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09 《雨天的棉花糖》：不期而遇的第三人称单数

这时的天已是深秋，淅淅沥沥的节奏已成为过去，雨止转晴是另一种叙事可能，起于雨天的阅读戛然而止，那“雨天的棉花糖”便留下一些缠绵，留下一些哀怨，灰色的封面让人有些压抑，我说过这个意象让我想到一些融化的东西，但其实并不是这样一种心情的释放，缠绵，或者哀怨，都在消逝的时间里寻找表达的终点。“雨天的棉花糖”，是一个抒情的意象，出处却是一首外国诗，尼基·乔万里《雨天的棉花糖》里说：

如果我不能做
我想做的事情
那么我的工作就是
不做我不愿做的
事情
这不是同一回事
但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
事情
……

是和非构筑的循环反复其实造成了阅读的一些困难，甚至如文字游戏一般轻易设置了悖论，“想要做”和“不愿做”、“正在做”和“不能做”的悖反宛如雨天和晴天，男人和女人一样，纠缠着，却也矛盾着。毕飞宇似乎更喜欢一些形而上的象征，“我没有选择该死的物理学。我对形而下没有兴趣。我选择了历史。”就像这句话表达的意思一样，物理的现实性和可触摸性是一种形而下的存在，而历史却成为现实之外，甚至是头脑中的一种形而上存在。选择历史，仿佛正是一种“想做”的事，但是一旦进入了历史，又不得不寻找机会逃离，在这个二律背反的命题面前，悲剧往往在不可选择中发生，比如《叙事》中“我的父亲”，《雨天的棉花糖》中的红豆。

对历史的较劲贯穿在《叙事》中，“历史在酒里，和酒一样寂寞。”、“历史是即兴的，不是计划的。”、“历史被下等人的观察与叙述弄得光彩夺目，而历史本身则异样寻常。”、“历史会在男人的性经历中惊奇地复生。”、“历史就是家族对祖上的忏悔。”、“真正的史书往往漏洞百出，如历史本身那样残缺不全。”……如此等等，这是一个特殊时代、特殊人物产生的悲剧，关于民族和国家，关于政治和生存，却最终变成个人的恩怨，“民族和国家绝对不是大概念，它有时能具体到个人情感的最细微部。”于是，历史在极其偶然中成为不可逃避的命运，我的奶奶婉怡被日本人坂本六郎强奸，在身体的屈辱之后，应该是民族或者国家的耻辱，但是这却是一个更大的悖论，奶奶婉怡反而在坂本六郎的一次次肉体交合中产生了某种快感，“这种感受使她无比羞耻却又不可遏止。”而更大的问题是，这样的民族受辱事件却产生了后代的繁衍，“这样的大屈辱产生了父亲，产生了我。”父亲的身份变得特殊，他必须要面对这样的耻辱，而他所要做的就是远离这样的身份，远离民族产生的耻辱，不和在上海的奶奶相见，“这个世界上没有上海”成为最后的口号，而他对于政治上的追求似乎在抹平个人历史带来的伤痛。

但事实上，政治追求是另一种更广意义上的耻辱，右派的帽子让他抬不起头。其实，身体的耻辱只是毕飞宇在小说中找到的一个表象，日本人、强奸、民族，这些和历史有关的词汇，在更深意义上却是对生存悖论的思考，而不管是在《叙述》，还是《雨天的棉花糖》，甚而在《大热天》、《生活边缘》、《好的故事》这三篇收录在这本集子里的小说中，也有着对身体之痛的诘问，而几乎都涉及一个主题：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

编号：C28·2111025·0838 作者：毕飞宇 出版：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版本：2009年01月 定价：22.00元 卓越价:4.90元 页数：218页

