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04《文学机器》：一场自己生命的游戏
这就意味着，从某个时刻开始，我放在已经完成的文章上面的这块石头，仅仅是一块镇纸而已。
——《再版前言》
原书名：Una pietra sopra，“在上面放一块石头”，一种完成时的表述，意译为“盖棺定论”，当卡尔维诺在1980年4月写在《再版前言》，也是对于一本完成了写作的图书的回应，也是对于一种“盖棺定论”的实践，他认为选择这个题目意味着没有必要对故事歌功颂德，它已经终结，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就像对于这个世界，“我感觉自己没有任何干预的权利。”但是当他“再版”而再言，一种完成时里是不是还有进行时？是不是还有拿掉石头的必要性？甚至，当被定名为《文学机器》，是不是也是将卡尔维诺继续写作和思考变成一种机械式重复的误读？
“上面放一块石头”，的确是一种“盖棺定论”的终结，但是在卡尔维诺看来，这种成型而结束的状态仅仅是指小说，因为它们的稳定性和独立性，一旦完成作者就退出了，但是对于思考性作品，却不是这样一种完成状态，“在每一次的创作当中，我都觉得有必要将作品结束，然后再重新开始。”为什么结束了还有开始？这种矛盾状态也许和他对于文学的理解有关，也和他的经历有关，在文本层面，卡尔维诺认为，当不再对故事“歌功颂德”，意味着在远离了“很多没有根据的奢望时”，反而会重拾一个话题，“盖棺定论”只是对自己经验主义的一种忠诚，而这个重拾的话题之所以会成为“放一块石头”之后新的开始，更在于卡尔维诺返回自身的一种思考，1956年-1957年他脱离了意大利共产党，进入到个人历史的新时期，对于这种转变，他认为，自己需要“采取其他的方法”来关注周围文化氛围发生的变化——曾经的自己希望通过一种文学来建设因社会，“在青年时代，我最初的雄心是建立一种新文学，而这种文学又要用于建立一个新社会。”而现在随着政治生活的转向，并不是完全放弃了这种理想性的文学社会模式，而是要在新的开始中找到另一条路线——即使在“再版”之前的1980年3月，在为这本书做的“前言”中，卡尔维诺也承认，“尽管他没有发生突然的转变，却明显越来越放下了诠释和领导历史进程的奢望。”他把这些文集中的人物称为“他”而不是“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改变：一方面是与我一致，但另一方面却是和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我相脱离，在一致和脱离中，这种转变才会在社会学意义上从完成状态变成进行状态。
“我可以将这些文章集结成册，能够重新阅读它们，也让他人再次阅读它们，以便使它们停留在属于它们的时间与空间里；与它们保持适当的距离，并且以正确的角度和方式对它们进行审视；重新勾勒出它们主观和客观的改变与延续的脉络；理解我所处的位置，对一切盖棺论定。”盖棺定论一方面是自己写作时的终结状态，另一方面是他人阅读的开放状态，而这种从完结状态到开放状态的转变在开篇的《狮子的骨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篇文章中卡尔维诺回顾了意大利叙事文学的发展历程，概括了整个时期的文学，在他看来，这一段历史中有着统一性的缺失，一方面是抒情的、知识分子和自传式的主角的缺失，另一方面则是大众货资产阶级、都市或古老农业社会现实的缺失，它所有的是和无产阶级接触的新人、密谋者、游击队员或者抒情的知识分子式的主角，这些主角的作用只是为了见证抵抗运动，但是，“它们并不能反映和强调真理，也不能表现主角内心的痛苦，或者人民史诗般的集体痛苦。”
这是一种完成状态的现状，正是这种现状把文学带向了一个未完成的状态：没有出现过知识分子小说，而在更年轻一代小说家的作品里，甚至“我”这个诗人或知识分子类型的人物也彻底被消灭了，“如今，除了将自己除掉，他已经没有别的赌注可以下了。”知识分子的消失，我的缺失，卡尔维诺分析认为，这是文学和艺术对意识形态的某种妥协，甚至是模仿，这种“政治上的幼稚”是让政治领导所做的事情“发生在纸上”，“用他认为最正确而有效的方法解决它们，并幻想通过这种方法教训别人，从而完成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政治真正完成的事业。”所以这是一种“将自己除掉”的文学观和写作实践，而卡尔维诺提出的想法是：小说属于历史范畴，也就是历史本身就是小说的一部分，而小说要对真正的历史进行反映，甚至符合历史是唯一真实的方式，“明白历史所从事的那些繁复而矛盾的活动是在为何种人物准备战场，同时赋予它敏感性、道德上的爆发、语言的分量，以及观察周围世界的方法。”
