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8-04《写作是一把刀》：他在他人中思考
副标题：“与费雷德里克-伊夫·热奈对谈”，对谈顾名思义就是对话，而对话一定是在平等意义上进行的，但是这部“对谈”的作者却只有安妮·埃尔诺，“安妮·埃尔诺著”似乎将对谈的平等性取消了：为什么“对谈”变成了只有一个作者的“讲述”？
这是打开这本书直到最后合龙时的感受，这种感受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疑问。的确，在这本名为“对谈”的书中，费雷德里克-伊夫·热奈和安妮·埃尔诺的谈话内容并不在一种“平均”的状态中，热奈提出了这个对谈的计划，埃尔诺同意；在持续一年的过程中，热奈基本上提出问题，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埃尔诺，埃尔诺在深入思考之后回复电子邮件；热奈提出的问题是关于安妮对文学的态度、文学创作的过程以及写作的经验，埃尔诺也对这些问题从自身角度出发进行了阐述……可以说，在对谈中，热奈是提问者，这些问题不仅仅是自己关心的问题，更是读者的一些疑惑，甚至是和写作、文学相关的思考，埃尔诺则是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做出回答，提问者和回答者本应在一种平等的地位上，但是很显然，热奈作为一个希望从问题出发寻找答案的对谈者，他的需求导致他只能站在一个更恰当地说是旁观者的位置，对埃尔诺的写作观、文学观、女性主义、自传性叙述进行审视，当他以这样一种姿态参与其中，他必定是这场对谈中始终保持距离的“他者”。
其实，这场对谈应该在更广泛和更深入阐述的可能性上进行，热奈是一位在墨西哥教授比较文学课程的教授，他在启动这个计划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比较”文学，“在寻找世界与生活的意义的过程中，我们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东西，而不是与我们相似的东西。”他把阅读不仅仅看做是对于成型的作品的阅读，更是对写作者的阅读，所以，埃尔诺的写作当然成为他研究和阅读的对象；而在谈到对谈的出发点时，热奈选择埃尔诺，就在于我们的阅读已经出现了一些歧途，“他们并不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出发，他们的态度隐含着更为阴暗的动机，反映出他们的政治观点、厌女倾向和守旧态度。”所以他需要从埃尔诺写作的深层动机和写作姿态中为文学正名。这是他展开对谈的两个原因，而实际上，从这两个原因出发进行的对谈，也并非要让自己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他完全可以深度参与其中：他不仅是比较文学的教授，他也是一个小说作者，“从形式上看，我的作品与安妮·埃尔诺的作品截然相反。”埃尔诺也谈到，热奈在1997年出版了小说《飓风》，埃尔诺认为他是一个全情投入的作家，“他一直在寻找，不断受伤。他要找的东西时隐时现。”
从纽约到巴黎或者相反，从2001年6月至2002年9月，两个人的对谈却并不是在同等参与的情况下发生的，热奈显然没有将自己的创作感想变成对谈的议题，更没有在埃尔诺的回答中以更为深度参与的方式讨论自己的写作，这反而成为了一种退出的姿态，这种退出意味着热奈站在更普遍意义的读者身份提问埃尔诺，这样的对谈便成为了“单数形式”，"我跟埃尔诺的对谈持续一年，分若干阶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同阶段的对话最终指向同一个问题，因此我说我跟埃尔诺的对谈是单数形式的。”在单数的形式中，在单向的交流了，对谈变成了一个人的讲述，变成了一个作者的阐述；也正是热奈变成了一个“他者”，所以埃尔诺成为了说话的“我”：回顾“我”30年来的写作路径、讲述“我”的写作真相、阐释“我”的写作经验，“这部集子里，我围绕写作而写作，我没有讨论世界。”在2011年这本书再版的时候，埃尔诺更是感谢热奈，因为回过头去再看这些对谈的内容，热奈“用巧妙和精确的方式”让埃尔诺完成了一个严格且全面的“文学良心”的检验。
