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4-28 《新女性》:从奴隶到斗士
当患肺炎的女儿因无钱医治而死去,当自己走投无路而吞食安眠药昏迷,那个“不倒的女性”的确成了一个真正的玩具,女儿最喜欢,自己寄托着人生的理想,“不倒的女性”面前却是一个倒下的现实,“姐姐,我实在不能活下去了,这社会,我们有没有能力去改造它。”这是韦明倒下时的留言,幼小的女儿不能改变它,自己也无能为力去改造它,不能改造只能被吞噬只能倒下,所以“不倒的女性”成为现实的一个讽喻,成为新女性一个空泛的理想。
是留言,却不是呼喊,而当在病床上被救醒的韦明看到报纸上造谣中伤的报道后,几乎要一跃而起:“女性终于是弱者——我!要!报!复!”终于发出了最痛彻的一次呼喊,而这样的呼喊来得太迟了,“我要报复”的现实是一个没有钱的现实,是一个身体受到戕害的现实,是一个频临死亡的现实,所以即使这是一句对着整个社会的一声呐喊,也是微弱的,是无力改变的,即使李阿英劝导她:“自杀是弱者的表现,你死了反而落得别人的笑。”尽管余海涛鼓励她:“要先抛弃厌世观,本来生活就是搏斗,倒下了再站起来最后一定是胜利的。”即使自己挣扎着拿着报纸点燃希望:“我要活下去,好在我已经死过一次了。”但是,在这个已经倒下去的社会里,在这个王博士还在爆料她作为风尘女子的故事、主编还在寻找她的“遗像”、报纸记者还在筹划追悼会的社会里,她依然没有逃脱他们的围攻,站立在她面前的是铜墙铁壁,是扼杀希望的恶魔,是摧毁活着希望的男权。“你救救我,我要活啊!我要活啊!”这声音在病房里回响,却是那么无力,那么绝然,任凭自己如何争取活下去的可能,但医生的摇头也终于宣告了一个理想主义的覆灭,一个“不倒的女性”神话的崩溃。
| 导演: 蔡楚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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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知识女性,韦明身上似乎具有蔑视权贵追求自由的勇气,她与男人恋爱,却被家里反对,在一捆绳子和一把刀面前,韦明突破了禁忌,和男人越窗而逃,争取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但最后却被男人抛弃,留下的是一场漫天的大雪,一个年幼的女儿,以及一颗受伤的心。“我没有出路,我要到上海去。”这是韦明将小孩托付给姐姐时说的话,对于她来说,曾经想依靠的男人这根柱子倒塌了,她没有了幸福生活,没有了出路,所以到上海去与其说是争取另一种生活,不如说是一种逃避。
失败的爱情对于她来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在她内心深处,她从伤害中开始否定婚姻,开始仇恨男性。她和编辑余海涛认识,在内心深处她希望依靠在这个男人身上,而失败的爱情又让她心怀恐惧,当她被约出去跳舞的时候,余海涛对她说:“跳舞这种糜烂生活,不是我们应当做的。”在韦明看来,余海涛帮她联系书稿的出版,照顾她生活,可是和她想要的生活似乎有着很大的距离,这种距离实际上是认识上的不同,“为什么你像一座冰山?”这是韦明问他的话,而余海涛的回答是:“我的周围想要有什么东西要燃烧起来,热情有时候会把自己火葬的。”他不想在这段感情上投入过多,似乎是怕自己被热情燃烧,怕陷在糜烂的生活里。而韦明似乎并未想在余海涛身上找到丢失的爱情,在她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一种对于男性的恐慌,而这种恐慌又变成了对于婚姻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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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女性》电影海报 |
那跳舞、宴会有关的萎靡生活,像是王博士精心策划的陷阱,韦明走进这样的生活似乎是为自己赢得一点上流社会的自尊,当音乐教员、写女性意识的小说,出入这样的场合,韦明都在编织和自己曾经受伤生活不一样的现实,那曾经的生活就如宴会上外国女人的表演,男人的皮鞭抽打着她,而她身上又带着镣铐,韦明仿佛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过去的影子,皮鞭、镣铐,对于她来说,永远是束缚,是心底的压抑,而当女演员挣脱镣铐站立起来的时候,她也终于露出会心一笑。
