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9-09《千高原》：敞开了无器官的身体
那为何我们还保留自己的名字呢？出于习惯，仅仅是出于习惯。这次是为了使我们自身难以辨认。
——《导论：根茎》
一本书，是打开的一本书，也是合上的一本书；一本书，是从头读向尾的一本书，也是随意进入其中一部分阅读的书；一本书，是由文字书写的书，也可以被看成和其他书叠放在一起的书……一本书或者特指这样一本书：书名是《千高原》，副标题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作者是吉尔·德勒兹和费利克斯，厚度为283页，导论加上结论一共15个章节，2023年3月出版修订译本……
一本书，当然是特指的，是唯一的，是陈列于眼前的，是已经被阅读的，但是当德勒兹和费利克斯对“一本书”的作者署名提出疑问的时候，对于“一本书”本身的质疑也开始了：两个人合写了这本书，这是继《反-俄狄浦斯》之后合写的另一本书，那么一本书的作者就是一个多，而且“我们每个人本身都是多”，这是多之多，“堪称人数中很多了”，而且“安置了巧妙的化名”，使得辨认成为一种难题。在众多形成的化名里，名字又是被保留的，但是这保留的作者名字，除了印在书的封面、扉页之外，谁知道哪一章是由谁执笔的？是每个人单独写一章构成了“众多”？还是其中许多章都是合写而形成的“众多”？
在这个关于作者之被标注和被隐藏的“众多”中，德勒兹或者费利克斯·加塔利让“我们自身难以辨认”，不仅如此，他们还提出，这本书不是由“章节”构成的，而是由“高原”构成，之所以由高原构成，是因为这些高原可以被相互独立地进行阅读，《导论》和《结论》之外的13个章节就变成了13个高原，它们让阅读变得随意，也进一步取消了“章节”的递进关系。从作者“使我们自身难以辨认”，到章节变成高原而“相互独立地进行阅读”，德勒兹和加塔利就开始了对于“根茎”的阐述：从对特指的、唯一的书的解构开始，“一本书不具有客体，也不具有主体，它由形态各异的材料、迥异的日期和速度所构成。”书变成了材料、日期和速度构成的存在，不具有主体也不具有客体；一本书的作者也不再是我们，“我们被协助、被赋予灵感、被多元化。”一本书有衔接，有节段线，有层，有界域性，但是一本书也有逃逸线，有解域和去层化进行的运动——一本书就是一个配置，一个多元体，一个无所归属的存在，一个无器官的身体。
正是一本书取消了主体和客体，作为配置的它具有了连接性，它通过自身和其他配置相连，和其他无器官的身体相连，所以，对于一本书，将不再追问它要表达什么——无论是能指还是所指；将不再试图在一本书中去理解什么，而是要追问通过何物展开运作，在关联中如何传布了强度，又是如何将自身的多元性引入到其他多元性之中？当一本书成为一种配置，书如万物，万物如书，都成为了一种配置，而万物的配置就是多元性，就是线、层和节段性，就是逃逸线和强度，就是无器官的身体，就是容贯的平面——一本书就是文学，“文学就是一种配置，它与意识形态无关，文学没有、也从未有过意识形态。”
在这里，德勒兹和加塔利还是对一本书做了类型学上的区分：第一种类型是“书-根”，书作为一种精神实在，它在树或根的形象中展现着一生二、二生四的二元逻辑，书-根的类型无疑是一种树形系统，是一种精神实在，“树形系统是等级分明的系统，它包含着主体化和意义的中心，包含着核心的自动机制（比如被组织起来的记忆）。”而第二种类型则是“书-根茎”，这是一种“主根已然夭折”的形象，当末端被摧毁，一个任意的、直接的次级根会以多元体的方式嫁接在它之上，呈现出一种蓬勃的生长姿态，而这种生长姿态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是一种现代性的体现，正如威廉·巴勒斯的剪裁法一样，将一篇文本叠合进另一篇之中，由此构成了多元的、甚至偶生的根。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失去了主根的著作就变成了碎片化的存在，但是根茎却一样在叠合中将其变成“全集”或“巨著”，这就是混沌的世界的投射：世界不再是“根-宇宙”，而是“胚根-混他体”，“因其碎片化而更具有总体性的书。”甚至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还要进一步进行碎片化和总体性：要以最简单而节制的方式，对已有的维度进行n-1的操作，而且所减去的是独一无二者，这样的体系才可被称为“根茎”。
