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9-09 《2666》：千万别回犯罪现场去
“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偶然。”
—— 《第一部分 文学评论家》
从偶然开始。那条路就不在眼前，在梦中，水里的镜子，或者那些只写着作者名字的几何学著作，这是反逻辑的叙述，是画家约翰的那只右手。艺术何尝不是虚构的命名？狂热而自恋的约翰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完整的身体，他把右手砍了下来，工具是画具，以艺术的办法实现了新艺术的跨越，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了他人的作品，甚至不是终点，最后的意义是解放了艺术的终极迷宫，开放成了动物的一部分，将右手送给动物标本制作人便是消灭了艺术最偶然的部分，自画像沉沦，就如丽兹·诺顿在性爱之后说：“没有回头路啊。”，或者像让-克劳德所说：“最奇怪的是梦里的水是活的。”
没有回头路，也就没有了终点，让-克劳德第一次阅读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著作就是在1980年的圣诞节，在巴黎。从这个入口开始，奇怪的梦便在阅读、梦境、宗教中开始了，丽兹·诺顿也在巴黎，但是不在永远的巴黎，也不在自己的英国，更不在曼努埃尔的德国，莫里尼的意大利，他们只是有时间偶然碰到一起，四个国家的四个入口，通向阿琴波尔迪的作品目录，通向丽兹·诺顿”没有回头路“的性爱之中，仅仅是个偶然作为一种客观而具体的叙述方式，可以用以下的方式表达：“第一次让-克劳德、莫里尼、曼努埃尔和丽兹·诺顿四人相见，是在1994年德国不来梅举行的当代德国文学国际大会上。”这不是偶然的相遇，甚至这不涉及一丁点的艺术和身体，约翰的右手浸在偶然的水里，梦中，或者他们四个在研究作品之余的爱欲方式中，总之，这无关爱情，无关艺术，只和身体有关的一个迷宫。
身体是丽兹·诺顿一样的女人，是三位教授的男性渴望，当然，也是说出巴黎是迷宫的那个巴基斯坦出租车司机的一部分。所谓“殴打”，就是对于身体的非艺术干预，可是，这充满偶然的事件一定是画家约翰没有砍下右手的时候最好的作品。巴黎是迷宫，容易迷路。这句话不是偶然说出，从前来自于狄更斯和斯蒂文森，后来也来自博尔赫斯，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发现，就是迷宫的非偶然表达，巴基斯坦司机的一句富有艺术见解的话最后变成了身体的创伤，他们殴打他，用身体制造新的迷宫，可是回不去了，出租车在一条没有终点的路上，他们看到了最初的偶然，梦境，和水里的荒诞，以及一只沦为动物一部分的右手，世界从此完全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殴打—停，他俩在几秒钟内陷于从来没有过的安静之中：这很奇怪。好像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三人合床同睡。”
 | 编号：C64·2120514·0882 |
“关于这个人，实际上差不多任何人，包括他的出版人，对其都一无所知。”或者在偶然中，那个神秘和令人鄙视的施瓦本人实际上就是阿琴波尔迪？也可能如迪特尔所说，“咱们认识的那位使用阿琴波尔迪名字的作家实际上是布比斯夫人”，身份是一个工具，阅读往往是在另一个世界发生的故事，那么塞尔维亚老师对阿琴波尔迪只有四个字：德国老人。德国老人消除了艺术的虚构，文学的创造，以及偶然的命名：“没有思想，没有肯定和否定，没有怀疑，没有引导的意向，不赞成也不反对，就是一只寻找可触摸元素的眼睛，对这些元素不做评判，而是冷冰冰地展览出来，是临摹式考古学，也就是复制品考古学。”消除了一切的巴黎式迷宫，像魔杖揭开了真正的秘密，梦没有了，不活在水里，甚至也可以走回头路了，用“德国老头”代替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就是为了寻找那不存在的存在，那模糊的具体，甚至是一面照见自己的镜子。
