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拉美文学

	编号：C57·2120320·0870
	作者：[墨]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1年9月
	定价：38.00元亚马逊25.80元
	ISBN：9787020086573
	页数：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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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病床上看着死亡向自己走来，在或清晰或迷糊、或明或暗的思绪中，这个骄傲的新贵族追忆自己绮丽而又残酷的一生：革命时如何英勇作战，如何失去最爱的人，如何逃避被处死的厄运；革命后如何与总统之女卡塔琳娜结婚，幸运地得到总统的青睐，却被妻子憎恨；他的财产如何成倍地增加，如何获得显赫的地位和万贯家产……这部被“最为全面、最为完美、成就最为显著的小说”使卡洛斯·富恩特斯享誉世界文坛，书中的革命、死亡、独裁，或许就是拉美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主题，小说“充满了难以言传的优美和惊心动魄的力量”，第一句是这样的：雷希娜长长的眼睛半开半闭，在发亮，好像是块黑色而闪亮的伤痕。他深深呼吸了一下。雷希娜的双手合到他的后脑勺上，两个人的轮廓又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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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在每张床上的编年史

你就是这个走向大地，发现大地，从自己的出发点走出来，发现自己归宿的孩子，而事至如今，死亡已经使出发点和归宿合二为一，不顾一切地在两者之间插进了自由的锋刃。

这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一个纪年的最末端，接下去就是全新的一九五六年，那时距离他“终于进入人生”的一八八九年四月九日已经67年了，而距离飞机降落还“镇静自若的”的一九五九年四月九日还有最后的4年，所以这既不是他的生，也不是他的死，是变成老头靠近死亡的时间，或许也没有了爱情，而只有身体的回望，那些女人不在身边或者在身边，但都是“自由的锋刃”所不能插入的，她们起先是爱情，是肉欲之外的那种生死之恋，但是最后当身体死去，爱情死去，肉体成为女人唯一的注解，“这些该死的女人……他们懂得这么多的小聪明，有那么喜欢忸忸怩怩……把开始阶段的拖得老长……先是不肯，然后是犹豫，最后是等待，然后是勾引，哎，应有尽有！”犹豫、等待、勾引，当时间最后摧残了一个时代的欲望，女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记忆，甚至想象中的记忆，雷希娜、卡特琳娜、劳拉，以及最后的莉莉亚，尽管有“青春正旺的肉体”，也成为一种摆设，“不但没有挑起他的欲望，反而使他充满了克制，一种恶意的禁欲。”

女人的时间，贯穿在一个男人的生活中，他已经变成了老头，在一九五五年即将望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寻找自己应有的归宿，只是被模糊的不只是爱情和肉欲，还有革命，还有战争，还有财富，还有大地。所以，发现自己的归宿是多么可贵的一件事，而到最后看到了死亡，归宿便成为虚无，可贵变成了可怕，大地会在哪里？

这是阿尔特米奥·克罗斯的疑问，“谁在一生中都会有一次像你那样既体现了善，也体现了恶，同时受两条神秘的不同颜色的线索的牵引”，这是大彻大悟的开始？如果把一部分的时间抽取，那么这个开始就是回到一九四一年七月六日，回到“克罗—福，我相信字母d是不发音的”的那一天，他已经是三十万元的股本的股东，在五月五日大街寻找那些大地，财富成为一生的荣耀，“我赢了许多人。我赢了一切人。”而在财富的陷阱之外，必定是要看到那些善和恶，那些超脱出来的生死，或许阿尔特米奥·克罗斯没有完全看见，或许在他心里还有一个强大的帝国，可以抵御身体的痛，“我很快会痊愈”，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我原谅他们”，让敌人在那一天消失，也让女人们在某一种身体腐烂之前，暴露她们最可怜的欲望：“到了最后时，棺材落到了那个洞穴里，一大批女人在我的坟墓上会不会一面哭哭啼啼，一面又给自己的鼻梁上抹粉？”

但是一个身体里会长出多少这样的狂放，傲视一切的无耻和无聊，而剩下的真实却是“多么无用的抚摸”：“我想摆脱它的接触，但我没有力气”，卡特琳娜的手变成了发现那个编年史人生的罪恶之手，让身体提前在死亡之前死去，对阿尔特米奥·克罗斯太过残忍，所以在他看见的那种善与恶的“两条神秘的不同颜色的线索的牵引”下，我们可以很安全地返回到我们一直抚摩的封面，它刺激我，成为我购买并阅读的全部理由，仅仅在于黑和白构成的两条“神秘的不同颜色”，黑色的背景像是我们面对死亡肃穆的颜色，庄重、压抑，而La muerte de Artemio Cruz和Carlos Fuentes，人物和作者的西班牙文呈现骇人的白，有些错乱地分布着，将黑色压在下面，没有反抗。而在那右侧是《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的题目，与套在外面的封面呈现的白色不一样，这里是红色的中文，从西班牙语变成汉语，完成了一种颜色的变化，没有原因，或者只是简单的语言符号的转变，那么这种转变就可以为阅读之后的标题寻找到改变的充足理由。

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在每张床上的编年史，《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作为卡洛斯·富恩特斯1962年的那本书的标题，已经活过了60年的时间，它比阿尔特米奥·克罗斯71岁的生命略短，所以很可能看不见那条善与恶的线索，只是那么拗口地占据着拉丁美洲文学的位置，那么当60年后的阅读变成某种破解的努力时，“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就是一个拆除围拢在里面的符号的过程，书名号死了，也就是60年圈定在那里的历史死了，重新被阅读，就是重新被书写，重新寻找故事。在死之后，便是“每张床上的编年史”，它是历史，它是文学，它是生命，而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它完全是阿尔特米奥·克罗斯反对政权的一次反抗：它就是“他妈的”，粗俗，却是力量，这个字眼是一切反动的根源，是一切力量的化身：“诅咒，目的，喧嚣，生活的计划，所属的关系，回忆，绝望挣扎者的呼声，穷人的解放，有权有势者的命令，打架和工作的号召，纪念爱情的铭文，出生的记号，威胁和嘲笑，作见证的圣徒，吃喝玩乐的酒友，象征勇敢的利剑，代表权势的宝座，象征奸狡的犬齿，家族的族徽，山穷水尽的救生圈，历史的概括：墨西哥的标志：你的字眼。”

其实，“他妈的”远没有结束，作为墨西哥的标志，一定是革命与历史有关，一定和身体与死亡有关，所以“它叫喊，它消失，它生活在每张床上，它贯穿着友谊，仇恨和权力的编年史”，它是阿尔特米奥·克罗斯的字眼，它是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标志，它是墨西哥文学的风暴，它是抵达汉语之岸的阅读方舟，那么当完成这一系列的仪式，我们就可以平安地进入故事的核心，寻找关于死亡的线索，寻找关于革命的历史，寻找关于身体和欲望的不同呈现，以及领袖、爱情、罪恶、自由等一切的存在，或者在另一个意义上，阿尔特米奥·克罗斯甚至是他，是我，是你，人称的单数里是每一个不同的世界，它一定活在文本之内，在翻阅到每一页的时候，“死在每张床上的编年史”就会打破迷宫，打破沉默，在最后的生命荣光里发现所有的归宿意义，就像一九五九年四月十日顿悟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一样，在真正的死亡到来之时，会看见那些不曾走远的日子：“有的则历历在目——邂逅与拒斥，昙花一现的爱情，自由，怨仇，失败，意志。

那些词组排列在一起，在死亡到来的时刻一定是洞察到了死亡之中的自由和自由之中的死亡，”预先思考死亡，就是预先思考自由。“这是蒙田《散文》里的话，在题辞里作了注解，而其实相同的意思来自于劳拉，“预先想好死亡，也就预先想好了自由。”在死亡和自由之间，死亡一定是前提，或者说不死亡才是自由的前提，所以对于死亡最终实现的身体来说，是一次万劫不复的存在，“如果死掉，你就不是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了，你就不是七十一岁了，你的体重就不是七十九公斤了，你的身高就不是一米八二了，你就不戴假牙了，你就不抽黑色烟丝了，你就不穿意大利丝绸的衬衫了，你就不收藏马具了……”“如果……不”的句型背后是一个身体不想毁灭来换取更多自由的向往，对于阿尔特米奥·克罗斯来说，从最后一部分的“一八八九年四月九日”出生，到第一部分的一九五九年四月十日的死亡，翻转过来，本身就是在颠覆这种秩序，所以对于最后的归宿，身体在人生中不断地更替，不断地呈现新的自由，身体之变也直接折射着肉体的爱欲。首先是雷希娜，她对于阿尔特米奥·克罗斯来说，完全是爱，是生与死中结下的爱，崇高而无二致，或者一生都沉溺在这爱的世界里，而革命事业让他们分道扬镳，追击敌军导致了分离，“他朝着南方，朝着首都；她就回到北方，回到辛纳洛阿的海边，也就是她结识了他并委身于他的地方。”错开的爱情，也是身体的分离，她死了，在革命中死去，只有那裙子在风中飘扬，那一年阿尔特米奥·克罗斯是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中尉，这一场爱情的死亡也让他的身体遭受了从未有过的裂变；而当革命事业继续前进时，他结识了卡特琳娜，这是一个让他的身体开始第二次替换的女人，却完全是事业或者革命的牺牲品，因为她只是为了探寻哥哥致死的原因，委身于他或者只是一次交易，“双眼、双唇、结实而柔软的胸脯，既是哀恻而又幽怨。”肉体带来的并不是欲望，而是恪守在那些背后的那些线索，她成为他的贱女人，“报杀兄之仇的唯一办法，就是拥抱这个人，拥抱他而又拒绝把他企图在她身上找到的爱情献给他要把他拖死，把自己的苦水一一挤出来，变成毒汁，把他毒死。”身体变成了交易，变成了相互报复，那场政治的“逼婚”完全变成了可耻的来源，“我让他给玷污了……我却得到了快感。多么可耻啊。”在享乐和羞愧之间摇摆的时候，身体也处在某种爱欲与政治的摇摆之中；当然，还有劳拉，自由和死亡看透的劳拉，还有莉莉亚，仅仅作为一个陪他度过假期的女人，这女人的更替，是身体的向下滑行，而最后，甚至青春正旺的肉体也没有了任何兴趣，这也就是身体在更替中最后必然要走向的死亡。

而身体并不仅仅是身体，它不独立于时间之外，在身体的不断更替这样的命题下，必须有一个时间的更替，而在时间的更替中，表现为革命政权和领袖的更替。从被遗弃的命运开始，到投入联邦军反对独裁，再到墨西哥革命的身先士卒，再到最后成为一个英雄般的人物，发迹发财，人生在一系列的变革中被改写，阿尔特米奥·克罗斯出生入死，也见证了无数的溃败和死亡，对他来说，甚至生命也是一次阴差阳错的选择，比如深夜逃命而被人鄙视为“卖友求荣者”，当卡特琳娜的哥哥死去，所有人都在怀疑，“回到普埃布拉的竟是他，而不是被枪毙了的贝尔纳尔，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这是一次化装舞会，是一次冒名顶替，是一次可以郑重其事地开的玩笑。”就像身体的更替这一命题一样，阿尔特米奥·克罗斯的政治生命也完全是一次替代的过程，而这种替代也直接给了他走向政治“自由”之路的捷径，那就是不断地见风使舵，不断地阿谀奉承，不断更替心中的领袖：“他择主而事一直都选择得很对，总是选择最有出息的，选择新兴的领袖，反对穷途末路的领袖。”对于他来说，政治斗争就是“互相倾轧互相残杀的大悲剧”，只有当自己成长为领袖，告别侏儒，“自己才能爬上去”，所以他会选择卡特琳娜的“羞耻”来成全自己的政治资本，继而积累财富，当报纸、地产、不动产投资、硫磺矿、矿山、采伐区以及短期高利贷、收购地皮成为所操作的事物，他的帝国也就建立了，但是而当身体走向死亡的时候，那些政治资本和财富却变成了一种不自由的束缚，变成了对物的占有而湮没的“快感”，“做生意是做生意，宗教是宗教”的结果只能使自己丧失最后的信仰，而当阿尔特米奥·克罗斯弥留在床上，两毫克吗啡或许可以缓解肾炎肠绞痛等身体的疼痛，但是“碧绿的眼睛，细瘦的胳膊和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头发”却也只属于那个曾经对自由向往的身体，也只有在最后的死亡阶段，才会看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我就是这只眼睛……我就是这只鼻子……我就是这副颧骨”，这里面透出阿尔特米奥·克罗斯的无奈，“我请求把我的脸和身体归还给我”这最后的期盼是对于荣誉和生命的期盼，但是死亡如此迅捷，当一切死亡完成最后的仪式的时候，他、我和你都将变成人称一种，变成更替的叙事者，而最终退出身体编织的人生舞台。

你已经不知道了……我已经把你带在我当中，你死我也死……咱们三个……都死……你……死……你已经死了……我也死了。

最后一句话，却在”一八八九年四月九日“的出生日开始，这是一个寓言，这是进入迷宫的入口，却放在了最后一页，“不是昨天，是今天上午。不是病了。不是的。不是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不是的。”如果死亡全部是可以变成否定句，从而离开身体离开叙事或者离开时间离开”编年史“，那么“在过去的第一个里程碑和未来的最后一个里程碑之间”，让我们做一次关于身体和自由的实验，像阿尔特米奥·克罗斯出生时那样，没有痛苦，没有抱负，也没有女人，只是“沿着河水放下去，让蝴蝶一路照料他”。

	编号：C66·2120320·0869
	作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1年4月
	定价：39.80元亚马逊26.30元
	ISBN：9787020083633
	页数：5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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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独裁是略萨大部分作品中一个雷打不动的主题，极右和极左都是他批判的对象，略萨坚信，“小说需要介入政治”，这是让小说变得尖锐而有力的重要武器之一。在《酒吧长谈》里，就反映了1948—1956 年奥德利亚将军独裁时期的秘鲁社会现象，一个是在独裁政权中当过保镖和密探的人，另一个是“一生倒霉”的人，他们偶然相遇在酒吧，在饮酒忆旧中，那些被席卷的日常生活、爱情和梦想一一浮现出来。“对话波”、“通管法”、“质的跳跃”、“戏剧旁白”，这些现代新小说技巧的运用，在制造悬念上都有新的发展。这部作品也被视作是作者写作技巧达到了高峰的标志。封面上是大江健三郎的一段评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高峰的标志”，我怀着崇敬之情读完了《酒吧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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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长谈》：充满醉态的温柔暴力

“他光着屁股就跑到了街上，还大喊大叫的。”我看到那一个圣地亚哥，是切实走在街上的某个拐角处，没有光着屁股，也没有大喊大叫，他只是漠然，在我的眼睛看到的范围内，他在路口寻找方向，“灰濛濛的中午”，最后却是一只狗和出租车。圣地亚哥没有喝酒，他一定是想起了卡利托斯，想起了那个恐怖的夜晚：“他上床的时候看见满床都是蟑螂和蜘蛛。”其实他只是听说，圣地亚哥不在现场，听说是一个容易出错的词，圣地亚哥却当成了真实的现实一种：

