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4-28 迅雷不及掩耳盗铃

雷迅、阿累、但非、雷雨声、凡布衣、千虑失、柳叶刀……这些笔名的背后，是一个更真实更具体的名字：徐迅雷，与这个名字连在的是一个更为人熟知的标签：都市快报首席评论员。或者在徐迅雷自己看来，前一部分代表着某种理想主义，而后半部分则是一种生存现实。

这两种身份是不是也是一种割裂？只是在一个下午的讲解中，这种割裂似乎被深深隐藏起来，只是在偶尔的放大中，在互动和谈笑中，你能触摸到一名媒体从业人员在理想与现实面前的困惑和无奈，甚至是妥协。“百姓立场，公民写作”，如果解读从这一句话开始，整个午后应该洋溢着某种人文关怀的温热。作为都市快报的时评写作者，徐迅雷以一种“评论专业主义”的态度针砭时弊，发出媒体的声音。他用言之有物、言之有识、言之有情、言之有序、言之有文等方面构建他的媒体评论舆论场，这似乎更多代表着评论写作的教学意义：如何积累素材，如何写好时评。

不论是《世界宪法全书》、《沉思录》、《旧制度与大革命》、《寻路中国》、《江城》、《炎黄春秋》、《南都周刊》等阅读素材的推荐，还是评论写作中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三段论、“起、承、转、合”的四段轮、“叙、阐、引、议、结”的五段轮，徐迅雷更多在技术、器物层面介绍媒体时评的写作，而这些方法论阐述只是让他的个体意义具有媒体属性，正像他在那本《只是历史已清零》的杂文著作上的自我介绍一样：徐迅雷，杭州都市快报首席评论员，浙江省杂文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丽水学院客座教授，浙江图书馆文澜讲坛客座教授。入选《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1949-2009）》，是《杂文选刊》评点的“当代杂文30家”之一。已出版《只为苍生说人话》、《让思想醒着》、《这个世界的魂》等著作。

徐迅雷的杂文集

但是这不是全部，甚至这只是一个书面化的徐迅雷，而从他个人经历来说，这些“成果”也未免有些“扁平化”。“知道‘不要什么’比知道‘要什么’重要。”也许正是这句启示，徐迅雷从2001年开始对自我进行了颠覆，他曾经留校6年，后到政协干了6年，再后来下派到一个江南小镇做镇委书记，而最后的决定便是对这句话的实践：弃政从文，他自己的解释是：因为感到还不干自己感兴趣的事，这辈子要废了。“感兴趣的事”，从一开始来说，或者只是关于阅读，关于写作的自我定位，但后来这样的人生转折便像眼前的这本书的标题一样：清零。

“清零”代表着重新开始。每年花费2万元买书，用10个小时的阅读和积累来完成2个小时的写作，这是徐迅雷工作的一些感悟，但其实这些感悟也只是为了在媒体上谋得一个生存的机会，但是作为媒体评论人，徐迅雷的“清零”似乎带有太多了的理想主义。和“百姓立场，公民写作”一样，“只为苍生说人话，不为帝王唱赞歌”也并非是他对自己写作风格的概括，苍生和帝王、人话和赞歌，也都是在一种对立状态下，尤其在目前的媒体环境下，这两种趋向的存在并不是泾渭分明、非此即彼二元论，相反，作为两个舆论场的对立，徐迅雷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必然是充满矛盾，甚至是退让和妥协。

这便成了我与他对话的一个问题：在“凡布衣”的个人标签和当下媒体标签下，如何保持一个开放的个性和自我，或者说，在“评论专业主义”和媒体体制下如何协调？他依然带着微笑，依然有着一种人文关怀的温热，甚至在他说出“戴着镣铐跳舞”这样的现实困境的时候，在他脸上也没有多少的“断裂”的感觉。但是正如他说，必须先生存，必须知道媒体从业的风险在哪，所以即使遇到苍生和帝王、人话和赞歌的矛盾，也依然需要知道高压线在哪，知道底线在哪，在表达个人情绪的时候，更多是为了发出媒体的声音，更多需要选择。换一种说法、换一种时机，徐迅雷的这种“替换”也是媒体时评作者在当下的一种智慧选择。

但是智慧也仅是化解风险而言，但是在本质上也依然是一种妥协，或者正如徐迅雷给自己定义的双重身份：职务写作者和非职务写作者，前者是生存是工作是首席评论员，而后者是爱好是人文是追求。历史已清零，但是对于现实而言，永远没有清零的机会，永远会面对一个扬汤止沸、掩耳盗铃的媒体现实，所以他的生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是他名字的一种戏谑化解读：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不管是“只为苍生说人话”的理想主义，还是“不为帝王唱赞歌”的英雄主义，徐迅雷也都只是提供了在断裂时代的一种个体生存标本。

“太阳从来无意担负下雨的责任。”徐迅雷引用《沉思录》里的这句话，或许也是一个遥远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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