这是“他者”和自我之间进行的对谈，而实际上这本书成为被阅读的书，也是经过“他者”的介绍。是在去年阅读樊尚·考夫曼《“景观”文学》中知道《写作是一把刀》这本书的，考夫曼在阐述了“景观文学”这一景观的时候，提到了埃尔诺在这本书中展示了一种“被割的孩子”，“我面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他们，因为我所写的，是绝对耻辱的，所以也是绝对真实的。”一方面埃尔诺的“被割”呈现的痛楚和愧疚“与景观同步”，但是另一方面，她的牺牲维度让作品显得“与时俱进”，恰恰赋予了景观作家一丝贵族气息。考夫曼显然把埃尔诺的“写作是一把刀”的态度和那些自我景观化的作家分列开来，将她的创作看作是发挥了“创伤性文学的要旨”。很明显，考夫曼之所以在对景观文学持批评态度的总体中肯定了埃尔诺的创作，就在于他认为埃尔诺的“景观”不是一种自我标榜和虚构的景观，而是切中了时代的痛点——在这个意义上，埃尔诺又不是一个和“我”有关的作者。
| 编号：E39·2240411·2089 |
实际上，无论是在对谈中热奈和埃尔诺不对等的关系，还是考夫曼肯定性地赞誉了埃尔诺与时俱进的景观，这里所呈现的其实都是他者和自我之间的关系。在热奈和埃尔诺通过电子邮件交流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和埃尔诺的“我”有关：热奈的第一个问题就指向了埃尔诺的文本后面的作者，“我想请您谈谈成就您作品的写作方式和写作情景，谈谈您写作背后的深层信念。”埃尔诺首先认为，自己从来没有用过“作品”这个词，就像不喜欢“作家”一样，“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作家，我只是个写东西的人，是个应当写东西的人。”她更喜欢的是“写作”“书写”和“写书”这样的词，“这些词让人感觉创作正在进行中。”所以在此后的对谈中，埃尔诺一直使用的就是“写作”：她区别了写作中日记和其他类别的不同，日记服务于生活，不在乎形式，也没有什么规矩，而写书是服务于文本的，日记是私人的，写书是公共的，“一种是文学，另一种是生活：一种是完整的作品，另一种是未完成的状态。是主动和被动的区别；埃尔诺认为自己“毫无畏惧地”写东西，她以“反对”的方式写作，包括反对文学，因为在她看来，写作是一种全面的探索，它所探索的东西就是福楼拜所说的“诗意”，写作就是寻找这种诗意；写作的目的是给生活以形状，“我书写我的爱情故事，而且我经历我的书”，所以拒绝一切的虚构，而一部作品要算得上是文学，则需要给人带来震动，“让人感到开阔和释放。”
埃尔诺的写作观就是从“我”那里展开的，而且她明确指出，这里的“我”就是我自己，写作的意义就是保全自己，“如果没有在写作中感受到自己不存在了，没有体会到一种溶解，没有把距离拉到极致，这就不可能实现。”但是在埃尔诺沿着“我”的这条路谈及写作，她并没有把“我”封闭在对自我保全的狭隘世界里，在谈到自己的风格时，她说自己是一种“平白行文”，是罗兰·巴特所定义的“白色”，保持一种客观距离，不宣泄情感，也不迎合读者，身为作者就是为事物找到最合适的词和句子，“这些词和句子会让事物存在，要看见事物，同时忘记词：关键是要处在那种我感觉自己正在书写现实的状态里。”但是当她提出“写作是一把刀”时，那种“自我”意义上的风格其实就开始了一种转变，“我感觉这种写作风格是一把刀，几乎像是武器，而这正是我需要的。”当写作像“外科手术”般地切割进去，它所面对的就是自我之外的东西——即使刀指向厄兰考夫曼所说的“割伤的自我”，也一定是和外部世界有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埃尔诺转向了一个他人的视角。
这里热奈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对于那些您没有保留私人日记和‘历史’记载的过往时段，您所做的工作是回忆，是逐步进行还原，还是突然出现的‘灵光一现’？”埃尔诺认为，写作是建立在回忆基础之上的，“在写作的过程中，甚至在我不写作的时候，当我沉浸在我正在写的那本书中的时候，回忆不断带给我各种元素。”回忆会引发一种感觉，然后会让一切随之而来，在这里，埃尔诺将回忆的这种呈现看成是经验，但是经验绝非只是和自我有关，自我只是社会因素、历史因素、性别条件和语言的集合，也就是说，经验意味着我与世界的对话，在对话中发现一种更普遍、更具集体性机制和现象，在这里，埃尔诺引用了布莱希特的一句话：“他在他人中思考，他人通过他思考。”她认为，这句话讲出了写作的最终目的，一方面写作是在他人中思考和感受，另一方面他人也通过作家的写作进行思考和感受，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其实他和他人实现了某种融合，他是他人一部分，他人由他组成，这就是埃尔诺内心的那句话：“我跟所有人—样，用一种独特的方式经历事情，不过我想用普遍的方式来书写这些事情。”
