪财和自私为自己构建了一种堡垒,而江泰作为一个老留学生,有着西方的经营头脑,却沉溺于欲望世界,回到北京,他和那些公子哥儿一样,贪图享受,而经商的失败又让他把矛头对准了曾皓,他想要这个曾经煊赫的家族为自己提供资金,甚至当看到落寞的现实的时候,他甚至想把房子卖了作为盈利的资本。

而曾家的第三代曾霆和妻子曾瑞贞,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合拍的时代气息,只有十六七岁的他们早早地组建了家庭,早早地失去了少年自由选择的权力,婚姻是门当户对的,而这这不过是继续了曾文清和曾思懿的老路,他们在热闹的锣鼓鞭炮中走向婚姻殿堂,却在两年零七个月的时间里住在冰冷的新房里,他们是“一双临刑的肥羔羊”,而所谓的婚姻本身就成了桎梏,“曾霆和他的妻就一直是形同路人,十天半月说不上一句话,喑哑一般的捱着痛苦的日子,活像一对遭人虐待的牲畜。”

这是三代北京人的世界,而在这个自上而下形成的朽败的结构中,还有另一个特殊的人物,那就是愫方,她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家族里,但是这种生活对于她来说,却如死了一般,她是以照顾者的身份生活在曾皓的身边,每天为他煮参汤,每晚为他捶腿,“在老太爷日渐衰颓的暮年里,愫方是他眼前必不可少的慰藉,而愫方的将来,则渺茫如天际的白云,在悠忽的岁月中,很少人为她恳切地想了一想。”就是在这种牺牲了青春、牺牲了爱情的死寂生活里,愫方为这个朽败衰微的家族添加了一种悲剧气息。

这是一种北京人的现实,曾皓、曾文清、曾霆三代组成的体系就是把生命放在棺材里,放在鸦片中,放在冰冷的婚姻里,就如江泰那次喝多了酒所说:“我们只会叹气,做梦,苦恼,活着只是给有用的人糟蹋粮食,我们是活死人,死活人,活人死!”这是整天垂头丧气的生活,这是垂死挣扎的现实,这是希望泯灭的时代,这最后的堡垒和外面有推着北平独有单轮水车的人,和挑担子的剃头师傅,和磨刀剪的人一样,也是生活在崩溃和死亡的边缘。

但是在这个朽败的家族中,却始终潜伏着有一种生命最原始的力量,对于曾文清来说,他对于愫方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陷于伦理之困不敢表白,只能通过那些画作交流,另一方面在曾思懿的蛮恨和欺压下,他却需要一个倾听者,愫方也一样,她似乎在曾皓的服侍中看不到未来,但是在曾文清身上她唯一可以感觉自己的存在;曾霆是一个对鲜鲜食物有自己兴趣的少年,在袁圆的影响下,“他开始爱风,爱日光,爱小动物,爱看人爬树打枣,甚至爱独自走到护城河畔放风筝。尤其因为最近家里来了这么一个人类学者的女儿,她居然引动他陪着做起各种顽皮的嬉戏。”对于他来说,这是生命中出现的亮色,那一些游戏也仿佛是对于他从童年一下子跨入成年造成断裂的弥补,而曾瑞贞虽然和曾霆形同陌路,但是她和愫方有着共同的语言,而且在外面也接触到了一些革命思想,这让她慢慢成长为旧时代的破坏者。

虽然他们内心有着自己的欲望,虽然他们渴望逃离这样的秩序,甚至他们也有了行动,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强大的权力体系和对于新时代的不适应,使得他们总是畏手畏脚,使得他们无法彻底大秩序,使得他们又被宿命拉回到现实里。曾文清又一次毅然决然地离别,他想要离开这个家,离开自己的妻子,离开所有的秩序,也离开深爱着却永远无法在一起的愫方,消失,但最后他却又回来了,这不是一种胜利者的回归,反而是懦弱的另一种爆发。曾文清的离开,对于愫方来说,反而可以无虑地放弃一切的想法,安心在这个家族里走向生命的终点,因为在她看来,曾文清的离开就是为了让她取代他的位置,就是把一种爱传递给了她,“他走了,他的父亲我可以替他伺候,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他爱的字画我管,他爱的鸽子我喂。连他所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该喜欢,该爱,为着他!”这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爱,她误把这一切当成是爱的最高境界。

一种内心的欲望被压制,一种积极的行动被阻止,对于曾文清和愫方来说,他们也只能成为有限的出走者,宿命又把他们推向一个悖论:出走是离开爱人,是追求自由,而走投无路的结果不如把自己囚禁在没有自由的爱里。不管是曾皓,还是曾文清、曾思懿,还是曾霆、曾瑞贞,其实在三代矛盾迭起的关系里,在即将解构的系统中,需要另一种力量的破坏,需要另一种力量的重生,而“北京人”作为一种象征出现在这个家族里的时候,就是为了打开那扇真正通向外面世界的大门。

北京人似乎只属于象征意义,这一个由房子的租住者、考古学家袁任敢带来的怪物,本身就是一个闯入者,当中秋夜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是一个“猩猩似的野东西”:“他整个是力量,野得可怕的力量,充满丰满的生命和人类日后无穷的希望都似在这个人身内藏蓄着。”巨大而散发着野性,当然是和所谓的文明,所谓的秩序背道而驰的,“四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倒是这样:要杀就杀,要打就打,喝鲜血,吃生肉,不像现在的北京人这么文明。”所以当他以黑影的方式投影到这个已经熄灭了灯的家族的时候,就是一种象征性符号的闯入:“在那雪白而宽大的纸幕上由后面蓦地现出一个体巨如山的猿人的黑影,蹲伏在人的眼前,把屋里的人显得渺小而萎缩。”

他是“北京人”,是人类的祖先,是人类的希望,“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年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没有矛盾,也没有苦恼;吃生肉,喝鲜血,太阳晒着,风吹着,雨淋着,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吃人的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所以北京人是自然的代表,是自由的代表,在他身上有着和腐朽的家族不一样的生命气息。

但是北京人是曾经的机器工匠,是一个哑巴,失语对于这个符号来说,则象征着那些渴望自由的人缺少一种真正的表达,如愫方,如曾瑞贞,所以要让闯入者变成破坏者,就必须赋予他另一种力量,那就是在那个曾家最黑暗的夜晚,北京人终于举起拳头,对着这个时代说出了“我——们——打——开!”那时曾家隔壁的杜家已经把漆了上百道漆的棺材当做债务抵押品抬了出去,曾皓失去了权威最后的象征;那时候,逃离了桎梏的曾文清以失败者的身份回到了家,愫方所有对于爱的美好构想都一下子坍塌了;那时,一心想要发财的江泰,因为顺手牵羊被警察抓去落得了耻辱的名声;那时,曾霆和曾瑞贞悄悄签好了离婚协议,向那一种冰冷的仪式最后告别……矛盾在激发,而新生的力量也在破坏之中成长,就如愫方那句预言:要我离开的那一天,就是“天真的能塌,哑巴都急得说了话!”

