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4-28《纳萨林》：我预见，我遇见
他在行走，赤着脚行走，穿着破衣服行走，孤独地行走，目标向前。纳萨林到底会走向何处？他的行走是在为迷途的人指明方向还是为自己找寻救赎的力量？他是和那一大群的犯人走在一起的，但是渐渐地离开了他们，路上老妇人给了他一个菠萝，纳萨林起先是拒绝的，但是后来接受了，并且为每一个好人祝福——背后的犯人，身前的好人，似乎一切的善与恶在他身前和身后被区别开来，但是对于纳萨林来说，从拒绝到接受，是一种人性的回归，因为那是食物，那是馈赠，那是人与人之间的友好相处，当他前行的时候，看见蓝天，看见白云，看见路边生长的蓬草，他越走越远，向前方，向高处，似乎看见了上帝的荣光。
低处俯视大地，那时的纳萨林是一个和上帝接近的基督徒，是一个渴望拯救灵魂的牧师，他的这条行走之路就是在实践着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救赎之路，但是他又抬头望天，以一个人的视角期待上帝降临——在上帝的视角和人的视角的转变中，纳萨林无疑是一个矛盾体，就像在监狱里被人打倒，被人污蔑时，他所说的那样：“你们可以侮辱我，但是不要侮辱圣洁的大众。”大众是圣洁的，也正是自己作为基督徒的使命之一，但是在被恶所侮辱和击倒的时候，他又说：“作为基督徒我宽恕他们，但是又蔑视他——我不知道如何区分宽恕和蔑视，因为我感到自己有罪。”不能区分宽恕和蔑视，就是无法区分眼前打倒他的人是恶还是善，正因为这样的矛盾，所以纳萨林感到自己有罪，他需要的反而是从自己身上找到救赎之路。拯救别人，宽恕别人，是因为自己就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牧师，但是自己有罪，自己蔑视别人，则是因为自己还是一个人，一个寻找上帝却处处迷失的人。
纳萨林处于这样的矛盾中，才证明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才能对人世间的苦难有更深的理解，也才能对善恶做一个理性的分析，而这种矛盾也是布努埃尔的矛盾，“我深深地扎根于基督教文化之中。我是文化上的基督徒，而非信仰上的。”文化上的基督徒和信仰上的基督徒，到底有什么不同？纳萨林是从原先生活于乌托邦式的牧师变成一个现代的基督徒的，这种转变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那就是他决定离开小镇去往乡下求道，“我要离开这里搬到农村去，那里离上帝更近，没有人知道我是牧师。”这个决定的意义就是脱下了自己身上的神袍，就是去除了自己作为牧师的外在身份，就是告别了被虚构的神职生活，当自己变成了一个普通人，也就意味着自己会遭遇更多人世的苦难，只有经历了这一切，对于上帝才能有更透彻的理解，在他看来反而离上帝更近。
在小镇之上，纳萨林住在一个从不关门的房间里，这种开放性就是一种“无私”的表现，在他看来，任何屋子里的财产都不属于自己，也不担心小偷偷走；另外一方面，他却并不为别人施舍给他食物和钱财而羞愧，在他看来，这根本无损自己的尊严。所以在小镇的生活，他把自己当成是一个不掺杂人性欲望的存在，也正因此他区分了身边的人，他们是有罪的人，他们是需要拯救的人，所以作为一个神父，他有了自己的存在的意义。纳萨林就这样把自己看成是上帝派来的使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基督徒，他对于小镇上人信仰的迷失，对于自己拯救的意义，都纳入到一种“我预见”的框架之内，“上帝是我的法官。”他这样说。
| 导演: 路易斯·布努埃尔 |
而这个小镇，的确有着太多的污秽和罪恶，阿瓦和卡拉打架，就是因为阿瓦认为卡拉偷了自己的纽扣，所以她拿出刀来刺伤了卡拉，而自己也受伤了。受伤的阿瓦找到了纳萨林，求得他的帮助，当她说起和卡拉的冲突，理由便是卡拉偷了她的东西，“我是有自己尊严的。”面对阿瓦的解释，纳萨林反问她的是：“你杀了人还有尊严？”但是即使没有尊严，纳萨林也还是将她藏在自己家中给她医治，不仅从身体上还从精神上救赎她，“我宁愿死，也不愿被人告发。”这是阿瓦的逻辑，纳萨林在谴责她的良心会受到谴责时，也给了她容身之所，而阿瓦似乎也把纳萨林看成是拯救自己的牧师，她为他点上蜡烛，在他的启发下祈祷。但是，阿瓦的祈祷又不是彻底的诡异，当纳萨林告诉阿瓦人是有灵魂的，这个世界上也有地狱，而阿瓦理解的灵魂救赎带着这个小镇的某种阴谋论，“为什么灵魂能从炼狱中解脱出来？因为只要有钱。”