写作并不就此拓宽的视野，而是埃尔诺通过他人看到了另一个他人化的自我，这在埃尔诺关于阶层的话题的对谈中尤为明显，热奈的问题是：“您是怎么有了一种政治意识的？”热奈的提示是埃尔诺出身的是工人阶层和小商人阶层，这样一个阶层会关注政治问题吗？埃尔诺认为自己认同左派政治意识，因为左派不会妥协，她说自己是在一个“被统治阶层”长大的孩子，自己过早经历了阶级斗争的实态，写作上也是：她回忆说在1977年的时候写了100页的小说，感觉小说很假，1982年的时候在苦苦思索了半年后对自己的身份做了思考，“我是一个来自平民阶层的叙述者”，写作就意味着使用“敌人的语言”，这是一种从统治者那里“偷来”的技巧。也就是说，埃尔诺认为她生活的是一个“被统治者的世界”，因为这种被动的状态，所以她要用文学来重构，这种重构就是超现实主义的“改变生活”“改造世界”，“超现实主义对小说的抗拒加强了我对小说的抗拒。”
所以在这里，写作真的成为了“一把刀”，因为写作成为了埃尔诺能做到的“最好的政治行为”，“对我而言，写作是一种政治性行为，也就是说写作能够帮助揭露世界和改变世界，反过来，写作也能巩固既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从自我意义上的写作到改造世界的写作，身为作者的埃尔诺就是实践着“他在他人中思考，他人通过他思考”的写作，“我，是叙述者，来自被统治者的世界，不过从现在开始我属于统治者的世界，我试图写我的父亲以及被统治者世界的文化。”所以埃尔诺认为自己和杜拉斯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自己拒绝一切虚构，所以埃尔诺只认为自己有身为女性的经历而不是女性作家，所以埃尔诺通过写作让自己从愧疚感中解脱出来完成“捐出的赠予”——历史性、社会性以及超现实主义的反抗都是埃尔诺另一种“自我”的展现，通过他人思考的自我，也是通过他人思考的自我，这就是她最后提到“需要更多”的东西：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一句话：“或者说是为了存在吗？然而他一直准备为一个理念、为一个希望，甚至是为了一阵心血来潮，把自己的存在献出一千次。存在对他而言永远都不够，他总是需要更多。”
只有存在，存在并不够，只有写作，写作当然也不够，而对于埃尔诺来说，关于写作的对谈似乎也还远远不够，在持续一年的对谈结束近十年后，《写作是一把刀》得以再版，在再版中埃尔诺完成了一次“更新”，她提到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在对谈的时候有一个计划，写作一部关于一个女人一生的故事，从《历史》到《代》，最后定名《年代》，“我就是这样推进《年代》的，我沉浸在我的影像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到2007年，重新听人们的话、广告和歌曲，然后把这些元素都拿来分析，然后把它们溶入一种现代史诗的叙述中。”可以说，《年代》讲述的是“我的一生”，更是女人的一生，一种“抵达现在的过去之中”的历史叙事；另一件事则是在2003年的时候埃尔诺患乳腺癌经历了化疗，那个时候她遇见了情人马克·马力，并用照片“书面写法”的方式开始写作：“一个身患癌症的女性的情欲，书里放了没有艺术性的相片，相片展现出的是这儿有一条牛仔裤在地板上，那儿有一双鞋散落在走廊里。”照片是记录，照片是书写，照片更是写作，以“打破关于文本的封闭状态”的方式接受影像和“另一个人的写作”——看上去是一次“私写作”，但是在埃尔诺看来，这也是一种“需要更多”的写作体现。
《年代》的写作，照片的“书面写法”，这些都是和写作相关，在埃尔诺那里就是“一把刀”一样的实践：它既是被锋利的刀割伤的社会写照，“在男性统治几乎丝毫没有被动摇的情况下，人们可以看到，在集体的想象中，危险的女人、女巫重新出现了，其中就包括‘戴面纱的女性’。”同时写作也以“外科手术”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切割，“在这种拒绝接受他人的麻木氛围中，在写作时，首先应该自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什么方法能让人从批判的角度意识到日益严峻的多重危险。”对于埃尔诺来说，一把刀具有的意义也就是写作的的双重切割，“他在他人中思考，他人通过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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