回来的曾文清让她失去了自我牺牲的爱,而当那堵墙最后坍塌,当哑巴的北京人说出“我——们——打——开”的时候,预言毫无意外地变成了下一步的行动,那把锁被打破,那扇门被打开,那些懦弱的人在死去,那些看见希望的人走出最后的堡垒——对于举起拳头,对于打破束缚,对于开口说话让预言成真的“北京人”来说,他不仅是自然主义、自由主义的代表,也体现了一种英雄主义,只有英雄会引领他们走向另一条路,只有英雄才可以真正打开那扇门,“跟——我——来”是最后的态度,是最后的呐喊,是最后行动,而真正悲哀的是,敢于冲出这封建重围的却只是愫方、曾瑞贞一样的女性,那些延续北京人家族传统的男人们,自然在这个男权社会的坍塌中,成为了最后的牺牲品。

盖利曼剧作选

编号:X38·1951112·0193
作者:(苏)A·盖利曼
出版:中国戏剧出版社
版本:1992年2月第一版
定价:6.30元
页数:427页

1968年开始发表作品的盖利曼生活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的剧作自然在建设时期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上着力进行表现,他是“生产题材”剧作家,表现了一个相对平静社会中的现实问题:“了解近二十年来我国社会存在着那些冲突,那些矛盾。”内收盖利曼5部剧作:《反馈》、《验收书》、《签字人》、《家丑外扬》、《长椅》、《齐努莉娅》。


《盖利曼剧作选》:故事发生在今天

(高声地)我整个人都在您面前,还要问名字干什么!
《长椅》

可以不问名字,因为名字仅仅是某种符号和标签,当“整个人”站在面前的时候,具体的存在便意味着“去名化”的可能。但是在不问名字之前,却遇到了如何命名的问题:看完书,想在豆瓣上做一个标记,但是搜索“盖利曼”无果,于是只好用唯一的书号去检索,结果出来的书名是《外国当代剧作选(5)》,和彼德·谢弗的《伊库斯·上帝的宠儿》是一个系列——豆瓣上彼得·谢弗的这部作品就命名为《外国当代剧作选(3)》。用图书系列来做其中一本书的书名,毕竟不严谨也不科学,但是谢弗的戏剧作品收录了两部,还可以用两部剧作的题目作为书名,但是A·盖利曼的这本书却收录了五部剧作,难道用对谢弗的书命名的方式泡制成《反馈·验收书的签字人·家丑外扬·长椅·齐努莉娅》?

书名既不应该是《外国当代剧作选(5)》,也不应该是《反馈·验收书的签字人·家丑外扬·长椅·齐努莉娅》,于是,当这本书“整个人”站在面前,却在一种无法命名的状态中,最后索性用《盖利曼剧作选》作为书名——第一次以自造的方式命名一本公开出版的书,的确是某种尴尬,而当回到“还要问名字干什么”的戏剧语境里,不需要命名的背后不是尴尬,不是凑活,也不是有具体存在的“去名化”行为,而是呈现了一种真相的缺失,正是在这种真相的缺失中,唯一性和必然性也不复存在,于是站在面前的“整个人”也成为了符号和标签,最终具体的存在也变得虚无。

出场人物只有他和她,第三人称代词指向的只是某一种性别区分,他是身材不高、秃顶、壮实的男子,而她则是一名少妇,男子和少妇可以指代所有人,当他和她在祖鲁巴文化休息公园里相遇,第三人称的故事注定会走向不确定,甚至变成完全的谎言。但是在少妇面前说着不要问名字的男人,却首先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她,“现我要告诉您一个高度机密:我叫尼古拉。”告诉名字是为了得到一种肯定性信息,在肯定性信息里才有可能铺垫出接下来的故事:他说自己每月有三百五十卢布的收入,他说自己是一个四十二岁的单身男人,他说妻子和自己离婚了,他说自己正出差在这个城市——无论是收入还是年龄,无论是婚姻状况还是此行的目的,他都是为了搭讪,并寻找一种机会。而当他说可以为遇到困难的女人提供必要的帮助时,实际上就是把她当成了自己寻找的目标,“只要店里有货,然后我们带上买好的东西,叫一辆出租汽车,到您家里作客去!”

做好了铺垫,只为这最后的目的,但是起先就朝他笑的她却告诉了他一个事实:“您已经在我家里作过—次客了!”这是一种对已经发生事件的确认,理由是她知道他的名字,“尤拉奇卡”无疑解构了他说出自己叫“尼古拉”的事实,而且,和他说“我整个人都在您面前”的具体存在相对应,她也说:“要不要我脱光衣服,让你认一认?”而且在这个身体作为证明的存在中,她也说出了那次在家里做客的情形:在家里呆了一个晚上,最后临走前告诉她很快会回来,因为要从宿舍里取来生活必需品和证件,为了“以后住在你这里。”但是他却一去不返,于是再次遇见之后,她骂他是:“公园的臭流氓!两条腿的畜生……”

他整个人站在她面前,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告诉了自己相关的信息,而她也整个人站在他面前,也告诉了他自己的名字叫“薇拉”,也提供了相关的信息,于是问题产生了:到底是他说的是真相,还是她说的是事实?实际上,围绕这个问题,盖利曼在接下去的情节里几乎都是在证明他所说的是谎言,而她则不断地戳穿他的谎言:他说自己离婚了,一个人生活了三年,作为一个四十二岁的单身男人,知道面前的她想要嫁人,于是他急于想一起去她家里,但是她一开始质疑的是,为什么他没有认出自己?“为什么你一下子没认出我来?竟然忘记了,怎么会呢?从你那儿我还能得到什么好呢?我这人就那么容易被忘掉?你去找个不容易忘掉的人好了!”他解释说,“上次我们相遇是鬼使神差,今日则是天作之合。”但是在他紧抱着她的时候,她从他的口袋里摸到了身份证,才知道他根本不叫尼古拉,也不叫尤拉奇卡,而是费多尔·库兹米奇,也就是“费加”;他不是来这里出差,而是在公共汽车场工作;他也根本没有离婚,和妻子住在红军街;孩子也不是女儿,而是两个儿子……

身份证当然是他身份的证明,于是关于名字、工作、婚姻状况和子女都一清二楚,当然也把刚才他所说的话都变成了谎言,但是他还是沿着自己的逻辑,力图证明自己不是说谎,“好,瞎说就瞎说吧,有什么办法呢!我的想象力很丰富。”将这一切都归结为想象力,他便告诉她自己的孩子是儿子,而且马上有自己的孩子了,和妻子已经离婚,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话是真实的,他甚至把前妻的电话号码写在纸片上,让她打过去确认。实际上他知道她不会愚蠢到去打电话,她在他面前也说自己不会去确认,但是在自己离开之后,她却真的打了电话,她得到的信息是:电话根本不是家里的,是单位的,和妻子也没有离婚,而且也不是供应科长只是一个普通司机。

