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9-15《异识》：你可以见证它的发生
写作过程中，作者有一种感觉，他唯一的听众，就是“发生了吗？”，发生的语位（语用事件）求助于“发生了吗？”当然，作者永远不会知道，语位是否抵达终点。
——《本书说明》
这是一本作者书写的书，这是一本读者阅读的书，书和书是同一本书，但是书和书又是不同的：这是一本在诗学意义上呈现为观察、评论、随想、注解的“不连贯的散文形式”；这是一本和其他的书一起组成某个系列的丛书，但它是丛书的最后一部分；这是一本哲学性的、反思性的书，不预设自己的话语规则，它的要义是发现规则；这是一本“太累赘，太长，也太难了”的书……所有这些对“本书的说明”，都是从利奥塔作为作者的角度进行介绍的，而他所介绍的目标就是读者，于是作者和读者又在利奥塔的某种“预设”中完成了链接：“作者天真地希望，他的写作接近于零度风格，而读者随时可以有想法。”有想法可以让读者在阅读中产生某种智慧的语气，然后忽略书中“不连贯的散文形式”；有想法可以让读者心血来潮在没有阅读此书的情况下“谈论这本书”；有想法甚至可以让读者完全放弃这本书，因为利奥塔寓言下一个世界“将不会有书籍存在”，因为读书太花时间，因为书只是“被打印出来的物体”，因为书的信息完全可以被传媒、电影、新闻访谈、电视节目和录像带取代。
在利奥塔看来，这本书已经不是“我们时代”的节奏，一边是作者进行着不预设话语的反思，另一边则是在零度风格中允许读者忽略、放弃这本书，作者和读者之间是不是也由此进入到“异识”之中？作者的文本和读者的文本是不是在零度中构建的异识？甚至作者的时代和读者的时代乃至整个时代都是异识的隐喻？在这里异识成为了利奥塔对于本书的一个反思内容：反思所要求的就是我们关注“发生”，它留下的开放性问题就是“发生了吗？”而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预感到了唯一的读者也是“发生了吗？”但是在作者永远不知道的情况是：“发生”的语位到底有没有抵达终点？似乎在这个关于“发生学”的问题上，无论在语位表达上还是在语用事件上，利奥塔都认为作者不该知道，“他仅仅知道，他的无知是最后的抵抗，唯有如此，事件才可以对抗可计算的时间运用。”
对读者、对时代、对写作本身，利奥塔都进行了反思，反思指向了“发生”，指向了“发生”的此刻，但是当对“发生”并不知道的情况下，对异识的反思也变成了一种意识，而这种异识却让作者在无知中进行了最后的抵抗，这抵抗又成为对异识的另一种反思，“这本书的标题意味着在异质的风格之间不存在普遍的判断标准。”为什么有异识？异识当然是对于共识而言的，利奥塔认为，异识表明的是至少在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冲突状态，由于缺乏对双方都适用的判断标准，冲突无法得到公正的解决，“一方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另一方的不合法。”如果对两者采用单一的判断标准试图消除异识，那么这就变成了一场缺少公共话语标准支撑的诉讼官司，至少会伤害到其中的一方，如果双方都不承认这一标准，那就意味这两者都会受到伤害。异识是冲突状态，无法消除异识就会造成伤害，所以异识的存在不是“发生了吗”的问题，而是已经发生了的沉默。
那场诉讼发生在“奥斯维辛之后”：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当然发生了，但是“发生”的此刻却成为了一种异识。法国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弗希松自1978年以来，对大屠杀灭绝的叙事提出质疑，他声称“希特勒的毒气室”不存在，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根本就是一个历史谎言，它的受益者是以色列国和犹太复古主义，之所以提出不存在的论断，他的逻辑是：要确认毒气室的存在，唯一能接受的目击证人就是它的受害者，“现在，据我的对手所言，不该有死了的受害者，不然毒气室就不是他所宣称的那样。因此没有毒气室。”利奥塔对弗希松逻辑的解读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部分当事人消失了，幸存者很少谈论它，即使有人说起它，怎么知道这一情况确实存在？是不是证人的一种臆想？如果大屠杀的确存在，那么证人的证词就是假的，因为要么他也应该消失，要么他应该保持沉默，即使能够讲话，也只能证明自己的独特经历，这一经历是否属于这一境遇还有待证实。按照弗希松的理解，“要么你是错误的受害者，要么你不是。如果你不是受害者，那么你在证明自己是时，你就错了（或者你在撒谎）。如果你是受害者，但既然你还能证明这一伤害，那么这一伤害就不是伤害，你在证明自己是受害者时，还是错了（或者还是在撒谎）。”
