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5-04 《我这一辈子》:心里越来越大的空儿
“我活着就等着海福回来见一面。”漫天大雪中,“我”就站在那冰冷的雪地里,妻子死了,女儿嫁了,儿子从事革命活动离开家,这活着的一辈子是孤独的一辈子,是不偷不抢的一辈子,也是唯一念想着“回来”的一辈子,可是一件破棉袄无法遮挡严寒,也无法回答“哎呦,我这一辈子哪”的天问,在这风雪交加的孤独冬日,在这子女不在的最后日子,在这饥寒交迫的生命之路上,“我”最后只听到那小锁曾经叫过的“臭脚巡”,臭脚巡是一生的职业,也是“我这一辈子”无法逃避的宿命。
第一人称的“我”,在这四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似乎都是看见,看见贫穷和困苦的自己,看见风云变幻的北京,也看见这个政权更迭和战火频仍的国家,从小家到大家,发出的也只是“北京的老百姓,真苦啊”的感叹。苦对于个体的生命,或许只是物质上,“我”在22岁的时候,还是一个前清末年学了糊纸技术的年轻人,而最后这一身的本领也换不来生活的改善,失业之后由邻居赵大爷介绍,当上了清政府的巡警。有号衣穿,一个月六块钱的饷,对于一个有妻子有儿女的家庭来说,至少能够满足吃饭的最起码需求。而巡警这个职业,在当时是要剪辫子的,而且也被讥笑为“臭脚巡”,但是当“我”穿上这一身号衣,也就开始了无法逃避的宿命之路。
| 导演: 石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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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清国干了这么多年,没想到绝后了。”同为巡警的赵大爷,面对小锁被杀,只能无奈地发出这样的感慨。那时,已经发生了武昌起义,已经完成了辛亥革命,已经有了“共和国”——“中国民国,就是国家要让老百姓自己管。”这是被幻想的国家,而赵大爷的儿子小锁只不过成了革命的祭品。时代变了,巡警的工作也变了,“我”成了和日本人往来的秦大人府上的看看门人,站在门口,站岗放哨,还要给进出的人敬礼,连厨子也不例外,而更让“我”想不通的是,还要替他们买土烟,“平常抽大烟我们都要管,现在却要保护。”这是一种颠覆,没有了正义和非正义,也没有了自我的尊严,连巡警的局长都是他们派来的人,拉车的邻居孙元车被人抢了,他们不敢管,赵大爷说:“人啊,就怕入了折,苦命人干什么都发不了财。”这是现实生活的写照,这是个体命运的喟叹,而那曾经他们听说的共和和自由呢,只不过又是一个梦:“自由?您甭提自由了,您猜自由什么样儿?我可看见了,就在宅门这几年。什么样儿啊?给老爷大人们,他们自由地吃,自由地穿,自由地搂钱,还他妈自由地白使唤我们穿号衣的,也不知他们给老百姓办了些什么德行事。”
是啊,“我”就是一个替人看门的奴才,而且在那个特殊时期,还差点成为“亡国奴”。那时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线,学生罢课还围攻了秦大人的大门,只是传话的“我”不知道时势,也不知道什么是“二十一条”,什么是卖国,“我”只是一个奴才,一个劝学生离开散去的看门人,“你是中国人吗?你愿意成为亡国奴吗?”这是学生代表申远问我的一句话,这个问题似乎触动了“我”,“我不是那么没良心的,可是我当了这份差事。”对于我来说,似乎离政治太远,良心是唯一在“我”心里存在的标准,所以面对学生运动,“我”只是站在这一条底线上,而站在只有“良心”的世界,对于这变幻的一切又怎么能看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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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辈子》电影海报 |