于是,谎言全部被揭穿,“全世界每天晚上成千上万的男人在欺骗成千上万的女人!这是生活的规律!”当欺骗成为生活的正常规律,一个具体的人便被解构了,变成了一种虚无的存在:他到底是谁?或者如她所发问的:“那到底真相是怎样呢?”但是谎言被揭穿并不是最终的结局,当他离开她坐在长椅上哭泣,当他返回她告诉他“我觉着我已经活不下去了”,甚至当他建议回去拿点必需的东西然后坐车去她家里,并且“往后我就住你那里”了,她似乎又接受了他新的说法:儿子是两个,但是那个大的是前妻生的,八年前他跟他离婚了,然后她嫁给了一个军人,后来大儿子也结婚了,而现在的儿子是第二个老婆生的,儿子刚上二年级,而和妻子之间也发生了矛盾,因为妻子有了外遇。

在一切被信任的情况下,她等待他回去拿必需品,她相信了她的妻子有了外遇两个人关系不好,她也接受了他回去和妻子好好谈谈明天再来找自己,但是最后他的建议是:“我求你一件事——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多么需要,不管你多么想……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你都千万不要去找我……工作单位不要去,家里也不要去。听见了吗?”于是她回答了“听见。”甚至最后给了他自己在波里戈夫大街四楼四单元一层的房间钥匙,等待他和妻子商谈完之后回到她身边,开始在一起的生活。从名字到婚姻状况,从工作单位到孩子情况,为什么一个满嘴谎言的人最后还是被她接受?其实,盖利曼或者设置了一个陷阱,当他被她一步步揭穿谎言,似乎说谎者就是他,沿着这样的思路,他之存在就是一个可能,甚至是可能都不是。这里或者又盖利曼道德层面的考量,但是在她拿出钥匙等待他最后来找他的时候,是不是她也设置了一个骗局?或者说,当她成为揭露真相的存在时,有可能她也在编造谎言,甚至比他更甚——在她作为真相的寻找者而存在的时候,不仅站在在道德高地上使他丧失了一个人的尊严,而且一步步接近事实。

但是,她似乎从一开始就设计了这个不明显的骗局,当她见到他并且说他曾在自己家里做过一次客,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开始就是一种不真实,从他的反应来看,他几乎没有质疑就认定自己的确是去过她家,一个到处找女人搭讪到处编织谎言的人,当然已经记不得自己和谁有过交往,于是顺水推舟承认了她所说的事实,特别是在“要不要我脱光衣服,让你认一认?”的具体存在面前,一切都失去了质疑的可能。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已经处于下风,被她牢牢掌握了主动权,之后她对他的命名,之后拨打的电话,都是一种骗局,而被他控制的她试图证明她是喜欢自己的,所以一步一步被她牵着鼻子走。最后当她给了他钥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可能,“用不着担心,我的傻瓜。如果有那种情况,我会换一把新锁的。”那个房间是谁的房间,这把钥匙是谁的钥匙,在他没有真正打开那扇门的时候,一切都可能是假设。

所以,在他和她这两个第三人称演绎的故事里,一切都可能是谎言:他不叫费加,她不是薇拉;他没有儿子和妻子,她也没有在一年前认识他;他不是公司职员,她也没有那套房子……在一切的事实都变成虚构的时候,他只是一个不被命名的、可能的他,她也是一个不被命名、可能的她,于是真相缺失了,甚至寻找真相都在他们相信的谎言里放弃了,最后,盖利曼在他和她离开之后再次将目光对准那些长椅,长椅上还坐着几对情侣:有时是她对他说的是:“咱们走吧,已经很晚了!”有时是她对他说的是:“急什么,还早着呢!”在没有真相的时候,“两位姑娘说得都对。”而盖利曼为这样的可能性生活带出了最后的结局:“因为严酷无情的夜幕正徐徐降落到人间,正如一位诗人所说的:‘有人啼哭,有人安眠。’”谁会啼哭,谁会安眠,也许只有也本身知道,而一切的生活都滑向了没有真相的可能状态中。

“场次由导演决定”标注在这部戏剧里,当导演决定着场次,一切也都变成了盖利曼对于真相的态度。这是剧作选里最具有哲理意义的一部戏剧,作为苏联“生产题材”的剧作家,盖利曼所关注的是一个相对平静社会中的现实问题:他在《致中国读者》中说“我希望我的剧作能够给读者这样一个印象:了解近二十年来我国社会存在着哪些冲突,哪些矛盾。”的确,《长椅》之外的其他剧作都具有批判现实主义风格,但是无论是《长椅》中的寓意,还是其他剧作中的现实,盖利曼都在寻找真相,尤其是在“生产题材”的剧作中,他试图抓住矛盾和冲突,用问题的紧迫性和尖锐性,用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权益的利害性,来激发和调动公众的兴趣。《反馈》聚焦的是生产线投产与否的政治问题,正在兴建的大型联合企业需要马上进行投产,州委工业书记完全了解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只能整体投产,不能部分地按生产线分期投产,否则将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他不顾工作人员的反对,一再要求公司提前投产,从而在全州树立一个先进企业的典型。但是刚上任的公司经理努尔科夫知道整个工程竣工投产非但不能提前,甚至如期投产都成问题,但是他没有已故经理马隆采夫的关系和威望,搞不到工程所必需的设备和材料。但是,为了迎合上级的意图,为了能搞到所需的材料,他决定铤而走险,玩弄偷梁换柱的手段,妄图用一条生产线提前投产的办法,沽名钓誉,瞒天过海。

新来的市委书记萨库林经过调查了解,揭露了建筑公司的这一冒险骗局,官司打到了州委奥库涅夫利用职权,将此事的责任完全转嫁于努尔科夫,骗局虽被揭穿,损失却在所难免,最后只得由州委第一书记出面收场:两害择其轻者——提前将一条生产线投产。《反馈》所批判的并非只是抛弃原则、不择手段的努尔科夫,而是揭露这样的问题出现的体制原因,当把市委书记萨库林作为一种理想而最终解决了这个严重问题时,盖利曼就是要将批判一种经验主义,以及经验主义背后的官僚主义、徇私舞弊、优柔寡断,最后他通过安装工人叶列明发出自己的声音:“党员必须忠诚老实……劳动中一丝不苟……讲原则……对缺点错误不妥协……与官撩主义……地方主义作斗争……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利益……”

就像《长椅》中提出“那到底真相是怎样呢”这一问题,就像《长椅》中谎言成为生活的规律的巨大讽刺,《反馈》所聚焦的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和地方主义,《齐努莉娅》则表现了如何与现实作斗争:齐努莉娅是一个波塔波夫式的十九岁的姑娘,她天真、善良、富有正义感和高度的责任心。她的崇高的思想完全发自她的内心,而不是夸夸其谈的漂亮言词。但是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她遇到了困难:周围上下一些人所奉行的则是另外一套生活原则,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他们追求的是生活要好,工作要少,待人接物常常表里不一,两面三刀。齐努莉娅几乎完全陷入了这样一些人的包围之中,但是她不向命运低头,一个人孤军奋战。她也动摇过,甚至想去自杀,但信念还是战胜了自己,坚定了斗争的决心,逐渐得到了人们的理解和支持。但是齐努莉娅和《反馈》中的萨库林一样,有一种理想化色彩,而在《验收书的签字人》中,围绕面包厂该不该验收签字,委以重任的申金完全以这个目标而终极任务,他通过不同的方法甚至极端做法获得签字,但是验收小组成员谢苗诺夫最后对他说的是:“我不能签字。你上头有指示,我上头也有指示—一你有你的上司,我也有我的上司。让他们自己去谈吧。”两个具体执行者的困境变成了权力之间的斗争,而当妻子申金娜却他最终放弃的时候,申金却极力否定了这个决定:“不,不!不,不!”这是一个底层人的呼声,也是他的无奈。