由此，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了根茎的原则，一是连接的原则，不像树或根，它们固定了一个点或一种秩序，而在根茎之中，“任意两点之间皆可连接，而且应该被连接。”根茎不断地在符号链、权力组织、关涉艺术、科学和社会斗争的事件之间建立连接；二是异质性原则，根茎是在连接中体现异质性，“一种根茎式的语言分析法只会使其偏离中心：向其他的维度和领域展开。”所以它不会自我封闭；第三种是多元性原则，根茎体现的“多”，是对主体或客体、自然实在或精神实在、形象或世界的“一”的终止，多是多元体的多，多甚至是名词的多，所以它不具有主体也不具有客体，它只规定性、量值、维度，在根茎之中，没有点或未知，只存在线，它是被抽象线，是逃逸线，它被外界所界定，被解域所界定；第四则是“非意谓断裂的原则”，一个根茎可以在其任何部位之中被瓦解、被中断，但是它会沿着自身的线或其他的线重新开始，而且两个异质性的系列会在一条逃逸线上爆裂，它不被归属于、不属于任何意谓之物，在这个意义上讲，根茎就是一种“反-谱系”，不是由遗传疾病或具有谱系的疾病导致的进化或死亡，而是源自根茎式的多形态的流感——比如狒狒和猫科之间，就存在着非平行性进化，它在解域中扩张解域，沿着逃逸线最后变成一部覆盖了整个容贯平面的“抽象机器”；第五和第六的原则是绘图法原则和转印法原则，根茎不能有任何结构或发生的模型来解释，它和深层结构或演变轴线的观念格格不入，形象的说，根茎是“地图”而不是“仿图”，因为地图需要绘制，地图不封闭自身，地图具有多重入口，地图促进了场域的连接，“在一个容贯的平面之上最大限度地敞开了无器官的身体。”
| 编号：B83·2230605·1967 |
连接性、异质性、多元性、非意谓断裂、绘图法和转印法，这是根茎的几个原则，它和“树-根”“根-宇宙”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体系，德勒兹和加塔利将其比喻为“根茎-运河”模型，它和树-根并非是对立模型，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作为一种内在性的过程而运作，从而颠覆了所谓的原型，从而绘制出了地图，“问题在于一种模型，它不断地被建立和摧毁；在于过程，它不断地延伸、中断并重新开始。”这个多元体就是“高原”，这个根茎就是由“高原”构成：它通过浅层的地下茎与其他多元体的连接，形成一个根茎。所以根茎就是一个系统，它是精神分裂分析，是层的分析，是语用学，是微观政治学，它通过那些概念形成的线，在层、分子链、逃逸线、断裂线等维度形成系统，所以概括而言，根茎是遗忘而不是记忆，是不发达而不是发展进步，是游牧而不是定居，是地图而不是仿图——它在任意两点之间连接，它在变动的方向上构成，它是反记忆的“反-谱系”，它是去中心化、非等级化和非示意的系统，“它没有一位将军，也没有组织性的记忆或中心性的自动机制。”
作为一种反记忆、去中心化、去等级化、多元体构成的高原，德勒兹和加塔利建立的根茎系统成为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始终处于中间的“间奏曲”，就像一条无始无终的河流，“它侵蚀着两岸，并在中间之处加速前行。”并不停留也无终点，流动就是游牧，所以他们以“战争机器”来形容它，这是游牧民族反抗国家机器的一种装置：国家的存在，是一种原型，它是逻各斯，是哲学王，是理念的超越性，是概念的内禀性，是精神的共和国，是理性的法庭，是思想的官员，是作为立法者和主体的人，“国家试图成为一种世界秩序的内化形象，并以此来使人扎根。”而游牧民族在国家机构之外，并反抗这个中心的、等级的、精神的、理性的、主体的存在，所以这一战争机器是一个配置，“它使得思想自身变为游牧性的，使书变为适用于一切运动机器的构件，一个根茎的分支。”