五四之后,秦大人下了台,巡警换了号衣,时代变了,服装变了,但是这看不懂的现实却依然存在,虽然一时还能买些肉做碗杂酱面,以为今后的日子会好过,但是没想到秦大人又上台了,而且官比以前更大,一方面当局开始肃清共产党,作为运动领袖的申远东躲西藏从事地下工作,而另一方面自己好不容易升级的官职却无缘无故降了下来,秦大人将自己的亲戚都安排进来了,小舅子还成了日本人的翻译。看不懂的现实里,孙元生病,为了筹钱看病,孙元妻子将自己年幼的孩子卖掉,最后只拿到30元,一个活人只值30元,而秦大人夫人买的一瓶香水却要五十元,这是畸形的对比,这是扭曲的现实,这是无奈的宿命,这能发出“这年头,还是死了的好,活着受罪啊。”的感慨。
但是这一身巡警的号衣,还是要被当成奴才一样唤来唤去,还要去抓革命党抓申远。在那个酒馆里,“我”遇到了躲避追捕的申远,面对眼前的革命党和好朋友,良心又让“我”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我掩护申远让他离开了北京城,这似乎是“我”参与政治的一次自觉行动,但是这看不懂的革命,看不懂的职业里,依然是一个畸形的现实,“我”的妻子患病正死在床上,“这几年没却缺过德,家里死了人,我还要出来办案。”“我”对着赵大爷倾诉着内心的痛苦,就是这个“自由的捞钱,专制的用钱”的社会,曾经经历过丧子之痛的赵大爷也感慨:“这几十年呢,我也就一直没有想透,当初干吗要当巡警。你就说吧,辫子兵杀人放火你敢管?秦大人抽大烟你敢管?咱们哪,顶多也就是欺负欺负老百姓,管管小偷罢了。”
这是“臭巡警”的无奈,而“我”似乎还在这贫穷的生活上挣扎:“穷极了谁不偷啊?这个肚子才不管什么叫体面呢,操他个妈的,秦大人明抢明夺不犯法,咱们穷人偷了窝头就下监狱啊?真把咱们都给饿死啊?学生们哪?你们怎么不起来革命了?”最后一句似乎是看见了那微弱的光明,而这“学生”的希望只不过是因为当官的颠倒黑白,“当官的要是再说人话不拉人屎,这学生还会出来的!”但是对于“我”和赵大爷来说,希望也仅仅是喝酒时的哀叹,仅仅是现实无奈的幻想。
但是作为后辈,“我”的儿子海福似乎慢慢开始走上抗争的那条路,帮助申远发传单的海福提出来要去“挑巡警”,要当巡警似乎受了“我”的影响,而“我”并不同意海福的选择,“你拉车也不能去当巡警,这是个没出息的差事。”没出息是“我”对于这几十年走过的人生之路的总结,那些看不懂的现实,看不懂的“当官的”困惑着我,而那“良心”的底线也一再突破,所以“我”不想让自己的后辈再重走这条路。而海福把巡警当成是一种英雄主义实现的基础,“父是英雄儿好汉”,他就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变不合理的现实,而且和申远成为好朋友,也寄托着他的理想。而这个理想最后变成革命行动是在小玉被日本人抓去之后。
这是九一八之后的北京,当日本占领东三省,当我还是穿着巡警的号衣,实际上已经成为替日本人做事的“汉奸”,胡翻译和日本官兵前来抓花姑娘小玉,就是让“我”带的路,这是一种更痛苦的抉择,这是完全丧失了良心的行为,当这最后的底线被突破,“我”只好用撕掉小玉那一页纸来换取内心的安宁,但是最后还是被胡翻译识破,和海福一起躲在房间里的小玉最终也被日本人抓走,屈辱和愤怒在他们心中燃烧,但是他们却眼睁睁看着悲剧降临,耳边只有小玉母亲撕裂地呼喊:救救小玉。儿媳被抓走,“我”只能低着头,只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而海福也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真正开始了反抗。