面包厂能不能验收通过,关键在于验收小组的签字,这无疑也是一种形式化,而形式的背后则是权力,所以当申金不惜一切代价让达到了标准的面包厂通过验收,被认为是一种正义,申金作为一个正面人物“体现了崇高的道德精神”,但是有人也指出,申金是“用不正当的手段追求正义”,在道德上是不成熟的。两种观点其实也是关于人物定位的争论,无论是程序正义却遇到困难还是用不正义的手段追求正义,他们都反映了现实中存在的体制问题,而盖利曼也通过剧作将社会存在的冲突和矛盾展现出来。其实,在被权力控制的体制面前,在真相被掩盖的现实面前,其实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命名”:它是《长椅》中那把无关开门的钥匙,是《反馈》中不断被改写的提前投产倒计时牌子,是《验收书的签字人》中夹在车窗玻璃上的车票。

而在“命名”之外,生活就成为了这些问题本身,即使有叶列明、萨库林、齐努莉娅、申金这样的理想人物,最后也只是一个他或她,所以在《验收书的签字人》中盖利曼有一句话颇耐人寻味:“故事发生在今天”今天就是无时无刻的现在,就是无处不在的此时,它不是虚构是一种现实,它不是创作是真实,所以在真相即是真实中,盖利曼本身就是用文本在讽刺着现实,讽刺“命名”:1987年1月6日他在《致中国读者》中写道:“我深信:没有广泛的民主和公开性,社会主义社会就无法向前发展。”四年后的12月25日,他所生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布解体。

伊库斯·上帝的宠儿

编号:X38·1951112·0192
作者:(英)彼德·谢弗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1年11月第一版
定价:4.55元
页数:324页

曾创作过侦探小说的彼德·谢弗似乎对社会中犯罪事件有着天生的敏感,他对人性中“犯罪”本性进行了大胆的揭露。《伊库斯》中男孩刺瞎了眼睛,《上帝的宠儿》中萨利埃里谋害莫扎特无不表现作者对“悬念”的剖析能力。虽然谢弗的创作手法多样,但他的基调是悲剧性的,他不是一个狂热的社会改造着,他只是不停的向社会提出问题,在舞台上表现人性中的阴暗面。


《伊库斯·上帝的宠儿》:你的神是一尊嫉妒的神

萨利埃里 (对观众)没有一个说对的。他的死因很简单,是上帝吹的。因为他必须吹,不停地吹。笛子在他永不满足的嘴中吹裂了。
《上帝的宠儿·第二幕》

莫扎特一定在那个夜晚看到了罪恶,当他失去了成为伊丽莎白公主太傅的职位,当他在穷苦中接受了用剧本换报酬的建议,当他在憔悴时失去了休息的机会,这个音乐天才在维也纳走完了他落魄的一生:他举起酒瓶一饮而尽,他绝望地低下了头,他喊出了一句:“啊,神圣的上帝!”在呼喊上帝的时候,他一定是看见了夺命的魔鬼,但是天才而天真的莫扎特,至死都不明白上帝为何未离他远去?或者说,为什么他想感恩的世界里却失去了上帝所垂青的生命?

莫扎特,人称“阿马德乌斯”——拉丁文:上帝的宠儿。“上帝的宠儿”像是人类对于这位独一无二音乐天才的崇敬,但是,当他们的目光向上仰视,其实就是把莫扎特带入到了人类和上帝所割裂的世界里,因为他是被人类命名、应该不食人间烟火的“宠儿”,但是他陷入的绝境恰恰是缺失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保证,没有了高贵的职业,没有了高收入的工作,没有了名望,他甚至在两个孩子和妻子康斯坦茨的哭声里度过生命的最后余光,他的死亡就是一个被割裂的寓言:索求他稿子的恩人成为了索命的魔鬼,一个想要感恩的恩人竟然将他推向了深渊——他甚至在妻子面前说哈布斯堡宫廷的作曲家萨利埃里是“一个真正的好人”。这当然是一个悲剧,但是制造这个悲剧的人是谁?或者把莫扎特置于死地的人是谁?

一切似乎是没有悬疑的,当莫扎特绝望地垂下了头,萨利埃里对着观众说:“戴上我给他预备的面具,亲自出现在莫扎特面前,装成把他引向死亡的信使。”当莫扎特告诉他要为孩子写出这出新剧时,萨利埃里用意大利语对他说:“是我!——我在杀害你!……我为你而下地狱!”已经变成魔鬼的好人就站在他面前,并且看着他死去,萨利埃里难以逃脱道德的审判和法律的制裁,就像他的仆人戈雷比格说的:“那是真的!我起誓!上帝啊,那是真的!”就像在剧场里不断重复的“凶手”一词指向了“萨利埃里”,甚至萨利埃里自己也承认,“我给他下了毒药。用的不是砒霜。不是,而是用你们已经看见的,是我干的一件件勾当!”

当死亡的勾当在观众眼皮底下发生,当魔鬼的行为被萨利埃里自己承认,为什么“风言”和“风语”会说“我不相信”?当传播谣言的“风言风语”否定了凶手是萨利埃里,是不是反倒变成了一种真相?但是当莫扎特的生命最后阶段已经成为了一个放浪形骸的人,一个体面的宫廷作曲家有必要将他推向死亡?就像萨利埃里自己所言:“一个一帆风顺的歌昧团首席指挥有什么理由要谋害一个穷愁潦倒的歌咏团第三指挥呢?真是可笑。”可笑而可悲,死亡却并没有在事件已经显出真相雏形的时候走向终结,一种死只不过是另一种死的起点:1823年11月,在自己的家里,萨利埃里把一篇文章交给戈雷比格,让他在自己死后公开,而正当戈雷比格疑惑的是,萨利埃里把一块饼干扔到了刮脸的水中,然后拿起刮脸刀割向了自己的喉咙,在戈雷比格的惊叫声中,这个制造了莫扎特死亡的凶手也走向了死亡。

“究竟是谁死了?”萨利埃里曾经对于莫扎特的死亡提出过这个疑问,而这似乎也成为他自杀的一个线索:谁死了,一种现象的死亡还是一种本质的死亡?一个上帝的宠儿的死亡还是罪恶的魔鬼的死亡?当“凶手”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是一种赎罪?萨利埃里曾经说过:“他的死因很简单,是上帝吹的。因为他必须吹,不停地吹。笛子在他永不满足的嘴中吹裂了。”当他把自己扮成索命的魔鬼,看起来就是为了打破上帝的恩宠,甚至把莫扎特的死亡看成是一种必然,因为只有莫扎特死了,外界开始渲染,那么作为凶手的自己名气也将会越来越大,“这正是我赎罪的代价。”但是显然,所谓的赎罪只不过是一种“历史的真相”,或者只是单一事件的真相,而在萨利埃里制造的双重死亡里,有着对于“上帝的宠儿”最本质的质疑和解构。

