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3-11 《当代先锋诗30年》:所有的眼睛只为一瞥睁开
春天了，树木长出新叶
我也要舒展开枝条
每根枝条上，栖息着
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和那个人
他们使枝条轻轻摇晃
有两根微微地垂下来
——车前子《树》
那个人在30年前，那个人在30年后，那个人在未“回答”之前喊出过“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那个人在“眼见着轮回……”里却说“日子过了很久，似乎走到了空。空。空。”那个人是北岛，那个人是唯色，而在每根枝条上栖息着的“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和那个人”是顾城是海子是戈麦是张枣是骆一禾，是多多是根子是江河是食指是舒婷，是海男是虹影是林雪是小君是翟永明，是于坚是韩东是西川是杨黎是周伦佑，是伊沙是朱朱是朵渔是杨典是沈浩波，是马兰是何小竹是吉狄马加是嘎代才让是桑丹，那个人是他们，他们的声音传来，他们使枝条微微地下垂，他们用一卷典藏的诗歌梳理30年的诗歌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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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S29·2131022·1020 |
“当代先锋诗歌当之无愧的顶级之选／展现汉语无远弗届的生机与活力”， 《当代先锋诗30年——谱系与典藏》，白色的四方图形里是一个孤独的声音，凝结在30年的时间轴线上：“1979-2009”，“所可纪念者，一是以1978年底《今天》问世为标志的当代先锋诗将满三十周年，二是‘1986’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二十周年。总之有必要为这场曾经波澜壮阔的当代诗歌变革运动做一个回顾，一个总结。”《今天》终于翻过成昨天，1986年终于变成历史，回顾和总结便最后成为黑色的墓碑，上面镌刻着“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和那个人”的名字，可是那不是死亡，那是召唤和启示：
那个金黄的召唤，把苦涩交给海，海永不平静
在黑夜之上，在遗忘之上，在梦呓的呢喃和微微呼喊之上
此刻，在世界中央。我说：活下去——人们
天地开创了。鸟儿啼叫着。一切，仅仅是启示
——杨炼《诺日朗》
启示是一首诗里的表达，是一个时间的仪式，启示是红色的封面，是714页符码叠加的语言，而在中间分明是一条随时可以切进去的红色签带，切入第2和第3页，切入第235和236页，切入最前的《回到》，切入最后的轮回，切入每一首诗，切入每一段句子，切入每一个词语，切入每一个标点——切入时间的内部，“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和那个人”就会想来，就会在启示中听见天地混沌初开的声音，听见活下去的召唤，听见春天鸟儿的啼叫，当然，也听见自己在下垂的枝条里抵达泥土的声音。是的，在世界的中央，被分开了天地，那个人之后是你们，是我，是真正的男人，“我活着，我微笑，骄傲地率领你们征服死亡／——用自己的血，给历史签名，装饰废墟和仪式”，在历史中，我就是一个大写的人，是代替着你们的人，是代替“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和那个人”的人。而我到底是谁，江河说：“我想／我就是纪念碑／我的身体里垒满了石头／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沉重／我就有多少重量／中华民族有多少伤口／我流出过多少血液（《纪念碑》）”杨炼说：“我被固定在这里／已经千年／在中国／古老的都城／我像一个人那样站立着（《大雁塔》）”默默说：“手里的石头攥成了黄金／怀里的鲜花抱成了武器／我站成了一个巨大的敌人／我不是一个人（《我的命令》）”大写的我，站在纪念碑里，站在历史中，站在土地上，站在“巨大的敌人”面前。我为什么要站得那么高，为什么身上有石头的重量？“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食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我属于北京属于中心属于一个大时代，而1968年12月20日的声音曾经响彻大地响彻这个国家的每一棵树，所以听到的是愤怒：“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北岛《回答》）；听到的是呐喊：“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黄翔《野兽》）”听到的是宣言：“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宣告》）”