如果从最后的历史学叙述开始，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完全是一个偶然，像“夜幕降临前漫长的宁静”一样，出生于1920年的汉斯·赖特尔一直在寻找水中的那个梦境，他用潜水的方式抵达活着的梦，“到了六岁，他觉得下潜一米太少，决定直奔海底。”而在这个具体而微的时间里，他第一次偷书，书名是《欧洲沿海地区的动植物》。海藻一样的身体里藏着一个宇宙，一个身体有关却不是偶然的世界，那个世界慢慢长大，慢慢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然后是参军打仗，甚至是可以被命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希特勒发动的战争，或者苏联俄国的反击，像历史教科书一样写在那里，它属于汉斯·赖特尔，属于恩特赖斯库将军、冯·贝伦贝格将军和冯·聪佩女男爵，还有冲着阿兹特克人和暴风雨发誓的英格博格·鲍尔。在一连串时间和事件，以及人物构成的历史中，我们可以读到这些：1930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1930年马雅可夫斯基自杀；1936年政治大清洗，伊万诺夫被枪毙……“无论你多么天真幼稚，都应该明白十月革命已经失败了。”如果仅仅是历史的一种叙述，那么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就永远不可能出现，他在另一边，在1920年汉斯·赖特尔的另一面，在独眼母亲和瘸腿父亲的另一面，在妹妹洛特和侄子克劳斯·哈斯的另一面，甚至是完全历史的另一面，偶然的发生不是这样的，在一个被命名的世界里，所有的梦都在水里复活，都在潜下水的过程中变成一种艺术，而1920年的汉斯·赖特尔也早已变成了巴黎式的迷宫，不是艺术的迷宫，不是来自于狄更斯和斯蒂文森，后来也来自博尔赫斯的迷宫，而是像巴基斯坦出租车司机被殴打的那个迷宫一样。是的，他又回到了现场，犯罪现场。
完全是革命的一次背叛，屠杀和文本的清洗，1920年的汉斯·赖特尔记录了一切，还有鲍里斯·安斯基的那本笔记本，历史中的笔记本，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变成了有关名字的史书：“名字，名字，还是名字。他们干过革命，有可能被这场革命吞噬；这革命已经不是原来的革命，而是对革命者开刀的革命，不是理想，而是噩梦，它隐藏在理想的后面，伺机而动。”而保留这样的历史就是消灭不了的证据，消灭不了的巴黎迷宫，消灭不了的犯罪现场，而且，那个叫鲍里斯·安斯基的人就是1920年的汉斯·赖特尔开枪射杀的。历史最终消灭偶然，但建立起了强大的现场，所以算命的老太婆说：“必须改名换姓！千万别回犯罪现场去了！这条锁链必须打破！明白吗？”这是颠扑不破的原理：“凶手总是回到作案现场”，只有回到现场的人，才不是偶然，才不是丽兹·诺顿所说的“没有回头路”。到处都是通向犯罪现场，到处都是历史的真实，所以1920年的汉斯·赖特尔变成了本诺·冯·阿琴波尔迪，那个被戴上艺术面具的某一个画家：“画家名叫阿琴波尔多，朱塞佩或者优素福或者优素佛或者尤素布什·阿琴波尔多或者阿琴波尔蒂或者阿沁波尔杜斯，生于1527年，卒于1593年。”画家之于画家，也是重返砍掉了右手的约翰，被命名的阿琴波尔迪是动物的一条右手，永远不返回现场，永远是那个找不到的作家，甚至本诺·冯·阿琴波尔迪这个名字含有多少不合规范的地方，“没人叫这种名字，本诺·冯·阿琴波尔迪。这本诺一开头就令人起疑。”但是他就是那个不返回犯罪现场的人，原理被打破，历史被打破，身体被打破。
偶然的偶然，是关于一部小说，而没有回头路就是不在现场，这是消灭了身体的一次经历，命名的开始，也当然是消灭了历史，不再是1920年的汉斯·赖特尔，不再是1930年作家自杀和大清洗，也或者不是1978年皮诺切特军独裁统治时期，甚至，历史的幻想在阿玛尔菲塔诺的头脑里变成了“共产主义主义最后一位哲学家”的叶利钦，而在所谓的革命、政治中，对于社会主义的描述几乎成为空想的代名词，甚至有大段对于中国革命的描述：
