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浙江的休闲时光_『行·者』＠地图册

2016-06-17 南浙江的休闲时光

南浙江的温州，从耳闻的传说到走近的存在，是关于地理意义的一次抵达，却也是工作之外的经过，而在那渐渐打开的世界里，以一种陌生而随行的方式进入其中，仿佛是发现一个隐匿的世界，仿佛是逃避一种现实。

四天三晚的疗休养，都属于省内的线路，其实对于线路和终点，都是随机的，而随机的意义在于消解必然的目的性，所以当最终确定温州的时候，它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一个经过而又离开的地方，一个曾经听说却又陌生的城市。而实际上，随机而定的线路，更是为了从座位上站起来，从办公室里走出去，从熟悉而机械的生活中脱身，如此，不是为了去往另一个地方，而是为了摆脱既定的秩序。

所以在时间和空间组成的二维世界里，一切都是新奇的，一切都是随意的。不用早上赶去上班，不用对着方案和文稿，不用参加各种会议，时间以另一种方式组合成个体意义的24小时，早上可以在七八点钟起来，吃点自助早餐，然后去往景区景点，也不用太赶，抵达目的地之后可能就已经是午餐时间了，吃了午餐，在景区里浏览观赏，然后回酒店，一天的行程结束，而到了晚上，则可以打开电视机，看几场欧洲杯的赛事直播，为那一个进球而激动，为跌宕的情节而起伏。

江心屿、雁荡山、洞头，以及南溪江畔的芙蓉古村，山山水水其实并无特别，甚至有时候有一种回到熟悉地方的错觉，但是又努力将自己拉回到陌生的世界，比如那满山的杨梅，那宽阔的瓯江，那不懂的方言，那满目的皮鞋，又完全体验着这个城市的特色。是的，温州，一个从未靠近和走进的城市，它必须保持新奇感，它必须让人体验疏离感，它必须制造陌生感，才能体现休闲的意义，才能远离现实的束缚。而且，它必须和曾经想象中的不一样，在传说中，它是经济腾飞的象征，它是民营经济发达的标志，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坐标，可是当真正站在这个城市的某一个随机的点，某一条陌生的街，却又有着几分诧异。

或许是在鹿城区和瓯海区的交界地带，或许是在极小的区域内四望，还是有些失望的，河水是浑浊的，房屋是低矮的，街道是脏乱的，甚至还有随处可见的垃圾和飘散开来的臭味，在这个阴雨绵绵的梅汛期，一个城市在潮湿的暗处被我们看见，被我们言说，也被我们放大。而对于温州，除了抵达的那些景区景点，除了走过的那些大街小巷，除了看见的那些破败和潮湿，作为南浙江城市的一个坐标，却也有着意料之外的另一种观感。坐在车上，很容易就看见矗立着的古塔，分布在街边的寺庙，挑尖向天空的教堂，为什么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会有那么多的寺庙和教堂？

这里有被奉为“高宗道场”品定为天下“五山十剎”之一的江心寺，有以“济陀古钟”闻名的妙果寺，有素有“浙南丛林之毌”之称的密印寺，有“东南首剎”之称的普安寺，而除了这些历史文化的古寺之外，在闹市区也经常能看见规模不一的寺庙，据说很多是温州商人承包兴办的，是温州人特有的宗教情结？还是为了出海打渔保佑平安祈福的场所？而那被传为故事的“温州一头猪跑到寺庙前长‘跪’不起”似乎又将这种宗教世俗化和娱乐化了。

而在寺庙之外，温州还有数量颇为庞大的教堂，分布在大街小巷，据说，温州因为这些教堂，而成为中国福音最兴盛的地区之一，甚至被誉为是“中国的耶路撒冷”。从晚清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在温州迎来了它的兴盛期，原因仅仅在于穷人希望找到一种寄托，因为那时的温州是穷得叮当响的地方，赵钧在《过来语》中描述当时的温州：“饿死于路中者，日有数尸”。而在这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播撒福音种子的人中就有被温州人称之为“跛脚番人”的传教士——曹雅直。据说到了1949年，基督新教在温州共有教堂628座，教徒83308人。天主教教堂128座，教徒31867人。

兴建寺庙和教堂，都是在寻找一种寄托，都是为了改变俗世生活，而当温州以这样陌生的面目出现在此次休闲之旅的时候，其实它只是提供了一个和现实无关的坐标，而所谓的疗休养，也只是在发现这个隐匿世界的过程中，脱身于逼仄的现实和机械般的工作，仿佛是孤独存在的虚幻意象，不是用诗意的方式打开，也不必用深层的思考关闭，来来去去的过程就是自身之外的时间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