世界的中央，谁是主宰，谁是英雄？在一个充满仪式命名的时代，“太阳升起来，／天空血淋淋的／犹如一块盾牌。（芒克《天空》）”太阳只在那受伤的天空里，而它从血迹中来，当然会照耀那地上的血迹，“你看到那棵向日葵了吗／你该走近它／你走近它便会发现／它脚下的那片泥土／每抓起一把／都一定会攥出血来（芒克《阳光中的向日葵》）”是的，太阳也是暴力和伤害的制造者，而那追逐太阳的人也已经老了：“上路那天他作过祭祀／他在血中重见光辉，他听见／土里血里天上都是鼓声（江河《追日》）”不管天地，还是英雄，他们的身上都带着血，带着伤痛，带着被架空的仪式，而在“太阳落了”的黑暗之中，那个正义的声音回荡在时代之中，而“放开我”是一种抗争，也是一种趋死的折磨。是的，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只是在陆地和天空之中回荡着英雄之魂，“空虚在你去年咬出的一排排牙印上／弹奏得极其卖力／这一年里只有风在风尘仆仆／你掸了一年才看见灰底下的日历（严力《超级英雄的反省》）”而在那些书写过英雄传奇的历史深处，只有被埋葬的现实：“盘古的手大禹的手／如今只剩下一只手，我被埋葬／被历史抛弃也抛弃了历史／石头的复仇是石头（杨炼《石斧》）”他们已经死去，已经成为一个空洞的符号，如同在“石斧”的记忆里：“讣告／从诞生第一天就已发出／我独自醒来”，而那些被书写的形象最后散失在岁月深处，只留下坟场，只留下墓碑，只留下那竖立着的“大雁塔”：“那些不得意的人们／那些发福的人们／统统爬上去／做一做英雄”，而结果呢，大雁塔只是大雁塔，甚至它只是一个被传说的名字而已，“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韩东《大雁塔》）。
爬上去，看看风景，然后下来，上去不是到达顶点，下来也不是走在低处，大雁塔里没有传说而爬上去的人也不是英雄，英雄是一个虚构，英雄是一种死亡，英雄是一种仪式，而当这一切被“然后再下来”的行为消解之后，最后留下的是是不是还是那个有着愤怒有着呐喊有着宣言的大写的我？是不是和太阳、纪念碑、石头、北京一样可以主宰历史？我自己成了英雄，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架空的象征，一个属于时代的疾病，“时止不住想发泄愤怒／那后果却不堪设想／天呵！为何一年又一年地／在疯人院消磨时光（食指《精神病院》）”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在哪里？我最后的北京在哪里？它在病房里，在疯人院里，“伤口，压在那儿／沉重的、沉重得无法搬开的石头／还有／还有这股病房的气息／也许，永远无法驱散（林莽《无法驱散》）”永远无法驱散的或者并不只是疾病和疼痛，还有死亡，“你就这样死了／在故事的复述中／在语言的十字架上／你一次又一次地死去
（田晓青《死亡》）”死亡是一种被复述的故事，是语言十字架上的救赎，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死去之后，轮回的是不是宿命，是不是命运的不可抵抗？“星期六的阳光明媚／我们在下午的露天咖啡馆里／我们谈到死亡谈到旅游／谈到自杀者／谈到从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谈到自杀者到另一个世界之后／再自杀一次就又回到了这个世界／（严力《星期六的阳光明媚》）”自杀只不过是一次和旅行差不多的话题，而出发和回返都敞开了自己的大门。自己的疾病，自己的死亡，都为了淹没那一段历史：“从早期的苦闷走向晚年的毁灭／从绚烂趋于衰败／伤口处的积雪／早已淹没了一座白色医院的历史（刘漫流《疾病进展期》）”疾病可以被掩映，而死亡也只不过是可以走过去的虚构：“这样他就不知道他将作为谁／愉快地感知：生命并不独特／死也是一个假象（耿占春《当一个人老了》）”
是的，春天的来临起始于一场疼痛，而终于那伤口处的积雪，而在疾病终结的时候，树上的枝条是不是可以舒展开来，是不是会垂下两枝，是不是栖息的“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和那个人”会慢慢醒来？“请睁开伤口看一看吧／多美的景色呀／（严力《证明》）”当英雄最终消失，当仪式成为历史，当春天从伤口中醒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终于《一代人》开始从疾病和死亡的虚构中站立起来，那广场上托起的手臂被放了下来，那黄金镌刻的铭文被抹去被遗忘被践踏，那些英雄被死去的人俯视。那么，从此是我的一个时代，是自我代替英雄代替神话代替历史的开始，也是自我出生、自我反击、自我死亡的循环。