一个人影在木桶般的房子中间乱跑，他的惊呼声震撼了黏渍渍的清晨，惹恼了追赶着的蚂蚁和蝎子。

蟑螂和蜘蛛，蚂蚁和蝎子，总是成对出现，在床上，在心里。那个夜晚只有卡利托斯的影子，那种恐惧感最后钻进了圣地亚哥的脑子里，成了他无法摆脱的虫子，每每出现吞噬着脑子里的想法，甚至幻觉，最后是毒蛇似的蠕虫，扭曲地爬行，最后是尖刀，扎进去了，却看不到血。圣地亚哥在自己的恐怖世界里，看到的却是卡利托斯的影子，隐隐的，虫子进入了别人的身体，光着屁股跑到街上有什么用？还大喊大叫，对于身体的某一部分来说，逃避有时候真的变成一个幻影。

只是这个幻影对于卡利托斯来说，从“借酒浇愁”的小资活法，完全变成了一种对身体的惩罚，“木桶般的房子”像是封闭的秘鲁，在这里，或许可以用麻醉的方式让身体遗忘，“用嗜酒来反对那慢性的死亡”，在卡利托斯那里，当“黏渍渍的清晨”开始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是被沾染在那里了，即使光着屁股，即使大喊大叫，也一样是属于自己的身体，属于秘鲁的身体，“你做得对，卡利托斯，每个人都应该尽可能地避开秘鲁。”对于圣地亚哥来说，这完全是一次嗜酒的行为艺术，那些虫子会结队而来，没有酒，倒霉也会降临，“你就像秘鲁一样，也是某个时候倒霉的。”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不可逃避的秘鲁，是无法避开的地理和历史，是一种内心的挣扎，圣地亚哥在小虫一些的现实面前，被侵袭，即使喝酒也只是在开启某种幻觉。街的拐角是那个叫“大教堂”的酒吧，诺尔文说：“酒能给人带来灵感”，其实只是借口，是圣地亚哥从街角拐向另一个目的地的托词，他一闪而去，狗和出租车还在那里，我也在那里，作为一个观察者，我在这个“灰濛濛的中午”不喝酒，我也不写关于反狂犬病的社论，我只是很平常地回家，怀里夹着一本厚度达566页的书，《酒吧长谈》。红色的封面里成长着一个酒醉的故事，以及黑色的封底，都来源于那个”黏渍渍的清晨“，之前的黑暗都在那里，仿佛入睡的梦境，横跨历史，横跨南半球和北半球。而他，身体斜转过去的一个角度，眼睛里是不安，甚至恐惧，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是秘鲁“高峰的标志”，结构现实主义著作，散发着拉美文学特有的魅力——就这样被我夹着穿过街区。在南中国的春季，一个文本的悲欢离合，于我来说，完全变成“一个人影在木桶般的房子中间乱跑”的行为艺术。

如果可能，我还将细致地描写有关一个人影的“乱跑”行为，比如封面上那句“我怀着崇敬之情读完了《酒吧长谈》”，大江健三郎语。在酒杯的构图上面，也是黑色，和下面三分之一的红色，一起夹着那些东倒西歪的酒瓶，是葡萄酒，不是圣地亚哥和安布罗修在“大教堂”的酒吧里喝的啤酒，也不是圣地亚哥的爸爸堂费尔民给安布罗修喝的加了药粉令人兴奋的酒，是简易画，没有商标和文字，显得散漫，看上去像是被大江健三郎冠以“暧昧的日本”的那种情愫混合物。把这个日本作家的评价放在最上面，也许是在强调“高峰的标志”，而这个“高峰”在我的阅读体验中应该是201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略萨成为拉丁美洲继马尔克斯之后的又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作为1994年的诺奖得主，对新得主进行褒奖完全符合一次正常的出版计划。而这并不是全部，或许也是某种凑巧，书签被我抽出来，是赫塔·米勒的作品集书签，《心兽》有关，是关于仇恨、践踏、割爱等，作为200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罗马尼亚“祖国”和之后的德国国籍给了这位女作家有关政治隐喻的一个身份标签，或者，被驱逐的感觉更是身体背叛的一个标记，这种“政治逃亡背后的语言恐惧”对于大江健三郎和略萨来说，或许是不存在的，大江健三郎的“变异的现实主义”是在强调自己那种“暧昧的日本”的民族情感，而对于略萨来说，秘鲁更是一个“暧昧”：“我觉得我与秘鲁的关系，与其说是夫妇关系，不如说也是一种通奸关系，也就是说，充满了疑惧、迷恋和狂热。”疑惧、迷恋和狂热的感情像是封底的那种眼神，既有不安，也有不屑。

大江健三郎、赫塔·米勒和略萨在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荣誉面前的相遇，完全是偶然，是对于“高峰的标志”的个人解读，也完全成为一个人影的“乱跑”行为，瑞典皇家学院2010年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略萨，就是表彰他“对权力结构的制图般的描绘和对个人反抗的精致描写”。而这种精致描写完全可以用《酒吧长谈》作为标记，这部再现1948-1956年奥德利亚军事独裁时期秘鲁社会现实的反独裁小说，完全是一次非诗意的解构，庞大、深邃和喋喋不休的酒吧“对话波”组成了小说的宏大图景，而夹在我的身体某处，那种厚度会让我感觉解读的劳累，我想如果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闹哄哄的大街上打开小说，将不可避免地进入略萨的圈套中，那种对于圣地亚哥般被小虫、毒蛇和尖刀折磨的感觉，完全以文字的形式吞噬我，589千字的规模真的抵达了我阅读的“高峰”，是的，我必须在这样泛着红色光泽的时候，安全地从观察者的位置退出去，从略萨“暧昧的秘鲁”退出去，从“教权主义和造反精神”的阿列基帕退出去，从“斗牛和军事独裁”的利马退出去。是的，在四个小时“借酒浇愁”的醉态里，圣地亚哥完全成为一个倒霉的无信仰主义者，那些虫子开始折磨没有力量的个人反抗，身体太软弱了，世界太广阔了，酒是戒不掉的迷药。

回到那里，一定是个强大的现实主义，结构只能抛在背后，所谓立体小说、全面体小说也是略萨寄予的那种复杂的“通奸关系”，交媾着肉体的迷恋和放弃的痛苦，如酒喝进嘴里，是幻觉，是逃避，是醉意，也是不可逃避的矛盾，“与我同龄的秘鲁人，是在温柔的暴力或是粗暴的柔情中成长的。”这种特殊的祖国情结让略萨在面对“权力结构的制图般的描绘”时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个人情感，“寻找秘鲁”成为了这种情感表达的直接方式，圣地亚哥、安布罗修、卡利托斯、费尔民都在秘鲁的这个特殊时期发现了那些存在着的改革或者革命的暧昧，甚至贝尔穆德斯的个人生活转变，也完全是对于政治生活的一次误读。而这种暧昧和误读，其实完全是一种信仰的缺失，从个人信仰到政治信仰，都没有那种归宿感和牢不可破的制度保证，所谓的迷失，也是一种“充满醉态”的温柔暴力。

作为资本家费尔民的儿子，圣地亚哥也曾有过理想，比如当律师，比如写作和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还是很单纯”。所谓单纯，也是一种对于社会冷漠的积极反应，作为新闻记者，他目睹了一些社会现实，但也只是灵光一现，单纯更多只是某种逃避，在大学期间，圣地亚哥参加反政府运动，加入马克思主义小组，讨论大学体制改革，大学同学
阿伊达、哈柯沃等，也都积极面对动荡的社会局面，他们甚至提出了“要想彻底根治各种弊端，改革是不行的，要进行革命”的想法。但是他们都怀着一颗单纯的心来，哈柯沃“是个起来背叛自己的肤色和阶级的人，也是个起来背叛自己和秘鲁的人”；阿伊达则“连走向坟墓，到了竞技场投身于凶狮的爪牙之中，都表现得那么迫不及待”。而圣地亚哥则在所谓的单纯面前，“我就像这些小虫子，在危险面前缩作一团，一动不动，等着别人来踩，来割自己的头。”等待和冒险的“单纯”其实就是信仰的缺失，是撒谎的生活，最后变成了处处逃避的胆怯者：。

小萨，如果那天你入了党，情况又将会如何？党会不会把你拖进去，把你牵连得很深？会不会把你的疑问一扫殆尽，而使你在几个月之后、几年之后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一名单纯的无名英雄？

对于圣地亚哥来说，“革命、书籍、博物馆，这些都是头脑简单的人干的事”，所以在现实面前，圣地亚哥矛盾而无法摆脱，离开“亲政府”的父亲而选择独立生活或许是一种自我成长的选族，但也仅仅是对于某种单纯的追逐，也没有最后的归宿，“我笑我自己这幅知识分子面孔”成了圣地亚哥自我的嘲讽，内中的苦涩也只有自己能品味。在理想不断泯灭，现实又强加在自己身上而无法自拔的时候，所谓的“倒霉”也成了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黑色幽默，就如卡利托斯对圣地亚哥所说：“小萨，使你这辈子倒霉的正是一个发了疯的屁。”甚至被父亲讥笑成“浪荡哥儿”：“我倒宁可你加入共产党，而不是成为酒鬼，浪荡哥儿。”

没有信仰、撒谎的个体其实也折射出那个独裁时期秘鲁的现状，改革是死路的时候，革命会风起云涌，但是奥德里亚分子上台，清洗阿普腊分子，甚至奥德里亚失去总统宝座，也都是一种政权更替另一种政权，一种独裁转换成另一种独裁，“在秘鲁，只要拿出一千万索尔，就没有不成功的政变”，这便是现实，罢工、镇压、集会、监狱，在这样的政治生活面前，谁都不知道下一刻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刚刚得宠的堂卡约成为内政部长，又顷刻在革命中“被赶下了台”，而已经被捕的埃斯皮纳，又在革命中成功翻身，被任命为大使……“有了国家机器和忠于政府的领导集团的支持，奥德利亚倒是可能再次当选。” 就如贝尔穆德斯自己所说：“他们今天支持你，明天就会从背后捅你一刀。”在变化的局势面前，谁还会坚持着自己的信仰？谁还会在诗歌中寻找伟大？作为喉舌的“报纸就像沼泽”，在意识形态面前，这样的现实完全是赤裸裸的政治讽喻。

没有信仰，是个体的现实，也是政治的讽喻，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残酷而无奈的生活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我们这个国家，生活总是虐待老百姓。”卡约·贝尔穆德斯最开始的妻子，是乡巴佬的罗莎，但随着他自己政治地位的节节攀升，他抛弃了所谓的爱情“自从卡约进了政府，夫妇俩就没在一起生活过，也不见面。”在所谓的“荒唐的婚姻”背后，是“会跳舞”的缪斯，是奥登希娅太太，是情妇，是性感，是放荡，是腐朽，也是生命的一次玩笑，缪斯最后却被安布罗修刺死，因为在卡约·贝尔穆德斯政治生活终结和堂费尔民“羞耻”的个人生活被曝光之后，必然的下场。而作为目睹种种丑行的安布罗修，完全是一个政治的工具，谁给他好处就给谁做事，他是司机，是打手，是酗酒者，也是凶手，在独裁政权中，他也是一个牺牲品，他没有能力改变现实，在羞耻地被“同性恋”中不能反抗忍气吞声，甚至没能光明正大娶自己的女人，当阿玛莉娅怀孕难产而死的时候，他根本没有钱付给医院：“人死没死都得付钱，可我拿什么付啊，少爷！“这种悲戚的反问是挣不脱的命运枷锁，而那个死去的阿玛莉娅，一生都是别人的佣人，在爱情中不断地被抛弃，最后死了的时候，是一种幻觉样的呼唤：“在下沉，她感到自己在往下陷，急剧地落了下去，她内心越来越痛苦，她明白，自己听到的事情将要留在上面，她明白，在她下沉、陷落之际，她带走的，只能是内心的痛苦。”

还有被捕而因脑溢血死亡的特里尼达，有享受虚荣的妓女凯妲，有怒斥“本应做他仆人的女人结婚”的索伊拉太太，都是“被虐待”的百姓，都如阿玛莉娅，不断下沉，不断看到死。下沉是因为没有拯救的力量，是因为信仰等于零，当沉醉的幻觉可以自我欺骗地实现一种逃避的时候，酒实际上成为一种精神的鸦片，“用嗜酒来反对那慢性的死亡”也是一种消灭那些毒虫的最好办法，如此，在沉醉中发现了生活的惬意，发现了存在的合理解构，所以在略萨的结构计谋中，“对话波”便成为他的一个标记，和通管法一样，实现着现实之外的虚拟对接，安布罗修父子、贝尔穆德斯和萨瓦拉、以及贯穿始终安布罗修和圣地亚哥“酒吧长谈”，三层关系的对话逐一展开，有时甚至是横冲直撞进来，一下子把结构摆在面前，不管是直接对话还是间接对话，斜体字里分明是一个弥漫着酒味的世界，那里有回忆，有叙述，有想象，也有虚构，但是在酒味中甚至呈现了现实以外的另一种真实，不断消融着“温柔的暴力”或是“粗暴的柔情”，而对于略萨来说，这个特殊时期的秘鲁现实活生生地展现了一幕悲喜剧：“转瞬之间，生活显得很惬意，充满醉态。”

醉却要醒来，却是逃避不了的无奈，是“光着屁股就跑到了街上，还大喊大叫的”的发疯的现实，不管是地理意义上的阿列基帕还是利马，不管是和自己经历有关的圣马可大学、卡魏德活动、马克思主义著作、新闻记者等个人标签，略萨所要展现的就是自己“真正地认识了现实的秘鲁”，巴尔扎克《夫妇纠纷》里的那段话明白地写在书页里，“既然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么，要成为真正的小说家，就必须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查。”而对于秘鲁的爱恨情仇完全融进了略萨的血液里，“虽然我恨秘鲁，但是这种恨，正如塞萨尔·巴耶霍的诗句所说，总是浸透着柔情。”

	编号：C64·2111220·0849
	作者：【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09年年08月
	定价：35.00元卓越20.08元
	ISBN：9787208085695
	页数：5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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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2666》，我才认识罗贝托·波拉尼奥，而这次我没有购买《2666》，是因为我想从《荒野侦探》先期入手，寻找被称为“拉丁美洲自马尔克斯以来最重要的作家”的波拉尼奥对于结构和技巧的追逐。拉丁美洲最高文学奖“罗慕洛·加列哥斯国际小说奖”得主、2009年美国书评人协会年度小说奖得主、横扫欧美年度“最佳图书”榜单、2007年《纽约时报书评》年度十佳图书、美国Amazon年度编辑选书、读者最爱十大书籍、世界西班牙语大会评选“25年来l00部最佳西语小说”第3名……如此罗列的榜单在这蓝色的腰封上显得十分热闹，其实，这不是关于“侦探”的小说，而是关于诗，一群诗人和妓女一起深入沙漠寻找“本能现实主义诗人”贝拉诺和利马的踪迹，但是年轻的诗人们经历了二十年不可逆的生命体验与幻灭，最后他们不知道有没有找到失踪的女诗人，或者，他们自己也成了失踪者？没有答案，因为，波拉尼奥，已死。了大人的从前那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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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侦探》：窗外的影子顷刻间从现实中勃起苏醒

在晚上的某个时候，玛利亚对我说：灾难即将来临。

这是《荒野侦探》71页的某个夜晚，这是1975年11月21日的故事，“我”在卡塔丽娜·奥哈拉家聚会，身旁是那个名叫玛利亚的妓女，“我”的好朋友，他的父亲犯了癫痫。灾难总是尾随着那些肉欲的时刻，所以当我翻阅到第71页的时候，我伸出手去，发现1975年的11月21日就像2011年的12月30日一样，是在时间的迷宫中玩一种灾难般的游戏。

