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1-13 《姊妹花》：“对面”的女人看过来

对面的女人站在1933年的光影里，站在民国十三年的故事里，站在穷人和富人的对立世界里——姐姐的对面是妹妹，妹妹的对面是姐姐。她们拥有相同的出身，拥有相像的面孔，却在无法改变的宿命中成为对立的两个人，而对女人命运的共同喟叹又使她们走向相同的归宿，“良心发现”的“半团圆”结局不是对于生活的反抗，而是对于现实的妥协，那辆驶向远方的汽车消失在黑白的终点，也消失在郑正秋一厢情愿的解救中。

大宝和二宝，是姊妹的名字，这个有着序列意义的名字本有着被牵连在一起的命运安排，只是人生的偶然让她们各自走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偶然是童年时大宝满脸的热疮，是二宝清秀的面庞，所以懵懂无知的他们被父亲和母亲带向了不同的未来，大宝和母亲留在下乡，成了农民桃哥的童养媳，继而结婚，继而剩下两个孩子，继而受到贫穷的折磨，继而流落城市谋生。而二宝跟着贩卖洋枪的父亲到了大城市，父亲靠着非法手段谋得了钱财。二宝成了军阀钱督办的七姨太，而父亲也坐上了军法处长的位置。母亲和大宝，父亲和二宝，一个家庭被偶然的面孔推向不同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截然分开，这两个世界对立存在，一面是贫穷困苦，一面是轻浮娇纵，一面是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一面是驾驭在现实之上。

	导演: 郑正秋 编剧: 郑正秋 主演: 胡蝶 / 宣景琳 / 郑小秋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汉语普通话 片长: 110分钟 又名: Twin Sisters

但截然不同的世界总是会在偶然的命运中重新相遇，这也是不可回避的宿命。桃哥的父亲死在私贩洋枪的人手中，在临死之前他发出了“洋枪的强盗，害人呢！”的呼喊，而这也是被藏匿的宿命，大宝和二宝的父亲赵大就是私贩洋枪起家，从而发迹，从而成为有权势的人，也使二宝的命运被改变。而当大宝在走投无路之时，走进钱督办的家做奶妈，才将那条藏匿许久的宿命线索重新挖掘出来。这是生活的无奈，这是命运的捉弄，桃哥一个人挑起的家因为身体的原因，才使大宝离开有两个年幼的孩子、患病的丈夫和苍老的母亲，走进了钱督办的家里。而这时候，两姐妹的重新相遇依然只是铺垫，只是二宝的小姑说了一句：你们真像啊，换了衣服像是认不出来了。如此而已，当是一种巧合。而这种巧合无声地改变着两个女人的命运，从穷人变成富人的佣人，对于大宝来说，是一次洗澡、换衣服有关的仪式，而这种仪式又让她们向着共同的命运结合点走近了一步。

桃哥因为思念大宝，竟从木工现场跌下来，这样就把大宝的命运推到了悲苦的地步，她向七姨太借钱，先支付一个月的工钱，好给桃哥看病，但是从来没有感受过贫穷生活的二宝不仅拒绝提前支付工钱，反而打了大宝一个耳光。此时，他们仍旧站在对立的世界里，站在命运的不同道路上，那种羞辱和耳光正是对立阶级的活生生表现，而对于大宝来说，她承受羞辱只是为了摆脱现实的困境，只是为了让丈夫有钱医治，所以在现实的逼迫下，她铤而走险，将刚刚满月的小主人身上的金锁片偷偷放进了自己的衣服里。她有过犹豫，有过害怕，那眼睛的特写分明写着一个凄苦女人的无奈，但是这像是一次拙劣的自救，二宝的小姑发现了她的偷窃行为，在争执中，那古董花瓶不小心掉了下来，砸死了小姑。

大宝成了犯人，她被命运变本加厉地推向了最底层，而姐妹对立的生活却已慢慢走向了对话，这也是一次偶然，在军法处外求见女儿的母亲发现军法处长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丈夫，那一刻似乎没有惊喜，只有责骂，而丈夫为了自己的脸面，将她带到了里面。对于他来说，命运在沉寂多年之后又被重新揭开，“救女儿”是面前这个“疯女人”的要求，但是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两难境地：“我要救了大女儿，二女儿怎么办？”都是女儿，对于处长来说，不是亲情的难舍，而是位置和权力的丧失，因为一旦被发现自己是犯人的父亲，不仅做不成军法处长，甚至连二宝的七姨太也会不存在，也就是说，他们多年争取得到的富有、荣耀和地位就会完全丧失，但是大宝母亲以告诉别人为由，让他们一家四人重新相认。

