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9-15 《只是历史已清零》:子弹无法粉碎的体制惯性

什么是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挣扎着露出本真面目的，就叫历史。
    ——《真假“雾中取宝”》

它藏在深处，看不见的深处，呼吸不到的深处，里面有特权，有灾难，有抗争，也有子弹，但最后一定是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从“已经奄奄一息”的地方开始成批倒下，只是当我们站在时间的对岸，那些“体制惯性”和“特权惯性”被推到的时候，很可能连同我们自己也一起被推到，那射出的子弹只是在“那历史的长河里，曾经飞了好一会儿”之后，在现实的伤害中，成为我们无法超越历史的见证。

那是挣扎，从时间的长河中“露出本来面目”该有多少的勇气，多少未知的困难，但是，必须挣扎出来的历史里有多少我们无能为力的想象？我们所看见的“真面目”里又有多少惯性让我们自己都无法看清？或者说“百姓立场，公民写作”和“只为苍生说人话，不为帝王唱赞歌”是不是也是理想主义之一种，它写在一个不带子弹的人心里，写在那张锋利的书签上，但仅此而已，人文关怀和人间道义看起来只是一个虚幻的场景？但毕竟是有人站出来，有人说出来，以及有人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启蒙之行动”来针砭，不是沉默，不是随波，不是无奈，是愤怒，是抗击，是力量。

徐迅雷，似乎在站在别处，他用“世界眼光”面对的是“他者”，所以当从切入这些许的历史事件中，他已经看见了那“已经奄奄一息”的历史。这历史里有集权，有悲剧，有斗争，有荒谬。“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引用美国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的话，徐迅雷轻易将一把刀插进了这个已经倒下的帝国内部，而辅以作证的是另一句话：“你可以用刺刀架成一个王位，但你不可能在上面坐得太久。”这是叶利钦的一句名言，是对特权和集权政治的形象说法。作为苏联历史终结和新俄罗斯成长的见证者，叶利钦的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没落集权帝国的悲剧情结，在苏联的历史长河中，“在权力巅峰的人物，其经历最能看出对权力的态度。”但是不管是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或者是勃列日涅夫，都在各自的权力体系中扮演一个“用刀架成王位”的统治者，尽管里面有着对特权的崇拜，有着反特权的努力，但最后都在那个70年历史的帝国身上狠狠地插了一刀，它的覆灭，它的解体，都和那个叫“权力”的欲望分不开，而权力的极致表现就是“乌托邦”，就是共产主义：“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受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在集权政治中，统治者所看到的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是一个像童话般美好其实是内部腐朽得望不到”真面目“的世界，而这个世界的唯一终点便是倒下：”从1917年到1991年的苏联自兴至亡的历史，仅仅70多年就走到了头，‘苏联’变成了‘俄罗斯’，‘列宁格勒’也重新回到了‘圣彼得堡’。一个大国的分崩离析，不是历史的玩笑，而是内在的规律。（《“震撼世界的十天” 已经那么遥远》）

编号：E29·2130428·0980 作者：徐迅雷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2年5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49515431 页数：412页

所以，苏联只是权力必然趋势的一个悲剧典型，“不能被关进笼子的权力，其必然趋势就是特权化。”而那种童话般的、自欺欺人的共产主义却并不是苏联唯一命运，这里，还有那些国名里辉煌地写着“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贫弱穷国：“为什么能够把‘人民’弄得民不聊生？为什么祭起了‘民主主义’的大旗，却不见‘全民票选’，而国家的‘一把手’反而能够‘子承父业’？”这里也有“血色已无黄昏”的热带丛林的悲剧：“历时400年赋予石头生命，造就的是人类文化与文明；历时4年剥夺国民生命，造就的是人类洪荒与野蛮。”而这一切的种种，都是将纯而又纯、“公平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当成是一个既成的乌托邦，一个看不见人民，看不见共和，看不见“国家积贫积弱的内在根源”：“乌托邦停留在乌托邦理想阶段之时毕竟还是虚幻的，乌托邦者的最大悲剧就是确确实实把乌托邦演变成“现实”；乌托邦本来就应该是乌托邦，一旦化作现实，理想天堂必将成为人间地狱。（《血色已无黄昏》）”

在这样的专制乌托邦里，所谓的共产主义只是被蒙蔽在历史深处的玩笑，“共和”的反面是“专制”，所以在专制的历史里，只有清洗和屠杀，只有对权力的渴望，只有奄奄一息的体制，那个切尔诺贝利事故，“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病；在切尔诺贝利上演的这出悲剧，汇集了多年积累起来的一切体制弊端。”所以一切的历史悲剧都归结到一种“体制惯性”：“屏蔽真实信息，是一种‘体制惯性’；只对当权者自己负责的体制，对公众屏蔽信息必然是第一选项；只有对公众负责的体制，才会向公众‘交底’。”所以在《一层纸的后面曾经是铜墙铁壁》里，徐迅雷指出了专制和民主的本质区别：“专制是所有人都怕一个人，民主是一个人‘怕’所有的人——一个站在最高位置的人对所有票选他的公民，心存敬畏。”所以站在历史的维度，他用”世界眼光“只是为了寻找到一种民主的制度，一种一个人“怕”所有人的制度，这里有“老百姓就是总统、总统就是老百姓”的韩国的民主进程，这里有“总统是靠不住的”的美国理念，所以从破到立，徐迅雷的观点很明确：“总统靠不住原来不那么要紧，重要的是总统背后的体制制度靠得住。（《那些最差的美国总统》）”

