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1-13《资治通鉴（二）》：汉业由是遂衰

《资治通鉴》第二册记载了《汉纪九》至《汉纪二十八》的历史事件，即起于公元前140年辛丑，尽于公元8年戊辰。

【晚而改过】

作为汉朝重要君王，汉武帝相关的历史篇幅较大，在《汉纪九》中，司马光在开篇就说到了汉武帝下诏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亲自问他们古今之道，百余人中就有广川董仲舒，“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者皆师尊之。”后来董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刘非，而刘非就是汉武帝的哥哥，历来骄横，号称血气之勇，正是董仲舒用礼仪来约束他，所以连易王都敬重董仲舒。

在这里，礼仪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在面对汉武帝时，董仲舒阐述了他的观点：“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礼乐教化是正治之道，人君就是将礼乐教化贯穿在国家治理中，“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在这里董仲舒强调的便是“独尊儒术”，“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是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的对策的记录，后来在元朔元年，即公元128年的时候，主父偃因为学士们联合起来排斥他，所以没有安身立命之地的他西入关中上书给武帝，早上刚转呈给武帝，晚上就被招入公众拜见武帝，主父偃上书谈到了九项事情，其中八项是关于律令的，而另外一项则是针对征伐匈奴的，“《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主父偃实际上是在劝谏武帝不要穷兵黩武，之后严安也上书提到了这个问题：“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贫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志定，则盗贼消，刑罚少，阴阳和，万物蕃也。”徐乐上书中说：“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后来武帝召见三人，对他们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皆拜为郎中。

董仲舒倡导礼乐教化，主父偃等三人反对穷兵黩武，殊途同归，对于汉武帝以及西汉王朝来说，都非常重要。而司马光在此也是提出了一种警示，早在《汉纪三》中，他记载了萧何建造未央宫，当汉高祖质问萧何：“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竟然应对以“无令后世有以加”，由此司马光评论说“荒谬”，“创业垂统之君，躬行节俭以示子孙，其末流犹入于淫靡，况示之以侈乎！”在这里他就提到了汉武帝，“至于孝武，卒以宫室罢敝天下，未必不由酇侯启之也！”萧何开头到了汉武帝时因揽件宫室而天下民疲财尽衰败不堪；在《汉纪八》中司马光感叹文景之治“美兮”的同时，也不无警示地指出了武帝的问题，“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自是之后，孝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

但是尽管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官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但是司马光也比较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廷，辟土广地，无不如意。及后息民重农，而赵过之俦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一方面汉武帝征伐四方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又在困难是休养生息，在这两种不同的治理方法中，都有人才辅助，所以，“天下信未尝无士也！”同一位君王前后的兴趣不同，但是总有相应的人才为其所用，“诚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兴商、周之治，其无三代之臣乎！”这是对人才的看法，另一方面来说，也是武帝的成就所在。班固在《汉书》中对于汉武帝的评价几乎都是正面的，“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司马光看来，则是“穷奢极欲”之人，甚至和秦始皇相比，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秦朝灭亡了而汉朝却能兴盛？由此他阐述认为，“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上不之察】

汉武帝“晚而改过”，甚至是司马光对他的最正面评价，而对于汉宣帝的过失，主要体现在对霍光和萧望之的态度上。对于霍光，班固在《汉书》中的评价是：“霍光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虽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学亡术，闇于于大理；阴妻邪谋，立女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死财三年，宗族诛夷，哀哉！”虽然也是对霍光的全面评价，但是司马光却深入一步，一方面，他认为霍光在辅助汉室的过程中，的确表现了忠诚，另一方面，霍光没有办法让家族免遭祸患也是不争的事实，司马光认为，“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执之，久而不归，鲜不及矣。”只有君王才能享有威严权柄，如果位置对调过来，像霍光拥有权柄而不肯归还君王，一定不能逃脱灭亡的原因。这里既指出了霍光专揽大权的危害，另一方面也是对汉宣帝的批评：汉宣帝在十四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上官桀的奸诈行为，他也有能力亲理朝政；到了十九岁即皇位，了解民间疾苦的他也知道此时的霍光广置私党，但是汉宣帝还是授以兵权，使得对大家对霍光的积怨越深，直到霍光家族反叛朝廷，所以司马光质问：“岂徒霍氏之自祸哉？亦孝宣酝酿以成之也。”