钱主宰了一切，钱判定了人死后的归宿，阿瓦的理解代表着小镇人普遍的迷失，的确，在开场“帽子、鞋子、瓶子，或者你想卖的旧衣服”的吆喝声中，人们生活在当下，这些声音甚至盖过了教堂的钟声。在声音制造的生活寓言里，每一个人都在追求金钱，追求物质，所以偷盗、吵架成为一种日常，需要的就是像纳萨林一样的救赎者。但是穿着神袍的纳萨林只是在身份上是一个神父，他对于上帝的理解也在一种自我虚构的乌托邦里，巴勃罗曾经认为纳萨林生活在这里，是在“挑战愤怒、饥饿、贫穷、烦忧和诽谤”，但是纳萨林却否认了，“我不是在挑战，而是在容忍。”挑战是一种对立，是直接将他从救赎的使命中脱离出来，所以选择“宽容”才是一种神父固有的态度，只有在宽容中才可能让迷途的人找到方向，才能以上帝的名义找到他们彼岸，才能将灵魂带入天堂。但是这种非挑战的宽容，在纳萨林那里又拉大了善与恶人为的距离，当阿瓦的伤势痊愈了，纳萨林便让她离开，而且擦掉了地板上的痕迹，烧掉了她用过的一切东西，这是对她躲避惩罚留痕的一次抹除，更是以宽容的名义将她变成了一个罪人，因为阿瓦相关的东西必须被烧毁，她也就成了别人口中所说的“魔鬼”。
《纳萨林》电影海报
所以纳萨林在这样的口诛笔伐中离开了小镇，离开了“我预见”的乌托邦，离开了被神父的身份所束缚的生活。也从这里开始，他走上了寻求信仰的道路，这种信仰是关于众人的，也是关于自己的。他脱下黑色神袍穿上普通衣服，他来到了建筑工地从事体力劳动，他一直行走在路上感受人间的疾苦，他也寻找奇迹发现上帝的荣光。比特的姐姐有个女儿生了重病，她找到纳萨林希望他去给病重的孩子治病，纳萨林去了，他对他们说的一句话是：“只有上帝和科学才可以救她。”把上帝放在和科学同等的地位，说明纳萨林已经不是单一的基督徒，他也相信科学，相信理性，所以当孩子的病慢慢好起来之后，大家都把他看成是圣人，他又告诉他们：“不要提奇迹，不要伤害我。”并不是否认奇迹，而是把奇迹看成是上帝和科学合成的产物。于是在这个奇迹发生之后，比特和阿瓦便跟随着他，成为他忠实的信徒。
在路上，纳萨林已经在“我遇见”的现实中成为了一个人，这种自我定位的转变使他既不是人类愤怒、饥饿、贫穷、烦忧和诽谤的挑战者，也不是对于人类罪恶的宽容者，而是体验者，“上帝无处不在。”这是纳萨林的一个观点，这是一种泛神论思想，其目的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忏悔，都能救赎，而忏悔和救赎靠的是他们自己；他在路上看到上校命令穷人骑在驴身上，而那头驴的腿断了，看到这一切，纳萨林直接把上校叫做反基督者，甚至称他是异教徒；比特生病了，她难受至极，并把这种难受看成是魔鬼在作祟，而纳萨林却告诉她：“这不是魔鬼，这是疾病。”去除了魔鬼论，回归疾病本身，这也是一种科学的理性态度；而且，在这一路中，侏儒阿杰爱上了并不漂亮的阿瓦，也并不嫌弃她以前的经历和身份，这一种爱情在两个并不完美的人身上发生，纳萨林就说：“不要用凡人的肉体来支配自己。”因为上帝不会抛弃我们；而纳萨林对于两个信徒的态度也是爱，“我爱你们两个。”这种爱去除了所谓的嫉妒，而成为一种博爱，这种博爱更是纳萨林在信仰意义上带来的希望。
在纳萨林“我遇见”的一路之上，他看见了穷人，看见了犯人，看见了难民，看见了被瘟疫夺取生命的人，不仅仅是看见，他自己更是遭遇了种种非议和不公，他被投入监狱，他被人毒打，他被人侮辱是下流的人，在这样的看见和遭遇中，纳萨林才真正看到了愤怒、饥饿、贫穷、烦忧和诽谤的人类，才知道了人类需要怎样的救赎，“你在美好的一边，而我在不幸的一边，但你我的结果都不美好……”这其中有着生存的无奈，““当我吃面包时，上帝便降临在面包里面。”这也呼唤着一种上帝式的解救，所以从苦难中看见希望，从现实中呼唤救赎，这样才是上帝存在合理性的一种表现，而从“我预见”的乌托邦到“我遇见”的现实，从对罪恶“不是挑战而是容忍”的态度，到“不能区分宽恕和蔑视”的迷惘，纳萨林脱去了符号化的外衣，返回到了一种人性意义的存在，因为，“东西不专属于某人，而是属于需要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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