接下去肯定是11月22日，在卡塔丽娜·奥哈拉家里醒过来，这个世界本来就很平淡，只是被搁置在这样的时间上，无论如何是逃脱不了了。接下去我可以把时间调整到2011年12月31日，然后就是新年的跨年，2012年1月1日，你还是没有办法逃脱，这已经是不可救药的阅读误区了，只是我们还要深入，从71页开始，从1975年开始，从2011年开始，进入那个沙漠一般的荒野，是的，灾难即将来临。

拉丁美洲最高文学奖“罗慕洛·加列哥斯国际小说奖”得主、2009年美国书评人协会年度小说奖得主、横扫欧美年度“最佳图书”榜单、2007年《纽约时报书评》年度十佳图书、美国Amazon年度编辑选书、读者最爱十大书籍、世界西班牙语大会评选“25年来100部最佳西语小说”第3名，这些名誉的背后是一个人的名字：波拉尼奥，陌生是因为他在第71页的时候早就匿身不见了，他属于更久远的《2666》，在数字神话中，他的身体早就消逝在一个世纪的末端，所以当用旧年的时光打开这一本522页474千字的图书时，我的内心是恐惧的，宛如窗外闪过一个影子，影子照见影子，便是致命的一击，便是枪声，便是灾难的开始，阿尔韦托的身体像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在晚上的某个时候，这个世界所有的悲伤全汇集在那个影子上。是的，像17岁的胡安·加西亚·马德罗一样，一定听到一声枪响，或者类似枪的声音。这个世界变得不再平淡，“我想象阿尔韦托从一张洒满精液的肉体之毯爬过，朝我站立的山头爬来，我犹如一尊雕塑，可是我只想逃跑，冲到山的另一边，把自己消融在沙漠里。”

时间就此复活。1975年该是多么诱人的一个存在。关于小说，关于我的本命。所以作为一个阅读者，轻易走进文本世界，关照自我的一切是极不安全的，我就像是那一道影子，在窗外闪现，然后便是阿尔韦托肉体般的沉沦，和17岁诗人未成年的勃起。作为第一部《迷失在墨西哥的墨西哥人》的时间轴线，1975是那一扇窗，从11月2日到12月31日，所有的肉欲和本能现实主义都在这里打开通向窗外的世界。1975年该是多么荣耀，维罗妮卡·沃尔科夫说：如果他所描述的事情，事实有待考证，发生在1975年，那么大约一年后我又见到那几个问题青年。他把时间拖向更确切的1975年5月或者6月，我的生命起点，在墨西哥，或者智利的的文本中，我被定义了，而那个最清晰的时间是：一个清爽空旷的夜晚，甚至可以说是明媚的夜晚，而这样的夜晚据说是“在那一种年复一年让墨西哥人和喜爱这个地方的外国游客流连忘返的夜晚，我本人觉得很兴奋但确实又觉得很伤感的夜晚”。时间被确定的同时，又被迷糊了，这中间必定有一些东西是不真实的，属于文本之内的陷阱，和时间有关，但看上去像是真实的，和我的生命纪元一样，是作为之后的阅读者而存在的。

这样的矛盾是波拉尼奥设置的不可能的任务，路易斯·塞瓦斯蒂安·罗萨多说到墨西哥出现的那次诗人人口爆炸时间，起初“开始时间是很清楚的”，但其实是一场虚构：“如1977年1月或者1976年1月。不过很难确定出一个精确的时间。”清楚的时间其实是不精确的，二元悖论让时间成为一场迷局的开始，1975年的第一部《迷失在墨西哥的墨西哥人》和1976年的第三部第三部《索诺拉沙漠》，在这中间是第二部《荒野侦探》，时间跨度从1976年到1996年，颠倒往复，你很难在中间找到必须的线索，时间的巨大迷宫是遍布的影子，他们面对诗人、妓女、神经病，面对失踪、逃跑和死亡，在20年的时间里其实我们都被抽空了，中间没有空隙，劳拉·达米安说：时间只是一种幻觉。没错，但是谁能知道劳拉是怎么死的，她死的时候还是个处女，在不可复回的时间秩序中，所有的人都会面对这样一个永恒难题：时间到底存在哪里？

答案或许在1985年9月的哈辛托·雷克纳里找到，其实在诗歌写作的乌利塞斯那里，失踪和癫痫都是身体的疾病而已，但是在诗歌的深处，或许是时间最永恒的存在：昔日之岛和未来之岛，在昔日之岛，只有过去的时间，幻觉的分量沉重得让整个岛屿每天都一点一点地向河里下沉。而在未来之岛上，那里的时间只有未来，居民们都是计划家和奋斗者，但是，“到头来他们很可能会吃掉彼此。”过去是沉重，永不回头，未来是消灭，没有终点。所以，在1976年至1996年的20年时间里，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总是坐在1976年1月的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除此之外，有1976年7月在墨西哥联邦区康德萨区科里马大街的安格丽卡·芬特；有1976年8月走在墨西哥联邦区查普特派克公园塞罗路上的曼努埃尔·马普莱斯·阿尔塞；有1992年10月在罗马特雷安诺浴场的赫塞·伦多伊罗……他们用自述的方式表达着这个世界不安分的东西，而1976-1996永远是在1975之外的存在，你会发现，在第二部《荒野侦探》里根本找不到那个17岁的法学院一年级学生胡安·加西亚·马德罗，也就是“我”，他像时间一样被抽空了。而他再次出现是在1976年1月1日，他说：“今天我才意识到我写的昨天的事情其实都是今天记的”，是的，“在某种意义上，明天还是看不见的日子。”

时间是一种加速器，而幻觉是在逃避现实，正像是为一种诗歌寻找注解，而这种叫本能现实主义的诗歌对于文本中的墨西哥，似乎是解放的力量，但是在“半吊子的超现实主义者和伪马克思主义者”的质疑中，在墨西哥诗人大爆炸的时代，本能现实主义多少是在重建一种精神？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是这一诗歌的主要人物，他们对于诗歌的作用的阐述，几乎是在阐述时间，躲进时间的不可预知里，“可以随意伸缩”，而且，“你能感觉得到它，你能感觉到它就在空气中，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某些高度敏感的动物能觉察出地震的兆头。”可以触摸的某种东西，在真实的内部，其实是回归物欲的一种努力，可以是放荡，但必须在诗歌中体现身体对于现实的反应，“顷刻间从某种现实中勃起”。所以利马所说的“当代本能现实主义诗歌是在往回退”，退回去，其实就是在重回诗人的欲望，重回身体、肉欲构建的生活中，所以17岁的胡安·加西亚·马德罗会在身体的反应中“意淫诗歌”，会感受到“最无耻的欲望”，玛利亚则对“内脏之类的本能之物沾边的一切都让我觉得恶心”，在“两瓣屁股的形状就像从一个小岛眺望另一个小岛那样”的肉欲世界里，他们抵抗着社会的质疑，同时担当着墨西哥诗歌解放的重任，而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在肉欲的交往中，其实带着某种身体的赎罪解救，而在现实中他们却又无能为力，甚至作为同性恋者，为诗歌创作找到了更好的借口：所有的文学都可以分为异性恋、同性恋和双性恋三类，长篇小说属于异性恋，而诗完全是同性恋。

但其实，本能现实主义只是某些时代的一个标本，没有任何人给本能现实主义者提供任何东西。没有奖学金，没有杂志版面，没有人邀请他们参加书友会或读书会，“贝拉诺和利马就像两个孤魂。”克里斯平说，现实主义永远不是本能的，本能属于梦幻世界。劳拉·赫雷吉说，本能现实主义这件事完全就是一封情书，像一只笨鸟在月光下疯狂的跳跃，本质上既廉价又毫无意义。而1977年5月的拉斐尔·巴里奥斯说，乌利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走了后，我们本能现实主义的活动明显带着更多的物欲：

自动写作、精致尸体游戏、没有观众的独白剧、强制写作、两只手写作、三只手写作、手淫式写作、抒情短诗、诗长篇、总是用同一个单词结尾的十四行诗、在墙上写三个词的留言、愤怒日记、邮件诗、反射韵文、对话诗、反诗、巴西人的具体诗、硬派散文诗、寓言、神话、荒诞戏、波普艺术、俳句、格言、暴徒诗、乔治体诗、经验诗、垮掉派诗……

这众多的写作手法，都是在消解崇高，消解意义，对于诗歌来说，或许并不能拯救什么。而在其中提到了侦探小说，或许在充满迷幻的解读中能找到一点光亮。所谓的“荒野侦探”也许就是时间在故事里的那种幻觉。哪个荒野？谁是侦探？这样的问题在波拉尼奥的文本中几乎是个讽刺，小说并不是要回答什么是什么的本体性的问题。先说“荒野”，1981年3月，芭芭拉·帕特森在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杰克逊大街的自家厨房里说，“我们三个都成了美国人，成了凯列班的孩子，迷失在美国的大荒野中。”美国的大荒野或许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迷失在墨西哥的墨西哥人当然找不到拯救的出口，所以在题辞中，我们读到了波拉尼奥引用迈尔坎·劳瑞的两句对话：“你希望墨西哥获得拯救吗？你希望基督做我们的国王吗？”“不。”

这是一个没有出路的迷茫者，不仅墨西哥诗歌如此，在殖民主义中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境况，美国大荒野正在吞噬着我们，像沙漠一样，而本能现实主义诗派的精神领袖女诗人蒂纳赫罗，早已经消失在墨西哥城北面的索诺拉沙漠。我们的寻找基本上没有任何结果，理想和躲避仇家，其实只是迷失在荒野的表象，你一定不会忘了，深入沙漠寻找她的踪迹的，还有妓女鲁佩。这是身体回归身体的努力，可是鲁佩四个月大的孩子死了，身体早就死了，连同下一代，所以寻找女诗人蒂纳赫罗也不会有任何结果，他们像迷路的宗教徒一样，希望仅仅是宗教对身体的救赎，就像孩子的死只是圣母把她带走了，而不是害死了孩子。那么在荒野中，必定需要一种新的拯救方法，那就是“侦探”。在文本中，涉及“侦探”大概有三处，一是深穴解救小男孩被称作“侦探游戏”，它的另一个注解是恐惧和无意义；第二个涉及到那个和佩佩有关的人，他是一个侦探小说迷。当然这样步步为营，所透出的是另一个词组：侦探小说，这是一种写作问题，和诗歌有关，和本能现实主义有关，在拉斐尔·巴里奥斯列举的本能现实主义手法中，所谓“侦探小说”就是“以极其俭省的语汇讲述，最后一句韵文揭示结局或压根没有结局。”

诗歌一种，不是小说。最后一句韵文揭示结局，或者根本没有结局。这又是一个迷宫，词语的迷宫，时间的迷宫，或许我们都在外面观望，找不到进入的那个通道，但世界就是这样，不管是八个墨西哥人在聊天还是四个墨西哥人在守灵，不管是文本还是绘图，不管是直线、波浪线还是锯齿线，我们都无法破译一个永恒的难题，现实的灾难到底在何时成为我们难以逃脱的劫？玛利亚·芬特说，“我想，如果我们找个宾馆，如果我们走进一间黑屋子，如果我们拥有这世上所有的时间，如果我把他们都脱光了，他们也把我脱光了，一切都将好起来，包括我父亲的癫疯，那辆失去的车，我的忧伤和劲头，那时这些东西几乎要让我窒息了。可我一言不语。”当希望出现，却丧失了最后的语言，那么世界只是让我们带着面具，领向未知的地方，最后是不确定的，是影子照见影子，是枪声，是1975年11月2日喜剧开始的故事：

一切以喜剧开始者将以悲剧结束。
一切以喜剧开始者将以悲喜剧结束。
一切以喜剧开始者注定要以喜剧结束。
一切以喜剧开始者终会以一道密码写成的题目结束。
一切以喜剧开始者终将以一部恐怖片结束。
一切以喜剧开始者将以凯旋的征程结束。
一切以喜剧开始者注定要以神秘结束。
一切以喜剧开始者最后均以怅惘的挽歌结束。
一切以喜剧开始者均以一段喜剧的独白结束。

这便是“侦探小说”最后的韵文？1994年7月他们都在歌唱，他们都不告诉你结局，或者根本没有结局，你从1975年走到1996年，再从1976年1月1日重新启程，那些影子会跟随你，在窗外给你一个惊恐的世界，1976年2月15日，窗外是什么？是：四方形的虚线。

	编号：C67·2011203·0610
	作者：（古巴）卡彭铁尔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2年9月第一版
	定价：3.60元
	页数：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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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彭铁尔新巴罗克主义风格的代表之一，他的新巴罗克主义风格主要体现在作品的结构与语言风貌两方面：“一切都在变形，回到了初始的形态。”在《时间之战》中，卡彭铁尔对时间作了堪称是神奇的处理。他完全颠倒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时间顺序，以“逆时针”的时序描述了庄园主堂·马尔西亚尔的一生。人们阅读的过程便是这个老人死而复生的过程。而在他的《追击》中，他对时间的处理方式变得更加复杂，他大胆地运用了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结构方式，叙述了一个古巴学生在背叛革命后被先前的同志追杀的故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彭铁尔的新巴罗克主义风格成为一种极富生命力的艺术表现方式，成功地开了20世纪拉丁美洲小说创作的一代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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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击·时间之战》：上面的将军闭着眼睛

 

在时间的非时间中，使我产生了烟鬼吸完鸦片后的那种飘飘欲仙的幻觉，仿佛厄尔佩诺耳，一觉醒来，不知道自己是谁、在什么地方。然而，你爱大使夫人——她叫塞西丽娅。她有一对洁白、柔软的胳膊，能满足你的需要。
——《避难权》

时间是“另一个星期一”，是“一个可作星期五的星期一”，是“周五：周一或周四或下周二”，当从“星期日”开始的叙述在“时间的非时间”中展开的时候，为什么星期五会变成星期一，为什么周四会变成下周二，为什么“某日”成为“无论何时”？仅仅因为一场政变？仅仅是获得了避难权？当时间变成非时间，国家也变成了非国家，在出逃到的大使馆里，当马比利央将军将宣读告全国书，当两国边界在争斗中最终达成一致，曾经自己国家的总统秘书变成了另一个国家的大使，和平之后是战争？战争之后是另一次和平？

“他的新国籍很快被这边认可了。下星期二避难者就要向马比利央将军递交国书了。”两种身份的转变，是两个国家的纷争，是两种时间的交替，周一、周二、周三的时间序列里，再无那个开始的星期日，这是对于自我的背叛？两国的边界搁置在那里，在避难的生活中再无回去的可能，这样一种转换对于一个身处政治漩涡的人到底意味着什么？1928年的《泛美大会公约第2条》清清楚楚写着：“对因为政治原因而请求避难的外籍人员，只要符合国际贯例和国家法律，都应给予人道的保护与容忍……”当政治避难变成人道保护，“不知道自己是谁、在什么地方”就变成了一种合理的借口，其实再无国家，再无政治，再无总统，再无国界，有的只是“飘飘欲仙的幻觉”，有的只是露出洁白、柔软胳膊的大使夫人，有的只是满足需要的各种欲望，从国家层面、政治身份的自己变成个体意义上的自我，时间的非时间，国家的非国家，就变成了当下，即使有着星期一的提醒，有着星期三的工作，一切只不过是重复的开始：“星期三有星期三的事情。然后是星期四，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同样的日期，同样的工作。”