这个观点和第一册中认为三家分晋“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汉宣帝无疑也是因为纵容霍光家族而成为“自坏之”的典型。而另一方面来说，霍光之后的霍显、霍禹、霍云、霍山犯下罪行，最后被诛灭全族，汉宣帝又似乎忘记了霍光当初的忠诚，“遂使家无噍类，孝宣亦少恩哉！”所以汉宣帝也是薄情寡恩之人。在《汉纪十九》中，司马光对汉宣帝又进行了评论，他认为，以汉宣帝的英明，让魏相、丙吉当丞相，于定国当廷尉，让赵广汉、盖宽饶、韩延寿、杨恽等人占据要位，实在有失偏颇，但这并不仅仅是选材的问题，赵广汉、韩延寿在治理百姓方面没有什么才能，盖宽饶、杨恽的刚直性格也并不贤明，但是他们却都被杀，都不能使人心服，“其为善政之累大矣！”除了这个污点之外，按照杨雄的说法，韩延寿诽谤萧望之是自取其祸，但是韩延寿之所以能冒犯上官，完全是被萧望之逼迫的，但是汉宣帝“上不之察”，使得韩延寿独受其辜，“不亦甚哉！”

【王道霸道】

甘露元年，汉宣帝认为皇太子刘奭“柔仁好儒”，当有人劝谏“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提出了反对意见：“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甚至认为：“我家者，太子也！”在此司马光提出了对于王道和霸道的见解，他认为，“王霸无异道。”当初三代之隆，礼乐征伐都自天子出，是“王道”；后来天子微弱，诸侯便讨伐不尊王室者，这就是“霸道”。选择王道还是霸道，一个标准就是：“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所以王道和霸道并非如黑白、甘苦一样是完全对立相反的；而且，儒者既有小人也有君子，如果说俗儒者不可取，那不是还有真儒者吗？“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汉得而用之，功烈岂若是而止邪！”汉宣帝说太子太过懦弱而不能自立，不懂治国方法，也许还说得过去，但是说王道不可实行，儒生不可用，也是太过分了，“非所以训示子孙，垂法将来者也。”

【听我藐藐】

汉宣帝所说的“柔仁好儒”的刘奭即汉元帝，虽然司马光批评汉宣帝，但是汉元帝在执政期间，真的不懂治国之法。“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司马光发出感慨，汉元帝怎么是这样一个容易受骗却难以醒悟的君王？弘恭和石显诬陷萧望之，这个阴谋诡计看起来的确很难分辨，但是起初汉元帝怀疑萧望之不会入狱，而弘恭、石显却让他不用担心出现意外，后来萧望之果然自杀了，这很明显就是弘恭和石显的阴谋，不管是谁，面对这一结局，也会勃然大怒，但是原地则不然，“虽涕泣不食以伤望之，而终不能诛恭、显，才得其免冠谢而已。”这也最终导致了弘恭、石显肆意妄为，肆无忌惮的原因所在。

后来，中书令石显独揽大权，石显的好友五鹿充宗任尚书令，二人联合执政。汉元帝在一次饮宴时召见京房，京房当时问元帝周幽王和周厉王时国家出现危机，他们任用的是什么人？元帝回答说：“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京房进一步问，“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将以为贤也？”汉元帝回答说：“当然认为他们贤能。”于是京房就说现在有人并不贤能，“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汉元帝便问京房，“今为乱者谁哉？”京房便说：“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京房已经很明显指的就是石显，而汉元帝也知道就是他，但是汉元帝“亦不能退显也”。对此，司马光评价说，京房已经把道理说得很透彻了，但是汉元帝“终不能寤”，实在是一种悲哀，他引用《诗经》说：“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示之事。”而汉元帝只是“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实在是一种过错。