所以这糜烂的生活只是韦明想要忘记过去重建自己的一种尝试,她拥有漂亮的面容和姣好的身材,几乎都会被男性的目光吸引,但是对于现实她又是提防的,她从来不会付出自己,包括肉体。当王博士赤裸裸说喜欢她要向她求婚的时候,她反问道:“结婚?结婚能够给我什么呢?终身的伴侣?终身的奴隶罢了。”在她看来,女性应该拥有独立的精神和肉体,结婚只不过是让这种独立性覆灭,被男性压迫的女人只能成为奴隶,成为男人的玩物,所以她反对婚姻,反对成为奴隶。但是这样的理想是空泛的,甚至成为一种极端的空想。王博士在求婚不成的时候,设计将她从学校辞退,另一方面却以钻戒这种纯物质进行引诱,都被韦明所拒绝。同样被拒绝的男人还有报纸记者,因为采写小说作者韦明并索要一张照片,从而进入了韦明租住的房子,在镜子里映照着记者觊觎的目光,一声“请自重”是韦明对于他的拒绝,也是对于男权的反抗。
但是,韦明无法在这种空泛的自信中恢复理想,生活的困境超过她对于现实的估计,由于被学校辞退,经济来源成为问题,先是自己的房租拖欠,那架放在房间里租来的钢琴也被钢琴公司拿走了,这是一种隐喻,音乐教员、钢琴,这些东西都成为韦明知识分子女性的一种符号,而随着工作被辞退,钢琴被搬走,她的身份瞬间发生了改变,她成为一个穷人。而女儿、姐姐的到来让她更加举步维艰,但是在这样的时刻,她似乎还在维持着自己的独立意识,她从不告诉别人自己有过被抛弃的经历,有一个年幼的孩子,来上海之后她也安排他们住进了旅馆,这种带有欺骗的生活对于韦明来说,是一个悖论,她有过痛苦的爱情,却不能抛下着爱情带来的一切苦果;她爱自己年幼的孩子,却不想把这样的信息告诉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所以这样的悖论对她来说,反而变成了双重痛苦。孩子因为咳嗽患上了肺炎,她又无力支付旅馆的费用,最后只好将姐姐和女儿接到了自己租住的地方。
生活越来越陷入困境,付不出房租,过不了自信的生活,而孩子又因为肺炎亟需住院治疗,即使当了值钱的东西也无力承担越来越大的生活费用。她仿佛一下子跌进了生活的漩涡,靠自立已经无法维持生活了。所以在皮条客的怂恿下,韦明几乎走上了出卖肉体的道路。房东太太说:“这个世界我们女人想要弄点钱,不这样有什么办法?”望着床上日渐严重的女儿,回想起自己生活的窘迫,她终于说出了改变她生活和理想的话:“好吧,我就去作一夜的奴隶。”对镜梳妆,泪眼朦胧,这是一种人生的无奈,这是一种选择性堕落。而这“一夜的奴隶”竟然是王博士,曾经是追求,现在是交易,那枚值三千二百元的戒指,以前是定情信物,现在则是出卖肉体的代价,戒指完全可以救女儿的名,完全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但是面对王博士,为名用一记响亮的耳光回绝了他:“你设下这种圈套,叫我们女子受尽侮辱,难道是天经地义的吗?”在韦明看来,作“一夜的奴隶”只是生活所迫的选择,但也并不是谎言,不是陷阱,不是泯灭尊严的行为,所以面对王博士,韦明的断然拒绝是一种自发的自我保护,是女性独立不受支配的行为。
不想结婚,不想做男人永远的奴隶,这是极端的独立,所以在这样极端的困苦之下,生活一步步吞噬着韦明,病床上越来越微弱的孩子,身边无处不在的欺骗和压迫,让她陷入绝望,那个“不倒的女性”终于成为一个摆设。韦明的问题是:一个女人如何在这个社会中生存,在这个男性主导的社会中保持独立?这个问题的答案视乎在李阿英的身上得到了体现,同为学校音乐教员,同为租住房子的女性,阿英和韦明似乎有着相同的生活经历,但是她们是属于截然不同的两类人,韦明出入宴会的歌曲是《桃花江》,而阿英将歌曲改为《黄浦江畔》,韦明过着“糜烂”的生活,而阿英却在教那些读书的孩子唱斗志昂扬的歌曲;韦明虽然拒绝王博士,但这种拒绝是软弱的,而阿英却完全像个男人一样在房间里和王博士打斗,处处充满力量,也处处闪现着反抗。如果说韦明是要摆脱奴隶的地位,那么阿英是在成为一个斗士,她抛弃女性特点而更趋男性意义的行为和生活态度,使他更像“新女性”——而这《新女性》的歌曲也是阿英邀请韦明谱曲。
用力量反抗权力,用男性对抗男性,这便是新女性要在这个男权社会生存的必然条件,而韦明显然在空泛的理想中不仅无法成为新女性,反而被自己设定的生活所击垮,“我要活”的怒吼其实是软弱的,是徒然的,因为这世界需要的不是理想,不是仅仅活着的身体,不是仅仅独立的精神。而这种悲剧也并非是那个叫“韦明”的女性所不能承担的,当卸去电影中的虚拟属性,对于阮玲玉来说,却是真实的现实,是无法逃避的真正死亡。1935年旧历新年,《新女性》在上海金城剧院正式上映。而在一个月之后的“三八节”,阮玲玉服毒自杀在自己的房间里,以25岁的年华结束了她短暂的一生,而这样的死亡,电影却如预言一般,婚姻之困,谣言迫害,加上个性的柔弱,使她走上了人生的不归路。同样是女性,同样是死去,但阮玲玉不是韦明,她最后喊出的是那一句“人言可畏”的悲悯叹息,而不是“你救救我,我要活啊!”的求生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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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前: 《绿房子》:肉体在烧炙着他们
顾后: 没有恐怖心跳的“布鲁特斯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