谁需要确定的时间？谁需要归宿的国家？谁需要明确的身份？“时间之战”打响的时候，洛佩·德·维加不是在质问吗：“这是什么长官？这是什么时间之战的战土？”是和时间打一场战争？谁是面对时间的战士？每一场战争都是为了拓展新的大陆，每一次战争都是为了开创一个新时代，新大陆指向空间意义，新时代指向时间意义，无论是新大陆还是新时代，都需要一批出身入死的战士，需要一个指挥的将军，需要一个统治的王，甚至需要一个上帝。《先知》里的瓦比斯汉族和西里斯汉族在两个世纪之前就开始了干戈相向，那一艘闻所未闻的巨船用各部族砍伐的木头制成，它将穿行在茫茫大海之上，将带领战士们击溃敌人，但是当造物主说：“捂住你的耳朵。”在一声持久的惊雷声中，为什么船上的动物都丧失了听觉？先知和造物主，他们是为了发动战争还是为了拯救人类？“让人们在大地重新繁衍，让女人将棕榈籽撒遍山川。”那一处的大地归于你我？那一处的山川会有生命？当动物失去了听觉，人还会看见先知后面的上帝？

而且还是五位船长，“果然是世上有多少部族就有多少上帝。”每一个部族都有上帝，每一个部族都有巨船，每一个部族都建立了时间，无法统一的世界，再也没有同一的时间和大陆，“于是人群分裂了，发生了战争。”其实战争的目的不是趋向统一，而是多元的上帝导致了战争，当曾经捂住耳朵的阿马利瓦克说：“我想我们这是在浪费时间。”他看到的是浩渺无边的大海，和曾经滔天浑浊的洪水一样，容易使人迷失方向，于是拯救人类变成了一个传说，它在天地的界限消失的地方，在动物们丧失了听觉的地方，在浪费时间的战争中消失。

《仿佛是在黑夜》。作为武士的我也感觉到了浪费时间，于是不是捂住耳朵，而是用头盔捂住了脸，“我的头盔饰是我精心制作的，可以和乘坐特制快帆船的指挥官们头上的名家手艺相媲美。”一种精致的身份象征，却遮住了看见世界的脸，“仿佛是在黑夜”的战争里还有谁会成为战士，还有谁会成为敌人？亚加门侬王派来的五十艘黑色帆船，是为了夺回海伦，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征服西印度也不是为了找到天堂，而是在屠杀中把愚昧的印第安人赶出天堂，“我们利用印第安人的愚昧无知，把我们固有的麻木不仁、贪婪吝啬强加在他们头上”。当然没有先知，没有造物主，一切只不过是阴谋，而武士我站在海滩上，两腿夹紧树干，骑坐在无花果上，“因为在我看来，树干具有某种难以名状的女人味儿”。这是一种自我的拯救？当树干变成女人，当夹紧变成充满欲望的动作，一个即将投入战争的武士，是不是寻找个体的意义？

那里有希望把童贞和情感献给我的未婚妻，那里有为我感到自豪、把我称作英雄的赤裸女友，一个武士，甚至不需要征服就可以满足欲望，就像因为在我看来，树干亚加门侬的队伍不费力气就可以征服西印度，“把众多可怜无知的罪人变成基督徒是个崇高的使命。”但是我怯弱了，我退缩了，“不敢开垦她、占有她、战胜她、把她压在床上。在她的乳房上留下牙印、使她的秘密自豪地流血、用啄脏的黏液玷污她、将她变成真正的女人。”女人不是食人女魔，不是亵渎神灵的污秽，当没有了先知，没有了造物主，捂住脸的世界里没有新大陆，没有新时代，只有一个连本能都丧失了的战士。“仿佛是在黑夜”带入的是一种自我的沦丧，而胡安却寻找黑暗之外的光明，当他告别那些疲惫不堪的水手，当他离开长期受到折磨的病人，扛着两个鼓沿着埃斯卡尔达河走向圣雅各的时候，他以相反的方式把自己当成了朝圣者。

朝圣是因为有上帝的指引，当经历了三次战斗，当遭遇了炮火，当一个生命再次浪迹天涯的时候，就是为了一种救赎，“他每天早早起床上路，以期在奉告祈祷的晚钟敲响时投宿某一圣屋。”因为罪孽深重，他听到过路德教堂里传来的驴子叫声，“犹如撒旦魔王的笑声”；他看到过未被砸死的秃尾巴老鼠，瘟疫在军中蔓延；他听说过公爵为了一个迷人的声音而放弃了离开安贝雷斯。种种的一切，都使得胡安承担了人类的罪孽，而去寻找神圣的新大陆，他的诺言是：“亲吻耶路撒冷捆绑大使徒的绳索。”可是在这条“圣雅各之路”上，有拯救自己的上帝吗？只有描绘了天堂的印度佬，于是在和人们一起向新大陆迁徙的过程中，他忘记了自己的初衷，他在交易所名册上登记了自己的新名字，他敲响了当初惩罚异教徒时的鼓声，他那拐杖钩上的葫芦上装满了美酒，新大陆在眼前，那只不过是另一个地狱，那个印度佬说这里是天堂，“而事实恰恰相反：这块贫瘠土地上的一点点金子早已塞进了个别人的指甲缝。”甚至这里还有被烧死了加尔文教大胡子，还有杀死魔鬼的由费利佩国王领导的战斗——和曾经的大陆有什么区别？异教徒、宿命论、贫穷，诸如此类，无非是一种传说，于是朝圣之路变成了放纵生活：“他们重又看到了酒馆和白葡萄酒、撅屁股的黑女人和混血女人，重又闻到了盐水、焦油和树脂味儿。”

卡彭铁尔：在时间的非时间中

非时间的时间，非国家的国家，非信仰的信仰，非救赎的救赎，在是与非之间，在正与邪之间，在魔鬼与上帝之间，是自我和非自我，《回归种子》里的卡佩雅尼亚斯侯爵堂马尔西亚尔以逆向时间的方式找寻生命的种子，从最初胸膛里挂满勋章的死亡，到后来背叛了他的笔墨官司，从和夫人的离婚，到投入女人的怀抱，从酒后发现时间的逆转，到生日晚会别人为他庆祝小了一岁，从拥抱肉体寻欢作乐，到产生了玩的念头，“回归种子”是不是走向生命的本真状态？但是在倒置的过程里，时间的逆行只不过是一种表象，或者只是寓言，渐渐从堂马尔西亚尔世界里脱离的是权力，他不再签字，不再受法律约束，不再婚姻中挣扎，但是去除了这些依然难以逃脱另一种诱惑，女人的肉体让他把戒指熔化在首饰店，饮酒作乐中拽下了镶嵌着珍珠的吉他、圣诗集和曲管，在神学院中开始喜欢自然不喜欢理论——但是他的面前是一个父亲：“父亲是可怕的、至高无上的。对马尔西亚尔来说，他是上帝的上帝，因为他的存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然而，他更喜欢天上的上帝，因为天上的上帝从不找他的麻烦。”最后是回归到湿润、漆黑、柔软、一片沉寂的地方，那是“恢复了生命的悸动”。但是当泥土回到了泥土，当住宅变成了荒地，生或者就是另一种死，而死亡被改写的时候，谁还会相信时间发生了改变？那只不过是一个循环，一个从死到死的循环，一个从来就无法摆脱的宿命，“然而又有谁能相信他说的一切。因为太阳总是由东向西运行，时针也还从左到右地转圈（转得慢一点是因为有人闲德没事儿干），把一切统统导向死亡。”

时间之战，没有敌我，没有胜负，没有新时代也没有新大陆，是“一个可作星期五的星期一”避难政治，是“我想我们这是在浪费时间”的先知传说，是“离开各自的主人，自由自在地走了”的影子哲学，是“湿润、漆黑、柔软、一片沉寂”的循环宿命——当时间之战无法拯救生命，无法寻找上帝，无法回归生命，那四十六分钟的“追击”又有什么意义？“《英雄交响曲》，为庆祝一个伟大人物的纪念日而作，并献给尊贵的勒布克维茨亲王殿下，路德雏希·范·贝多芬，第三交响曲，作品序号53……”当一个在剧院买票的男人读懂了意大利文的说明，似乎看见了《英雄交响曲》背后的“英雄情结”，是的，当聋子砸烂了伟人的塑像，当朝它脸上吐唾沫，当发出了垂死的哀号：“亲王：你是亲王，只因为你偶然的出身；而我之所以成为我，却完全是因为我自己！”男人就看到了即将成为英雄的自己。

曾经的生活里是黑咕隆咚的棚屋，是面目全非的墙壁和桌布覆盖的鸟笼，是“像头驯顺、受苦的牲口”的老人，是“毫无顾忌地教他闻她腋下的汗臭”的妓女，贫穷、失恋、毫无地位、痛苦，这就是生活，为亡灵守灵时，那个“闪光的镀银烛台仿佛华丽、明亮的神龛”，摆放在破烂不堪的家具中间，“把贫穷彻底地、夸张地暴露在人们眼前”，而疾病更是把他排除在外，““滚出去，这是个病鬼，臭不可闻！”卑微的生命迷失在世界里，生与死或者都不会是大事，“上帝啊，不能引起注意；我隐藏在人群之中，周围是道道人墙。”但是上帝在哪里？曾经喂过奶水的老太太已经蜷曲地死去，生命仿佛断流一般；读了《卡拉特拉托之书》，才知道上帝早就抛弃了自己……人群之中，谁能发现自己？找寻一种救赎的力量，无非是自我的放逐，但是当《英雄交响曲》的小号取代了《圣约书》的悲鸣，男人似乎找到了那个上帝：

……脉搏撞击着躯壳；腹中在翻江倒海；心脏高高地悬起，—个根冰冷的钢针刺穿我的胸膛；无声的铁锤，从胸中发出，击打着太阳穴，重重地落在胳膊上，砸在大腿上；我竭尽全力呼吸，直至浑身痉挛；口腔和鼻孔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氧气；我胸闷气促，刚刚吸入的小口空气在心头令人窒息地淤滞后又随即大口大口地吐出，经过这种入不敷出的恶性循环，我成了瘪塌塌的泄气皮球；

分号，分号，还是分号，一种情绪的渲染和激荡变成无止境的回味，即使痛苦，即使窒息，即使痉挛，却也是重生——就在这个时候，绝望的他决定学习音乐，音乐敞开了世界，是音乐里有英雄的影子，那个朝伟人吐唾沫的聋子复生了，“完全是因为我自己”变成了宣言，于是在那个革命的时代，他走在了游行队伍中，他看见子弹钻进了人们的肉体，他向曾经用一本装着炸弹的书除掉政敌的大人物致敬，最后，“在耸立着总统铜像的宽阔大街上举枪射击。”

这是英雄的行动，这是神圣的革命？起初是正义、英勇和崇高，当一幢幢房屋在爆炸声中燃烧，当一个个达官贵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饮弹身亡，当—辆辆汽车不翼而飞被大地囫囵吞食，当一枚枚定时炸弹隐藏在一束束罗勒、一件件衣服和一只只装满传单的面包篮子或一箱箱被偷喝过啤酒瓶里，这是一个大审判、大判决的时期，但是谁来判决？革命背后的手在哪里？“行刑队拿起枪，将他带到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下执行枪决。面对尸体，我忽然意识到结果一个性命竟是这么简单。”毁灭，死亡，是沉寂之后的沉寂，一种生命被涂抹上英雄主义色彩之后，其实已经远离了最本真的意义——审判别人，也会被别人审判，追击别人，一定也会被别人追击。

“然而，必要的、正义的、英勇的审判背后，是没完没了的争权夺利。幸免于难的、安然无恙的和心怀不满的开始了更加冒险的交易——内讧：分门别户、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公报私仇，互相倾轧，同室操戈，争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他被抓捕，被威胁，在权力世界里根本没有新时代，根本不是新大陆，当他们说要动他的命根子，他终于提供了名单，终于成为了背叛者，终于从英雄变成了小人，变成了最终的逃亡者——依然回到了人群中，依然在人墙中消失，依然听到了《英雄交响曲》，可是四十六分中还没有过去，子弹就射进了身体，没有人听到枪声，也没有人看见鲜血，“它回响在胜利之后，再一次被胜利，被愈来愈强烈的欢呼声所淹没……”

不是英雄的英雄之死，上帝不在身边，自我已经湮没，身上唯有一张假钞，“是假的，上面的将军闭着眼睛。闭着眼睛的都是假的……”那个女人曾经这样对他说过，闭着眼睛的将军看不见革命，看不见英雄，看不见时间之战，也看不见追击而来的子弹，假的钞票，是这个虚假社会，虚假人生的缩影，当人死去，也是闭着眼睛，但是闭着眼睛不是最后的终结，警察说：“这可是物证。”看不见的证明，悖反的存在，就像非时间的时间，非国家的国家，非上帝的上帝一样，而在交响曲正在响起的追击中，它还是一个非英雄的英雄。

	编号：C57·2011203·0609
	作者：（墨西哥）富恩特斯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2年9月第一版
	定价：3.60元
	页数：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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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的贫困与落后同欧美的发达形成鲜明的对照，对富恩特斯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促使他以比较的手法观察与思考拉美不发达的原因，进而提出解决的设想。他说过：“我希望给我的人民幸福与进步，但是，我也希望大家别忘记，历史不是完美的，我们是容易受骗的可悲的人们，尽管我们有能力创造更好一点的社会。”在这两部小说中，富恩特斯就是希望能找到幸福的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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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拉·盲人之歌》：要想再生，必先死亡

后来我在给外公的信中增加了一段内容：“请你快点来接我回去吧。我觉得庄园里更讲道德。让我慢慢对你说吧……”
——《道德》

阿尔贝托的信没有发出去，对外公的那些话只留在纸上，信件的私人性为那些话永远放在隐秘世界里创造了条件，但是当一封信没有寄出，没有被收件人看到，是不是意味着着那个可以交流的读者缺席了？或者说，是外公庄园里的生活缺席了，更进一步讲，是那个将教徒比作凶猛“黑鹫”的外公缺席了，甚而至于，是作为华雷斯共和党人的外公所谓的道德生活缺席了。

外公骂教堂是黑咕隆咚的，骂堂娜卡西尔达是个“老信徒”，骂信教的人是糟蹋花草的兀鹫，还倚在花园的栅栏上挥舞着拐杖，这是信仰不同造成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最后成了关于自尊，关于是否具有道德性的冲突，外公会在牧师经过的时候掀起姘妇的裙子，在牧师仓皇出逃时哈哈大笑；会赶进城去用拐杖将记者的胳膊肘敲碎，因为记者在报纸上说外公是“山野村夫”；会用口水咒骂阿尔贝托的三个姨妈，“跟你们没任何说的，丑八怪！我还得留着唾沫干别的事呢。”作为一个华雷斯共和党的人，一心希望别人对他尊重，但是当信仰不同而产生矛盾的时候，是不是所谓的咒骂和武力反倒变成了一种不尊重？

童年时的阿尔贝托，一直生活在外公身边，他听惯了外公的咒骂，看过外公挥舞拐杖的样子，也总是见到他从来不梳的头，当然，在外公身边还有一个女人，一个长期和外公同居的女人米卡埃拉。这是一种道德败坏？或者在信徒眼中就是这样，而当姨妈们将阿尔贝托从庄园里接走，他们就烧掉了我身上的脏衣服、臭鞋子和臭汗衫，并找了一个温文尔雅的老头当法式西语的老师，为了我在假期后能步入正规学校，内贝迪塔姨妈还每天午带阿尔贝托去教堂，强迫他坐在硬板凳上。

