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2-12《宿敌》：从合理到合法的曲折历程
遇害的萨芭头像旁边是“永远”两个字，示威的学生歌莉在抗议中喊出的是“革命万岁”，政治课黑板上写着的是甘地的名言：“行动就是政治。”以及导演第霍·何塞·安东尼在审判即将来临时打出的那句话：“真相将会胜利。”永远的革命，永远的行动，永远的政治，一切都指向了终极目标，那就是真相：真相将会胜利，并不是真相自己会说话，而是要将隐藏着的真相揭示出来，那么，覆盖在真相上面的到底是什么？胜利之前又将经历怎样的挫折甚至失败？
第霍·何塞·安东尼从印度一起震惊全国的案件入手，一步一步拂去覆盖在真相上面的那些东西，而在这个拂去的过程中，电影本身的叙事便是一种多层次的反转。首先从案件本身入手：保险业务员维克托在凌晨骑摩托车回家时，遭遇了交通事故，当受伤的他起身寻找到那副眼镜，戴上之后发现午夜的“谋杀”，四个人焚烧了一辆汽车和一个女人，而这个名叫萨芭的女人是拉马纳加拉大学的教员，由此这起谋杀案件便成为报刊电视的头条新闻，更是成为了学生反抗的源头。学生反抗什么？反抗警察的不作为，反抗学校领导的漠视，因为在萨芭的追思会上，学校的副校长竟然不知道萨芭的名字，竟然指责一个女教师深夜在外面有不良道德倾向，“她的死是一次警告，将被学校铭记。”不是被强奸以及被焚尸本身成为警告，而是女教师深夜在户外成为对师生的警示。
由此以歌莉为代表，不仅在拉马纳加拉大学里掀起了反抗活动，各大学也都联结为同盟进行“革命”，歌莉喊出“革命万岁”的同时也说出了学生们一致的新生：“我们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建立自由、独立世界的梦想。”在学生的示威中，除了针对学校高层之外，更是针对警察为代表的权力系统的不作为，在学生和警察的对峙甚至对抗中，他们被打成重伤。在这个时候，以副督察萨詹为首的警方进入校园，开始了破案工作，他们对萨芭家属做出的承诺是：30天内一定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通过走访、调查和侦查，尤其是从目击者维克托中得到重要线索，终于确定了和那辆黑车相关的四名嫌疑人，但是在这个“秉公执法”的过程中，萨詹却受到了来自警察上层甚至内政部长的警告，最后威胁他要调离他的工作，那一晚，萨詹接受命令将四名嫌疑人转移到分局监狱，但是在中途却将警车驶向了萨芭被焚尸的案发地，然后拔出手枪将四名嫌疑人打死。
从萨芭遇害到学生抗议，这是事件递进的一条轨迹，背后是学校和警察权力的干涉；之后萨詹介入调查，并锁定犯罪嫌疑人，但是在上级威胁之下他没有妥协，而是选择了自己的方式将嫌疑人“绳之以法”，这是事件递进的第二条轨迹，可以说，第二条轨迹是对第一条轨迹的反转，也就是说，萨詹是作为一个正义警察而出现的，不管是学生还是萨芭的家属，甚至民众，都需要这样一种正义，所以当四名嫌疑人被萨詹枪杀，他反而变成了“国家英雄”。但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第三条轨迹出现了：国家人权委员会对他提出了指控，用私刑的方式将嫌疑人枪杀，是不是合法的？由此开始了法庭上的辩论，而控方律师阿拉捏法斯瓦米纳坦提出的质疑就是：善用私刑是正义还是另一种不正义？是对罪犯的惩罚还是一种权力的过度？
| 导演: Dijo Jose Antony |
拄着拐杖的阿拉捏法斯瓦米纳坦出现在法庭上，导演第霍在这个镜头之后安排了“中场休息”，这是一种间隔，间隔的象征意义是明显的，如果前面的第一条轨迹和第二条轨迹构筑的是所谓正义，那么由此开始的第三条推进轨迹则是对“正义”的真正解读。阿拉捏法斯瓦米纳坦在法庭上指出了“即时正义”问题：当萨詹动用死刑把自己认为的嫌疑人杀死，看起来是在履行正义，但是却是一种即时正义，“犯罪嫌疑人根本没有被送上法庭。”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真正的正义之实行必须在法庭上，必须在法律框架之内，而萨詹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仅仅是：“我根据内心的真相来做出判断。”同时，阿拉捏法斯瓦米纳坦也质问女权委员会，为什么对于萨芭被害会有“震惊”？而实际上当时报纸的第七版同样有女性被杀的消息，但是女权委员会没有因此震惊，所以阿拉捏法斯瓦米纳坦认为，不管是女权委员会，还是领导学生抗议的歌莉，或者萨芭的母亲，都是被媒体牵着鼻子走了，因为萨芭被强奸以及被焚尸，都是媒体头条上的报道，而实际上，维克托当晚只是看到前方四个人在焚烧东西，由此他认为是他们强奸了萨芭并进行了焚尸，而这种认为是误认，因为他都是在当时特定情况下做出的判断，实际上，四个人都不会开车，还有“第五个人”存在，而维克多对此一无所知。