《姊妹花》剧照

这是一个埋葬多年的秘密，这是一个家庭的贫富对立，命运的偶然终于在那相聚的时刻变成了喜忧参半的故事，姐妹站在对面，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交集的生活在彼此相望的时候变成了现实，贵人与犯人，妇人与穷人，属于她们的名字只有大宝和二宝，相像的面孔，手臂上被或烫伤的疤痕，这一切让她们走到了一起，而二宝似乎更容易被感化，她不仅当场认了母亲和姐姐，还用“可怜”两个字来形容他们经历的生活，她敬姐姐一杯酒，告诉她自己要想办法就她出去。

而对于大宝来说，这像极了一场梦，她实在无法相信面前的姨太太、军法处长就是自己的妹妹和父亲，她似乎不是高兴，而是嘲讽，“长得不好看就只能在乡下，长得好看就做了姨太太，要是当初我长得好看，我就是姨太太，而你就是我家的奶妈，要是你求我我也给你一巴掌，你愿意吗？”这是对父亲和二宝的讨伐，也是对命运不公的喟叹和嘲笑，这其中有泪有痛，但也有对宿命的无奈，对于大宝来说，她的仇富观是根深蒂固的，在摘取小孩的金锁片时，她曾经自言自语：“你妈这么凶，你将来也不是好东西。”这种发泄对于她来说是命运抗争的最好安慰，但是当面对的是自己的妹妹和父亲的时候，她的这种安慰变成了愤怒，“我是替自己伤心，也是替妹妹伤心，等你年纪大了，也会被抛弃，那位靠着你发财的爸爸也不会理睬你。”而最后的悲叹变成了对女人群体的哀怨：“倒霉的是穷人，倒霉的也是我们女人。”“我们女人”将自己的命运和妹妹的命运无缝地连接在了一起，而这种连接看起来是女性意识的觉醒，但显然变得空洞，甚至最后变成了一种理想主义的大结局。

从对立到对面，触动最大的是二宝，从看到自己手上那块伤疤开始，那个骄横跋扈、凶残无情的姨太太褪下了她的旗袍，卸下了她身上的脂粉，完全变成了大宝的妹妹，完全站在了受苦受难的家庭世界里，她不仅是同情姐姐和母亲的遭遇，同情穷人和女人可能的倒霉命运，也对于重视权贵的父亲进行了狠狠的批判，骂他只为自己的位置着想，所以在她心中，将姐姐和母亲从水深火热的现实中解救出来是她最大的使命，不管姐姐犯了什么罪，不管自己的生活会因此受到什么改变，“我要去求大帅，放了大宝和妈。”这是她最后的想法，也成为她对于命运抗争的行动，最后，大宝和母亲坐上了从没有坐过的车，离开了监狱，也离开了被命运拖累的现实。

这是二宝良心发现的团圆结局，对于女人命运的喟叹或者要强于对于家庭秘密的发现，但是穷人和富人，或者贫穷和权贵之间的对立从来不会简单到一个家庭的矛盾化解上，甚至大宝杀人事件完全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不管是求财心切，不管是治病要紧，偷盗和杀人的现实已经让她跌落到人生的低谷，而二宝毫不费力的解救轻易从命运的困境中挣脱出来，当然并没有时代意义，也不具备对现实的批判作用，所以郑正秋的社会批判是软弱的，甚至是妥协的，被解救的结局其实更像是他对于现实进行调和的幻想主义色彩，当然，汽车远驰而去是埋下了故事的伏笔，为续集《再生花》设置了另一个可能。

但是，对于1933年的影像来说，郑正秋以中国第一代影人的视角关注了社会现实，关注了贫富对立，而多种电影手段的运用也为当时的中国电影注入了新鲜血液，大宝的母亲在回忆大宝的童年时，用了闪回的镜头，营造了欢快的氛围；大宝在唱摇篮曲的时候，使用了长镜头，将漫长而无望的人生刻画出来；在桃哥一家逃难时，运用了开阔的全景，突破了电影在室内拍摄的局限性；大宝面对要不要那金锁片时用了特写镜头，将大宝的不安、痛苦、愤怒都烘托出来。另外，大宝、二宝两个角色同时启用胡蝶来扮演，也显出了郑正秋的调度能力，愁苦的面孔和沉稳的肢体使大宝具有贤惠、善良和被欺凌却不软弱的性格特色，同样，庸俗的面孔和蛮横的动作使二宝具有骄横、狡黠和轻浮的个性。

截然不同命运的两姐妹就站在对面，但是胡蝶塑造的不同角色几乎不可能在同一画面中，这或许也是电影内容之外的一种象征，他们尽管和解，尽管走到了一起，但是对于民国十三年的现实来说，他们永远无法走在一起，无法消解超越时代的贫富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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