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0-17 《往事和近事》：历史深处的“青红皂白”

炎帝和黄帝是不是全体中国人和华裔的共同祖先？炎黄子孙能不能等同于中华民族？长城是不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象征？作为道德典范的清官海瑞，对明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到底有没有产生影响？长江是不是大多数朝代或时间内南北的界线？对很多中国长久以来已经形成的观念，葛剑雄用质疑的目光来审视这些含糊甚至错误的说法，实际上，这些固化的概念并非只是简单的历史观，内中隐含着某种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在他看来，历史观就要恪守历史的底线，那就是对历史真相的探寻，对史实的充分考证。

编号：E29·2130415·0972 作者：葛剑雄 著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1996年11月第1版 定价： ISBN：7-108-00869-6/I·165 页数：386页

“历史恰似一个齐全的字库，智者可以找到一切需要的文字，随心所欲地写出文章；愚者只能望之兴叹，反而会责怪字数太多，一旦发现了自己不想看到的文字，不免要怀疑编造者的别有用心。”作为历史学博士，葛剑雄当然要从历史的“字库”里寻找需要的文字，来告诉那些望之兴叹的愚者，历史到底是什么，历史里到底有多少“青红皂白”的东西，或者说历史的底线到底在哪里。炎黄子孙、长城、长江、北京城，这些是凝结着某种国家情感的关键词，而在这些耳熟能详的符号面前，我们到底能发现怎样的一个历史环境和历史学生态，到底对于我们的近事和现实有怎样的意义？

比如炎黄子孙，这个词已经由文人学者扩大到社会各界，甚至进入党政领导人的正式言论和官方文件，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同义词，同时，修整炎帝、黄帝陵墓，举行隆重的祭典，颂扬炎黄的文字也大量涌现，而其中的感情便是：炎帝和黄帝是我们的共同祖先，这个“我们”包括十多亿中国人和世界上一切华人、华裔，也就是说，炎黄子孙等同于中华民族，而且其中包含着促进国家统一、人民团结理想。但是这样一种“习以为常”的观念在《炎黄子孙之我见》中，葛剑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种提法不符合华夏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炎帝黄帝时代目前没有任何物证，只是某种传说而已，而据《史记》记载，他们这两个部落的首领所代表的不是团结合作，而是战争和对抗。另一方面，在炎帝黄帝部落之外，当时也应该有后来构成中华民族体系的其他非华夏族成员存在，而更多的非华夏族在历史过程中慢慢汉化而融合，所以炎黄子孙很多是当时的“少数民族”。另外，这种提法也不符合今天中华民族的实际，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能和炎帝和黄帝扯上关系，也仅仅是古代大汉族主义者一厢情愿的臆断，藏族、俄罗斯族、乌孜别克族等根本不能和炎黄拉上血统关系。所以，葛剑雄认为，“中国历来对炎黄二帝的尊重既是一种优良民族传统，也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表现。”而“在国内，片面提炎黄子孙实际上是宣扬大汉族主义，只会助长狭隘的民族主义，给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者以可乘之机。”实际上，把炎黄子孙等同于中华民族，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是并不能改变历史事实，也不能改变中华民族构成的现状，“滥用炎黄子孙的提法更会造成不良后果，恰恰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同样，这样的良好愿望还体现在长久以来对长城的解读中，孟姜女哭倒长城，杨家将在长城抵御辽国进攻，这些都与长城的史实不服，更有甚至提出，美国宇航员在太空唯一能用肉眼看见的地球上的建筑就是长城，这几乎也是无稽之谈。长城是我国建筑史乃至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但是长城并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象征，葛剑雄认为，“把长城同中华民族联系起来，把长城当作中华民族的共同象征，歌颂它在历史上起过如何大的作用，并得出修长城就是爱中华民族的结论却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也是无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也就是说，长城代表着战争，见证着各民族之间的对抗，他实际上限制了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所以，“在历史上，长城从来不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象征。在中国正以改革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的今天，长城更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作为象征的长城，一方面代表着“巨大、坚固、可靠、刚毅、不屈”，这只是长城的建筑特性，而与此相应的，长城“毕竟意味着封闭、保守，绝不能代表开放和进取”。