一个生下来母亲去世、四年后父亲去世的孩子，其实丧失了某种至亲的爱，和外公住在一起，也许是在童年生活里能找到一种叫做自由的东西，就像外公养着的那只鸟，“我梦见外公的小鸟一起展翅飞翔。它们自由了：蓝色的天空出现了道道闪电般的、稍纵即逝的橙、红和绿色。”但这个梦是在离开庄园之后做的，是在生病的时候做的，和梦一样，大仲马的小说成为了渴望自由生活的见证。从某种意义上，我是想回到外公的庄园，“一个多月过去了。我已经厌倦了这儿的幽禁生活。”

但是当姨妈为自己送饭送水，替自己量测体温，看着自己服药，似乎让阿尔贝托找到了一种母爱，尽管还叫她姨妈，但是在阿尔贝托眼里她是一个温柔多情的女人，“浑身上下又细又白；眼睛也大多了，而且充满了光亮。她身上白嫩极了，唯一不好的是她有时会叹息、会哭泣。”一种爱的回归，是对于童年缺失的弥补，所以写给外公那封信，虽说想要回去，但并没有发出，一种犹豫，是关于自由和道德的选择，或者是自我和爱的两难——因为无法抉择，所以信既没有立即寄出，也没有说从此不寄，“我尚未决定是否将它发出去。”

一种抉择似乎永远留在了以后，而关于自由和爱，关于信仰和道德，也将成为人生一个永远的话题，在可能与不可能中走向不同的方向。依然是一封信，寄出和未寄出，也将人生带向了两个端点，“一个纯洁心灵所产生的种种无意识选择会比恶习本身的种种有意识组合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引用雷蒙·拉迪盖《奥热尔公爵的舞会》里的这句话，并不是在纯洁心灵和恶习之间做出一种选择，而是在无意识和有意识之间错失本该拥有的东西，克拉乌迪娅不断给胡安·鲁伊斯写信，一个在墨西哥，一个在瑞士，他们的信件似乎可以缩短彼此的距离，但是当因为空间而隔开，似乎再也无法走在一起，

“胡安·鲁伊斯，亲爱的，是谁剥夺了我们的权利？失去的已难追回。你瞧，我不强求你什么。”原先是瑞士式的自由，有银手镯，有草帽，有柠檬冰激凌，有青铜雕像，这是一个更开放的世界，但是在诸如克里斯蒂妮、孔苏埃洛、索纳丽、玛丽·法兰兹、英格丽特等女人名字包围的生活里，是不是曾经的一切都仅仅变成了回忆？即使胡安是在一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失去，“我百无聊赖，感到自己是一座建筑在沙丘上的大厦，一有风吹浪涌，就立即土崩瓦解，把一切还给大海：童年、游戏、我们的海滩、我们的欢乐、我们的友情——多少人羡慕过、追求过这种胜似兄妹的友情”，但似乎再也无法回来了。

“克莱尔怀孕了。”似乎是他在信里的最后一句话，而克莱尔也在写来的信里说“我怀孕两个月了”，但是这孕育新生命的希望为何会被“三个星期后，克莱尔自杀了”所取代？流产了，婚礼取消了？或者还有更隐秘的事？当在枕头边找到最后的信，生命真的已经戛然而止了，于是信件变成了纸片，在寒风和浓雾中翩翩起舞，“胡安·鲁伊斯，我想它们会飞到你常去潜泳的莱芒湖，去寻找一片属于它们的海市蜃楼。”也是信，而且发出，像纸片一样来到胡安身边，但是当一切逝去，纯洁的心灵也早已在恶习的有意识选择中和纸片一样随风飘散。

逝去的东西是永远逝去了，而最为悲伤的是在过去逝去的同时带走了现在，《娃娃女王》里的我以为记忆是“足以容纳幻想志海的辽阔海洋”，却只不过是小得可怜的树丛，四年前瓦尔迪娅就死了，找到的阿米拉米娅还是那个以前的她？“令我惊讶的是，我脑海里的她并不符合现实中轻盈、好奇、不住地东张西望的活生生的她。”只不过是一个娃娃女王，指纹留在脸上，记忆在雨水的冲刷下落入了泥泞的雨地；《两个埃莱娜》里的维克托在四年之后的婚姻里听到埃莱娜说：“如果三人婚姻能给予我们以康健愉悦，使我们比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话得更好，那就是道德，对不对？”看过那部叫《祖与占》的电影，对于婚姻的另一种想象其实是道德的解构，但为了所谓的康健愉悦，就用两个埃莱娜来完成新的定义——那个已经结婚22年的堂娜埃莱娜是不是另一个镜像？“大伙儿都说您和埃莱娜长得像姐妹俩”，一定不是相像的问题，而是在4年和22年的婚姻故事里寻找另一种超越道德的借口，“毫无疑问，我的另一位埃莱娜，我的补充，正在温暖的床上把我期待：惶恐不安，眼圈发黑，双目睁圆，白皙、成熟、肉感的躯体散发着芳香，一如热带雕花立橱里的衣裳。”

非道德的实践变成道德的理由，是不是一种冒险？而当“两个埃莱娜”成为隐喻，谁又是里面那个被困住的人？童年的阿尔贝托在姨妈非宗教的爱里忘记了外公的庄园，回去和不回去的选择变得无意义；胡安。离开了墨西哥的一切“纯洁的心灵”，和谁结婚也变得不重要了；而逝去的娃娃女王、四年的婚姻，如假尸一样成为被抽空的存在，道德和不道德早已不是应该选择的东西。在如此的困境中，似乎人人都成了“盲人”，看不清真正的意义，“我们无法战胜/这些伤残的身躯，/这些贫穷而又赢弱的盲人。”《真爱之书》作为题辞，就是把那个逝去而找寻不到，失去而不再回来的世界放置在了镜子里，有人想象，有人虚构，有人感怀，最后都如不寄出的信一样，看不见的缺失是一种贫穷，是一种羸弱，是一种伤残。

仿佛死亡。但是“奥拉”就是一个拯救者？一个让人看到希望——甚至是微弱希望——的幻想之母？蒙特罗仿佛是从黑暗中穿过来，然后就看到了奥拉，看不清完整面目，“比无声无息还要无声无息”，但是却“打破了笼罩在两人之间的沉寂”。第一次出现的奥拉，就像活在蒙特罗的幻想之中，而这种幻想是打破了现实的沉寂，甚至去除了面对夫人时的不安。那扇门走进去，是一只即刻消失在黑暗中的兔子，以及像是活在历史中的妇人。蒙特罗看到广告去找夫人，是为了那月薪四千比索的薪酬，而其实，是将自己拉进黑暗中，一个“惯于钩沉索古、收集无用资料的历史学家”，像是活在沉寂的历史里，而夫人招人的目的就是为死去的丈夫略伦特将军整理手稿，而且按照夫人的意思，“必须付梓出版”。

略伦特将军经历过战争，经历过死亡，所以他一定活在历史之中的人，当那些手稿被捆扎在一起，便是作为历史档案而存在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略伦特将军、收集资料的历史学家蒙特罗、幽暗的房子，甚至那只跳进黑暗中名叫萨加的兔子，都是历史维度里的存在物，都进入了再无法逃脱的封闭世界里。但是，当眼睛没有习惯黑暗而看见的奥拉，是不是就是一种将人从历史中突围的力量？手搁在裙兜里，人是年轻的人，还有着女人独有的魅力，那件绿衣服似乎就是希望之所在。蒙特罗就是在看到奥拉的那一刻，想到要从这历史的泥沼中走出来。

而其实，越想要出来，就越需要深入其中，越深入其中，也就越难以脱离。奥拉之出现，仿佛是一道光，带领自己走向现实之美，但是奥拉之存在，是夫人提供了黑暗的背景，她总是那样双漆跪地面对着供奉圣像的墙壁，而那里的圣像有基督、马利亚、圣塞巴斯蒂安、圣女卢西亚、天使长米迦勒，除此之外还有那个怒不可遏的魔鬼：“其所以眉开眼笑，是因为床头灯照耀着如此古老的板画：用三叉戟刺穿有罪人的皮肉，把锅里的沸水倒在有罪人的身上，以及强奸女人，酗酒，享受着圣人们难以企及的自由。”魔鬼和圣像放在一起，或者魔鬼本身就是作为圣像而存在，一定会让人想到死亡，想到罪恶，而夫人如此虔诚，是不是也是向死亡祈祷？蒙特罗看到天井里锁着无数只猫，它们在火焰里翻滚、挣扎，散发出浓烟和刺鼻的焦肉味儿——一场梦，像是那个跪拜的魔鬼的投射，而这个房子无疑掺杂着太多的阴森气息。

而其实，夫人告诉他：“我们被包围了。四周造满了高楼，挡住了我们的光线。他们想强迫我们卖掉这幢房子。除非我们死光了。对我们而言，这房子到处都是值得纪念的东西。除非我死了，否则他们甭想撵我走。”黑暗是因为遮挡住了光线，祈祷是因为被占有了权力，这是现实的黑暗，这是现实的可怕，所以夫人的一切努力是为了抗争现实，那只兔子在她看来，就是“忠于自己的本能”的象征，是“自然的和自由的”的符号。似乎出现了一种选择：逃离黑暗，让历史重建光亮，这是对于逝去的一切的突围；回到现实，是被阻挡的阳光，是被占有的空间，是不是应该回到历史？

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悖论，而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控制一切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欲望。略伦特将军参与战争无非是一种征服欲，而写就下来就是把欲望变成了文本，当蒙特罗翻译整理出来再出版，就是把历史的欲望介入到现实；现实中房子的光线被占有，这是他人的另一种征服欲，甚至是所谓的文明对于自由的戕害；而夫人整天跪拜着圣像，是将圣像物化，是另一种世俗宗教里的欲望，而蒙特罗在第一次看见奥拉，就对神秘的奥拉发生兴趣，一定也是欲望使然，甚至在他的梦中，奥拉逐渐展露出身体，像一道光，照见了黑暗中的欲望。

所有的欲望在历史和现实的维度里展开，双向、双重的欲望，即使对历史的想象，也是对现实的虚构，所以，过去和现在重合，所以梦境和现实重合，所以魔鬼和上帝重合，所以夫人和奥拉重合：

睡梦中，她站在你的面前，她之所以叫喊是因为有人当中扒开了她的绿色塔夫绸裙子，于是
那个光秃秃的脑袋
转向了你，双手拽着破碎的裙子，微笑着，牙齿上重叠着老太婆的牙齿。

一切就如略伦特将军回忆录的最后一句“孔苏埃洛，以前魔鬼也曾是个天使……”一个女人集合了善与恶，美丽与丑陋，便是想象的欲望和现实的欲望的混杂，而当这一场梦进入到蒙特罗的世界里，奥拉就变成了孔苏埃洛夫人。一切早有了预示，当踏进这扇门的那一刻，门牌就在现在和过去中混淆，旧门牌的41号变成了现在的924号，现在的815号就是过去的69号而当蒙特罗进入其中，阅读故事，展开想象，甚至在梦中和奥拉在一起，那么这种混杂也让现实的自己成为历史中的他者。奥拉穿着绿色塔夫绸晨衣，裸露出洁白的大腿，看上去不到二十岁，但是随着欲望的深入，她在变老，头发开始蓬松，脸色开始苍白，再继续，眼睛出现了老太，鲜红的嘴唇黯然失色，再继续，“仿佛天井里的植物，愣把蜂蜜和苦水搅在了一起。”

于是当奥拉问他：“即便是在百年之后，费利佩？即便是我死了，你也永远爱我？”蒙塔罗肯定地回答：“永远，永远。我起誓。无论什么也不能把你我分开。”这是梦中的誓约，也是真实的故事，当手稿的最后一叠被打开，里面掉出来的是泛黄的照片，时间是1894年，地点是奥斯曼大街35号，女人是绿眼睛的奥拉，而男人呢？“照片有点儿模糊不清：奥拉已不如前一张照片年轻，但看得出来，是她，是他，是……你。”“摄于我俩结婚十周年纪念日”的照片上是奥拉，也是孔苏埃洛夫人，是略伦特将军，也是蒙特罗——当1894年就是现在，历史渗入了现实，而当一切被置换，蒙特罗也变成了那个活在历史中的略伦特。

“要想再生，必先死亡……”死去的历史，死去的战争，死去的丈夫，甚至死去的照片，死去的手稿，一切都已经死去，而再生是不是真的就是脱离了死亡？“是……你”你，第二人称单数，在被叫出的时候，对面一定有一个活在此时此刻的我，我和你构成的结构是对话式的，而当蒙特罗以“你”穿越历史和现实，那个我是不是作者富恩特斯？——他要给历史中的“你”带来怎样的自由世界？黑暗之幻象，梦中之幻想，以及旧照片、旧手稿里的标注，在被物化的欲望世界里，只有死亡，为了再生的死亡，为了复活的死亡，为了欲望满足的死亡：

男人的狞猎与奋斗，女人的是非与梦想；女人是幻想之母、神灵之母，具有非凡的洞察能力和欲望与想象无休止飞翔的翅膀……神灵犹如男人：在一个女人的怀里诞生、死亡……
——朱尔斯·米舍莱

	编号：C57·1970520·0372
	作者：（墨西哥）阿夫雷乌·戈麦斯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6年8月第一版
	定价：7.50元
	页数：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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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巨大诱惑，才使20世纪末的中国人追溯更遥远的拉美神话传说，这种探本式的研究证明我们真正远离魔幻现实主义还很遥远。这部称为“拉美神话经典”的著作讲述了人起源的另一种版本–玉米人，以及玛雅·基切族的发展历史，而他们成了拉美大地原著民族的思想源泉。作为拉美魔幻的主题之一，它与希腊神话最本质的一点，就是《波波尔·乌》中的人敢于向神挑战，这种极富野性的神话模式正是拉美文学不肯按部就班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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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波尔·乌》：你们要走我们开辟的道路

众神让男人们安睡，在他们熟睡之际创造了女人。
    ——《始祖们》

众神是一个世界，他们站在神话时代的源头，男人们是另一个世界，他们站在英雄时代的起点，而在众神和男人们构成的双重复数世界里，女人到底在哪里？或者说，女人到底属于男人的一部分，还是属于众神的一部分？史前玛雅-切基民族关于人的起源，关于人的成长，关于民族的繁衍，几乎都是一个在众神下面大写的“人”，但是在这个复合的的“人”字下面，却有着更为具体，更为复杂的人：男人和女人。

最初的是怎样的宇宙并不重要，玛雅-切基民族预设了一个无边无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人，没有动物，没有树木，没有石头，一切都是子虚乌有，一切都是荒芜萧瑟，但是只要有空间，一切都变成了可能。在虚无的宇宙中，却存在着混沌状态，下面是浩瀚的大海，而这种天与海的分界预示着众神和人类的分野。而在这个荒芜萧瑟、子虚乌有的宇宙中，却还有活动的东西，东倒西歪的物体，平静沉闷的水，以及漫无边际的黑暗，仿佛一种巨大的力正在酝酿。

