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6-13 《吕氏春秋》：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
——《贵公》
天下是什么？天下是“天下之天下”，是“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的“有始”，是“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的生命，是“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川”的自然，而这种“有始”的存在世界最后必然要走入“有序”的秩序世界，有序世界里是阴阳，是寒暑，是同异，是君臣，而在“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世界里，“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所以要使天下大同，使万物万民组成的天下有序，天子无非是秩序的治理者，无非是法天地的统治者，无非是命运共同体的代表，“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天子。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所以在诸侯纷争的战争年代，“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对于“非一人之天下”的天子来说，重要的是维持长治久安，重要的是顺应自然本性，重要的是虚君实臣、民本德治。
上应天时，中察人情，下观地利，天时、人情和地利，是秩序的完美组成部分，上应天时是一切的基础，所以在春夏秋冬的十二纪中，对于生命的尊重便成为上应天时的一种重要方式，无论是“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候雁北”的孟春，还是“凉风始至，蟋蟀居宇，鹰乃学习，腐草化为妍”的季夏，无论是“候雁来，宾爵人大水为蛤。菊有黄华，豺则祭兽戮禽”的季秋，还是“冰益壮，地始坼，鹗鸥不鸣，虎始交”的仲冬，每一个季节都有着特有的物候特点，都有着和季节相关的养生之法，所以在每一种“不私一物”的甘露时雨中，生命需要的就是对于时令的适应，否则便是一种生命之乱：“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所以在不同的时令要举行不同的仪式，开展不同的活动，而最重要的是以生命为起点，“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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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W81·2141112·1127 |
“为天下长虑，莫如置天子也；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很明显，置天子只是为天下之虑的一个举动，天子的意义也就是法天地，所以在上应天时之后，对于天子来说，提出了更现实的要求，那就是“察人情”，就是行君道，“以天为法，以德为行，以道为宗，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穷，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无望。”君主以天为法之后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而“道德”分解为道和德，什么是道？道是“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莫知其门，莫知其端，莫知其源”，但这并非是一种神秘主义，而是对于自然法则的一种完全的遵从，也是治理的宗旨，所以对于君主来说，道无非是天地的一种外化，“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天，不是一切的最高主宰，也不是人格化的上帝，而是与“地”相对的东西，而君主执圜，臣子处方，才能“方圜不易，其国乃昌。”所以对于这种治理之宗，君主要做的事是“得道者必静，静者无知，知乃无知，可以言君道也”，也就是以老子的清静无为思想统治下民。而这种无为清净的治理宗旨，也就能够达到一种“执一”的目的：“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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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不韦：“一字千金”的治理之道 |
“执一”统一、集权，是对道家齐万万物思想的一种继承，“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而只有在思想统一后，才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一穴。”所以君主的治理则要在无能、无为、无智中法天地：“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事，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但是这种所执的“无智，无能，无为”并非是一种放弃，在君道中，当然还有“德行”，“故上失其道，则边侵于敌；内失其行，名声堕于外。”上道是宗旨，而德行则是行动的指南，如何实施德行？德行中有“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将先取”的“先己”，有“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的爱士，有“凡君也者，处平静，任德化，以听其要”的“勿躬”，有“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的“适威”，有“信而又信，重袭于身，乃通于天”的“贵信”，有“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犹其。存亡安危，勿求于外，务在自知”的“自治”，而这种种的先己、爱士、勿躬、适威、贵信、自治都是君道的方法之一，也都是其德行，而这其实是对于无为的道的一种延续，“天子不处全，不处极，不处盈。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也就是说，君主不是全人，而是全德之人，他的权力是“大圣无事而干官尽能”，是“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事”，也就是说，这种表面的“无为”最终达到的是“事省而国治”的目的，否则相反，“人主好暴示能，好唱自奋；人臣以不争持位，以听从取容；是君代有司为有司也”，其结果必然是君臣职能倒置，造成混乱和危殆。
“圣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尽其巧，毕其能，圣王在上故也。圣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知也，所以知之也。养其神、修其德而化矣，岂必劳形愁目哉？”而这也是为了“执一”，更是具体的君道，所以对于君主来说，德行的重要性就是要为天下考虑，只有“以德以义”才能取得治理国家的成功；“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而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以德以义，则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华之高，会稽之险，不障矣；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而对于先己、爱士、勿躬、适威、贵信、自治等合乎道的德行之外，也对君主的不合适治理方式提出了警示意义，如果以言者治国，“言意相离，凶也。乱国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顾其实，务以相毁，务以相誉，毁誉成党，众口熏天，贤不肖不分。”如果思想行为“不适”，则会有悖常理，商纣王、晋灵公的凶残暴虐，齐湣王、宋康王的昏愦狂乱就是悲剧；如果不听“直言”，便会陷入戎王沉湎于享乐，宋王拒不正视现实，齐王狂妄自大，宣王好人恭维的“壅塞”之路；如果没有对形势判断的“自治”，则会重蹈覆辙：“荆成、齐庄不自知而杀，吴王、智伯不自知而亡，宋、中山不自知而灭，晋惠公、赵括不自知而虏，钻茶、庞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败莫大于不自知。”