“在这场战争中,当然必须要摧毁这个人!”这是萨利埃里的心声,当他发起这场“战争”,看起来也的确是一种嫉妒心。萨利埃里一心想要名声,跻身伟人之列是他的追求,“我希望大放异彩,犹如掠过欧洲上空的一颗彗星!”尽管已经是一个多产的宫廷作曲家,尽管有体面的住宅和体面的妻子,尽管众多的学生,但是这个野心勃勃的作曲家却不幸遇到了莫扎特,正是这个上帝的宠儿的出现,“那一夜改变了我的一生。”国王接见了莫扎特,让他写一个含有正统德国美德的歌剧,给了他至高的礼遇。萨利埃里以为莫扎特只是一个风流的人,却不想被恩宠,于是嫉妒心在那一刻开始膨胀,他不想失去自己最漂亮的学生凯瑟琳娜,于是想要占有莫扎特的未婚妻康斯坦茨,他答应前来找他的康斯坦茨,让莫扎特成为伊丽莎白公主的太傅,但是条件是让康斯坦茨做出“牺牲”,当康斯坦茨拒绝,于是萨利埃里开始了报复:他把太傅的职位给了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乐师,他羞辱了当时拒绝他的康斯坦茨,他在皇帝面前说莫扎特的歌剧伤风败俗——他把《费加罗的婚礼》看成是一个明显的失败,他说莫扎特挥霍无度还去嫖妓,正是在萨利埃里的不断攻击,他的阴谋得逞了,莫扎特成为了上帝的弃儿,不仅失去了成为宫廷音乐家的机会,而且在贫寒交迫中失去了一个人的尊严。

在这样一种结局里,萨利埃里已经用最卑劣的手段打败了他,为什么还要将他推向死亡?因为上帝把他的名声吹裂了,这样一个原因似乎显得苍白,萨利埃里自杀之前其实已经讲出了他内心所要扼杀的东西,“我周围的人向往得到各种权利,我则唯独向往得到奇妙的音符。”向往各种权利,甚至包括莫扎特,当人们称他是“上帝的宠儿”,无疑是在一种荣光中感受上帝给予的权利,而这正是莫扎特一生无法走出的窠臼,而萨利埃里认为自己是纯洁的,只要音乐是真正的“上帝的宠儿”,他在音乐中甚至渴望成为奴隶,“让一个神——音乐,把我占有、驱使直至累死。”上帝和上帝的宠儿是沽名钓誉的,只有心中有神的人才能抵达真正的高度。而当萨利埃里用一把刮胡刀杀死了自己,他就完成了一种解脱,所以死去而站在有光柱的舞台上时,他把目光投向了黑暗的源初,然后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所有的庸才们—一在世的和未来的庸才们,我宽恕你们全体!阿门!”

自杀不是因为罪恶需要赎罪,而是不想在这个连上帝都被污名化的世界里活着,所以萨利埃里不是嫉妒的代名词,他也不是罪恶的魔鬼,而成为了内心有着音乐神圣性的人。音乐是他的神,权利是上帝的伎俩,神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不可和解的,也只有通过死亡才能完成自我神话的命名——“莫扎特”只不过是一个道具,“上帝的宠儿”只不过是一个符号,只有站在超越宗教和道德的高度看见内心的神,似乎才是生命的真相。但是生命是在死亡是完成命名的,而在《上帝的宠儿》之外,《伊库斯》里出现的“你的神是一尊嫉妒的神”,是不是也需要用一种死亡完成对于自由的命名?

也是伤害,也是死亡,当然,也是表象里的嫉妒。首先是六匹马被刺瞎了眼睛的伤害,凶手则是一个叫艾伦的少年,“一个铁家伙弄瞎了六匹马。”这是身为地方法官的海瑟对于事件的描述,而当他被转到精神病院的时候,实际上在马成为伤害者之后,艾伦也成为了伤害者——这是法律和科学对于人的定义:当艾伦被带到医生狄萨特面前的时候,他一开始没有任何回答的反应,之后则是骂医生,之后则是不停地喊“埃克”……在这个过程中,他站在狄萨特面前的时候,完全是一个缺乏交流的医治对象,甚至就是一个精神病院里非正常的无数病人中的一个,狄萨特在见到艾伦之后做过的那个梦似乎印证了这一种对立关系:在梦中狄萨特成为戴着金色面具拿着一把快刀的祭司,他主持了一个隆重的献祭仪式,而献祭的贡品就是一群儿童,当狄萨特将那把刀扎进孩子的身体,他的副祭司抢去了他的刀,“我就醒了。”

献祭的孩子,拿刀的祭司,以及被夺去了刀的结局,似乎是一种隐喻,狄萨特似乎也在整个梦境里看见了伤害:那些孩子和艾伦有着一样的面容,这是作为对象的病人的投射;但是自己的刀被人拿走了,而后梦醒了,也就意味着他所从事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罪恶,所以梦激活了他压抑的欲望:“我越来越这样认为。我希望用未来的十年悠闲自在地游遍真正的希腊……”他这样对海瑟说。噩梦让他第一次开始面对艾伦,开始不是作为治疗对象和他交谈,虽然一开始也是没有反应,也是冷漠甚至敌视,但是狄萨特渐渐掌握了一些关键词,也在和艾伦的父母接触中了解了艾伦的一些经历:比如他重复的“埃克”是歌曲里的词,比如他的父亲作为一个印刷厂工人希望他阅读,比如他的房间里挂着一张圣经里的图片,最为关键的是马,艾伦的母亲多拉说他喜欢马,他看西部片,看骑马的牛仔,“我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他,骑马这个词来自伊库斯,拉丁文的马字。”正是这个“两个U字连在一起的单词”让他着迷,但是匪夷所思的是艾伦却不喜欢骑马。

彼得·谢弗:我不能把它说成是上帝注定的

喜欢看别人骑马,着迷于“骑马”的拉丁文,却不喜欢自己骑马,这种矛盾是不是艾伦的一种分裂,狄萨特在走访中了解到的一个情况是:艾伦的父母就是处在对立的关系中——多拉常常给艾伦读圣经读物,墙上挂着的照片,拉丁文的“伊库斯”都和宗教有关,而他的父亲弗兰克却是个无神论者,他甚至讨厌他们母子整天黏在一起读圣经读物,“该死的宗教——那是我们家庭中唯一的真正问题,而这又是无法解决的。”而艾伦不喜欢骑马,甚至恐惧骑马就是这种矛盾激发所带来的结果:正是有一次在骑师的指导下艾伦骑上了马,但是却被弗兰克阻止最终摔了下来——从此他只要听到马蹄声就感到害怕。

