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3-11 《喜宴》：谎言的第二层皮
中国的餐馆，中国的父母，中国的大红喜字，中国的新娘，中国的礼俗，最终的指向是中国式的“抱孙子”，而这一场热闹的“喜宴”却在美国城市里上演，在一个已经拥有幸福爱人的同性恋男人身上发生，喜庆、欢笑的背后是矛盾和冲突，而要弥合这种矛盾和冲突只能靠一个巨大的谎言来支撑，只是当礼俗的仪式变成身体的形式，当假戏真做变成怀孕的事实的时候，一个暂时的谎言只能在悖论中变成永远的自欺欺人。
从台湾到美国，对于伟同来说，并不仅仅是地域的迁徙，当他说着英语，收着房租，成为拥有绿卡的美国公民的时候，已经完成了身份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也使他从一个观望者变成了一个实践者，这种实践带给他的是另一种身份：同性恋。他和美国朋友赛门住在一起，五年的感情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真正的感情，而这种感情似乎是区别于传统的爱情，特别是中国传统的爱情，因为它无力承担结婚生子的道德意义。正是因为这样不符合“传统”的实践，使得他与传统发生矛盾的时候，是永远无法逃避的现实，而在这样的现实里，有两种关系试图从他身上找到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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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李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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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伟同来说，第二种试图突破的关系来自他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母亲总是写信来催促他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而且在国内知名的择偶网站为他报名，女孩身高多少，容貌如何，学历怎样，这样具体要求都是父母提出来的，实际上，伟同的婚姻在父母看来并不是简单的爱情简单的结婚，还有一个中国家庭都有的目标：结婚生子，延续香火。父亲有突发性心脏病住进医院，“好像松口气就可以走了”，但是之所以没有咽气，就是因为没有抱上孙子，所以对于伟同来说，父母催婚的意义就显得很直接，但是对于同性恋而言，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175厘米身高，漂亮的外形，会五种语言，唱歌剧，如此高大上的女孩，是父母从择偶俱乐部选中的对象，而当这个父母心中理想型的“毛妹”飞到美国来和伟同相亲的时候，伟同面对的是尴尬，是欺骗，当然最终也是逃避。
如何能逃避这样的催婚现实？“爱人”赛门想出的办法就是要伟同将威威当成自己的婚恋对象，写信告诉他们，以化解逼仄的矛盾。看起来这是两全其美的一个办法，对于伟同来说，可以向父母有一个交代，而对于威威来说，一来可以解决她的身份问题，也满足了她对于伟同的爱慕。但是这样两全其美的办法其实是一个谎言的起点，它最终走向的是更深更无法逃避的谎言，从此一步步推向更为尴尬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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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宴》电影海报 |
父母来信说要亲自美国来主持他们的结婚仪式，这一场谎言在父母那里，变成了现实，也变成了对未来的期盼。谎言继续，为了让威威暂时融进伟同的生活，赛门仔细告诉威威伟同的生活细节，不抽烟，不喝酒，心情不好要上健身房，胎记在左边，痣在右边，喜欢穿蓝色内裤，如此等等，在威威的生活里构筑了一个更为真实的伟同，而赛门和伟同同居的房间，则被完全置换，墙上换成和威威有关照片，挂上伟同父亲寄来的字画。当然这只是一个虚设的场景，完全是为了满足父母到来的需要，而在实际生活里，赛门和伟同依然住在同一个房间，威威当然也孤独地睡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新房里。
父母从台湾到了美国，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掩盖着谎言的生活，威威像是完全按照他们的需要设计的好媳妇，年轻漂亮，有礼貌，能烧菜，而且有着能生能养的大屁股，威威当然也极力表现，赞赏父亲的书法没有一处败笔，又在父母没看见的时候假装能煎荷包蛋，而那其实都是赛门的手艺。父母当然把她当成是自己的媳妇，送她见面礼，珠子、胸针、镯子，还有母亲年轻时穿过的大红旗袍。旗袍是母亲珍藏的记忆，也是传统中国的一种象征，而送给威威作为结婚纪念物，隐含着父母的仪式化需求，但是这种仪式化到了美国之后，却受到了强烈地碰撞，伟同向父母宣布，结婚仪式在下午举行，而父母大为诧异，“大老远来，怎么这么草率啊？”草率的质问是不满，也是对于传统喜庆、热闹的结婚仪式的背离，因为伟同和威威的所谓结婚仪式只是在教堂里举行，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没有豪华的宴会，没有热闹的祝福，冷冷清清，只是两个人站在一起，说着无论疾病还是健康的誓言，然后交换戒指，然后是尴尬的接吻。在这样完全西化的结婚仪式上，母亲竟然大哭起来，不是因为高兴，而是因为“太寒酸了”。