那些多元体在根茎的高原上如何游牧？那些容贯的平面如何为无器官的身体敞开？那些碎片化的语言如何成为总体的全集？那些地图如何实现场域的连接？那些间奏曲如何在无始无终的河流中演奏？在13个章节中，本身就隐藏了名字的“作者”在说话，13个章节也完全变成了独立阅读的根茎：在“1914年：一匹或几匹狼”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类属的多元体“群狼”在瞬间把握中达到了特异性的“狼人”，克分子单位重新回到了单纯的根，是父亲，是阴茎，是阴道，是阉割，但是在根茎的构建中，狼群的痕迹形成了场域，它被连接，它就是无意识，“不存在个别的陈述，只有生产陈述的机器性配置。我们说过，配置从根本上来说是力比多的和无意识的。它就是无意识自身。”在“公元前10000年：道德的地质学”中，地层就是分子组建为克分子的集合体，它是共振和冗余的系统，“实际上，无器官的身体自身就是容贯的平面，它在层级之上变紧、增厚。”
在从语言学向语用学的转变中，从符号系统向符号机制的建立中，根茎作为一种反记忆、去中心化、去等级化、多元体构成的高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首先语言是什么？“语言是地图，而不是仿图。”这一点是肯定的，因为语言是一种传递而不是传达，它保留了进口和出口，它连接了场域，但是在这里，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到了语言的核心，那就是“作为口令的词语”，而口令就是“每个词语或每个陈述与隐含预设之间的关联”，所以口令从来不是一种明确陈述的具体范畴；口令在陈述和行为之间建立关联，这种关联又是内部的、内在的，所以它是一种冗余；而且口令具有瞬时性，具有直接性，所以在口令的变量中关联就具有流变的权能，甚至就具有一种遗忘的力量——口令被抛弃，被接受，被转化，还有口令的口令，还有密码，它是过程，是组分，“同一个事物或词语无疑具有此种双重本性：应该从一方之中抽取另一方一将命令的成分转化为过程的组分。”所以，从口令到语言，它们都呈现出一种配置性，“内容不是一个所指，表达也不是一个能指，相反，二者都是配置的变量。”
那么符号机制是不是也是语言学预设不充分的表现？符号具有能指性，它也是在能指机制中，从一个符号指向并仅指向另一个符号，从而形成一种无穷，这就是符号的关联所形成的能指链，在这个能指链中，符号并没有在能指和指称之间、实体之间建立关联，也就是说，符号本身就已经达到了解域的较高程度，它在这种持续运动中被视作象征，“任何符号都形成着符号。问题不再是去了解某个符号意谓着什么，而是去了解它指向着哪些其他的符号，哪些其他的符号被增加到它之上，从而形成一个无始无终的网络，这个网络将其阴影投射于一个氛围式的、无定形的连续体之上。”在解域中，符号的能指机制是通过八个方面或原则加以界定的，但是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这并非是符号机制的所有，他们认为，还存在着前-能指的符号学，它是通过符号运作“自然的”编码，所以在其中无法发现对实体的“颜貌”的还原；存在着反-能指的符号学，“符号学更多地是通过算术和计数、而不是节段性来进行运作。”还有第四种即后-能指符号机制，它与意谓相对立，为一种独特的“主体化”过程所界定。
