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1-13《愿未央》：共同写完我们生命的史页
并排坐在藤椅上，并排面对书桌，并排在写着，以及并排朝向一扇向外的窗。这是一张发黄的老照片，在被定格的世界里，右侧的朱西甯和左侧的刘慕沙以并排的方式成为“作者”和“译者”，但是在背向拍摄者的场景中，他们所作的文章和所翻译的图书却是不可见的，文的世界在这种背向中成为一种隐匿的存在，因为隐匿，所以需要揭开，因为定格，所以需要激活，因为背向，所以需要以当下的方式面对——身为女儿的朱天文和身为导演的朱天文合二为一，她以双重的身份说出了一个不被埋没的“愿未央”的故事。
在朱天文说出这个故事之前，其实朱西甯和刘慕沙已经被言说了：朱西甯生于江苏宿迁，一九四九年随军赴台，曾任《新文艺》月刊主编、黎明文化公司总编辑、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系兼任教授。著有短篇小说集《狼》《铁浆》《破晓时分》《现在几点钟》等；长篇小说《猫》《旱魃》《画梦记》《八二三注》《猎狐记》《华太平家传》；散文集《微言篇》《曲理篇》《日月长新花长生》等；妻子刘慕沙是台湾著名翻译家，尤以翻译日本文学名家作品闻名，例如菊池宽、志贺直哉、川端康成、井上靖、三岛由纪夫、远藤周作、曾野绫子、安部公房等人，均有专辑译作。当然这种说出都是一份简历，在朱天文的镜头下，对朱西甯以及刘慕沙著作的评价则提供了简历之外更丰富、更多元的解说。
张大春回忆阅读了朱西甯的《蛇》之后的感受，他认为这部小说是“对社会内在进行了最犀利的解剖”，认为朱西甯的创作领先了其他作家至少30年；小说家舞鹤认为，朱西甯的创作体现了一种知识分子的勇气，“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纯文学”；莫言在北师大旁边对朱天文和朱天心说起了自己阅读了朱西甯著作后的感受，“他的身上体现了一种现代性，那就是对神圣的质疑”；阿城认为朱西甯写中国农民写出了不一般的深度；在1998年朱西甯逝世的追思会上，痖弦回忆曾经和朱西甯之间的一次对话，那时已经感觉身体不适的朱西甯对痖弦说：“我的大限可能到了，但是我希望上帝还能给我十年时间，因为我还有很多想完成的事……”在朱西甯说完之后，痖弦仿佛看到了他的头发立刻变得松软，洋溢着一种生命的活力……朱西甯被称为是台湾陆军“凤山三剑客”之一，夏志清认为朱西甯是“台湾一个文化界奇人”，“在中国现代作家之中，很少有像他这样，把基督教义及中国传统两者都看得这般认真。”在大陆举办的朱西甯《铁浆》《旱魃》首发式上，横幅上写着的则是朱西甯的另一个命名：最后一位民国小说家。
无论是“最后一位民国小说家”“凤山三剑客”“台湾文化界奇人”的赞誉，还是各界对朱西甯著作的评价，虽然是比简历更丰富的一种阐述，但依然是一种静态、扁平的存在，它以文和朱西甯、刘慕沙的历史构成了单向的维度。所以导演朱天文以另一种视角进入他们的世界，而她也不再只是一个纪录片导演，而是在镜头中成为重要的回忆者和阐释者，甚至是不可复制的身份——女儿。朱天文、朱天心和朱天衣，三姐妹坐在沙发上，和猫相陪伴的他们拿出了父亲和母亲的照片和通信，看着一张张泛黄的照片，念着那一封封已经有了斑点的信纸，他们口中的“大”和母亲渐渐鲜活起来，关于他们的故事、爱情和婚姻也渐渐丰满起来。
那里有朱西甯写给刘慕沙的第一封信，“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会有感悟”；那里有身为新竹女子高中学生的刘慕沙袒露家里对她的各种束缚；那时的他把日文名Emi的她叫做“艾蘼”，她则称他是“保罗哥哥”；那时的他在她生日时写道：“因为上帝使他们相爱，因为他们是上帝所喜悦的。天父让两条绳子合而为一，他所拖曳的重量也将是加倍的。别忘记我们的诺言，让我们永不屈服、永远清白，有价值地、共同写完我们生命的史页吧！”而在“你即将出世的宝宝的妈咪”写给他的信中，对“共负一轭”的未来充满了期待……——在信件的阅读中，他们是父母的女儿，在深入那些文字的过程中，她们便成为了他们爱情和婚姻的见证者，而当那两张藤椅都空着，再念这些信件更让他们感受到某种失去的无奈，“妈就后来痛哭，就是大去世以后，这样一读，怎样要共负一轭，在人生跑道上这样……她觉得她落队了。要各执一条鞭，谁也不要放松谁，然后你看当时他们的诺言”，天心说，天文则补充：“所以妈就觉得说，她没有一直到底。她觉得最后十年，其实是海盟在陪他，她觉得包括大在写《华太平家传》，她并没有像年轻的时候一直跟着看、跟着关心。所以，那时候她是对我痛哭的。”
| 导演: 朱天文 |