而对于佞人石显，司马光引用了荀悦的说法，提出了为政者必须考察的东西：“故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后授其赏；罪必核其真，然后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后贵之；言必核其真，然后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后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后修之。故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汉业遂衰】

“天命不慆，不贰其命。”这是晏婴对灾祸的一种说辞，其实暗指“天命”之变，到了西汉晚期，各种天变出现，除了自然现象之外，汉成帝之死也是充满了诡异，“昏夜，平善，乡晨，傅绔袜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昼漏上十刻而崩。”晚上还一切平静如常，但是清晨汉成帝穿裤袜起床，衣服滑落便不能言语，到了十刻时驾崩。对于君王这一诡异之死，民间哗然，他们认为是赵飞燕的妹妹赵昭仪所致，皇太后诏令大司马王莽，再加御史、丞相、廷尉一起追究审查，赵昭仪自杀。而到了汉哀帝的时候，“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宫。”汉哀帝绥和二年四月继位称帝，此时西汉灾异频发，京城和城郊发生暴动，陇西、北地、西河等地也爆发农民起义，严重的社会危机使得“更受命”思潮盛行起来，而汉哀帝喜好酒色，宠信董贤，曾试图禅让给对方，元寿二年六月驾崩，时年二十五岁，在位仅六年。

所谓“天命”之变，所谓“更寿命”，实际上就是西汉走向最终衰落的说辞，当汉哀帝去世的时候，司马光记述说：“帝睹孝成之世禄去王室，及即位，屡诛大臣，欲强主威以则武、宣。然而宠信谗谄，憎疾忠直，汉业由是遂衰。”汉业遂衰，也给了另一个人机会，他就是王莽，“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从汉成帝开始，王氏家族就开始担任要职，这说明所谓的威福有一个由小到大逐渐发展的过程。当九岁的汉平帝继位之后，“太皇太后临朝，大司马莽秉政，百官总己以听于莽。”这样一个体系使得“莽权日盛”，而太后也开始听命王莽的摆布，“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师傅，徙光为帝太傅，位四辅，给事中，领宿卫、供养，行内署门户，省服御食物。”

【元始元年】

元始元年，为辛酉年，即公元1年，这一年记录在《资治通鉴》中的大事有：

春，正月，王莽风益州，令塞外蛮夷自称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莽白太后下诏，以白雉荐宗庙。
置羲和官，秩二千石。
夏，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公卿以下举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秋，九月，赦天下徒。

【符命之起】

元始五年，即公元5年，王莽向汉平帝呈献椒酒，在椒酒中下毒，汉平帝中毒生病，王莽作策，“请命于泰畤，愿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诸公勿敢言。”丙午时分，汉平帝驾崩，王莽命令年俸六百石以上的官员，一律服丧三年。后来有人“浚井得白石”，上书丹书“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这一切都是王莽的计谋，“符命之起，自此始矣。”之后王舜等人一起让太皇太后下诏书，“安汉公莽，辅政三世，与周公异世同符。今前辉光嚣、武功长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为皇帝’者，乃摄行皇帝之事也。其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具礼仪奏！”王莽由此成为“摄皇帝”。但是这并非是王莽的最终目标，“居摄元年”之后是“始初元年”，即公元8年，王莽“至高庙拜受金匮神禅，御王冠，谒太后，还坐未央宫前殿”，并下诏书：

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金策之书，予甚祗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始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幡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新朝建立，还有玉玺在太后手上，于是王舜等人又向太后要国玺，太后怒不可遏地将玉玺扔到地上，“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灭也！”王莽得到了玉玺，便在未央宫宴请太后，“大纵众乐。”西汉从衰落到灭亡，一切都归于王莽，对于这一改朝换代，班彪的评价是：“三代以来，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宠。及王莽之兴，由孝元后历汉四世为天下母，飨国六十馀载，群小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位号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犹握一玺，不欲以授莽，妇人之仁，悲夫！”将西汉的灭亡归于“女宠”，似乎也有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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