当符号通过主体而被卷入其中，它必定具有主观符号学的特征，比如双重偏转，比如背叛，比如延缓之中的存在，所以在这里，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符号机制不存在主体，只有表述的集体性装置，主体化只是配置中的一种。之所以这样一种符号机制卷入主体化之中，是因为它达到了一种绝对的解域，“此种解域表现于意识和激情的黑洞之中。”而根茎的符号机制需要的是“令语言口吃”，让主体化成为一个“身在母语之中的异乡人”，而这就是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的语用学，语用学的整体由几部分构成：在发生性的组分中，形成一种混合符号学的仿图；形成诸多机制的转化性地图，连同其转译和创造的可能性，以及在仿图之上进行萌发的可能性；形成在每种情形之中都发挥作用的抽象机器的构图，作为潜在性或切实的涌现；形成配置的规划，这些配置重新划分了整体并使得运动得以循环流通，连同其选择、跃迁、及变异。所以符号机制并不是以语言为基础，正相反，语言是以符号机制为基础，“符号的机制则指向超越了所有符号论、语言学和逻辑学的抽象机器、构图功能，以及机器性的配置。”只有机器、配置、解域的运动，挣脱了语言和存在的坐标，贯穿在多种多样系统的层化中。
语言是配置，符号是配置，无器官的身体是配置，面孔是配置，一种反记忆、去中心化、去等级化、多元体构成的高原，作为配置的意义何在？解域的运动，逃逸的运动，那一部战争机器之所以反抗着国家机构，正是因为作为装置，它是一种游牧式的运动，“正是它勾勒出逃逸线：它引导着量子流，确保着流的创造一连接，并释放出新的量子。”国家机构制造的权力，军队的权力、教会的权力、学校的权力，以及公共的或私人的权力，它们形成了僵化的节段，这些节段又通过自身预设了权力的中心，所以反权力的战争机器就是通过解域、逃逸而完成对抗，“一部只以战争为目的的战争机器，它宁愿消灭自己的添弹手，也不愿停止毁灭。”在《论游牧学：战争机器》中，德勒兹和加塔利设置了和战争机器相关的“游牧学”公理和命题：“战争机器外在于国家装置。”这是“它来自别处”的命题证明，正是这种外在性，使它成为“少数科学”或“游牧科学”，它所形成的命题有：游牧式生存必然在空间之中实现着战争机器的条件；游牧式生存必然关涉到，一部战争机器的数字性要素；游牧式生存拥有着一部战争机器所提供的武器，并将其作为“情动”。
战争机器的游牧学外在于国家权力之外，那么它的配置带来的毁灭是不是也在建立权力？在这里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了“生成”，“生成，就是从我们所拥有的形式、我们所是的主体、我们所具有的器官或我们所实现的功能出发，从中释放出粒子，在这些粒子之间建立起动与静、快与慢的关系，这些关系最为接近我们正在生成的事物，我们也正是经由它们才得以生成。”生成就是连接，就是创造，就是世界化，但是生成是一种“少数”的运动，它是微观政治学，它不关心历史，而是在过去和未来中生成一个共存的断块，这个断块就是“迭奏曲”，它是并存，是混合，是混沌，所以在迭奏曲中，存在着混沌的力量，大地的力量和宇宙的力量，而且三者相互对抗汇聚成为最强的迭奏曲，“宇宙，就像是一首宏大的被解域的迭奏曲。”配置，于是向着一股宇宙之力开放。
独立阅读的13个篇章像是13个配置，最后回到“结论”，德勒兹和加塔利从层化、配置、根茎、解域等方面再次阐述了它们的具体规则，而“抽象机器”作为一种构图，体现了“千高原”的特性，或者说，抽象机器就是流变的“高原”，它将内容和表达的变量置于连续性之中，它具有开放和连接性，使得配置勾勒出一个容贯性的平面，不断接近充满生命力的抽象机器——在这个意义上，它反而变成了一种书写，书写而成书，在游牧的高原上驰骋，在无始无终的河流中前行，在无器官的身体中生成，“一种强大的非有机的生命逃脱了层，穿越了配置，勾勒出一条无轮廓的抽象线，游牧艺术之线和流动的冶金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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