那在我之前的是还不能看见的洞穴，“深深的洞穴／我的轮廓被落日投射在石壁上／阴森地晃动／神秘而庄严／似乎比我更真实”，影子里的故事，其实是一种无限离开真实的自我，而只有告别那柏拉图的影子和洞穴，只有用牺牲的方式才能“重新认出自己”，结束历史的虚构，结束形而上的叙述，但是自我的出生并不仅仅只要睁开眼睛：“不相信自我，不相信它是真的／对故事的结尾抱以／一次呼吸之间的 迟疑（耿占春《迟疑地》）”这种迟疑是为了“确认”，历史之外的确认，故事之外的确认，以及返回自我的确认，而这样的确认甚至变成了质疑，变成了对约定俗成的那个自我的“反对”，“我蛰伏在每一种事物中／以千百种婴孩的形象／出生／我不再隐瞒你们／我／不是我（黄翔《出生》）”出生是一种身份的属性，它可以是被追捕的野兽，也可以是刚捕获的野兽，可以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也可以是践踏野兽的野兽，主动和被动，自我和非我交织在一起，“我看着大雪向我下落／我想着宿命，我已经是另一场牺牲的大雪（梁晓明《雪》）”所谓牺牲是一种宿命，那么谁是真正的自我，谁能主宰非我？
我就是
那个被你征服了
但还反抗着的人！
我又一次像面对命运一样面对你的存在
我又恍然记起那随着夜雾一起到来的寻求
是的！我一直在寻求着一个人，一个
第一次从大地上站起来，默默向你顶礼
翘首向你发出震撼千古的“天问”的人
一个被你无情唤醒又永久放逐的人
一个从龙舟跳上岸来悲状起舞
使石头和群星再一次惊呆的人
——王家新《星空：献给一个人》
一个人，是一个站立的人，是一个反抗着的人，是被放逐的人，一个人也是活着的人，是时代最深处呼吸的人，是“空无一人的座席上／竟响起一片掌声和喝彩”的人。不管是野兽还是异教徒，不管是自我英雄还是醒来的“那个人”，在一个被唤醒的时代，一个人总会看见希望：“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露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一个人总会看见理想：“为了理想它乐于再次去死，／这同样是预料之中的事。（陈超《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一个人总会看见爱情：“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舒婷《致橡树》）”当然，一个人也能看见那温暖的家园，“当远处的湖面偶尔传来几声割裂缭绫的凄厉／那是一种名贵的山喜鹊呵！她们翎羽幽蓝／（黑大春《秋日咏叹》）”。这理想主义的希望、爱情和家园在时代变化中会不会成为一种矫情？以梦为马的诗人总是想起自己平静的家园，想起埋葬在高高山上的自己，是的，因为哪里有一片麦子：“白杨树围住的／健康的麦地／健康的麦子／养我性命的麦子！（海子《麦地》）”甚至在麦地里完成了和仇人握手言和的仪式：“我们是麦地的心上人／收麦这天我和仇人／握手言和／我们一起干完活／合上眼睛，命中注定的一切／此刻我们心满意足的接受。”这心满意足的和解只是一场梦，梦就是“风后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还是道路”，所以在另一个诗人那里，麦子变成了在鲜红土地上的一种象征，“如果麦子死了／要等到明年的麦子出来／才会改变地上的颜色（周亚平《如果麦子死了》）”“如果”也是一个梦，麦子隐喻在逐渐消失，理想在逐渐隐退，而最终在另一个时间的终结点，麦子被消费：“诗人们已经吃饱了／一望无边的麦田／在他们腹中香气弥漫／城市中最伟大的懒汉／做了诗歌中光荣的农夫（伊沙《饿死诗人》）”吃饱了的是做过梦的诗人，所以在这样的暴力中，诗人成为一个恶俗的死亡者：“我呼吁：饿死他们／狗日的诗人／首先饿死我／一个用墨水污染土地的帮凶／一个艺术世界的杂种”。
这是家园之死，这里理想之死，这是自我之死，这是诗歌之死，而在这个理想国里，“中文系”一定是带着厚重意象的词语，它连接着伟大，连接着传承，连接着人文，连接着救赎，只是伟大和传承变成了“吃伟人的剩饭背诵伟人的咳嗽”，人文和救赎则将中文系“以后置宾语的身份／曾被把字句两次提到了生活的前面”，生活在后面，现实在后面，哪里有啃《地狱》第八层的亚伟，有在女生密集的场所用腮唱歌的胡玉，有五公里外爱一个姑娘的敖哥，有打算和刚认识的姑娘结婚的杨洋，还有骑上自己气泡的教授们，而最后“现在中文系在梦中流过，缓缓地／像亚伟撒在干土上的小便，它的波涛／随毕业时的被盖卷一叠叠地远去啦（李亚伟《中文系》）”也是梦的终结，只不过取而代之的是小便，是被盖卷，伟大和崇高被消解，中文系也成为一个可以消费的词语，取而代之的则是日常生活，是事件，是没有象征、隐喻和神话的乌鸦：“我要说的 不是它的象征 它的隐喻或神话／我要说的 只是一只乌鸦 正像当年／我从未在一个鸦巢中抓出过一只鸽子／（于坚《对一只乌鸦的命名》）”，甚至所有的东西都在被自我命名中，都在另一套消解意义的词语世界里，他们毫无感情，毫无欲望，毫无分别：“我们熟知一切 停电之前 停电之后 一样的／程序 细节 局部 整体高潮和尾声一样的（于坚《事件：停电》）”