好吧，罗乌，我没见过毛主席，可真的见过林彪，他去机场迎接我们，林彪后来要害毛主席，在出逃俄国的路上，由于飞机失事死了。林彪个子不高，比毒蛇狡猾。你记得林彪吗？罗乌说他这辈子也没听说过林彪这个名字。于是，我说：好，我告诉你，林彪相当于中国一个部长，或者党的副主席。
这就是所谓“腐败的历史”？所谓“散了架又重新组装的历史”？在一个法国女人口中几乎等同于梦想、符号和数字，而在英格博格的内心深处，一样是时间的错误记忆：“咱们周围都是往事啊。是不存在的东西，或者仅仅是记忆，或者是猜想，在咱们上方照耀着群山和雪原，咱们无能为力，是躲不开的。”躲不开的历史，仿佛梦魇，没有出口，政治高压最后变成了最血腥的犯罪现场，而那些作家、画家、甚至革命家都是在寻找这样的解构，像逃亡的入口，“西西弗斯一死就用了一个合法的策略从地狱里逃跑了。”坍塌的巨大神话其实是一个游戏，一个寻找逃亡出口的游戏，西西弗斯的隐喻被颠覆，他不是在苦难中救赎，推动的巨石只是消灭时间，消灭逃亡的可能，然后在时间的巨大象征中，西西弗斯或许会变成一个没有放弃了救赎和生命沉重感的符号，而仅仅是一个个体，就像阿琴波尔迪在信末写道的那样：”可是说不定哪一天西西弗斯会冒出一个念头，重返人间。”
不管是政治斗争和革命，不管是西西弗斯的神话解构，而犯罪现场却永远在历史中，不断变化不断被书写被记录被报道，历史难道真的可以轻易挣脱？从1993年开始，直到1997年，墨西哥圣特莱莎都在发生着妇女被杀的案件，惨不忍睹的现场，是身体的戕害，是生命的逝去，也是历史的一种血色记录：
此事发生在1993年。是1993年1月。从此，以这具女尸开始，计算后来妇女被杀的人数。但有可能此前就发生过妇女被杀事件。这第一位者名叫爱丝贝兰萨·戈麦斯·撒尔达尼亚，十三岁。但有可能她不是第一个被害人。也许许出于统计方便，由于她是1993年第一个被害人，因此在被害人名单上她排位第一。
被强奸、被阉割、割去乳房、咬掉乳头、高度腐烂……所有的尸体都是对身体的一次侵害，而在这个序列般的犯罪现场，所有的线索看起来可以连接到某一个嫌犯，或者犯罪团伙，但最终来说都是迷宫，都是偶然的一部分，不是历史，就像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那个叫索诺拉的地方，甚至一直出现在《荒野侦探》那部小说中，罗贝托·波拉尼奥似乎在这种文本互换中逃离犯罪现场，那里是消失的沙漠，没有侦探，所有的案件都是一个偶然的迷宫，而在关于这些谋杀案件的报道和叙述中，只有那些单调重复的话语，远离中心，也远离那些不在场的“原理”：“闭上了眼睛，张开了嘴巴。舌头开始工作。重复了已经说过的话：那是一片大沙漠，那是一座大城市，位于索诺拉州的北方，有女孩子被害，有妇女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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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离开现场的罗贝托·波拉尼奥 |
仅此而已，而那些身体被残害的妇女，如果从象征意义来说，关乎着性，关乎着和丽兹·诺顿一样的身体寓言，所以在这个不回犯罪现场的叙述圈套中，其实是关于身体的背叛，是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家族的巨大隐喻，九个月、强奸、女人，以及共同的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的名字，从1865年到1953年，又是一个“百年孤独”，轮回在关于身体的犯罪现场，“于是，在维亚威西奥萨郊区，有个五世同堂的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家庭。”“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这个名字也成为犯罪的永远的见证者，她不改名，永远在那里，延续着一代又一代，历史被轮回，而名字永远是原罪的符号。