葛剑雄在为炎黄、长城，以及长江等包含着民族感情的关键词寻找历史的真实，同时他也将目光聚焦在一些历史事件中，比如西汉的“罗马城”，汉魏故事中的“禅让”，梁元帝的“江陵焚书”、宋真宗的天书封禅运动以及道德典范海瑞的故事，这些“读历史书后写的札记或感想”对于葛剑雄来说，其实是从历史中寻找对于近事的借鉴意义，正如图书书名《往事和近事》一样，“已成历史的是往事，还在进行的即近事，介乎两者之间不就是往事和近事吗？”用往事来评判近事，用历史来思考现实，这或许是葛剑雄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在《天涯何处罗马城》中，他从西汉“罗马城”厘清史实，同时指出：“明明是《汉书》中的史料，却要依靠西方学者来‘发现’；明明是前人早已作过而无法证实的推测，却要吹成什么新观点；这只能说是学界的悲哀辱。但这类病态行为近年来似乎从未休止，却有愈演愈烈之势。”同样对于汉魏禅让真相的解读，从谶纬和操纵，将一出篡夺变成了禅让，而从这里“却常常会想到一些遥远的和不太遥远的事情”：这遥远和不太遥远无非是近事和现实：“再回忆一下‘文化大革命’中说过的话、写过的文章、经历过的景象，似乎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在《江陵焚书一千四百四十周年祭》中，故事是关于被西魏大军围困在内城的梁元帝令舍人高善宝将宫中收藏的十四万卷图书全部焚毁，那个一千四百四十年前的焚书故事对于今天的意义就在于：“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今后的一千四百四十年间，在更长的未来以至永远，在中国，在世界不要再有战争。”同时，他指出：“希望文化遗产永远属于人民，学术、文化、艺术真姜正保持独立，才能避免大大小小、形形式式的江陵焚书事件重演。”对于宋真宗在十一世纪初的“天书封禅运动”，葛剑雄颇有感触：“写到这里，我自然想到了我们都经历过的文命，想到了当时更加狂热的‘忠字化’运动，不竟与天书封禅运动如出一辙。”在重读《明史·海瑞传》中，葛剑雄也并非是着眼于历史上的海瑞：“海瑞不过是个一般的清官，对明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并没有很大的影响，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道德的典范。民间流传的很多海瑞故事，多数是出于百姓的良好愿望而编造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从海瑞的悲剧中得到现实的启示：“道德的榜样和严刑峻法都不是万能的，解决社会矛盾还得有切实可行的办法，尤其是要注意消除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海瑞一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是造成他的悲剧结果的真正原因。”很明显是以古喻今，从历史从中寻找到现实的借鉴意义。

从历史的视角看现实，在葛剑雄看来，“这或许是一种优势，也许正是一种局限”，不管是优势还是局限，历史的真正意义也就是在真相中寻找到那些智者的“字库”，而这正是很多年以来历史观的偏差。在最近的《同舟共进》中，葛剑雄提出了历史教科书应该有“底线”：“某些我们自以为正确的概念，有时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当然，任何国家的教科书跟学术研究还是有别，它体现的是国家意志，为了符合主流的意识，也都会有所选择、有详有略，但这里有个前提，即不能歪曲事实，不能片面地戏说历史，这是教科书的‘底线’。”其实，不管是教科书还是学术研究，只是用单纯的民族感情，或者国家意志，都会使历史扭曲，甚至错误地传播，所以，葛剑雄在这本小册子也提出了研究历史的实事求是原则，而这正是历史学的基础。而这样的历史观或者历史学基础的形成得益于自己的研究生导师谭其骧教授，“他当时在主持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主张历史考证要实事求是”。而在《悠悠长水》这篇回忆导师的文章中，也认为谭其骧教授的学术生涯已经对“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八个字赋予了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新意。

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其实不光是在历史研究中，在《往事和近事》中，除了葛剑雄与专业中国历史地究方向有关的札记和感想之外，除了对谭其骧先师和杨联陞老师的回忆和怀念文章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对于近年来热门话题发表的观点，教育、人才、知识分子、人文精神，以及人口、移民与环境等诸问题，他也用一个知识分子的心怀来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虽然这些文章并无特别的心意，但是在娓娓道来中依然能感受到作为一个学者严谨、缜密的思维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正如序言所说，葛剑雄就是要充当从历史的“齐全字库”找出意义的智者，“擦去蒙在镜子上的灰尘”，不让历史没有底线地“不分青红皂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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