现实是不是一块玻璃，诗歌是不是一块玻璃？“在同一个工厂我看见三种玻璃：／物态的，装饰的，象征的。（欧阳江河《玻璃工厂》）”象征是哲学，装饰是美学，而物态呢，是一种行为学，是消除了崇高和眼泪的静态，是一个人的“零档案”，是“我是某某”的命名。在那一辑女性诗歌写作中，有浓浓的爱：“她当年迷人，喜欢／在细长的脖颈搭一条白绸巾（虹影《谁的母亲》）”有烧掉的情爱：“你用自己的身体做柴／在情爱与女人中／一截一截地烧掉（林雪《纸婚》）”有对母性的反思：“我天生的多疑天生的轻信我／我在出生之前就使母亲预感痉挛／噩梦在今晚将透过薄冰／把回忆陷落并且淹没（唐亚平《黑色沙漠》”甚至也还有对于下层女性的深度思考，“我看见的雏妓却不是这样／她12岁 瘦小而且穿着肮脏／眼睛能装下一个世界／或者 根本已装不下哪怕一滴眼泪（翟永明《关于雏妓的一次报道》）”但在女性自身的观望中，那些关于家、爱情、伤害、母性的主题是象征的，是装饰的，是崇高的，也有眼泪，而在另一种眼光里，却完全变成了物态，这种物态起先是杂夹着某种身体的欲望，“少年时，我喜欢胸部／从领口里伸进手去／捏住它们。或者看你们在奔跑时／衬衫下的颤抖，它们像鸽子／发出汩汩之声（马永波《我所爱的女人身体的若干部分》）”和青年喜欢中部、中年喜欢上嘴以及将来那手移开后永久的冰凉形成了对于情欲的男性态度，而这仅仅是和身体有关的欲望，或者也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但是在更换了视角之后，消解变成了某种亵渎，像一把刀划过女性的身体：“你不叫虞姬，你是砂轮厂的多病女工。你真的不是／虞姬，寝前要牢记服药，一次三粒。逛街时／画淡妆。一切，要跟生前一模一样（陈先发《秋日会》）这是一个我刻在阴阳界上的留言，跟生前一模一样，跟那个美人的名字一模一样，这是一种脱离了装饰和象征的女性，甚至脱离了女性自身的属性，砂轮厂的多病女工虞姬和江非《对付周永花这个胖女人的写作办法》里的周永花：“一抖一抖的两个乳房／多像两片刨花在正午的逆光里飞扬”，简单《胡美丽的故事》的胡美丽：“她该用哪一种香水／哪一种更性感的内衣，把一只虫子／牢牢地吸引”，她们构成了一种群体，这种群体是被消费的，是对于女性之美和男女之爱的亵渎。“她的眼睛也很美，像我想象中的妻子。／但她是我的母亲。（蒋浩《作于儿童节》）”想象中的妻子其实是在我的母亲，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对崇高的亵渎？而亵渎或者还有某种哲学意义，那么沈浩波的《静物》里的那个少妇就连欲望也没有了：“案板后面／卖肉的少妇坐着／敞着怀／露出雪白的奶子”，卖肉有着双关的意义，但是在这里完全没有女性身体有关的伦理想象，只有和案板上的肉一样的女性肉体，所以没有欲望的肉体便成了“静物”，就像那一起摆放的猪头一样，眼眶下有两道冰痕，“而我不是／一个素食主义者，／那一瞬，我走了过去。／我想／或许有什么出了错（徐江《猪泪》）”
出了什么错？是崇高在消费时代里的错误？是理想在物欲时代的错误？是自我在迷失的现实里的错误？还是先锋在后现代意义里的错误？“‘先锋’相对于主流和保守，往往和某种激进的社会和艺术思潮相关联，并伴随着大规模的形式实验，其灵魂是开放的自主性和批判的实验精神。先锋意味着对既定秩序和相关成见的不断突破，同时通过自我；批判呈现自身的成熟。”批判和实验成为先锋诗歌在取材上的一个标准，这是30年的时间轴，这是30年在树枝上的“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和那个人”，无论是朦胧诗歌，还是第三代诗人，无论是和广场、纪念碑有关的大我，无论是充满了质疑和反思的小我，也无论是站在理想主义麦地里的诗人，还是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的人，他们都睁开了眼，看见了春天的树枝舒展，而那微微垂下来的两根终于用词语抵达了大地，“先锋就是这样，与传统有一种既对立又融合的关系。不断对传统予以‘胀破’，同时在‘经典化’的过程中又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实验也是被实验，革命可能反革命。合上这满树的枝叶，“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和那个人”也都成为了一个个符号，而现实正以无法阻挡的颠覆性力量奔袭而来：“他们而冬天也可能正是春天／而鲁迅也可能正是林语堂（柏桦《现实》）”，那么，入土为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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