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8-04 子午伦敦眼⑻：“自”我拯救和被阉割

从欢喜到泪水，从巅峰到低谷，用汗水和所有付出凝结的金牌得而复失，对于郭爽和宫金杰来说，命运显得如此残酷，如此捉弄人，一块银牌，除了遗憾、无奈，也凸显了体育竞技规则的游戏本性。

北京时间8月3日01:15，在伦敦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决赛的较量中，由郭爽和宫金杰带领的中国队在成绩上超过了决赛对手德国队，但最后被判违例，成绩被取消，只能遗憾地获得一块银牌。对于这一“不公正”的待遇，中国自行车队在反复观看比赛录像之后，谨慎地向国际自行车联盟提出了申诉。

“申诉”作为奥运会比赛项目的一项制度来说，并不陌生，而且在伦敦奥运会上，也有过申诉的实例，记忆最深刻的是韩国游泳申诉和日本体操申诉。在奥运会首日，韩国队游泳名将朴泰桓在男子400米自由泳预赛上就受到了严厉的判罚，被宣布取消成绩，无缘决赛。但随后韩国游泳队向国际泳联提出抗议无果的情况下，韩国队再次提出申诉，最后国际泳联证实朴泰桓在出发阶段并无任何问题，朴泰桓由此成功晋级决赛。而在日本的申诉中，直接变改写了奖牌和成绩，7月31日，日本体操队向男子体操团体比赛的裁判申述给分太低，要求更改评分。经过申述，原本第四名的日本队拿到了银牌。

申诉、改判“蔚然成风”，日本三次申诉三次成功，韩国五次争议改判两次获益，而对于中国来说，此次自行车比赛的申诉只是第一次试水，而且这一书面申诉提出的时间在比赛整整一天之后，在申诉的预判上，也几乎不会对比赛结果产生任何改动。正像预料中的结果一样，中国的第一次申诉并没有任何“收益”，反而“雪上加霜”加重了处罚。伦敦奥运会组委会3日发表一份《自行车委员会的决定》公报称，任何队伍都不能对裁判组的决定提起申诉，这就意味着中国自行车队的申诉被驳回。同时中国队由于2日比赛后有成员站到裁判台上被处以200瑞士法郎的罚款。

该公报称：“对于颁奖典礼，为了尊重比赛和避免延时，所有的队员必须穿着比赛服参加颁奖典礼。同时提醒所有参赛队伍：首先，在比赛期间，队内任何人员不得登上裁判台；其次，所有对于结果的问询必须在赛后进行；第三，对于裁判组的最后判罚不接受申诉；第四，队内任何成员不得站上发令台、过道、斜坡和栅栏。”在对中国队的处罚里，公报称，“对于比赛中的行为，对志愿者、工作人员和官员的攻击行为都将受到制裁。中国队由于没有尊重内场官员的指引(站到了裁判台上)，罚款200瑞士法郎。”

自我拯救往往很难

不尊重官员而受罚，其实和申诉本身并没有任何关系，“任何队伍都不能对裁判组的决定提起申诉”的含义其实是对结果的权威性的维护，但是尽管如此，还是应该为这样的“申诉”大声叫好，至少通过申诉已经凸显了自我意识，特别是在不公平待遇面前有了自己质疑的声音，不管声音微弱还是强大，对于一个践行公正公平的奥林匹克精神的团队来说，这是永远需要的。

但是，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毕竟对于申诉只是一次小心翼翼的“试水”，面对奥运会开赛以来种种“待遇”，中国队的沉默和“尊重”显示自己的“胸怀”，孙杨夺冠的“国旗事件”，举重吕小军被剥夺刷新自己世界纪录的机会，以及乒乓球女单决赛丁宁的被罚分，都没有所谓的申诉，这些中华“洗冤录”似乎在证明着大国的胸襟，甚至，在沸沸扬扬的羽毛球运动员“打假”事件中，在韩国、印尼提出申诉的同时，只有中国队默默接受这一结果，而且还不断进行道歉，似乎那些存在的“道德污点”永远不该被拭去。

其实，种种事件里折射着某种欧洲中心论，而中国虽然奥运成绩不断进步，但是远不是一个体育强国，而在各种不公待遇面前，鲜有的“抗争”也显得底气不足，申诉本身就是奥运会的制度之一，通过申诉争取自己的权益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英国体育记者安德鲁·在博客上说：“请中国人一定要学会抱怨，学会以眼还眼，这是规则允许的事情，但规则的另一面就是如果不抱怨不申诉，再加上道歉就已经在法律上证明自己有罪。”

和司法制度一样，通过申诉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是当事人合法的权利。同时，这也是在不公中寻求自我拯救的一次实践，是接近事实真相的一次努力，十九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提出，只有通过自由的辩论才能逼近真实，才能使真理保鲜而不至僵死；即使是一种虚假不实的错误说法也有其至关重要的存在价值，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对错误的驳难而接近真理；压制甚至消灭所谓的错误说法或思想，消除了辩论，真理便会成为僵死的教条，真理将不再是真理。

“赢得起，更要输得起。”多年以来，这一句话已经成为中国展示自己大国风范的标准，但其实，这也成为了对于所谓赛场权威的一种奴性。道德和规则的冲突，往往是自己把握命运还是被牵着鼻子的抉择。自行车提出申诉虽然对于成绩没有丝毫作用，但这至少是重要的一步，也就是穆勒所主张通过自由辩论探寻真理，探寻真相，增加新知，推进人类智力进步的一次奥运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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