照片和信件里是被激活的父亲和母亲，是被激活的历史，而在这个被激活的历史里，对文学、文字的情感又成为他们人生重要的一章。“他是天生非写不可的人”，朱天文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在两个人并排写作的书房里，刘慕沙有时会问朱西甯某个字的写法，但大多数时候两个人顾自写作，当时在国防部上班的朱西甯只有下班回到家里才有时间进行创作，那个世界只属于他，《铁浆》《狼》《破晓时分》《旱魃》《八二三注》……一部部作品就这样被创作出来，其中有生命的离愁，有对社会的批判，有深厚的家国情怀，朱西甯对文学的态度也写在他的那些信件里，“从事一种事业，态度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于文学，一切的事业都不怕平凡，唯有文学不能平凡。因为文学不是换取生活的工具，文学不是换两盒便当吃吃，混饱了肚子就算了的。文学乃是延长生命的永恒的灵魂之寄托。”那时的朱西甯27岁，他认为自己的生命在整个宇宙中，是“多么的短促的一刹那”，“可是，即或现在我就死了，也不足畏了，我已留下了30万字的作品。”
从对父母的回忆到读着他们曾写下的信件，从那些泛黄的照片到对那些文章的感受，以及回到母亲娘家苗栗和一家住了好多年的旧址，三姐妹内心都涌出了很多私人情感，它们流成了一条不枯竭的河，而实际上在这条河绝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的父亲和母亲的生命之河，它更承载着家和国的情感之河。由此，纪录片的叙事进入到另一个维度：探访。朱西甯从宿迁到南京，从南京到台湾，地理变迁构成了他人生的一个转折，为什么他会弃学从军？为什么会来到台湾？在和父母分离时“感到生之乏味”的他是不是知道那是一种诀别？七易其稿的家族史《华太平家传》为什么最后没有完成？在胡兰成的影响下，他又为什么从小说家变成了文明的思考者？大陆和台湾，离开和抵达，似乎构成了朱西甯无法交集的两端，他也许只有通过文学创作来弥补这样的遗憾，也在文字世界里寄托着永恒的灵魂，“我是写给上帝看的。”她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华太平家传》。
《愿未央》电影海报
给上帝看的书没有最后完成，家族史似乎永远留着那空缺的一章，在这个意义上，这便是朱西甯“愿未央”的人生，而当身为女儿的朱天文、朱天心和朱天衣再次走进父辈的世界，她们更需要为“愿未央”的人生补上另一块版图，“这本书将“实然”的材料打造他心目中“应然”世界的熠熠梦土……”朱天心这样评价父亲的创作意义，或者身为父亲的朱西甯是“实然”的存在，而那个“应然”的世界在文字里，其实也在现实中。她们来到大陆，在南京寻访父亲曾经的足迹，在朱西甯的六姐朱秀娟、外甥刘广平、外甥媳钱维明的回忆中再现离开之前的那段故事；她们又去了宿迁，骆马湖的黄河古道还在，亲戚记忆中的朱西甯还在，那张他亲自绘制的朱家六代家族图表被贴上，那些在岁月中发黄的照片被播放，历史慢慢醒来，记忆慢慢醒来，或许那个时代也在慢慢醒来——而1988年之后，朱西甯也曾回到大陆探亲，1990年的南京和厦门行，朱西甯用家庭DV拍下了重聚的画面，在镜头里，一切都是鲜活的，“回来”也成为朱西甯自己对历史的一次唤醒。
以文字、以照片、以信件、以回忆，朱天文构筑了和父辈有关的“愿未央”人生，爱情在那里鲜活着，故事在那里演绎着，生活在那里叙述着，即使背向于拍摄者，那里依然在讲述一个面对的故事。但是在朱天文首次执导的影像世界里，身为女儿的回忆和寻访激活了那段大写的历史和小写的情感，但是篇幅过于偏重于父亲朱西甯，对于母亲刘慕沙，除了信件往来中有限凸显了一个追求自由、天真的女孩形象，除了在回忆中塑造了未能遵守“共轭一声”诺言而有愧的母亲形象，刘慕沙的故事显得较为单一，她如何走上日本文学的翻译之路，甚至是一个空白；而朱天文常说起朱西甯生命的最后十年陪伴最多的人是天心的孩子海盟，但是海盟只在家庭录像里出场，在朱天文的纪录片里甚至没有出场，对于外公朱西甯的回忆当然也变成了一种缺席。
也许，后来者的追寻、探访、回忆也都是一种可见的不可见、出场的缺席，以及被书写的空白，就像朱西甯写给“艾蘼”的信中所说，“共同写完我们生命的史页”也只有在场的他们自己能够完成，遭遇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又面对什么，愿什么未央，也许也都在隐秘而未解的世界里，拍下照片，拍下纪录片，我们都只是那个在背后看见他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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