但很明显，“世界眼光”并不是在历史故纸堆里发现“真面目”，而是从世界看到中国，面对“现实中国”，这种由外而内的努力在徐迅雷的笔下分化成两个方向，一个是历史的中国，一个是现实的中国。“春秋史海”里有对于辛亥革命的积极评价，魏源的“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是对于中国变革的意义挖掘，从辛亥革命的意义上关乎民生和民族，“历史的长河里，革命的时间节点相对较短，后面有更长的时间线，一定要以不断的改革来书写——唯有这样，民族复兴才大有希望，民众福祉才日渐丰满。”而对于国民党败于共产党的原因，徐迅雷归结为“以党亡国”：‘以党亡国’后来在一党专制的国民党身上得以应验，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大陆，只好去了台湾，而人民和历史都选择了共产党。”当然这也契合他对于苏联、东欧执政党的集权悲剧上，在《未被遗忘的历史先声》里，他对民主和权力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民主与权力和权利有着密切关系：民主越多，权力必然就越小；而民主越少，权利必然就越少。”所以落脚点再次回到那场革命的时候，他也希望用历史来观望共产党的那段历史，“我们经历了太多非常识、反常识的事情。弄‘大跃进’是否反常识？反。抓‘右派’是否反常识？反。闹腾‘文革’是否反常识？反。捣鼓‘上山下乡’是否反常识？反。大叫‘一步跨进共产主义’、‘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是否反常识？反。（《“大河有水小河满”之类》）”

当然，不管是大跃进、抓右派还是文革等政治斗争的历史，还是关乎民生的唐山大地震，内中无不透露出一种忧患意识，但是这种建立在历史维度上的忧患毕竟有些遥远，所以徐迅雷在“现实中国”的种种问题面前，也开始了“治病救人”，从桥梁的豆腐渣工程的“魂断烂桥”，他指出：“‘权力’与‘钱力’的交媾越疯狂，那么桥梁的承受力就越虚弱。（《魂断烂桥》）”从奶粉事件和食品安全，他指出：“民以食为天，而政府以食品安全为天。政以民为本，而政治体制改革是让政府真心真意为民服务之本。（《屠场再现》）”从杭州“胡斌飙车案”，他认为：“我们不难看到，‘仇富’与‘仇官’情绪的共同震荡，仿佛两股涌潮的叠加，其社会性力量变得异常强大。（《仇官与仇富》）”从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他提出：“应该是给法律‘开胸验肺’、促进法律进步、治好职业病防治之‘职业病’的时候了。（《“开胸验肺”之法律物语》）”在现实中国里，种种的问题甚至悲剧，在徐迅雷看来，也是“体制惯性”带来的巨大阵痛，对于这些民生问题，他引用江艺平在《看天下》杂志创刊五周年图片增刊上的那句话：“不懂得敬畏自然，不懂得善待生命，就不会有未来。这才是人类最应该为之恐惧的。”

从政治到民生，从国家到个体，徐迅雷的忧患意识是要让“现实中国”充满人间道义，所以他在解剖这种种的问题时，也提出了解决办法，这就是对“体制惯性”的坚决抨击，佛山小悦悦事件导致的道德滑坡，甘肃校车事故折射的管理失责，以及小学教材的“疾病”，国家“包养制”为特色的“专业作家”体制，都是一种制度性缺陷，一方面他提出要根除官员的“权世界”，根除“文化严厉主义”，根除“权力有权欣赏文艺，权力无力繁荣文艺”的“觊觎艺术”权力，另一方面他也提出教育改革、文化宽容等想法，但其实，对于现实中国，虽然他看到了诸多弊病，剖析了存在的问题，但是从教育、文化以及个体的尊重上，未免显得隔靴搔痒，尽管他也触及到了体制、民族素质等核心问题，但是基本上点到即止。

这种小心翼翼其实也是徐迅雷个体的无奈，作为媒体工作者，他其实是无法逃脱体制的约束，无法重建他心中的规则，所以对于政党、对于国家体制和权利上的惯性，他只能通过对历史，对世界的剖析，曲折地绕过敏感问题，不管是苏联、东欧、朝鲜还是柬埔寨红色高棉，其实都是一种政治上的集权悲剧，而对于中国的现实种种问题，也当然存在这些问题，所以尽管看清了历史真面目，但是作为一个体制内的媒体工作者，他也只能用这样的方式绕过现实，“只是历史已清零”，其实，历史是一个坐标，是一个反射，只是作为个体，只能“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轻轻地将“真面目”又掩盖起来，“斗争的哲学，无形的子弹，不能再飞了。在那历史的长河里，曾经飞了好一会儿。”没有子弹就没有杀伤力，就没有自卫的能力，也就没有粉碎“体制惯性”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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