这个主题的可怕在于超越了伦理，而成为生命本质的诘问，所以在这些小说中，毕飞宇想要表达的是父权的迷失这样形而上的主题，生命的不可逆性和生存的荒诞感始终围绕着那些孤独的人，历史无非是为生命的存在和荒诞感提供了时间坐标和秩序，而蔑视历史、消灭历史就会成为一种努力。父权意味着身份和权威，与母性和下一代千丝万缕身体的关联不同，父权更多提供了猜疑和逃避的可能，更多具有不确定的迷宫意义。《叙事》中，要逃避父亲的耻辱，就必须消灭历史，消灭历史中的污点，而日本人坂本六郎作为父亲的父亲却是不可更改的身份属性，在这样的悲剧面前，作为父亲，一种是承上的父权，一种是启下的父权，几代之间都有一种迷失的无奈，甚至母亲通过服用奎宁来堕胎以消除我的另一种身份，在这些不可更改的现实面前，父权就成为生命中必须忽略的主题，至于我，也成为迷途中的身份，对怀孕妻子林康的怀疑成为必须的选择，而林康则是一个物质主义者，对于日本商品的崇拜似乎又进入了另一个悖论，“世界在饥饿面前无所不能。”所以我在饥饿中，会将嗟给我一块烧饼的人叫爹，这巨大的讽刺让我有一种错觉，仿佛我正在历史的中心，重新改写那一段往事，“有一瞬间我产生了这样的错觉：我不是我了，我是坂本六郎了。在身体下面呼应我的不再是王小凡，而是婉怡。”不断挥霍肉体，不断体验身体里的性，似乎这样的方式可以消除历史的耻辱感，消除父权的迷失带来的命运悲剧。

而在《雨天的棉花糖》中，红豆也存在父权的迷失这样的形而上困惑，这里涉及一个性别的不可更改性，所以对于红豆来说，身体的不可选择是真正的悲剧所在，“红豆的苦闷绝对不是男孩的骄傲受到了伤害的那种，恰恰相反，红豆非常喜欢或者说非常希望做一个干净的女孩，安安稳稳娇娇羞羞地长成姑娘。他拒绝了他的父亲为他特制的木制手枪、弹弓，以及一切具有原始意味的进攻性武器。”所以红豆成了少女，成了拉二胡的如花似玉的女孩子。这种身份和性别的错位使红豆找不到真正的自己，而父亲无疑是红豆身上的一种痛，“红豆的父亲在红豆的任何叙述中都是第三人称单数，第三人称单数是哲学的，正如第二人称单数是抒情的一样。”这也是一种不可逃避的“形而上”，红豆无法在父权的统治中寻找自我，对于他来说，颠覆的唯一办法就是和生命作对：

生命是讨价还价不得的，无法交换与更改。说到底生命绝对不可能顺应某种旨意降临你。生命是你的，但你到底拥有怎样的生命却又由不得你。生命最初的意义或许只是一个极其被动的无奈，一个你无法预约、不可挽留、同时也不能回避与驱走的不期而遇，你只要是你了，你就只能是你，就一辈子被”你“所钳制、所圈定、所追捕。交换或更改的方式只有一个：死亡。

生命是“不能回避与驱走的不期而遇”，是偶然，却也是必然，所以在父权面前，红豆参了军期望在战争中实现颠覆，死亡或者其他；和曹美琴睡觉，让自己的身体体验另“一场惨痛的战争”。“战争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男女做爱，以惊心动魄开始，以身心俱空收场。”这是红豆的命运之劫，对于她来说，其实都是徒劳，父权的迷失就像一个圈套，套住了就再也拿不掉了。“孩子是性冲动的排泄物。”而这句话又把生命的悲悯活活表现出来。

“我有我的伟大计划，我要去读历史。”父亲大骂我糊涂，父亲说物理学才是你应当关注的现实。而红豆也一样，红豆萌发了走进音乐学院的美梦，父亲则希望他能够进入军事学院。在生命的秩序面前，在父权的压抑面前，所有改变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却在一次次的努力中获得了另外的意义，比如用“寤生”代替难产，雅芝代替麻大妈，夏放代替王霞芳，这些符号的代替“不同凡响，意味隽永”，而我也把自己的降生弄得诗情画意：“我的落草是在凌晨。在纯粹的雪白和纯粹的碧蓝之间，初升的太阳鲜嫩柔媚。”这样的颠覆其实是用形而上对抗形而上，用意义消解意义。而在《生活边缘》里，哑巴女孩小铃铛剪断了刚出生弟弟的小鸡鸡，与其说是哑巴女孩在无声的控诉之后对男性身体的戕害，不如说是对父权的阉割。

“夏夜的小雨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伤调子，像短暂的偷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天晴了，阅读完毕，一切也都改变了，而形而上的“雨天的棉花糖”在毕飞宇对生命本体的不断放逐中，散发出另外的味道，在“第三人称单数”的哲学世界里，我们其实只剩下我们活着的身体，并且在无可奈何的生命秩序中“终于看清了你的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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