文学就如“狮子的骨髓”，它是一种营养，有利于建立一种严格的道德和对于历史的把握。卡尔维诺在《小说中的自然与历史》中对这个观点进行强化和深化，这篇1958年3月24日在圣雷莫市首次举行的讲座的发言稿中指出，“这里有历史，有它的发展，以及它对一种意义的寻找，它被编织进我们的个人生活，并始终是生活的一部分。”个人、自然和历史三个元素建立的关系中，有一种称为现代史诗的东西，在现代史诗里，没有英雄，也没有政治的傀儡，只有人，而且人是孤独的，要面对自然和历史——这种不被神化的人才能进入到真实的自然和历史中，才能在个人的史诗中发现现代性的存在。那么，这个人到底是怎样样的？他构筑了自然和历史，还是自然和历史投射到人身上？
在给这个人做定义之前，卡尔维诺审视了作为知识分子和诗人的“我”的缺失，批判了“将自己除掉”的政治幼稚病，但是在面对新的文学路线的时候，书写个人的现代史诗还遭遇了更多的劫难，“个性的屈服，以及面对物质世界的大海和一堆杂乱而没有差别的存在时人类的意愿，其结果只能是放弃对历史发展的引领，谦卑和原模原样地接受这个世界。”这种个性的屈服突出表现在我们所生活的那个“美好的年代”里：“美好的年代”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安乐乡，是充满了物质世界的海洋，是每个人关注自身利益的现实，是消费主义带来的快感。一方面，“机器取代了动物，城市成为附属于工厂的宿舍，时间变成了时刻表，人成为齿轮。”人与自身、事物、地点、时间的关系被改变了，它不再是事物，而是变成了商品，甚至是带着浓厚消费色彩的系列产品，统治这个社会的是实际消费的快感，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一种梦想建立起来的“可能达到的、几乎关键性的目标”也带来了没有负罪感的快感，在这个“美好的年代”，“客观性淹没了‘我’的存在。”
但这只是一种极端，在这个物质世界的海洋里，还有另一种拒绝的极端，那就是卡尔维诺所关注的“垮掉的一代”，他认为，“垮掉的一代”是“生活在一个机械而又与他们不相干的丛林中的新一代野人”，和被客观化淹没的我的存在不同，卡尔维诺认为，“垮掉的一代”提出的问题是在“表面越来越完美的世界里，彻底经历我们的人性本质”，但是主导他们思想形成的，不是原子弹的威胁，而恰恰是“对富裕社会的繁荣的确信”，正是这种确信让他们成为“野蛮人”——不是在人的层面上跨掉，而是变成了事物：
它们是那些我们认为已经占有，却占有了我们的事物；是应该服务于我们，却把我们变成其奴隶的生产力发展；是那些我们用来传播思想，却禁止我们继续思考的手段；是商品的充裕，它为我们带来的并非舒适的幸福，而是被迫消费的焦虑；是狂热的建造业，它正在把一副可怕的面孔强加给那些我们珍爱的地方；在我们那些看似充实的日子里，友谊、亲情和爱情，都如同缺乏空气的植物般枯萎，任何与他人和自己的对话，一经开始，就已结束。
不黑客观化淹没的“我”，成为事物的“垮掉的一代”，这些都是漂浮在“物质世界的海洋”里的存在，甚至沉入时代的漩涡中，卡尔维诺认为，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丑闻，是违反人性又缺乏诗意的现实困境，是革命极端主义和意识形态上的虚无主义的结果，是革命精神出现的巨大危机，“一切都像纸糊的城堡，吹一口气就会倒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面对已经完成的状态，面对“盖棺定论”的那块石头，面对工业革命的丑闻，需要作出回到：接受还是拒绝？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卡尔维诺似乎并不是要走非此即彼的道路，他甚至就是站在这个“美好的年代”，以发现自身经历为方法论，提出了一种完成之后的进行状态。
| 编号：E38·2191222·1621 |
1967年的《控制论与幽灵》就是直面这个“断裂性、可分性和组合性取代所有连续性”的时代，他思考的问题是：是不是有一台文学机器，可以在完成语言这个拆卸和重新组装所有机器中最复杂和难以预料的东西之后，把文学的任务交给它——我们是不是“就会得到一台能够取代诗人和作家的机器”？这台机器会将小说中的天赋、灵感、直觉发挥出来，会运用经验和感觉，会沿着系统的和有意识的道路前进，“它的速度非常快，而且会几种方式并行。”当作者消失变成了机器，其实重点不是畅想一种自动化写作，而是将作者这个淹没在物质世界的海洋里“无意识的被宠坏的孩子”取消，让位给一个更有意识的人：意识取代无意识，不是机器取代作者，而是机器唤醒了，创造了人，“所获得的艺术成果却是这些交换中对人类产生的一种特殊效果，这个人类具有意识和无意识，持有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观点。”甚至这个具有意识的、人性化的文学机器就变成了社会的幽灵，而这正是卡尔维诺所设想文学的真正意义，在两年后的《痉挛的机器》里，他定义了这部“文学的机器”具有的两个关键词：游戏和自己的生命，组合成一起则是：自己生命的游戏。