那么，在简单的身体之外，在家族轮回的历史之外，还有一种背叛，那就是宗教，或者是心中那个神性。神性不是妹妹洛特心中的哥哥那个巨人，而是消灭了自我的一种救赎，是从“亵渎圣卡塔里娜教堂‘忏悔者’”开始的救赎，女院长：“我也可以这样说，所有的墨西哥人在骨子里都患上了恐圣症。”而“恐圣症”就是对一切秩序的怀疑，对一切神性的否定，甚至完全融进了生活，变成了恐桥症、恐尸症、恐床症、恐雨症、恐女症等等，而那个在电视上的“女圣人”弗罗里达·阿尔梅塔也只是一种宗教般的符号，舌头在工作，在诅咒，在呼吁，而神性早已不在那些话语里，只在偶然的梦里：“对，这都是梦。有些梦可以容纳一切，有些梦空空荡荡，世界就是一具吱吱咯咯作响的棺材。”死亡最直接，宗教救赎最后也一样未能远离犯罪现场，当“女圣人”死在医院里，也宣告了宗教救赎的破灭。“如果一切顺利（往往不都顺利），你就有了宗神圣感。”所谓的宗教神圣感，完全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变成了晾在那里的一次行为艺术，变成了哑巴式的圣战，或者，最后只是维尔克口中的那个生命之本：“咱们基督徒手淫，但不自杀。”
“恐圣症”传染到每一个人，那些巨人的想象也就变成了对于犯罪现场的逃离，那么在身体的、历史的、宗教的否定和背叛之后，一定会走向一个终点，一个消灭了偶然的终点，一个被命名之后的终点，作家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出现在洛特梦中的陵园里，”里面有座巨人的坟墓“：墓石开了，巨人伸出一只手来，接着又是一只手，然后是脑袋——披着长长金发、布满泥土的头颅。而这个坟墓仿佛正是1999年罗贝托·波拉尼奥在发表的《护身符》里设置的2666年的丧葬之地：
这时格雷罗居民区特别像墓地，但不像1974年的公墓，也不像1968年的陵园，也不像1975年的坟场，而是像2666年的丧葬之地——一个遗忘在死者或未降生之人眼皮下的公墓，一个想忘却一点什么，结果却遗忘了一切的死亡眼皮下的公墓。
“2666”成为互文的一种解读，钥匙是一串数字，就像是《荒野侦探》里的索诺拉沙漠里的迷宫。2666是公墓里的时间？是历史的记号？小说中没有这个刻度，那么不妨用偶然的线索来解开数字后面的迷宫，如果2666只是时间，那么距离2003年罗贝托·波拉尼奥去世是663年，而波拉尼奥关于《2666》创作的中，有这样单独的文字：“2666的叙述者是阿图罗·贝拉诺。”另外一处笔记里，说明用于煞尾处，补充说：“2666就要煞尾了。朋友们，这就是全部内容了。就说到这里吧。这是我所做的一切，我全部的生活经历。假如我还有点力气的话，肯定会哭上一场。阿图罗·贝拉诺跟各位说：永别了！”是对远去的时间的一次怀想？借用《荒野侦探》里劳拉·达米安的那句话：“时间只是一种幻觉。”那么“如果在无限之上添加无限，最后的结果还是无限。”从这个意义上，2666永远不在时间序列中，如果作为偶然的一个数字，你可以将它保存在梦里，在水中，波德莱尔说：“在令人厌倦的沙漠里有一片恐怖的绿洲。”最后，一定要小心合上书，套上封面，夹上腰封，只留下巨大的“2666”在封面上，而那个抽烟、戴着眼镜、一头卷发的罗贝托·波拉尼奥被夹在里面，像是不能动弹的本诺·冯·阿琴波尔迪，永远离开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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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前： 树上的男爵
顾后： 淬火的灯，以及玫瑰(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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