而在宇宙之中，众神也是存在的，神不是一神，而是众神，他们是特佩乌、古库马特斯和乌拉坎，众神的名字蕴含着宇宙、生死、大地和生活在大地上的人的秘密，也就是说，众神以一种集合的方式创造着宇宙万物，他们主宰着人类世界的产生。复数的神，其实在万籁俱寂的世界里，也是寂寞的，甚至根本无法让他们的名字被启示成一种秘密，所以人类与其说是众神创造的，不如说是众神为他们空着一个位置，而当人类站立在属于他们的位置上的时候，是需要叫唤众神的名字，是需要懂得祈求于他们，是应该对他们感恩戴德，是应该永远记住他们。

所以，神和人之间构筑的关系是双向的，众神要创造人类，而人类的意义在于呼应众神。所以在造人的过程中，所凸显的就是一种目的论。众神先是在盘根错节的树干旁，安置了牲畜和动物，他们是众神带来的第一种创造物，他们听从众神的驱使，对于众神来说，也是满足了这样一种初级的目的论，但是因为牲畜和动物看不见，也没有知觉，而且走起路来脚步混乱，所以众神为他们建立秩序：牲畜寻找它们的巢穴；动物奔向草原；飞禽在树枝上做窝。

而第一种创造物只是具有生物的本能，他们活在众神为他们设立的秩序中，但是他们互相残杀，自相鱼肉，实际上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造暴力冲突，也是本能，当然也不符合众神真正的要求，所以动物们的命运依然是被众神鄙弃的。所以造人对于众神来说，变得迫切，“我们如何才能使新的创造物知道叫唤我们的名字，使他们真正懂得必须祈求我们——他们的造物主、他们的神？”在如此目的论的驱使下，众神开始真正造人，而世界也开始真正走向了人类时代。

先是用湿土造人，众神以想象的方式捏人，有了肉体，有了形态，甚至也有了说话的本领，还有如音乐般的声音，但是有肉体有形态有声音的人类也还是一种雏形，这种雏形的最大问题是不会说话，不会向神祈求，不会知道神是什么。所以神开始造第二种人，那就是用木料造人，这样造出来的人能够行走，能够站稳，能够群居，甚至还能够生儿育女，但是木料造的人没有心脏，没有感情，当然更不知道自己降生在大地之上是由于众神的意志。

泥人和木人，是人的最初级阶段，不会向神祈求，不知道神的意志，其实也不具备人类的意义，所以他们是无用的人，是活着的死人，最后他们变成了猴子，逃入山林之中，“由此，猴子是基切土地上令人能回忆起原始人类形状的唯一的动物。”但是他们也不是真正的人，而在众神目的论的作用下，他们开始造更高级的人，那就是“玉米人”，用黄色和白色的玉米面团造就了人的躯干、手臂和肌肉，铸造了人的个性，使人获得了精力，而且他们除了有身体，有活动能力之外，他们还会思考，会讲话，会感觉，会观看，会触摸，甚至会激动，人的功能日趋完善，而正是由于他们的理智能力，他们成为了最终的人：这些新人就是巴兰·基特塞、巴兰·阿卡布、马乌库塔和伊基·巴兰。

同样是众人，对应于复合的众神，从牲畜、动物被鄙弃，到泥人、木人最终变成猴子不见，都是众神造人的尝试，在目的论的判断中也都属于失败的产品，而唯有有身体、有思考、有智力的玉米人才具备了众神期望的能力。但是很明显，那四个人类始祖的众人，却都是男人，男人如何保持和谐，如何繁衍，如何创造家庭，所以对于众神来说，真正具有意义的是让这个只有男人的人类世界里出现女人。

女人其实并非是一个空白，在众神用木料造人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用新材料造出了女人，他们用特西特树造出了男人，用埃斯巴达尼亚树造出了女人。虽然树木的种类不同，但是那时候的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他们站在同样的出发点，也就是说，男人不依靠女人，女人也不依靠男人，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一切。但是这种人类平等观是众神的疏忽，还是有意的试验？最后造人失败似乎表明众神并不期望男女平等，“这些人都不合造物主的心意”更像是对于这一种试验的否定。而当四个有理智的人出现之后，这种否定就变得更加明显，因为众神为了不让男人们孤单，开始创造女人。

造女人是为了让男人不孤单，所以众神的这种男女观就是把女人当成了男人的一种附属品，取消了男女平等的试验，在某种意义上却形成了早期人类的一种关系秩序：“众神让男人们安睡，在他们熟睡之际创造了女人。”在睡梦中造出了女人，有一种最原始的魔幻特色，而当男人醒来的时候，他们看见了美力非凡的女人，她们拥有窈窕的身躯，拥有光滑的皮肤，拥有幽雅的香气，这是美丽的女人，这是性感的女人，这是让男人感到欣喜的女人，而从睡梦中出现的女人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是男人一个美梦。

美梦也是附属，而当女人出现之后，他们就成为了男人的一部分，她们为消除男人的孤单而来，她们在男人的睡梦中出现，而她们也被男人命名，最终成为男人的伴侣。取消男女平等，构建男女附属关系，所以在人类时代，女人和男人从最初的同构关系变成了附庸关系，而这种关系具有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史前玛雅-切基民族的原始社会性质。

有了真正的男人和女人，神话时代走向了人类时代，而在这人类历史的慢慢长河中，他们必须经历考验，经历苦难，甚至经历战争。玛雅-切基民族在人类史上就有了三次重大的迁徙，而在这三次迁徙中，同样有一个神，他叫托希尔，与其说托希尔是神，不如说是人类命名的一个英雄，他发明了火，他让人们交换东西，他让迟来的部落向自己顶礼膜拜——像众神造人的目的一样，需要的是祈求，需要的是呼应，需要的是感恩戴德，需要的是接受统治，所以托希尔是人化的神，甚至他在民族迁徙过程中，也实行着众神造人的模式。

“当鼓声响起，他们向我们顶礼膜拜，把他们的生命作贡品献给我们，他们不害怕，不拒绝吗？如果他们接受这些条件，你们即刻表示同意。”这是一种统治，当好战的部落获得了火种，开始用武力去抢夺别的部落的时候，托希尔用自己的力量打败了他们，并且让他们服从，从而建立了一种信仰。统治而统一，他们在阿卡彼特斯山上建立家园，在那里动物们出现了，黎明的曙光出现了，托希尔对那些臣服而具有信仰的人说：“现在我要对你们说，我们就是你们，你们就是我们。从今以后将没有任何东西能把我们分开，在干钧一发的时刻里，你们要祈求你们应该祈求的人。你们要孜孜不倦地监视那些靠近的人的情绪，你们必定知道我们只对好人给予指导和帮助。”而在托希尔人化的神的带领下，人类又过渡到了始祖时代，在那里，各部落之间爆发了战争，有些人是凶残的，有些人是阴暗的，而在交战中，曾经为男人附属品的女人再次出现，他们是平原部落选中的两名少女，他们是最美的女人，却被派去诱惑别人，所以女人在男人的控制下变成了恶毒的工具，但是在这场交战之后，在巨大的死亡之后，部落之间最终走向统一，而统一意味着民族真正开始定居那片土地，那些首领自然成了始祖，“我们走后你们要记住我们，别忘了我们，要想起我们的容貌和我们的话。我们的形象如同露水将滋润想念我们的人的心田。我们还要对你们说，你们要照看好你们的家和你们的地，你们要走我们开辟的道路，这就是我们要你们做的唯一的事了。”这是始祖巴兰·基特塞对部落的人说的话，和众神一样，和托希尔一样，始祖延续的也是一种听话、感恩的统治模式，而这种统治模式一直要到分裂和死亡的到来才宣告结束。

从众神时代到始族时代，男人一直是世界的主宰，而女人的命运是被创造，被利用，但是当人类完成迁徙开始完整生活下来，人类又进入了另一个时代：英雄时代。英雄时代的代表人物是阿普兄弟以及“灵魂的儿子”乌纳普和伊斯巴兰克的冒险生涯和他们在荒芜萧瑟、断垣残壁的希巴尔巴所遭受的苦难。阿普兄弟是足谋多智的兄弟，他们天生是歌手、祈祷者、首饰匠、雕刻工，会舞文弄墨，而且，还能未卜先知；他们从星辰、沙土和掌纹上预卜未来；熟谙通往云层的道路；他们无所不精，无所不通，掌握各种行业技术，并能运用自如。所以他们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文明，但是在这文明背后，却也有邪恶，在希巴尔巴有着心怀叵测的希基里特和库丘马基克，有不断进行破坏的阿阿尔普和阿阿尔加纳，有生就一幅恶毒心肠的奇米亚巴克和奇阿米亚奥隆。他们组成了人类邪恶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邪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战胜了文明，阿普兄弟被希巴尔巴的暴君卡梅杀死，最后埋在名叫普克巴尔·查的树木繁茂的地方。

这是第一代英雄之死，而拯救这种死亡的却是女人，伊斯基克是库丘马基克的女儿，但是她却并不和父亲的邪恶走在一条路上，她的使命是要弄清楚这件事背后的真相。所以伊斯基克作为女人的代表，是僭越的，是反抗的，是追求真理的，更是对于文明和英雄的一种延续，当她站在树下的时候，听到了阿普兄弟说出的话，然后她伸出手心，从树上滴下的血流进了他的手，流进了她的身，流进了她的心，英雄高贵的血统在她身上得到了永存，而阿普兄弟也实现了永生的愿望。

伊斯基克怀孕生下了乌纳普和伊斯巴兰克两兄弟，他们是英雄的灵魂之子，而这种繁衍方式在家族来说是一种耻辱，所以父亲将她赶出了家，阿普兄弟的母亲也不相信她，甚至那两个灵魂之子也被扔在了高山野岭中，在恶劣的气候中生存。这是人类的磨难，而女人伊斯基克也在这磨难中体现了她的伟大，因为道德的耻辱，因为违背伦理，所以玉米已经枯死，但是唯一的那一株玉米，象征着人类最后的希望，为阿普兄弟的母亲伊斯穆卡内弄一捆玉米成为她的救赎，而生下来的乌纳普和伊斯巴兰克也开始重建人类英雄的秩序，他们杀死了无知、卑鄙和丧失天良的两个哥哥温巴特斯和温乔乌恩，他们用计谋打死了骄横和狂妄的武库布·卡基斯，他们用抹了石灰的鸟肉毒死了武库布·卡基斯的儿子卡普拉坎，用山洞的石头砸死了武库布·卡基斯的另一个儿子西巴克纳。

但是，当他们回来守护那块玉米地的时候，乌纳普的头却被蝙蝠咬掉了，最后死去。这是一种肉身之死，而另一个兄弟伊斯巴兰克开始拯救自己的兄弟乌纳普，他用一块燧石凿了几个窟窿，圆的窟窿变成了眼睛，宽的窟窿变成了嘴巴，长的窟窿变成了鼻子，然后吹了一口气。但是这不是最后的结局，兄弟俩最后却被坏人的计谋杀死，熊熊的火焰把他们吞噬，最后他们的骨头扔到了水里，然后长出了鳞片，然后像鱼一样游动，复活的意义最重要的标志是：“眼睛里反射着太阳的光亮。”

温·卡梅和武库布·卡梅也想有复活的本领，但是他们的计划却最后失败，因为他们是邪恶的，当他们最终死去的时候，兄弟俩变成了人们呼喊的英雄，“我们是死神的复仇者，我们的种族将不会湮没，只要凌晨的启明星发出它的光芒。”他们是灵魂之子，他们是死神的复仇者，他们看见了太阳的光亮，所以他们在死去而复活的世界里，最后变成了永恒的光明，一个飞往太阳，一个飞往月亮，给人类带来光明，而被杀害的那些人变成了星星，从此，“这些星星永远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英雄变成日月变成星星，英雄重新飞上天空，这是不是对于众神的呼应？而不管是众神时代，还是始祖时代，以及最后的英雄时代，并不只是男人们的世界，女人成为伴侣，女人被命名，女人是美丽的象征，而最后女人变成承担责任、继续使命、繁衍灵魂、勇于牺牲的伟大的人，他们也是最后的英雄，玛雅-切基民族正是在这样一种秩序里，走向了真正属于他们的时代，“你们要走我们开辟的道路，这就是我们要你们做的唯一的事了。”

	编号：C66·1961005·0331 
	作者：（秘鲁）巴尔加萨·略萨
	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
	版本：1988年9月第一版
	定价：9.00元
	页数：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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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者，革命中的理想主义者，玛依塔所领导的武装斗争仿佛是唐诘科德向风车宣战，那种虚幻的激情最后只能被悲剧所淹没。巴尔加萨·略萨，一个秘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最合适的人选完成了对政治“自我崇拜”最有力的一击，小说运用新颖的采访录形式将一个冒险的悲喜剧形象进行了“拉丁美洲”式的剪裁，这是一部政治小说，只不过略萨在小说中对政治进行了另一种图解，其中包括人性、罪恶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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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玛伊塔》：我们不都是上帝的孩子吗

在这种社会里，有许多清规戒律；有许世俗偏见，凡是不符合的，都认为是不正常，犯罪，或者是一种病态。这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腐败透顶；有许多思想离奇得很；因此，需要来一次革命，你说对吧？
—《第七章》

狂人玛伊塔不是上帝，是革命者。站在他对面的是阿德莱达，作为一个女人，她主要的身份也不是天主教徒，而是玛伊塔曾经的妻子，现在孩子的母亲。父亲和母亲，在围绕着关于能否见一面孩子的讨论中，最后却走向关于个人信仰的矛盾和冲突。那一场婚姻被夹在在革命和宗教之间，无论是对于玛伊塔来说，还是对于皈依的阿德莱达来说，都面临着谁来拯救的问题。“我怀的那个孩子是玛伊塔的。”阿德莱达即使承认在婚姻和欲望有关的生活里，她和玛伊塔的关系无法被轻易抹去，但是已经明显带着阴谋论，“后来我发现，他之所以与我结婚，就是为了掩饰他的同性恋癖病。”妻子、孩子、婚姻，在这些标签相关的传统伦理世界里，玛伊塔却有着另外的身份，而这样的身份将使他痛苦地生活在同性恋的阴影里，所谓耻辱，所谓偏见，所谓病态，让玛伊塔终于以一种革命的暴动方式为整个人生寻找注解。

可是，阿德莱达“一次也没有亲过我”的自省和懊悔却将玛伊塔感到了那个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自己的尴尬角落里，不是一见钟情，不是冲动的欲望，认识三个星期就结婚的事实成为关于革命的一种阴谋，“事情就这么简单，这么容易，突然提出和我结婚。而我呢，也就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我这是自找的，我谁也不埋怨。”阿德莱达把身体给了男人，却像是在上帝面前的仪式，没有亲过和三个星期就结婚本身充满着巨大的悖论，而对于玛伊塔来说，异性婚姻和同性癖好也像束缚在身上的沉重枷锁，将他赶出了那个革命的理想国。起初或者不是为了革命，只是为了自我救赎，在萨莱西亚诺学校唯一有着印第安名字的玛伊塔从贫穷的世界里走来，卷发、平足、“牙齿的缝隙很大，走路甩着外八字”，这些身体上的病态特征使得玛伊塔成为一个异类，那个印第安名字和女人名字成为他一生都无法去除的标记，刻进他的世界里。

