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9-09《作法自毙》：依然是“政治正确”
“他没有成为州长，他上升到了法律界的最高地位——美国司法部长……”电影最后的旁白揭示了检察官亨利身份的变化，众人期待他成为州长，但是他却在法律界取得了最高权威，亨利的选择并非仅仅是身份的变化，而是蕴含着伊利亚·卡赞的一种理想主义，用电影片名的另一个译名表达就是：正义的呼唤。司法部长作为法律界的最高权威代表的就是正义，亨利也正是在“正义的呼唤”中放弃了对州长这一职位，看似这种转向在某种程度上揭露了政治黑暗，而实际上所体现的依然是卡赞“政治正确”的观点。
在康涅狄格州的小镇上，仁慈、博爱的牧师罗伯特在日常散步中，被凶手开枪射杀，这一起凶杀案几乎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虽然那时一个夜晚，但是在案发现场周围还有很多民众，他们听到了枪声，他们看见了凶手的影子，最后他们追击凶手。正因为牧师在民众中具有很高的威望，所以这一案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报纸记者跟踪报道，警察开始侦破案件，一切都是按照正常的秩序在行进。但是这里就出现了卡赞所批判的“政治游戏”：警察不得力，他们没有获得最重要的线索，案件的侦破几乎没有进展，在记者不断跟进报道中，他们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压力，这种压力最后转变为舆论压力：舆论不仅将矛头对准了杀害牧师的凶手，更是认为警察无能。
案件关乎的并非是牧师的生命问题，因为发生在重要的选举起，所以政府官员将压力都给到了警察身上，亨利作为检察官，也背负着这样的政治压力。不管是市长还是法官，都希望这件案子不要影响政治前途，于是案件的侦破就慢慢演变成了一幕“政治游戏”。案发时听到枪声或看见凶手影子的“目击证人”提供有关凶手的线索是粗略的特征：深色大衣和浅色帽子，警察在没有更多线索的情况下，只是按照这一特征去寻找嫌疑人，于是嫌疑人的队伍竟然庞大到4000人，警察凡是看到有这样特征的人就认定是嫌疑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案件也无辜地被警察拘捕，然后让那七个目击证人一一辨认，在不断的抓捕和释放中，案件的侦破真正具有了游戏性质。在警察撒网式的追捕中，俄亥俄州的沃尔德伦也成为了警察的目标，他不仅在外貌上和证人提供的一致，而且他身上还有一把枪，通过核查射杀兰伯特的子弹和他枪里的子弹一样，最关键的是，一个名叫尼尔森的女人证实在枪杀当晚，她从自己家的店铺窗户看见了沃尔德伦……
| 导演: 伊利亚·卡赞 |
于是，沃尔德伦被拘捕，警察对他进行了审讯，虽然沃尔德伦否认了自己开枪杀人，但是在证人和物证之下，在连续审讯的疲惫之下，他最终还是拿起笔签下了字，然后精疲力尽地瘫倒在木板床上。至此，这场政治游戏也以沃尔德伦成为替罪羊而结束了第一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卡赞并不只是将案件看成是单一的杀人案，这其中涉及到牧师、记者、警察、民众等不同人群，以凶杀案为中心牵涉到的是宗教、新闻、司法以及舆论等诸多领域，而这些领域无不和政治有关，除此之外，沃尔德伦也并非是一个没有政治背景的存在，他曾经当过五年兵，在欧洲战场中参加过战役，作为退伍军人，却在社会上找不到工作，而对于尼尔森所介绍的工作，沃尔德伦又认为都是肮脏的，所以尼尔森几乎抱着某种私人的报复心态提供了和沃尔德伦有关的线索。所有这些因素使这个案件被置于政治之下，但是如果说前期的侦破是一场政治游戏，那么在进入庭审环节，则演变为一场政治黑幕：市长、警察局长以及政界人士对检察官亨利施压，这一案件的审判关涉的是政治集团的利益，而他们对亨利提出的“好处”就是让他成为州长。