“故曰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则得之矣。”对于君主来说，遵循君道是必然，而在无知无为的君道之外，则是要察人情，而最重要的是国中有“有知有为”的贤士。“夫士亦有千里，高节死义，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得千里者，其惟贤者也。”贤士好比是千里马，高节死义对于君主来说，就是一种最高意义的牺牲，最高标准的义理，贤士是“当理不避其难”，是临患忘利，是遗生行义，是视死如归，齐国的隐士北郭骚悦服晏子之义、以死为晏子洗清冤迹，就是一种贤；东方之士爰旌目不食盗之食，“喀喀然遂伏地而死”，也是一种贤；晋文公周流天下却是又穷又苦，但介子推不离不弃，而等到晋文公完成=复国并成为万乘之国，介子推却“遂背而行，终身不见”，也是一种贤，贤是“诚廉”，是“不侵”，是“高义”，是“慎行”，而诸此种种德行得到贤士，对于国家的意义则是重大的，“地从于城，城从于民，民从于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所以夏太史令终古“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出亡之周”、晋太史屠黍“归周”等事例，就是说明，有道的贤者之所以先离开所在的国家，是因为他们预见到这些国家有将要灭亡的危险。“贤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财。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若得—圣人。”
有君道，有贤士，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民本思想也是极其重要的，也民本的重要体现则是“顺民”，顺民而顺天，也是“法天地”，“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当初神农和百姓一起种田，妻子和百姓一起缉麻，这种“身亲耕，妻亲绩”的作为就是“以见致民利也”，而人主为民为务，才能使得天下之民归之，而这也是一种“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故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也就是把民当成是和自己一样的“同类”，是有着共同的利益，所以这种“仁治”就是“内亲群臣，下养百姓，以来其心”的顺民举动，当初汤战胜夏而治理天下的时候，遭遇五年大旱，而汤以身祷于桑林：““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不才），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也就是万民所受的灾害在汤看来是自己的罪责，所以赎罪也就从自己开刀，“于是剪其发，故磿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而在这种赎罪中，得到了万民的拥戴，“民乃甚说，雨乃大至。则汤达乎鬼神之化、人事之传也。”
这种民本思想就是实践着“万民之主，不阿一人”的天地观，就是实践着“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的审时间观，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顺民”，所以不管是君道，还是贤士，还是民本，都在遵守着一种宇宙观、生命观，而这种“天”便是道一：“万物所处，造于太一，化于阴阳。”“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道也者，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圜道》中说：“一也者至贵，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而万物以为宗。”这种“万物以为宗”的道具有了普遍性。
“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音乐的产生过程就是“造于太一，化于阴阳”的典型：“萌芽始震，凝寒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所以在音乐的世界里，有道之人才可以一起“言乐”，而一旦失乐，也就意味着天地失和，一样失调，意味着“其民必怨，其生必伤”。所以音乐的意义就在于使心情适中，而使心情适中的关键在于依循事物的情理：“故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适心之务在于胜理。”所以以道而化为理，便形成了行动的准则，“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风；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而理的普遍化也渗透在对于战争的阐释中。
“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战争是威力的表现，而威力则是民众的性情，性情当然和天道有关，所以在这种回环式的观念中，战争也和天道、道一联系在一起，战争起源于什么，是争斗，争斗是因为有不同的首领，而不同的首领是因为设置了不同的君主，君主是在不同的天子之下产生的，所以，“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而在这不停息的战争中，兵当然纷纷称了偃兵和义兵，偃兵是邪恶的力量，“故怒笞不可偃于家，刑罚不可偃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巧有拙而已矣。”而只有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也就是说，只有正义的战争才是治理天下的良药。什么是正义，无非就是合道，不论是攻伐，还是守护，都需要这样一种道：“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罚不义也。攻无道而伐不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无道而救不义也。守无道而救不义，则祸莫大焉，为天下之民害莫深焉。”义兵的义理其实就是治理的道德标准，是万事的法则：“义也者，万事之纪也，君臣、上下、亲疏之所由起也，治乱、安危、过胜之所在也。”
义理是万事之纪，就是一种法天地的思想，“事多似倒而顺，多似顺而倒。有知顺之为倒、倒之为顺者，则可与言化矣。至长反短，至短反长，天之道也。”所以在顺和倒之间，也凸显了关于宇宙、世事的一种辩证思想，今和古是时间的辩证：“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变与不变是行为的辩证：“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大和小是力量的辩证：“胜其敌则多怨，小邻国则多患。多患多怨，国虽强大，恶得不惧？恶得不恐？”忠和利是利益的辩证：“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则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残也；小忠，大忠之贼也。”
上应天时，中察人情，下观地利，以道家思想为基调，坚持无为而治的行为准则，但是却杂糅着诸子百家的观点，用儒家伦理定位价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观念、名家的思辨逻辑、法家的治国技巧，加上兵家的权谋变化和农家的地利追求，使得《吕氏春秋》变成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学说。而这样的杂糅无非是为了解决“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的治理难题，从阴阳五行到经验主义，从养生和贵己的“内圣”到君臣之道和善治天下的“外王”，从个人和国家、社会和政权之间的关系调适，到自然之道支配下的生理、物理、事理和心理的互相配套，最后就是为了“道之真，以持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的最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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