这不仅是一个谎言，更是传统仪式化缺失带来的巨大矛盾，尽管父亲说“年轻人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从他的叹息中感受到不快，而在中国餐馆吃饭时，父亲偶遇了餐馆的老板老陈，父亲曾经是指挥一万多人的师长，而老陈就是自己的手下，所以当老陈得知伟同举行了西化的结婚仪式，主动要求补办婚宴，当伟同要拒绝的时候，老陈说：“我不是给你办，我是给师长办。”在老陈看来，这就是一种不孝，“丢脸也不能丢到美国来。”这是老陈的价值观，其实也是父母的心里想法。老陈和父母代表着传统的一代，是中国式礼仪的忠实实践者，母亲就说：“不跟别人做什么交代，那还结什么婚？”而这种仪式化连接着热闹、喜庆的婚宴现场，连接着亲戚朋友的祝福，更连接着以孝为代表的道德，以传宗接代为终极的崇高目标，在这样的要求和目标下，一切的仪式都具有了伦理道德的意义，而一场“喜宴”把这样的意义放大到极致，也将一个虚假的谎言完全推向了现实的反面。
豪华的婚车在美国大街上行驶，威威的新娘化妆足足化了三个小时，婚宴现场是大红的喜字，再加上前来送礼的亲朋好友，完全变成了中国式的现场，父亲致辞，新郎新娘敬酒、接吻、切蛋糕，完全是中国传统的仪式，而这样的仪式在美国社会里，其实更多是一种尴尬，与中国亲戚的疯狂相比，美国来的朋友是不解，是惶惑，“这就是中国五千年来性压抑的结果。”而这并不是最高潮最狂乱的一幕，喜宴之后的闹洞房则把这种中国式的狂乱推向戏谑的一面，也将所谓的性压抑以“解放”的方式演变成一种合法的生理性行为。
“这是国粹，要在国外发扬光大。”亲朋好友是以一种闯入的方式开始闹洞房的，挂起红灯笼，摆开麻将桌，然后是各种有着性暗示的游戏——让新郎新娘钻进被窝，然后将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脱下来。脱下的是威威身上的旗袍，脱下的是伟同身上的西装，脱下的是内衣内裤，脱下的是鄙俗原始的性，而那张被子就是遮蔽的礼仪，盖在他们赤裸的身体之上，性就变成了一种观望，变成了一种喝彩，变成了一种游戏。而这其实是这场骗婚行为的“最后一场戏”，如果说高潮迭出、最具仪式感的喜宴是一个不断膨胀的谎言，那么这最后的闹洞房，作为手段，经由它目的的高尚而获得自身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不仅是对于谎言的篡改和颠覆，在某种程度是变成了威威对自身生存的真实反抗，“你不是说对女人没有反应吗？我要解放你！”
其实，伟同是一个双性恋，这最后的高潮彻底将谎言击破，赛门的气愤是“那晚你为什么没有带套”？具有仪式的喜宴是一个真实的谎言，没有带套也是一个真实的谎言，而在谎言被击破的现实面前，在威威怀孕的现实面前，对于伟同的父母来说，则是一种喜讯，因为这可以完成他们延续香火的终极使命，但是对于伟同，对于赛门，对于威威来说，这是一个尴尬的现实，孩子仅仅是谎言的产物，是游戏的结合。这一场假结婚行为，被冠以这样一个道德意义，如何摆脱，如何逃避成为他们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一场三个人讲着英语的争吵中，父亲被送进了医院，而伟同也向母亲坦陈了这一压抑着自己的秘密，“将近二十年，我生活在一个大谎言里。”这是在母亲面前最真实的伟同，但是对于同性恋的不解同样反映出两种文化的矛盾和冲突，母亲一直以为伟同是受到了什么刺激产生了对女性的厌恶，或者是被赛门带坏了，而伟同的解释是：“妈，同性恋的人能够在各方面合得来凑合在一起生活，非常不容易。所以我跟赛门都很珍惜对方。”甚至他对母亲说：“是你把我生成这个样子的。”这种价值观的偏差而产生的不解在父母和伟同之间划上了一条鸿沟，但是面对现实面对假戏真做的现实面对有了香火的现实，谁能够从这样一种谎言中脱身而出？
威威最后没有打掉肚子里的小孩，赛门认孩子做了干爹，其实懂英语的父亲当赛门当成自己的另一个儿子，在这样的矛盾中，不管是伟同、威威、赛门，还是父母，都用宽容的方式化解了矛盾，在机场送行的时候，伟同、威威和赛门并立站着，看起来像是一对夫妻和一个朋友，又像是一对同志和一个女人，但他们都面带微笑，似乎对未来充满信息，父母走向登机口，那眼泪是流出来了，他们有些忧伤却有些释怀地说：“高兴，我也高兴。”
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同性和异性，结婚和生子，在一个个谎言面前，在矛盾交织的现实里，这样的结局或者是最善意的，也最充满了中国式的“圆满”，但是这种和解更像是一种暂时的妥协，三个人的未来到底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一张床，还是两张床，是伦理问题也是法律问题，而对于父母来说，也是暂时取得了道德胜利：“如果我不让他们骗，我怎么抱孙子？”这是父亲的解释，伟同要为高家延续香火，必须有这一场喜宴，而这一场喜宴又必须牺牲自己的幸福，这是仪式的悖论，而在仪式的悖论之外，也还有父母观念上的悖论，他们一方面是谎言的受害者，也是谎言的制造者，抱孙子在实际意义上变成了观念上的自欺欺人，从前父亲从军在某一方面就是逃避仪式，逃避传统的束缚，而当自己成了父亲，也制造了彻头彻尾的谎言，在自欺欺人中获得仪式的快感和对未来抱孙子的期盼。
谎言是被仪式掩盖的现实，它的第二层皮是结婚时的旗袍，是闹洞房盖着的被子，是解放性压抑价值观，而骨子里的传统、孝顺、道德在虚设的仪式面前，只能被再次压抑，再次成为一个新的谎言。没有越界，没有突围，这是伟同、威威一代的焦虑，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父母一代的矛盾，当然，也是李安无法逃避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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