本来证人的证词、一支枪的物证、沃尔德伦签下的字都是对他定罪的证据，案件审判似乎没有悬念，法庭外的民众甚至已经做好了庆祝的准备。在这里卡赞开始了一种反向的叙事，在法庭上亨利认为作为检察官要仔细核实所有证据，要摈除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面对看起来并无异议的案件，他却说出了一句让几乎所有人都意外的话：“被告是无辜的。”检察官对被告提起诉讼，是要将被告治罪，但是他却站错了“队列”，认为被告是无辜的——他成了被告的律师。如此反向是亨利身份的反向，是剧情的反向，更是从政治游戏走向正义的反向。他的这一举动引起了“轩然大波”，法官找他谈话，让他不要以政治目的办案；他的上司麦克对他提出了质疑：“个人的生命比大众的利益更重要吗？ ”然后警告他：“你正在和整个城市作对。”而另一位和政治有关联的保罗更是找到了他家里，“我们需要一个定罪。”为什么需要定罪？保罗说起城市的游乐场，说起游乐场背后的资本，自己就是房产开发的老板，而保罗给亨利的一个提示是：亨利的妻子玛吉也有1500元的股份——那是玛吉从借给他们的钱，以这样的信息“要挟”亨利，那场官司必须让沃尔德伦成为替罪羊。
《作法自毙》电影海报
这就是亨利看见的政治黑幕，和前一阶段的政治游戏一起，组成了案件背后的“政治”，但是之所以是政治游戏和政治黑幕，就在于它们都是被政客所操纵，而卡赞选择让亨利站出来成为公正的人，就在于从政客的利益诉求中建立正义的世界，而这就是卡赞“政治正确”的表达——无论是麦克“大众的利益”，还是保罗“定罪”的目的，都是一种非正义的举动，而亨利面前的那本手册上明确写着关于公正的阐述：“一个检察官的基本职责不是定罪，而是维护正义。”于是在第二天的庭审中，亨利完全站在正义这一边，将证人的证言一一推翻，将枪支背后的问题公布于众，将警察暴力审讯的过程揭露出来：在夜晚凶案发生时，证人所谓的目击很多带着主观性，沃尔德伦的枪支存在问题根本无法发射，警察完全是通过“引导”进行审讯……亨利并非是空穴来风，而是通过七次模拟现场找出了破绽，从而否定了沃尔德伦是凶手的结论。而在一名记者用游乐场项目所涉及的房地产公司为话题引导，将纸条塞给了保罗，感到事情暴露的保罗在法庭里开枪自杀，这更让背后的政治黑幕浮出水面。
沃尔德伦重获自由，政治游戏和政治阴谋不攻自破，这就是亨利重建公正带来的结果。很明显，卡赞在亨利身上体现了公正，这种公正击败了政治黑幕，让亨利从预设的州长变成了司法部长，这其实就是卡赞的“政治正确”。一方面，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亨利的原型就是美国司法部长卡明斯，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他作为检察官被最高法院法官宣布“将作为评判其他检察官的标准”而载入史册，但是卡赞并非是对历史的重现，电影一开始的旁白，介绍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然后用某个插科打诨的人的说法，“除了纽约都是康涅狄格州了”，这句话蕴含的真理就是：“这种造就了国家脊梁的小城市，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模式，我们的故事发生在这里，但也发生在其他地方……”也就是说，这个故事既具有特殊性，又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适合”其他地方，也就意味着公正是一种普遍的诉求，意味着“正义的呼唤”是唯一的声音。
“正义的呼唤”是卡赞“政治正确”的一种表达，但是对这个真实案件的改编中，卡赞用另一种影像语言阐述了“政治正确”的结果。就案件本身来说，沃尔德伦不是凶手，真正的凶手似乎再没有线索，于是电影说这成为了康涅狄格的一个“悬案”，但是卡赞却让“悬案”有了最终的结果，他的叙事就是在对结局的暗示中让凶手处处现身：在介绍牧师兰伯特的仁慈和博爱中，镜头给出的是兰伯特和吉姆的对话，兰伯特好言相劝，但是吉姆似乎开始对兰伯特怀恨在心；在开庭审理中，镜头总是给到了坐在旁听席上的吉姆，他的目光中是对于案件结果的关注；最后案子成为了悬案，但是报纸上的一条关于车祸的新闻进入镜头，车祸死者的照片也刊登在报纸上，而这个人就是吉姆——吉姆对兰伯特怀恨杂细心，吉姆关注案件庭审的进程，吉姆死于一场车祸。虽然这是一个“悬案”，但是在天网恢恢中凶手早就被惩处了，而这就是电影片名《作法自毙》的另一层含义，卡赞一方面在正面描写中发出了“正义的呼声”，另一方面又几乎以不露声色的方式让“作法自毙”，两者组成的“政治正确”就变成了一种完全的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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