但是，他的反抗一开始就是质疑，质疑出生，质疑身份，质疑贫穷，以及质疑平等：“神父，为什么有穷人、富人之分？我们不都是上帝的孩子吗？”在上帝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孩子，所有人都没有属于自己的那种异类的标记，那么在玛伊塔的世界里，甚至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玛伊塔，所有的人都是上帝。这是人人平等的社会观，但是在利马，在秘鲁，这无非是一个幼稚的梦想：“昔日这些充斥流氓、无赖、妓女的街巷，而今又增加了大麻、古柯这类毒品。”这是社会的写照，在这个丑恶的世界里，玛伊塔无非是一个典型，当社会病集中在玛伊塔身上的时候，他所想要的就是解除身上的那沉重的枷锁，“一个人住在利马就得习惯于贫困和肮脏，否则就会变成疯子或者被迫自杀。”而在不信仰上帝的世界里，玛伊塔只有创造另一个上帝。

上帝到底应该长什么样？当脱离了萨莱西亚诺的神父体系之后，玛伊塔遇到了陆军少尉巴列霍斯，这是玛伊塔革命的启蒙者，在一次偶遇中，玛伊塔似乎找到了他心中的革命理想。“现在古巴发生的这事没法和我们秘鲁将要发生的相比，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只要安第斯山一动，全国都会震动起来的。”这是巴列霍斯对玛伊塔灌输的理论，在古巴卡斯特罗的革命中，他看到了那个推翻旧体制的凯撒，“属恺撤者就归恺撒”，这句古罗马的经典语录成为巴列霍斯的座右铭，原本是谁的就归谁，凯撒是主人，自己也是主人。“真正的秘鲁曾经在山区，而不在海边，在印第安人之中，在神鹰中间，在安第斯山的崇山峻岭中；而不是在这里，不是在利马，利马已经变成了一座懒散的，外国化的，甚至与秘鲁背道而驰的城市。”巴列霍斯所要返回的王国在印第安人中，在山区，在安第斯山脉的崇山峻岭中，而不是被异化的利马，所以这种革命是一种重起炉灶式的革新，但革新的背后却是对现实的逃避。巴列霍斯是美洲革命联盟党人？是红萝卜党人？或者都不是，他只是另一个凯撒。

而在巴列霍斯的引领下，玛伊塔看到了革命的潜力，看到了上帝的光芒，但是他却需要另一种力量的支撑，那就是穷人，这是他身份的一个归宿点，也是他走向革命的起点，他节制饮食，他希望和穷人同甘共苦，或者是出于人道主义，也或者出于基督教义，但是他最终是要寻找同盟者。这个同盟者其实并不是穷人，当他节制饮食而被送进医院后，他把他的同盟叫做阶级，“不论怎么样，首先不能依靠他。首先得依靠工人，其次是农民，知识分子在最后。”工人和农民，不会轻易上当，而“只要把奶头放在他们嘴里，他们就咂”的知识分子，只要经过改造也会成为革命的力量。所以他的改造理论也指向巴列霍斯，他的革命是不停的斗争：“一个革命家决不能象圣马科斯大学的那些文学、历史、哲学教师那样，关在书斋里。一个革命家不应忘记，生活就意味着斗争，不停顿地斗争，直到献身……”他的革命是阶级觉悟：“如果你认为他们贫穷，贫民窟就顺里成章地蕴藏革命潜力，那你就搞错了。他们不过是流氓无产者而已。他们没有阶级觉悟，因为他们并未形成一个阶级，甚至连什么是阶级斗争也不懂。”他的革命是抛弃无政府主义：“从理论上讲，革命自发主义是不好的。没有学说，没有科学知识的指导，冲动常常会导致无政府主义。”革命需要学说，需要知识，需要指导，需要阶级觉悟，而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种新的宗教：“有一个伟人曾经说过：当人类被迫以革命的形式消灭掉非正义时，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宗教。”

新的宗教就会有新的上帝，就会有新的凯撒，就会有新的主人，“这条路通向不断的革命，通向列·达维多维奇，朋友们称他托洛茨基。”彻底的革命，彻底的斗争，使得玛伊塔成了托洛茨基，而在这样的革命理论下，本来是领路人的巴列霍斯却反过来成为玛伊塔的信徒，产生新的宗教是玛伊塔的理想，可是在他看来，新的宗教却不是天主教的皈依，“坦率地说，革命与天主教是抵触的。”这是玛伊塔对巴列霍斯的姐姐华妮塔说的话，实际上就是玛伊塔想走一条和天主教不一样的救赎之路，而在这样的救赎中，巴列霍斯成为无神论者，成为献身革命的托洛茨基，但是玛伊塔却在无形之中让自己成为了偶像，成为了另一个神，“因为革命高于一切”在巴列霍斯的生活中，成为了对玛伊塔暴动和革命无限崇拜的一句口号。

但是贴上标签的革命在没有真正开始斗争之前，却遭到了宗派主义的排挤。向工人们兜售《工人之声报》、翻译印度支那法国殖民主义的文稿、出席托派革命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这一切并没有让玛伊塔成为一个新的领袖，“尽管他变来变去，可从未成为机会主义分子。他不够稳重，冒冒失失，信口开河，然而，他是世界上最无私的人。我再给你说一点，在他身上有一种自毁的倾向，一种叛逆、造反的性格……”折中主义者莫伊塞斯认为，玛伊塔的悲剧就是在“左派幼稚病”中人为地制造矛盾，“极左病，最革命，最左，最激进……玛伊塔一生就是持这种态度。……”叛逆和造反，以及彻底的革命和暴动，让他脱离了共产党，脱离了红萝卜党，而在她加入了托派革命工人党后，党内的霍阿金又认为巴列霍斯是社会主义革命情报部门派来搜集工人革命党情报的一个军官，是被派来打进内部的人，尽管玛伊塔极力否定，但是这样的怀疑并不能消除宗派主义的斗争，甚至最后使玛伊塔也成为牺牲者。与布拉克盖尔接触，把暴动的秘密告诉他，最后被托派革命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说成是私通斯大林分子，所以开除叛徒成为玛伊塔一生走向暴力革命的最后一步。

而其实，对于玛伊塔来说，困扰他的不是宗派主义，不是叛徒的罪名，而是被割裂的双重生活，是关于道德被界定的那种耻辱。在托派革命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在玛伊塔的斗室过夜的时候，面对年轻的阿纳托里奥，玛伊塔“身体的一个部位硬邦邦的”，即使赶忙想着哈乌哈的革命，也无法分散注意力，“我们就要开始一种新生活。从洞穴走到外面，从搞秘密活动的库房、咖啡馆里走。到群众中去开展工作，去打击敌人。我们去和群众打成一片，阿纳托里奥。”在玛伊塔对阿纳托里奥灌输暴动的必要性，灌输“和群众打成一片”的革命理想时，他却陷在了无法走出去的道德“洞穴”里，这是和身体有关的欲望，“他的脸紧贴在年轻小伙子的肩上，皮肤味直冲鼻底，令他陶醉，如痴如狂。他那蜷缩着的膝部，紧挨着阿纳托里奥的腿。”然后是行动，“他把右手轻轻地伸进阿纳托里奥的裤裆里”，然后是勾引，“让我给你泄泄精吧！”

不管玛伊塔向往着怎样的革命，无论玛伊塔需要重建怎样的宗教，但都无法根除同性恋的道德谴责，阿纳托里奥那一声“我要向党报告，把你开除出党”的警告到最后终于变成了现实，他成了组织之外的革命者，他成了鸡奸者，而那场有关阿德莱达的婚姻也被看成是一个遮人耳目的借口：“他们利用结婚作掩护，结婚只是逢场作戏，掩人耳目。他的婚姻是个悲剧，没过多久就散伙了。”就像阿德莱达对孩子的父亲玛伊塔的定义一样：“后来我发现，他之所以与我结婚，就是为了掩饰他的同性恋癖病。”

同性恋，婚姻，孩子，对于玛伊塔来说，一切都变成了个体道德的污点，也成为他革命道路上的转折点。当理想没有泯灭，对于玛伊塔来说，只有更彻底的暴动，而哈乌哈事件成为玛伊塔人生的最后转折。“在这种社会里，有许多清规戒律；有许世俗偏见，凡是不符合的，都认为是不正常，犯罪，或者是一种病态。这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腐败透顶；有许多思想离奇得很；因此，需要来一次革命，你说对吧？”玛伊塔面对不肯让他见孩子的阿德莱达，说出了关于同性恋不是病的呐喊，这一声呐喊不是说给阿德莱达听的，而是给整个社会开出的一个药方，这是偏见，这是戒律，这是病态，这是腐败，所以要打碎这一切，就需要一场革命，彻底的革命，没有宗派的革命，“是的，在政治斗争中，严肃的行动是治愈宗派主义的灵丹妙药。”

是的，被孤立的玛伊塔或者只有那微弱的信念，只有巴列霍斯的支持，“透过繁星闪烁的天空，玛伊塔看到这样一幅景象：热带雨林草木丛生，盘根错节，密不透风，人迹罕至：巴列霍斯与乌维鲁斯率领一支游击队在林中艰难地行进。”而这一幅革命的景象也只是一种臆想，闪烁着理想主义的色彩，而最后却是残酷的现实。他是孤家寡人，却怀揣着一个暴动的美梦，在第一次到哈乌哈的时候，玛伊塔就变得无比的激动而幸福，“因为暴动已经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而他实施的计划里除了用武装宣传的形式占领这个地方外，还要攻打警察局，夺取宪警队的哨所，使之成为革命的一个据点。但是这一切无非是宗派主义的又一个陷阱，在托洛茨基分子看来，哈乌哈起义只不过是一个借口，把玛伊塔分裂出去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托洛茨基分子都是些大运动员：清洗，分裂，宗派活动；驱逐出党。”斯大林分子布拉克盖尔说出了托洛茨基的阴谋，实际上，在那样的现实里，革命无非是一种理想主义，对于玛伊塔来说，从事革命活动的革命者和同性恋是他无法去除的个人身份，而这种双重生活的悖论也成为革命的写照。当玛伊塔看见了哈乌哈的行动，就像看见了理想实现的曙光，急不可待，热情洋溢，“希望通过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地奋斗得到补偿”，补偿什么，补偿他被污蔑的道德和人性，补偿他所遭受的误解和打击。他看见前面的理想，看见新的宗教：在那里，农民们将成为土地的主人，工人们将成为工厂的主人；在那里，官员们将懂得他们不是为帝国主义、百万富翁、酋长或某个地方的党派而工作；在那里，种族歧视、剥削现象将被消灭，财产的继承将被取消；在那里，私立学校都将国立化，企业、银行、商业、城市的不动产等都将国有化……

而这样的革命理想却只是乌托邦，甚至成为一种无法逃避的悲剧，十四支步枪，一千二百发子弹，这就是玛伊塔从事革命的装备，而那些发誓要参加革命的三四十个人，却没有露面，他们成了孤家寡人，即使有“秘鲁万岁！” “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的呼号，即使挥舞着拳头高呼唱《国际歌》，乌丘巴木巴的年轻领导人依然临阵退却，而他们被军事委员会界定为“祖国的罪恶阴谋”，那一场革命暴动最终变成一个历史事件可怜的高潮：“总共经历了不到十二个小时，黎明时以占据监狱开始，黄昏之前以巴列霍斯和孔多里之死以及其他人的被捕而告终。”孔多里死了，巴列霍斯死了，“巴列霍斯是用一匹马驮回来的，身子用一条被子裹着。把被子拿下来可费了好大的劲，因为伤口流出的血把被子粘在身上了。进盖罗时，他人已经死了。”巴列霍斯之死并不是个体死亡的孤立事件，在谁把他杀了成为永远谜团的历史中，他实际上成为一个象征，“公报私仇，理想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对立，以及暴动分子和当局的对抗，这些是符合我们人民的浪漫主义幻想的。”

而玛伊塔，没有死，她却在巴列霍斯之死中见证了暴动最后的熄灭，见证着革命理想的溃败，而可悲的是，这甚至不是一场革命，而是抢劫：“暴动是作为一场革命开始的，而最后竟落得以争执盗了多少钱，谁把赃物装进了腰包而告终。”但是，对于玛伊塔来说，即使最后被不同的监狱关押，他也在这样的失败中获得了意义：“尽管失败了，犯了错误，失之莽撞，但他（玛伊塔）感到自豪。他第一次感到做了点有意义的事情，虽然微不足道，但推进了革命。”推进革命，或许依然是玛伊塔的理想，在哈乌哈暴动失败之后，在出狱之后，玛伊塔心中的那个“新的宗教”理想是不是泯灭了？

实际上，不管是曾经与穷人站在一起节制饮食，还是走上革命加入托派革命社会党，不管是被认定是同性恋而开除，也不管是最后落入陷阱，对于玛伊塔来说，始终有人站在他的对面，他是被命名的人，是被定义的人，印第安名字、穷人、同性恋、托洛茨基分子，以及犯人，独处在在一种“非我”的状态下，处在“他者”的历史中，而这样的人生需要一种信仰来改变，需要一个新的上帝来统摄，“半个世纪前，在萨莱西亚诺教会学校，他虔诚的信奉上帝；以后当他心中的上帝死去的时候，便以同样的热情信仰革命，信仰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再以后是哈乌哈暴动。或许过去常年累月的无谓斗争把他的这一信念削弱并磨灭殆尽，还有什么其它的信念取而代之呢？”所以革命和暴动，在玛伊塔看来，“这并不是我抛弃了政治，确切地讲，是政治拋弃了我。”但是在救赎意义上，谁是真正的上帝？谁又是上帝平等对待的孩子？

理想或者只是被湮灭在历史中的一个可笑词汇，为什么玛伊塔被投进监狱又放弃了审查，为什么同性恋的他在获释期间又结了婚？为什么在维多利亚区抢劫之前征用“银行”的钱？当一个复杂、矛盾的玛伊塔出现的时候，如何在历史中寻找和还原一个真实的玛伊塔？是的，玛伊塔永远是一个“他者”，他曾是我在萨莱西亚诺学校的同学，而在姨妈何塞法、前妻阿德莱达、巴列霍斯姐姐华妮塔、斯大林分子布拉克盖尔、调解官欧亨尼奥的叙述中，玛伊塔甚至成为一个背离“熟悉玛伊塔”的人，“在这部小说中；编造的部分总比真人真事多，一部小说从来不是一部真实的历史。我做的这调查，这些会见，不是介绍在哈乌哈发生的真实事情。确切地说，是为了编造而编造。”他在不是历史的小说里，在逃避的现实外，所以“熟悉玛伊塔”的意义就是陌生化，“我所调查的是四十多岁时的玛伊塔，而现在的玛伊塔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是同一个人吗？”这种陌生化模糊了历史和现实，模糊了真实与编造，而像那个革命理想和新的宗教一样，上帝始终无法真正出现在现实面前，它是虚幻，也是逃避。

理想而疯狂的玛伊塔，熟悉而又陌生的玛伊塔，终究会在这肮脏而无法改变的现实里成为一个被埋没的符号，这里没有历史，没有革命，这里只有城市，只有垃圾：“明天早晨我出来跑步时，将会看见–如果伸长脖子，沿着陡峭的海岸看去；成堆的垃圾一直延伸到大海。于是乎，我想起了一年前我开始虚构的这部小说，那就用日益吞噬秘鲁首都市区的垃圾作为本书的结尾吧。”