自己生命的游戏，其实早在1959年的那篇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发表的英文讲稿中就已经提出了这一概念，卡尔维诺在回顾了“当今意大利小说的三个流派”后指出，有两位作家会对一个时代以及更多的年轻作家产生影响，一个是切萨雷·帕韦塞，另一个则是埃利奥·维托里尼。“存在与创作”是卡尔维诺对帕韦塞文学创作的一次总结，他认为，帕韦塞在世界文学中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价值，就在于他完成了某种“艰苦的转换”：“从一种消极和默默无闻的存在状态出发，过渡到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变成自我创造、意识与需要。”他的这种转换是为工业世界中的文学付出的辛苦，因为他删除了人物和风景，以及心理活动，创造了文学上的严格，而这种严格在法国新小说那里得到了发掘。卡尔维诺认为，法国新小说的代表作家罗伯-格里耶看起来是“通过最大限度的努力实现客观事物的非人性化”，但是这种非人性化是不是完成时，而是一个进行时，它的目标是“对内心的回归”，也就是在由技术和生产构成的世界里，完成形式上的模仿的同时也“变得内在化”，而这正是“迷宫”的隐喻：“罗布-格里耶表现的那个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空间，在我们看来如同由物质组成的空间迷宫，而且，上面还叠加了一个由人类历史史实组成的时间迷宫。”
迷宫的存在，不是让那些逃避困难的人找到避难所，因为他们永远只会站在迷宫之外，迷宫也不是让文学提供走出去的钥匙，而是找到出路的态度，从而通过这条出路向另一个迷宫过渡，所以卡尔维诺认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对于迷宫的挑战，而不是对于迷宫的屈服。帕韦塞代表着迷宫式的游戏风格，而埃利奥·维托里尼则代表着一种生命意识，“计划与文学”是卡尔维诺对于维托里尼文学实践的总结，他认为维托里尼文章中的关键词是计划、愿景和指示，他的文学实践就是为了充当纲领和宣言，“由维托里尼设计，并以文学作为标志和载体的这个方案，应该是一个关于人类的设计方案。”卡尔维诺认为他感兴趣的永远是人与世界的关系，这是一种以人类历史和作为历史的人类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他的科学性和理智性就是一种意识的革命，“它使得诗人的能量不会在混乱的世界中迷失。”而正是维托里尼世界里的这种意识革命，卡尔维诺在空想主义者傅里叶那里找到了样本。
傅里叶被司汤达成为“崇高的梦想者”，被人定义为“空想家中的阿里奥斯托”，被布勒东称为超现实主义革命的祖先，而恩格斯则说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讽刺作家之一”，卡尔维诺认为，傅里叶身上的标签并不是简单的“空想主义者”，而是更为复杂和丰富的风格存在，傅里叶与其他思想家的不同点在于给了“情欲”一种合法化的地位，他认为，情欲是人类唯一的精华，他把情欲分为五种与感官相应的情欲、四种精神方面的情欲，以及三种他自己发现的“分配情欲”，尤其是竞赛情欲、多样化情欲和创造情欲这三种分配情欲，傅里叶认为“它们是社会体系的根本机制”，在他的《新爱情世界》里，傅里叶就大胆表现了自己的“爱情癖”：观看和参加女同性恋游戏的乐趣，他的作品中还有一种“恋老癖”：“那些小伙子是以如何的激情与忠诚，准备给予那些老年贵妇和‘族长’‘爱情施舍’的行为；另外，在他列举的美食实例中间，最成功的一个就是对老母鸡的偏爱……”而在实践中，傅里叶也特别关注女同性恋，甚至让她们被一束特殊的光环围绕着。
认为情欲是人类唯一的精华，为女同性恋绘制欲望的幻影，发现人类的“爱情癖”和“恋老癖”，当傅里叶被巴黎五月学生运动、加利福尼亚嬉皮士团体、女性革命或者集体爱情体验者视为保护神，卡尔维诺认为他不仅仅是对于欲望世界的开拓，更在于他所建立的是一个乌托邦，“能够用于定义文学作品对于自身、对于自身用途、对于可以转化为用途的自身的公共有用性，以及对于任何其他类型的讨论的有用性所做的实验，这一点并非偶然。”乌托邦不是一种虚无，一种幻想，而是一种现代性的建构，正如傅立叶的那句名言：需要改变的不是人，而是文明。这种现代性正是发掘了自我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爱的社会中，在愿望的整理中，完成了维托里尼所说的“意识的革命”。
迷宫需要的是挑战，是创造性的写作，是无穷无尽的开放意义，自已生命所关照的是意识革命，是将自己从客观化物质大海中拯救出来，是在乌托邦里体现现代性，所以在卡尔维诺为未来文学确定的风格中，自己生命的游戏变成了一部“文学机器”，而且是痉挛的机器，它是疯狂的快乐，它是以头撞墙式的愤怒，但是它永远包含着一个有意识的人，“这台痉挛式的文学机器，正是通过作者（作品真正的负责人）才得以运转起来。”于是完成而进行，一块石头在变成了轻薄的镇纸之后，再也无法盖棺定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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