“上层阶级的社会渣滓!骑马的人都是这类货色,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糟踏普通人!”从骑马到宗教再到社会阶层的仇视,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影响到艾伦,就成为自由和压抑之间的对立,就导致了艾伦的分裂。“看哪,我赐予你,我唯一的儿子伊库斯!”在母亲那里他似乎得到了一种力量,但是当他把一段绳子挽成一个套子,把它放进了自己嘴里的时候,艾伦是将自己当成了上帝眼中的伊库斯,是为了像伊库斯那样拥有力量,“今晚,我们要去击败他们。”他们是敌人,是老板,是主人,“所有那些为了他们自己的虚荣而炫耀它的人。为了他们自己的虚荣而把各种花饰系在它头上的人!来,伊库斯,让我们击败他们!跑起来啊!”于是伊库斯的鬃毛坚挺在风中。

在艾伦看来,那个马厩就成为神殿,成为圣坛中的圣坛,但是伊库斯,甚至幻化为伊库斯的自我,为什么嘴里要带着套子?“为给世人赎罪。”当艾伦以赎罪的方式让自己成为伊库斯,他实际上就是一个牺牲品,“吃掉我的罪恶。为我吃掉它们……它经常这样做。”圣殿即是祭坛,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狄萨特那个关于献祭的梦实际上就是艾伦命运的写照,而当狄萨特梦见了艾伦并在最后的时候被夺去了刀子,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让狄萨特看见了自己身上伊库斯的影子。艾伦生活在父母矛盾的阴影里,而狄萨特的婚姻生活也充满了对立,“可你知道两个人住在同一幢房子里,却象是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似的滋味吗?在精神上,她沿袭家里的习惯总是沉迷在阴湿的苏格兰教堂之中,而我却神游在古希腊的陶立克神殿里——云雾缭绕在柱子之间——兀鹰从天外带来神示。”他曾经对海瑟这样说,也正因为在艾伦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所以他认为,艾伦跑遍了整个医院打听狄萨特和妻子的情况,“想要通过我挽救他自己。”

真的是一种挽救?其实这是一种双重自我欺骗的开始,从艾伦来说,他在父母紧张的婚姻关系里不想成为牺牲品,所以他在伊库斯那里找到寄托,到马场工作便是这种努力的结果,而且他还在那里认识了女孩基尔,一种内心深处的欲望让他产生了冲动,“她才是长着这样一双眼睛的人。”基尔的眼睛像马,所以他沉浸在伊库斯的世界里,在性的启蒙中开始忘记家庭的烦恼,忘记社会的约束,但是在和基尔去看有裸体女人的电影时,为什么会碰上自己的父亲?一个整天说工作忙的男人,却是撒谎在电影院里满足在家里无法满足的欲望;为什么在马厩这个圣殿的圣殿想要触摸基尔的身体时,为什么会传来让他害怕的马蹄声?“我抚摸她时,我感觉是在摸它。”当基尔变成一匹马,当他只是需要马从脖子上流下的汗水,他自我挽救却又自戕的分裂性状态又被激活了,“结果我甚至不能吻她。”

但是艾伦却还是走向了想要自我拯救的那条路:刺瞎了马的眼睛,即使他赶走了基尔,即使他活在痛苦中,即使他不停地叫“惩罚我吧!”但是对于艾伦来说,当去除了内心撕裂着的那马蹄声,那刺瞎了无法成为正常男人的马眼,艾伦渴望的是回到一种人格里,唯有毁灭才能得到救赎。但是,当他做出举动成为了一名精神病患者的时候,他实际上又跌入了社会的桎梏中,但是他遇到的狄萨特似乎从他的经历中发现了人性的光辉:他是被压抑才渴望自由,他是讨厌虚伪才想要沉默,他是“正常”才可贵:“‘正常’,就是孩子眼睛里善良的笑容——完全正确,它也是上百万成年人临死时的眼神。它能让人欢欣鼓舞,也能让人悲痛欲绝——就象上帝一样。”但是在被命名为正常的时候,一个被噩梦缠绕的医生,一个陷入困境的丈夫,也在现实中成为艾伦一样活在自我挽救却又自戕的分裂性状态里:“‘正常’是必不可少的,操生杀大权的健康之神,而我就是他的祭司。我的工具非常精致。我的同情是真诚的。在这间屋子里我曾经真诚地帮助过许多孩子。”

把正常当成是一个具有生杀大权的健康之神,把自己看成是献祭的祭司,狄萨特实际上在无法改变自己分裂现实的情况下,他只能成为一个毁灭者,甚至夺过了那把曾被夺去的快刀 “我站在黑暗中,拿着镐头挥向一个个脑袋。”艾伦死了,在作为医生的狄萨特看来,这是一种解除他痛苦的办法,在作为祭司的狄萨特看来,他便成为了拥有生杀大权的神,“我不能把它说成是上帝注定的:我不会走得那么远。可是我依然会非常尊敬他。如今在我的嘴里也有一根链条。它是永远去不掉的了。”那匹嘴里含着链条的马,被艾伦刺瞎了双眼,那个生命中带着伤害的艾伦,被狄萨特敲碎了脑袋”在伊库斯和艾伦的嘴里,永远有着无法被拿走的链条,它甚至在死亡时成为被惩罚的烙印。

“你的神是一尊嫉妒的神”,上帝不在,上帝的宠儿只是权利的代名词,伊库斯只是伤害者,只有拿着刀的神,站在黑暗里,以一种毁灭的方式让对立、矛盾消失,而整个舞台仿佛只有这一个神站在那里,和观众说话:“座位上都坐满观众。在本剧进行之中,当狄萨特直接对全体观众说话的时候,也不时地对他们说话。其他演员不和这部分观众说话。”

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

编号:X27·1950808·0158
作者:
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1992年7月第一版
定价:3.00元
页数:368页

作为80年代文学新潮之一,探索戏剧是一种类的称呼,是文学空间开放的一个标志与成果,是对中国沉寂的戏剧创作的一次积极的改造。象征、符号化、哲理性成为戏剧舞台上新的创作手法。《魔方》中的间离效果,《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中的象征感,《潘金莲》中的荒诞性,《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的批判性,《狗儿爷涅磐》中空间的模糊性以及《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的散点结构,都大大丰富了当时戏剧创作的手法与特性。

圣女贞德

编号:X38·1941103·0073
作者:(英) 萧伯纳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87年8月第一版
定价:7.15元
页数:731页

“他的无优无虑的安乐态度不过是一种策略:他必须哄得人发笑,这样人们就不会想到拉他去上绞刑架了。”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颁奖词对萧伯纳的幽默风格给予了幽默地回答。而正是由于这一点,使萧伯纳的戏剧在揭露问题之后以妥协的方式宣告矛盾的解体,这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无奈和局限。但萧伯纳毕竟是一个作家,他不是一个政治家,对社会它只是提醒,而后若无其事。


《圣女贞德》:我歌颂的不是武器和英雄 

人人赞美我,我就要受难了!我要你们记住我是一个圣人,而圣人新能够创造奇迹的。现在告诉我,我可以重新复活、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回到你们中间吗?
    ——《圣女贞德》