	编号：C63·1960615·0301
	作者：（阿根廷）科塔萨尔
	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
	版本：1993年10月第一版
	定价：13.00元
	页数：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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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塔萨尔，被称作是60年代拉美“文学爆炸”四大主帅之一，这位多产的作家自称自己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和幻想色彩，他塑造的普通人与博尔赫斯等一批寓言作家成为拉美文学对立的两派。《中奖彩票》自身所拥有的诱惑力量使这部长篇小说带有明显的风俗描写，彩票中奖后免费旅行所带来的经历使小说看上去更像是一部通俗小说，但科塔萨尔显然站得更高，因为他知道，“他忠实地遵守游戏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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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彩票》：对混乱的最混乱设想

他看到猴子笼，散放的野兽，穿制服的类脂物，祖国的大事记，或者仅仅看到清晨的一个冲洗过的、灰蒙蒙的甲板，任何事物都足以隐瞒他惊恐地等待着的存在于另一边的东西。从下面回来的死人或活人都睁着一双浑浊的泪眼，佩西奥又一次看到在阿波里奈尔的一幅画中的吉他手的形象，又一次看到没有脸的音乐家，那脸只不过是一个黑色长方形，一首没有作者的乐曲，一起无缘无故的事件，一艘随意漂流的船只，一部完成的小说。
—《第三天》

谁的脸就在别人的面前成为确定的东西？谁的脸传递的哀愁和恐惧就是内心的反映？谁的脸会面向一艘船驶出港口必须到达的目的地？是的，没有确定的脸，被遮挡的脸，戴着假面具的脸，都只是参杂着想象的异物，是一个黑色长方形，是一首没有作者的乐曲，是一起无缘无故的事件，是一艘随意漂流的船只，是一部完成的小说&–没有终点，没有目标，所有的可能都是方向，所有的情节都是虚设，所有的叙述都是颠覆，甚至，连起点都是一个不确定的游戏。

那么，“存在于另一边的东西”呢？睁着浑浊的泪眼如何惊恐地等待一扇门的开启，猴子笼、野兽、类脂物、大事记，以及甲板，手枪、敌人，谣言，都变成了确定世界的一部分，它们如此隔绝地和一张脸放在一起，和一种想象存在一处，但是，当科塔萨尔说到：“应该将小说之门敞开，以便透进大街上的空甚至透进宇宙空间的纯净的光线，像雷斯特利老师似乎曾经补充说过的那样。”那透过此处和彼处，连接现在和过去的光线，都在那部完成的小说里成为另一个游戏，敞开的文字里果然飘来一张彩票，十比索的彩票，中奖后免费旅游的彩票，登上马尔科姆号的彩票，可以离开祖国的彩票，但是即使彩票上打上了国家的记号，打上了日期和姓名，打上了规则，但是也依然是一起无缘无故的事件，一个从起点又回到了起点的航行–当洛佩斯、拉乌尔、帕乌拉重新回来，世界本来就是从来没有迈出一步的存在，“我们就到’伦敦酒吧’去吧，就在秘鲁大街和五月大街十字路口。”

“最漂亮的女人总是乘另一条船旅行，真是糟糕透顶。”另一艘船似乎比马尔科姆号更早停泊在港口，更早载着那些人离开，更早叙述了一起无缘无故的事件，就像这部小说，在完成之前就已经有了被固定的句子，只是在教西班牙语的洛佩斯那里，变成了一种怀疑论：“我是在什么鬼地方读到这一句的？”找不到这句话，完成的小说只能是“存在于另一边的东西”，那里有漂亮的女人，有另一艘船，有可能的艳遇，或者还有纯净的光线，但是在找不到的句子里，一切都变成了那张被想象的脸。彩票中奖，就像是一个赫尔里亚骗局一样，本身就是没有规则的事件，但是就像“雷斯特利老师似乎曾经补充说过的那样”的光线，还是穿透了“伦敦酒吧”，投射到存在世界一处慢慢放大的阴影。那阴影里写着：“您可以看到，彩们将按照船票背面写的时间正点起锚。彩票有国家担保，这可不是其他形式的摸彩。它只在上层社会出售，这次旅行想必是不同一般的。”

非同一般的旅行，似乎包容了已经离开的漂亮女人，似乎包容了极端自由主义的指责，似乎包容了阿根廷历史课堂上制造的微弱声响，似乎包容了所有混乱。“对混乱的最混乱设想也抵挡不了阴影中这三十三度气温的降临，这些来来往往的人流，帽子和提包，警察和第五次报纸，公共汽车和啤酒，一切都充斥在时间的一分一秒之中，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令人目眩地变化着。”在混乱里被确定，是三十三度的气温，是来来往往的人流，是帽子和提包，是警察和第五次报纸，是公共汽车和啤酒，是一分一秒行走的时间，那么确定无疑，和彩票上的国家担保，和船票背面的时间一样，不容有任何的怀疑。而当怀疑如此坚决地被抹除之后，每个进入伦敦酒吧的人似乎都再也看不见混乱了。

他，他，以及她，都有着被看见的脸，有着被听说的故事，有着被覆盖的阴影，确定的故事，是诺拉和卢西奥“共同度过的第一个夜晚”，是梅德拉诺给正在熟睡的贝蒂娜发出绝命信之后新的寻找，是帕乌拉不再在绝望时撕碎拉乌尔的西装和领带，是费利佩含在嘴里品味然后慢慢咀嚼的那些宛如水果的地名，是克劳迪娅逃避婚姻只为豪尔赫活着的状态……“正在接近一个事物的东西，就是正在导致和走向一个事物的东西。事物的另一个侧面，即事物的奥秘所在，正是事物的本身带来的。”接近一个事物，就是离开另一个事物，确定一种状态，就是否决另一种状态，它们其实都是一个整体，肯定和否定，存在和想象，有谁能安然被一种纯净的光线击中，而成为另一个自己？

彼岸似乎就在眼前，就在离开伦敦酒吧的眼前，就在登上马尔科姆号的眼前，就在驶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眼前，只要出发就一定能到达，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不是迷失的那个句子，而是那一部已经完成的小说，“有些事情正如在路途中一样，应该推动它们前进，以便看看前面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这种在途中的感觉却又如此地让人怀疑，是一次免费的远航？是一次三四个月的旅程？是走向另外城市的逃离？其实前面的事物都是虚空的，他们只是在寻找一种离开的理由，一种返身而来被改变的格局，但是当个体纳入到一艘船里，纳入到被统一的行动中，纳入到集群主义的规则里，个体的不安和怀疑便被消解了，“也许我们很快就会结合成一个物体，这个物体谁也看不见，或者有人看得见有人不见。”不管看见还是看不见，当结合成一个物体的时候，他们已经活在整体的世界里。而这种整体性却又并非是安全的，无非是为渺小的个体寻找一个面具，寻找一种娱乐的方式，洛佩斯说：“有时候，复杂的走法是为了掩盖真相。”梅德拉诺说：“但是，我重新开始，您知道吗，我重新开始。”克劳迪娅说：“最后一个假面具叫马尔科姆号。”拉乌尔说：“一切疯狂举动的最大魅力，就在于总是以失败告终。”他们都知道上船意味着什么，却又不知道这掩盖了真相的假面具背后是怎样一张脸，“当然我指的是一个最自我的领域，指的是所有娱乐不过是以假面具取代真面孔才能逗人发笑这一事实。人为什么要笑？没有任何可笑的事情，正如笑的本身。您看那些孩子，因笑得太多结果却哭了。”从笑到哭，其实就是从逃避到揭露，从掩盖到自嘲，从想象到现实，每一个人躲在群体里，其实这个群体更明白地映照着每一个人，因为所有的游戏规则都出自游戏中的每一个人，“他们如同在一个无限大的棋盘上置身于无声的对手之间，如同象棋中的象与马一样，是游戏中的海豚与半人半羊怪。每一局都是一场海战表演，每前进一步都是一条语言或眼泪的河流，每一个方格都有一粒沙子，一汪血，一出松鼠的喜剧或者一次流浪艺人的鼓噪，这些艺人流浪于一个到处是铃铛和掌声的草原。”

无非是自我逃避，无非是自我迷失，而马尔科姆号轮船只是作为一种寓言而存在，一种离开必须返回的隐喻，一个制定规则却又破坏规则的游戏，“我们上什么船？因为我还不知道该上什么船。……”不知道上什么船，不知道船会开往何处，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提供晚餐，不知道船长是谁，不知道同行的是谁，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接送的游览车不开到伦敦酒吧附近，谁在制定着规则，谁在主导着方向？“由什么来指引呢？由星星，由罗盘，由控制论，由偶然性，由逻辑学原则，由模糊的道理，由地板，由胆囊的状态，由性别，由性格，由预感，由基督教神学，由古波斯圣典，由蜂王浆，由葡萄牙铁路局的一个路标，由一首十四行诗，由金融周报，由堂加洛·波里尼奥下巴的形状，由一道教皇的敕令，由神秘哲学，由亡灵问卜术，由Bonjour Tristesse，或者仅仅依据巴尔达药片的热情的服用说明来调整航海方向？”

未来是不可思议的东西，未来是神秘的存在，未来的整体的怀疑论，而坚信“有一种体察不到的类似秩序在支配着这小小的混乱”的佩西奥，在抬头望见星星、月亮的观察中，看见了宇宙的法则，看见了天体的秩序，“我的观念是把宇宙包括在一个总体概论中，只有同样从总体分析出发才能认识。您也知道，人类历史是每个人都以各自的眼光看问题的悲惨结局。时间产生于眼睛，这是人所共知的。”这是艺术或诗的怀疑论，这是魔鬼的辩证法，总体概论掩盖了个体的无理性，而个体的规则又组成了群体的游戏，他就在自己的怀疑和观察中，在自己的呓语和想象里，在自己的时间和秩序内。佩西奥的孤独世界里，“单词像船桅，大写的字母”都呈现出另一个远离群体的状态，宇宙或者人生，像是长出了第三只手：“就在这船上，第三只手在最严峻的时刻拨动了永恒时间的第一只钟表，这第三只手的生长，如同看到晾晒的被单上出现磷火一样令人吃惊。”

但是他们并没有看见第三只手，他们的左手是离开，右手是抵达，左手是怀疑，右手是肯定，甚至左手是失去，右手是获得，左手是破裂，右手是重合，左手是欲望，右手是感觉，左手是面具，右手是真相。所以自认为是个恪守妇道却是婚姻失败者的克劳迪娅会觉得仍在“爱着莱昂”，而写下过绝笔信讲贝蒂娜忘在那张床上的梅德拉诺会在克劳迪娅身上发现充满着欲望的爱情；所以曾经在任性时大叫“你不立即来，我就跳到街上去”的帕乌拉会把把好人拉乌尔放在妒忌的边缘，而把洛佩斯叫做“卡洛斯”，“他有教养而并不文雅，富有激情而并非爱情”；所以“不能支配她的思想和时间”的拉乌尔会将门闩关上而欣赏费利佩那美妙的身体，那打开的暧昧之门无非是肉体的幻觉；所以和诺拉结婚已经变成既定事实的卢西奥会向帕乌拉靠近，为的是“他要教训教训这个高傲的女人”。旧有的秩序在断裂，新的游戏在生成，在酒吧，在寝舱，在甲板，每个人都在适应新的故事，都在改写旧的句子，他们是统一体，每一个个体都在用左手和右手书写着马尔科姆号未明的旅行。

而当他们组成了新的游戏，当他和她结合成不管是假面具还是真相混合的群体时，他们开始用自己的规则主导方向。对于他们来说，马尔科姆号永远是这个群体对面的怪物，它不仅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也没有船长，而且怪事又接踵而来，船舱尾部的门是关闭的，禁止任何人靠近：“那我就要像开椰子一样劈开你的脑袋。你的脑袋很漂亮，我不愿像开椰子一样把它劈开。”水手对接近的费利佩说，甲板上的两道门被锁着，那条界线将乘客固定在划定的区域，而在传说中，旅客中有两例红斑狼疮，船上的高级职员还告知乘客，船长是两个病人中的一个，“是病得最重的一个。”斑疹伤害是怎么来的？谁染上了这种病？船长病重谁来驾驶这艘船？病人是不是就在禁止通行的船尾？对于神秘的船尾，是希望它不要打开，还是需要有人能够冲破禁区看看发生了什么。一切都是恐慌，一切都是臆想，“推测一种臆想中的阅读，一种臆想中的存在，一种臆想中的蚂蚁，也是不舒服的，这第三只手击打阅读者的眼镜和他的评判，从书架上撤下书籍，发现了镜中形象的原理，那是一种对称的和魔鬼般的映像。”就是第三只手，左手和右手之外的那只手取下书籍，寻找原理，寻找答案，寻找那个消失的句子。

臆想或者是一种遥远的存在，但是当克劳迪娅的儿子豪尔赫发烧生昏迷的时候，臆想似乎变成了现实，变成了逼近的现实，变成了恐慌的现实，没有大夫，这个可以制定规则的群体开始采取措施，梅德拉诺、长绒毛、洛佩斯或者组成了同盟军，左轮手枪、恐惧化成的动力、破解神秘船尾的欲望，以及豪尔赫昏迷而患上斑疹伤寒的猜测，使得他们开始破坏别人的规则，他们的对面是纤维质，是类脂物，是“存在于另一边的东西”，而洛佩斯被打伤，梅德拉诺背后击中三枪，则是一个自设规则的真正破坏，由暴怒的堂加洛统帅的和平支队根本没有出现，或者说，统一性的群体只不过是另一个谎言，甚至在死亡面前，还只是那些太太们的议论，“那个孩子快要死了，快要死了！你们都做了什么？请说说看。你们张罗过吗？你们去找过大夫吗？我们去找过大夫！你们知道吗！是我们！是这位先生，这位先生被人打得头破血流！还有另一位先生……”长毛绒的愤怒只是将一个事件提早推向了终结，梅德拉诺的死，似乎并不是一种拯救，反而是一个假面具之下的暴力游戏，克劳迪娅哭了，但是，“她要为他的无谓牺牲而哭，为使他走向灾难的平静而盲目的忠厚而哭，为他为挽救豪尔赫而试图做或许已经做的事情而哭，在哭泣过后，当哭泣像所有的哭泣一样停止时，她将会看见一个仅有两天交情的朋友的拒绝、逃遁与他的形象，这个朋友恐怕没有力量与她相伴终生。”这不是爱情，两天的交情，心想着丈夫，对于梅德拉诺来说，无非是脱离群体的一种个体死亡，无非是用一种勇气停止了暗处的规则，无非是用一种破坏将马尔科姆号拉回到了现实：“我现在以船长的名义通知你们，你们知道的安全措施将从中午起予以解除。”

第一天，第二天，以及第三天，旅行结束，游戏结束，死亡结束，阿波里奈尔那一幅画中的吉他手只是一个未来主义的影子，关于国家的彩票，关于民主的力量，或者关于健康、纪律和强制措施的保证，都回到了原点，“佩西奥预感到星辰归位的时刻就要到了，各种人物将以他自应有的方式出现。”变化而止，混乱而止，神秘而止，一切只是事物的另一个侧面而已，“这个法则是未来的母亲，这个法则将主导这次不可更改的旅行。”而未来其实早就被制止在那个游戏里，他们既是自己的上帝，他们也是别人的木偶，最后的他们，还是坐在秘鲁大街和五月大街十字路口的“伦敦酒吧”里，坐在三十三度的气温下，坐在来来往往的人流里，坐在帽子和提包、警察和第五次报纸、公共汽车和啤酒，以及一分一秒行走的时间组成的现实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