“给小玉报仇”的海福离开了父亲,和申远一起加入了游击队,而对于“我”来说,身边已经没有了亲人,身上却仍然穿着那一身巡警的号衣。八年抗战胜利,本来以为好日子真的来临了,但是日本人却像客人一样被送走了,而替日本人做事的胡翻译却成了巡警分局局长,“到底谁打了胜仗?”这又是一个颠倒的开始,而小玉的仇恨变成了模糊的记忆,抗战胜利了,现实却“越过越糊涂”,“盼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无处讲理的政府逼着孙元告胡汉奸,但换来的却是胡局长的毒打,而“我”求情却被胡局长当成革命者的嫌疑犯,因为海福加入了八路军,受刑、痛打,“我”挣扎中看到颠倒的场景,就像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了秩序,没有了善恶,没有了规则。
从清朝末年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八年抗战,从日军投降到如今被严刑拷打,对于“我”来说,这人生里看见了变化的局势,看见了政权的更迭,看见了家人的颠沛,也看见了屈辱和死亡,当在狱中见到了被抓来的申远的时候,我道出了内心的积怨和愤怒:“我从年轻的时候啊,我就觉乎着,我这心里头老有个空儿。人越活越老啊,我这心里头这空儿也越来越大了。他有好些个事情,我简直他妈想不通!您说,从前清到现在,这也毛四十年了吧?我这四十年,您知道的呀申先生,我是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就是受了点气吧,能忍的我总忍。这四十年改朝换代的,他不管谁来了,我都得欢迎,我都得给他们站岗啊,守夜的。说起来可也真怪啊,不管谁上台吧,他妈什么好听他说什么,什么共和啦,平等啦,自由啦,他妈说得好听,没他妈一个是拉人屎的!反正倒霉的是我们老百姓。我把这几十年的心血都卖给公家了,如今我落得他妈家破人亡的。我六十多岁的人喽,如今让我他妈受这份罪,坐老虎凳,灌凉水儿,这是他妈胜利了这是?这叫民主啊?还自由啊?礼义廉耻啊?我操他的亲娘祖奶奶!”
共和、自由、平等,就是一句句听得到却摸不着的口号,即使有良心,有道德,但是我这一辈子所走过的路却从来没有过合理的东西,心里的那个空儿是越来越大,到最后几乎吞噬了自己,“我这是为谁啊?”这是一个百姓的呼喊,也是一个时代最沉重的质问。而面临最后生死的申远似乎站在另一个“高度”给“我”人生的启发:“无论谁当权,我们老百姓都没好日子过。除了中国人欺负中国人,还有帝国主义欺负咱们,你给这些混蛋做了一辈子走狗奴才,当奴才还会有什么好下场?你这一辈子冤不冤,现在,你该给自己站岗了。”过去是替别人站岗,是做别人的奴才,现在却可以替自己站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转折?这是共产党即将到来的时代,所以申远在狱中的谈话变成了最后理想的启示,皮里有肉,肉里有骨头,骨头里还有筋,筋连着筋,就是新的力量,就是新的反抗,就是新的时代。
“我这一辈子”到底能不能替自己站岗?申远留下这革命的启示被枪毙,而我也行走在漫天风雪之夜,不偷不抢的一生对我来说,其实并没有要为谁站岗,最后只是活着见儿子一面,而在饥寒交迫中,他只是依稀看见海福杠着八一旗在冲锋陷阵的情形,这像是一种幻觉,而现实依然是黑暗,依然是冰冷,依然是“臭脚巡”的人生写照,也依然有着那越来越大的“空儿”。这仿佛是跨不过的宿命,无论是第一人称的“我”,还是站在“我”身后那个叫石挥的导演和演员,或者是更后面的原著者老舍,都在这越来越大的空儿里,被吞噬。1957年11月,石挥在自编自导完《雾海夜航》以后,因忍受不了无辜的批判,含冤自沉于黄浦江,终年42岁。九年之后的1966年8月24日,老舍也在痛苦中自溺于太平湖,雪夜中的“我”,沉江的石挥,以及沉湖的老舍,他们几乎用相同的方式结束了“我这一辈子”,“哎呦,我这一辈子哪”的天问似乎永远有着悲剧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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