阿拉捏法斯瓦米纳坦否定了“即时正义”的正义性，驳斥了维克多作为第一证人存在的判断误区，也指责了媒体为了夺人眼球故意歪曲了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萨詹的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其实是对他们所谓合理性的一种“纠偏”——在通往真相的道路上，有可能是情感诉求中所需要的正义，可能是良心发现中实现的正义，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正义，也绝不是事件的真相。维克多看到了焚火的现实，并将这一线索提供给了媒体，于是案件变成了媒体的头条，强奸并被分尸成为了真相，在这个真相面前，学生的呼吁甚至反抗，家属的诉求，都是在情感意义上要求的正义；当萨詹以正义使者的角色介入调查，成功抓获了嫌疑人，在迫于上级压力下将嫌疑人枪决，在他看来是基于内心良心的判断，所以这是一种良心发现，也无法构成在合法意义下的正义，甚至反倒成了非法行为。情感诉求无法真正通向真相，良心发现也无法达到正义，那么真正的正义实现所需要的合法性就必须在阿拉捏法斯瓦米纳坦的阐释中。
阿拉捏法斯瓦米纳坦就是一步步揭开了这个案件背后错综复杂的关系：维迪亚的父亲作为证人，陈述了女儿上吊的事实，控诉了拉马纳加拉大学管理层的黑幕，底层出身的维迪亚在大学里成绩优秀，但是因为她的出身她始终无法获得学位，在含恨中上吊自杀。这一事件成为萨芭对学校体制反抗的源头，正因为萨芭的反抗威胁到了学校，所以那晚是导师驾车将路边的萨芭装死。而实际上，这绝非是一个学校内部的事件，萨詹在案发时已经知道萨芭的死因，但是她的死却被用来为政治服务：执政党在地方选举中陷于被动，为了扭转不利局面，萨詹“策划”了这一事件，他对执政党领导说的是：“她将是你的头条，政治家的最大武器就是公众的愤怒。”于是在策划下，萨芭成了被强奸和被焚尸的受害人，萨詹又变成了正义的警察，即使他动用死刑，最后还是获得了“国家英雄”的称号。
《宿敌》电影海报
从情感诉求到良心发现，再到政治游戏，无论哪个方面都在偏离正义，都无法揭开真相，甚至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所以拄着拐杖的阿拉捏法斯瓦米纳坦无疑成为正义的构建者，而瘸腿的他也成为这个被政治劫持的残缺社会的象征——他自己曾经也是大学的学生，也是金牌获得者，也被导师歧视，也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和维迪亚一样，“他们的身份就是你们的政治，这是种姓的政治，这是闭嘴的政治，这是戴上手铐的政治……”所以真正的正义实现需要的是法律，在情感、良心和政治之外的法律。但是从情感、良心维系的合理性诉求到构建法律的合法性规则，期间到底要经历怎样的曲折？这个问题其实是留给第霍的，第霍显然已经将法律置于情感、良心和政治之上，但是在整部电影中，他所构筑的法最后还是无奈地返回到情感、良心甚至政治中，无法脱离它们而具体存在，也就意味着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架空的存在。
阿拉捏法斯瓦米纳坦除了自己的经历之外，之所以在法庭上能驳倒辩方律师，就在于他掌握了真相，而这个真相从何而来？从萨詹那里来，他在入狱之前就将最重要的资料交给下属，然后交给了阿拉捏法斯瓦米纳坦，也就是说，他用自我牺牲的方式完成了最后的正义——萨詹是整个计划的策划者，是政治游戏的参与者，为什么他最后反而成为了真相的揭露者？那就是一种情感的支撑，自己的儿子被车撞伤，和妻子分居两地，这都是他作为政治棋子的命运，所以最后他醒悟过来，勇敢地保留了所有证据，把自己送上监狱的同时也将整个政治集团绳之以法。无疑，萨詹为阿拉捏法斯瓦米纳坦提供真相，就是一种情感诉求的满足，就是一种良心发现。基于情感和良心，也同样适用在阿拉捏法斯瓦米纳坦身上，他自己的遭遇构成了对整个体制的反抗，而所谓的法律其实就是政治之下的法律，“他所信仰的法律让他戴上了手铐”，这便是对政治之法的讽刺，所以阿拉捏法斯瓦米纳坦基于自身的反抗，基于律师对政治之法的否定，都是他重新寻找正义的力量，但是真的存在政治之外的法律？真的不被情感和良心影响的法律？
也许对于第霍来说，这也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揭露真相、维护正义的法律几乎是一种乌托邦的存在，所以在并不提供最后答案的开放中，第霍把“永远”两个字看成对正义追求永不停歇的态度，把“革命万岁”和“行动就是政治”看成是一种奋斗的过程，把“真相将会胜利”看成是终极目标，从合理到合法，它永远在前行，永远在追寻，永远在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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