这不是就是普罗塔格拉所说的悖论？“居然要受害者来举证他们所受的伤害！”当证人保持沉默，当法官充耳不闻，当证词变得矛盾，这就是“完美的罪行”，而“完美的罪行”之所以无法自证清白，就在于异识的存在：原告在法庭前提出控告，而被告则摆出论据证明指控无效，这也就意味着原告被剥夺了论辩的手段，由此沦为了一个受害者，“当调解冲突以一方的习语进行，而另一方所遭受的伤害并不用那一习语来表达时，双方的‘异识’就出现了。”大屠杀的确发生了，但是在庭审的时候，它却不再是一个被给予的事实，而是要求建构程序并根据主题得以实现的机会，正是这个建构的过程产生了异识。利奥塔认为，异识不是一个“诉讼问题”，而是一种“无法证明”的情况，控诉的人可以被听到，而受害者本人即使与控诉的人是同一个人，也被迫陷入沉默，“他们不说话，是因为他们在说话时会受到最严重的威胁，即一般情况下，有人直接或间接地削弱他们说话的能力。”
| 编号：B83·2240611·2132 |
利奥塔将异识问题置于语言学转向的哲学背景之下，他认为异识关涉的是语位问题，语位不是一个从说话者到受话者且与两者不相干的信息，说话者、受话者、指称和含义构成了语位所表象的世界，推理、认知、描述、质疑、指示、命令构成了不同的语位体系，之所以语位之间不可转译，就在于它们是两个异质之间的语位，这种异质表现为语位被交谈、质问、论辩、心理分析的谈话、忏悔、批评性的评价、形而上的表述所替代；或者否认了四个语位项当中的一个而产生了否定的语位，继而取代了沉默——弗希松即使承认幸存者的沉默并不一定证明毒气室不存在，但是在否定语位中异识也不可避免存在，也就是说，异识是是语言的不稳定状态和瞬间，“在这种状态下，某样东西可以用语位来表达，却尚未被表达。”所以要消除异识的存在，就必须从语位上构建新的规则，利奥塔将这种规则称为“语位链接”。
一方面，利奥塔他承认异识不可避免，他也认为还没有普遍的话语风格来规范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异识反而打开了一扇门，“文学、哲学或者政治学的关键，就是在创造语位的过程中，见证这一异识。”而另一方面，他认为存在着一个“好”的链接将判断合法化，至少可以通过这个办法“拯救思想的尊严”，而思想、认识、政治、历史、存在，都涉及语位链接。承认异识的存在，也发现语位链接的作用，当然就需要建立起新的受话者、说话者、含义和指称，“由此让错误得以找到表达的途径，让原告不再沦为受害者。”如何建立语位新的规则？利奥塔通过反驳高尔吉亚指出的四个沉默，提出了思想和语言之间存在的工具性关系，“这种关系遵从某种技术模式：思想有目的，而语言提供手段。”思和言之间的关系，利奥塔虽然是从技术工具的模式来考察，结合柏拉图的观点和实践，利奥塔将其变成了思和言的同一性问题，它所言及的存在本身就是它用嘴所说出的东西：指称也就是说话者，“存在与思考是一回事。”
柏拉图提出的改变、模仿、劝说，就是建立起了论证的规则，他预设了受话者容易被感动的能力，也预设了说话者掩饰、隐藏和伪装的能力，“我不是说话者，我只是神或英雄的传话者：我不过是化身为死去的英雄，化身为巴门尼德的女神而已。”通过把神看作是受话者，并以摹仿的方式将神放置在说话者的位置，由此完成了摹仿的诗学，建立起了语位的链接，虽然摹仿被看做是第二自然，是伪造和助长了不得体的东西，但是利奥塔认为，“摹仿是必要的，语言是在我们年幼之时，在保姆和母亲所讲的故事中就已经切近我们的东西。”只要在摹仿中不制造谎言就会是一种对话，它不是要彻底征服对方而是要达成一致。同时，利奥塔考察了发生异识的另一个可能，那就是指称问题，“当受害者语位的指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的对象时，你又如何判断存在着异识呢？你又如何证明这一情况确实存在？”