重新复活的贞德出现在那场烧死自己的大火之后,二十五年,或者就是一个新的时代,当蔑视宗教的吉尔·德·雷斯已被绞死,当科雄的尸体从坟墓里拉出扔到阴沟里,当不想当国王的查尔斯成了“胜利的查尔斯”,一切的秩序都已经被颠覆了,但是贞德喊出的“活生生的女人回到你们中间”的期望,却只不过还是一个虚幻的梦,她已经不是指挥战争的胜利者,不是背叛宗教的女巫,甚至也不是“另一个上帝”的异端,而是圣女。那列出的四大谬误是对于贞德之死的平反,但是对于贞德来说,她被神圣化,就像二十五年前被妖魔化一样,只不过是一个工具。

“十字架因纪念我而神圣,并不是有了十字架才使对我的纪念神圣化了。”这种神圣化并不是永恒,也不是作为一个女人活得更久的象征,这只不过是教会按照常规进行的审查,只不过是对于一种阴谋的掩盖,“她具有崇高的美德,被赋予上天的启示,因此,战无不胜的教会特称呼崇敬、神圣的贞德为圣女贞德。”不管是主教还是过国王,都在颂扬一个二十五年之后被平反的圣女的时候,对于贞德来说,却依然是一个受难的开始,因为颂扬本身就是对一种信仰的亵渎,对于贞德来说,她只想成为一个和上帝站在一起的人,一个活生生的女人。但是这个活生生的女人在二十五年前却是一个无视传统、无视教规的违背者,却是一个损害教会利益将自己当成上帝代言人的异端。

“这是我的上帝让您发出的命令。我的上帝是天堂里的国王。为奥尔良解围!”在贞德看来,在那场战争中,她必须以上帝的名义站出来,必须以上帝的力量成为解救者,她需要盔甲,需要军刀,需要战士,需要勇气,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当成上帝的使者,在她的耳边是圣女凯瑟琳和圣女玛格丽特的声音,“她们真的和我说话的。我听到一些声音,它们来自上帝。”而且在贞德那里,上帝的意志不是为了占有,而是为了解放,“他们也是人”,是对敌人的一种肯定,“上帝创造的英国人和我们都一样。而且上帝也给了他们国土,给了他们语言。他们进犯我们的国土,还想使用我们的语言,这都不是上帝的意志。”所以即使能够获胜,也不是去征服英国,不是去说英国人的语言,不是住在那里,否则魔鬼就会附身,“等我老了以后,一想到我做过的坏事就会发抖。”而对于国王查尔斯来说,他只是一个胆小的人,对于王位,对于国家,他只是想逃避这一切,“我只希望谁都不来打扰我,让我用自己的方式消遣、享受。我从来没想过当国王,是他们强迫的。”而在贞德看来,王位是上帝赋予的责任,她必须指挥军队完成上帝的旨意。

对于贞德来说,真正的阻力来自教会,在大教主那里,她是一个女疯子,她参加战争只不过是一个诡计。“她把上帝的启示带给查尔斯,而教会只能呆在一边。她要在兰斯大教堂为查尔斯加冕;是她,而不是教会……她说话的时侯提到过一次教会吗?从来没有。总是上帝和她自己。”实际上,并不是贞德口口声声代表上帝令教会害怕,而是贞德作为一个牧羊女,却要以上帝的名义重建国家的秩序,这是一种摒弃教会中介的信仰原则,摈弃贵族封建的政权组织形式,科雄主教和沃里克爵士把贞德所预示的这两种危险倾向命名为“新教”和“国家主义”。“撒旦要诅咒,就要诅咒全人类的灵魂。教会始终在提防这一可怕的企图。在我看来,这姑娘只是这个企图中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在科雄看来,她不是女巫,她是异端分子。

实际上,在贞德的心里,当她站在战场的时候,她身上已经完全去除了世俗的属性,“我现在是军人,我不希望别人把我当女人看。我也不想穿女人的衣服,不喜欢女人喜欢的东西。她们总是幻想着情人和金钱,我幻想的是指挥冲锋和放大炮。”当她穿上盔甲,当她手拿军刀,当她指挥军队取得胜利,她实际上越来越远离世俗对她的定义,而这种状态便是孤独,“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孤独的,从来没有人和我站在一起。国家是孤独的,上帝是孤独的,在我的国家和上帝的孤独面前,我的孤独算得了什么?我现在明白了,上帝的力量正在于他的孤独。”而只有这种孤独,使她更觉得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也使她越来越走向被定义的“异端”——“异端就将毁灭教会和帝国。”所以当贞德撕掉那张返回到世俗秩序的纸时,迎接她的便是那熊熊的大火。

萧伯纳:信仰社会主义的素食主义者

和魔鬼交往,她是女巫,穿男子的服装,是下流和邪恶,当德斯蒂韦宣布这两条令人发指、亵渎神灵的罪状时,那大火已经将一个民族英雄还原为受煎熬的肉体,但是在这肉体被惩罚的时候,德斯蒂韦却感受到了一种救赎,“火在我周围升起的时候,她发现如果我在她跟前举着十字架,也会被火烧死,她就警告我赶快离开,别被火烧着。”在死亡面前还想着别人的安慰,这不是魔鬼,所以当十字架从贞德的眼前拿走的时候,德斯蒂韦给了贞德一种救世的安慰,“这不是她的生命的结束,而是她的生命的开始。”为此就在贞德被烧死的二十五年来,他每天都向上帝祈祷,为的是“愿他的女儿在尘世间也能得到她在天堂里所得到的正义。”上帝的女儿,在尘世中得到正义,这或许也是贞德所希望的,但是大火已经燃烧在那个邪恶的时代,贞德的死意味着新教之死,意味着“国家主义”之死,也意味着一个活生生的女人之死。当贞德被平反为“圣女”,这二十五年的聚会就像是一个后来人故意设置的戏剧,以非历史的虚构方式为“一个人的宗教战争”寻找解救的方式。

但是这种解救却依然是悲剧性的,当贞德获得了“圣女”的称号,当曾经反对的人开始赞美贞德,并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是当面对贞德如果还面对同样的情境会不会还被烧死的疑问时,那些人依然选择了肯定的回答,“异端分子总是死了的好。活人的眼睛分不出谁是圣人,谁是异端分子。”圣人和异端或者只是不同的称呼而已,当所有的人从贞德面前退出,也就意味着从历史中退出,而最后一名守约的战士也最终离开贞德的时候,她又成为一个孤独的人,对着上帝发出孤独的声音:“噢,创造了这个美好世界的上帝呵,它何时才肯欢迎你的圣徒?需要多久,啊上帝,还需要等待多久?”

赞美是新的受难,不肯穿上女人衣服的贞德似乎只有在作为一个工具之死之后才会想到以活生生的女人返回到世界,这是贞德的想法,或者也是萧伯纳理想,但是这样的想法只不过是一个“奇迹”,它不在历史里,也不在传统的故事里,它被放在“跋”里,这是一种隔绝,而这种理想化的隔绝无非是“在一个对真正的英雄主义极为不利的时代里的英雄主义”,而实现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复活,但是复活成一个活生生的女人不仅是贞德的难题,也是萧伯纳的难题。

“我歌颂的不是武器和英雄”,对于萧伯纳来说,贞德的死和复活并非是在英雄的意义之上,而是在一种“生命力”的意义之上。喊出这句话的是《人与超人》的唐璜,这个出现在夜色中,出现在地狱中的唐璜,却发出了新的时代的声音。“地狱是荣誉、孝心、公正和七大美德里其它美德的归宿。世上所有的坏事都是打着它们的招牌干的,地狱不报偿它们,那又该哪儿来报偿它们呢?我不是告诉你嘛,真正受咒诅的是那些在地狱里感到幸福的人。”地狱世界只不过是一个被人间和天堂虚构的场所,而在所谓的人世间,那些荣誉、小心、公正和其他美德只不过是一种骗人的东西,爱过的女人代表爱情还是欲望?杀死敌人代表着英雄还是荣誉?在这个被魔鬼统治的世界里,唐璜对于死亡的解读就是对于人间骗局的击穿,“重要的并不是死亡,而是对死亡的恐惧。使我们堕落的也并不是杀人和死亡,而是苟且偷生,接受堕落的工资和利益。十个死人也比一个活着的奴隶或其主人强。”而在男人和女人的职责中,他更是把男人当成是女人“生育和抚养子女的一个工具”,这种被安娜称为“野兽主义”的论调其实暗含着唐璜把男性从属地位解放出来的欲望,而要解放,就必须爆发出“生命力”,就必须具有生命的意志:“他在沉思冥想中去发现世界的内在意志,在发明中去发现那种意志的手段,并在行动中用这种发现的手段去按那种意志做。”唐璜歌颂的不是武器和英雄,而是哲人。而他把自己命名为纯粹有理性的动物,命名为一个思想家,命名为生命的崇拜者:“这地种至高无上的目的使我觉得:爱情不过是瞬间的快乐,艺术不过是借我能力的熏陶,宗教不过是懒惰的借口,因为宗教树立起一个观察世界并认为世界不错的上帝,这同我的本能正好相悖,我用我的眼光观察世界并认为世界还可以改进。”

这是一个大写的人,即使有自己的快乐,有自己的健康,有自己的财运,也并非是幸福,而“使我成为‘女人’俘虏的并不是对她的爱,而是精疲力竭。”婚姻是人类制度中最放荡的一种,在唐璜的世界里,所谓地狱,只不过去除人世间的放荡,给人一个重新复活成为活生生具有生命力的人,而这个梦醒来的时候,泰纳尔就喊出了“生命力来了”的声音,这是返回到现实的一次转折,作为富闲阶级会员的代表,写作有《革命者手册和袖珍指南》一书的泰纳尔诗歌夸张而热情的人,当他成为安的监护人之后,他似乎觉得摆脱了和安那种“孩子般的同盟”的爱情,这种同盟具有创造力,但是也具有毁灭力,泰纳尔害怕的是在这种爱的同盟中被毁灭,“女人魅力最可怕的一面正在于此;她使你心甘情愿地自己毁灭自己。”爱情或者婚姻,只能使一个充满创造力的男人“在结婚戒指面前低头”,所以“既不是爱的奴隶,也不是爱的俘虏”的他逃避着安的追求。在自然的爱面前,他是一个人,但是在这种创造力面前,他却需要一种“超人”的生命力,或者说,爱是一种自然法则,而创造是革命的法则、解放的法则,“成年男女的首要任务就是发表《独立宣言》。求助于父亲权威的男人算不上男人;求助于母亲权威的女人不配为自由的人民生育公民。”所以在世俗面前,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新的男性,希望自己的生活中处处响起《独立宣言》,所以当唐璜的故事在那个夜晚上演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力正在一种痛苦中成长,面对安,面对爱,泰纳尔最终还是以一种世界的意志,把自己纳入到同盟中,而这种同盟也成为生命力的写照,“今天下午我们两人所做的一切就是否认幸福,否认自由,否认宁静,特别是否定不可知的未来浪漫的可能性,而好好过日子。”

受生命力勾引,受生命力控制,实际上也是对于安的一次全新复活,《人和超人》看起来是“对英国人早期崇拜温柔的女性圣者所持的反对态度”,实际上并不是对立,而是转换,生命力或者超人是手拿武器的强者,但其实他们首先应该是人,是正常的人,是不受约束的人,使自己意志下的人。那些武器是贞德身上的盔甲是手上的军刀,是被蕾娜藏起来的士兵手上的枪,“对于一个只有靠你来阻挡死亡的人,这个武器合适极了。”但是在战争之外,士兵的武器并不是枪,而是真正的自己。蕾娜是一个崇尚英雄的少女,父亲和订婚的丈夫都在前线作战,也获得了荣誉,但是这不是她最终期盼的生活,丈夫塞吉厄斯背对着她对一个女仆表达爱意,而在战场上,他也是一个毫无勇气的人,在他看来,这种门第之间的爱情只属于钱。而塞尔维亚士兵布隆奇利的闯入,则把蕾娜带向了一个新世界,那巧克力远比金钱更诱人,所以当塞吉厄斯用二十匹马、三辆车作为一种炫耀的时候,布隆奇利却以二百匹马、七十辆车击溃了财富的虚伪,“我有千九千六百对床单和毯子,还有两千四百条鸭绒被。我有一万副刀叉,还有一万只点心匙。我有三百个仆人。六座宫殿似的宅邸,两个马车行,一个茶园,还有一处私人别墅。我有四个功勋章,还有军官的官衔和绅士的名望,而且我会说三种语言。指给我看看,保加利亚有谁拿得出这么多东西来!”

这种种的财富无非是揭示自己的另一个身份,“我在瑞士的地位是最最知名的:我是一个自由公民。”自由公民其实是人的意义的最高表达,超过了所有的财富,也贬低了所有的武器,《武器与人》,对于雷纳来说,真正的偶像当然是那个自由公民,那个巧克力士兵,而在蕾娜身上,也激发了那一种爱,一种人性上的爱,一种活生生的女人的爱。这是生命力的写照,而在《华伦夫人的职业》中,华伦小姐或者在寻找的也是这样一种属于自己的生命力,“我借此学点法律。工作累了的时候,我喜欢坐在一抽舒服椅子里,抽一支雪茄烟,喝一杯威士忌酒,看一本好侦探小说。”这样的生活对她来说似乎是一种契合生命力的生活,但其实这个不知道父亲是谁的女人,一直生活在母亲罪恶的生活之下,她所受教育的费用无非是母亲用肉体换来的金钱,所以,华伦夫人对于女人的期望是:“女人想过好日子,只有一条道:跟一个有钱又跟你要好的男人去要好。”金钱是女人活下去的支柱,但是华伦小姐似乎并不追求这些,甚至他把爱情和浪漫放在自己生命力的对面,“可是有两件事我不愿意谈。一件恋爱的青春梦,不管它是什么形式;另外一件是生活的美和浪漫,尤其是俄斯坦和布鲁塞尔的繁华和欢乐。”去除树林里的那种小孩子的纯洁,也去除了对于美和浪漫的虚无,在华伦小姐看来,只有当一个职业女性,只有把自己从女人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才是真正对于母亲的救赎,才是对女性的尊重,而这个“职业”在萧伯纳看来,便是一种生命力哲学:“人如需被拯救,就必须自己拯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