在指称和实在之间是不是存在错误语位？产生这种错误语位的指称并非是虚无，而是指向了另一个对象，在这里利奥塔认为必须进行对象的命名，“每个指称都有一个名称，每个名称都有一个指称。”指称进入名称网络才使得实在的定位成为可能，“名称之所以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正是由于它是空的，是不变的。”而实在就是被放入由世界标明的场域，“实在可以同时被赋义，被实指，被命名。”如果指称把“此时”转换为一个日期，将“此地”转换成一个地点，将“我”“你”“他”转换为让、皮埃尔、路易，那么当下发生的语位表象出来的世界就被命名了，固定的意象也就变得独立了。另外，利奥塔也区分了表象和处境，语位在被表象出来的瞬间，它是捉摸不定的事件本身，说话者、受话者、指称和含义都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它没有将一个世界呈现给人，也就是说，它只是语位事件的“发生”，发生了什么并不知道，但是当把语位放入到具体情景和关系之中，建立彼此的关联，它们的意义、内容、性质和价值就被确定了，就可以和“某个被给予的东西”打交道了，“与它打交道，就是把它放在某个处境之下，将它放置在某个语位世界之中。”
回到奥斯维辛问题，利奥塔认为，这个语位所表象的世界，根本没有受话者，因为纳粹制定法律不必向任何人请示，“受话者的缺席也是证人的缺席。”甚至利奥塔认为，在党卫军和犹太人之间，连异识都不存在，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共同的语言表达式，“根本就没有必要来进行审判，连拙劣的摹仿都没有必要。”所以根本没有“发生了吗？”的此处和此刻的处境，存在的只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在语位没有发生的情况下，犹太人的话语被漠视，被推入了遗忘的河流。在这里利奥特认为，受话者必须被赋予义务，语位也必须是义务句，“在新的语位中，他不再是受话者，而是说话者，而新语位的关键不再是服从，而是说服，让第三方相信他自己有要服从的理由。”这是道义所在，信仰所在，自由所在。
利奥塔对于异识问题的阐述，并非是要解决奥斯维辛以及“奥斯维辛之后”的历史问题，而是在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中真正赋予哲学新的意义，在关于进步、社会主义、富足、知识等叙事的现代形而上学教义陷于衰微之时，当“新的这个，新的那个，后这个，后那个”成为理论批评标新立异的存在而带来懈怠的时候，哲学家反而更应该关注异识、发现异识，并在语位链接中寻找新的规则和表达方式，因为哲学家不是那些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忘记异识，在所谓的共识中建立既定的风格，“其目的在于获得政治霸权。”所谓知识分子制造了神话的叙事模式，这一模式又变成了关于人类的宏大历史，而历史意味着对名字的消灭，真正的哲学家需要通过异质的叙事完成自我救赎，这种叙事就是卡西纳瓦的“小故事”。
“在卡西纳瓦模式中，每一个miyoi（神话、故事、传奇、传统叙事）的解释都是以固定的格式开始：“下面是……故事，和我历来听到的一样。现在轮到我来给你们讲故事了，听着！”而结尾通常是一个不变的公式：“关于……的故事就讲完了。给你们讲故事的人是……（卡西纳瓦人的姓名），白人叫他……（西班牙和葡萄牙姓名）。”在这一故事中，叙述着从来不把自己定义为叙述的第一作者，他首先是受话者，然后才是说话者，在被前一个叙述者提及的时候，他还处在指称的位置上，所以这种叙事模式构建起了叙事者的说话能力，受话者的倾听能力和指称的处事能力，更重要的是，叙事不需要特定的程序为自己的合法化奠基，它的合法性源于自身，源于自身不断被讲述的事实，所以利奥塔认为，“权威不再来自起源的神话，而是来自一个理念，它把自身的目的加于语位之上，允许消除话语风格之间的异识。”
正在链接和将要链接的语位存在着充满异识的区域，理念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异质性，所以在“发生了什么”和将要发生之间也是一个异识的世界，所以“此刻”必须进行链接，而链接不是为了制造异识本身，而是在“发生”中看见历史的征兆，甚至预判“发生”：“我们不能制订关于发生的政治计划，但是你可以见证它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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