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6-17 《江村经济》：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
社会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对象，以我以上的思路来说，实质上并没有所谓“本文化”和“异文化”的区别。这里只有田野作业怎样充分利用自己的或别人的经验作为参考体系，在新的田野里去取得新经验的问题。
——《重读<江村经济>序言》
1996年，对于已经86岁高龄的费孝通来说，1936年的调查已经成为了历史，《江村经济》也已经成为了某一份档案，当站在进行时的现在回望60年前的文本，“重读”变成了一种审视的态度，但是在这种审视里，那些过去的“田野作业”是不是还具有现实意义，那种“社会微型学”研究是不是还有里程碑作用？1936年的“江村”是不是还是一部可研究的“活历史”？
“重读”的意义是再一次回到历史的文本中，费孝通谦虚地认为自己是“愧赧对旧作”，因为“我并没有完成老师在这篇序言里表达的深厚的期待和明确的指向”，他指的老师自然指的是留学英国投与其门下的布·马林诺斯基，这位伦敦大学人类学习的教授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认为，费孝通的这本书“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其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于作者不是以一个外来人的视角“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而是“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种结果在里程碑意义上就是离开了“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进入到“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即对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发展历史的大国，正是因为费孝通站在自己的国度上，站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体系中，站在中国农村的“田野”上，才能在“显微镜下看到整个中国的缩影”。
这是其一，而马里诺斯基认为此书的开创性意义还在于，通过江村这个中国农村，“在乡村生活、农村经济、农业人口的利益和需要中找到的主要是农业文化基础”，也就是在发现中国农村的问题之上，寻找一种出路：“费博士是中国的一个年轻爱国者，他不仅充分感觉到中国目前的悲剧，而且还注意到更大的问题：他的伟大祖国，进退维谷，是西方化还是灭亡？既然是一个人类学者，他毕竟懂得，再适应的过程是何等的困难。”所以他总结此书的两个主题是：土地利用和农户家庭再生产的过程。这两个主题其实并非是单纯站在自己土地上发现并寻找的过程，而是，“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也就是说，1936年的文本的研究重点在中国农村和农民生活，但是其理论建构的背景是西方影响下传统文化的变迁。
1936年在“江村”完成调查，1939年在英国写成论文，这是一种跨地域之后的审视，费孝通就是站在西方的“微型社会学”体系的框架下来解读中国现实，这是文化差异形成的视角，而1996年对60年前的文本进行审视，而“愧赧对旧作”，则是以一种时间的差异来“重读”，在进入文本而审视的过程中，这一部“活历史”是不是真的寻找到了中国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出路？是不是在新的田野里取得了经验？地域上会有一种“本文化”和“异文化”的交错，在时间上也会有“本文化”和“异文化”的差异，所以真正要完成“活历史”的写作，就是“从零散的情境中，见到的具体镜头编辑成整体的人文世界”，这或者才是跨越地域和时间形成的一种“微型社会学”的新风气：“这个新风气就是从过去被囚禁在研究‘野蛮人’的牢笼里冲出来，进入开阔庞大的‘文明世界’的新天地。”
“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民”，文明世界在费孝通的调查中具有两个层次上的意义，一个是在宏大历史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千余年的文明古国，它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明世界”，而作者调查的样本是代表这一传统文化的，江村即“开弦弓村”，位于长江下游，坐落于太湖东南岸，距离上海30英里，这个总人口1458人的小村，占有土地11圩，共有土地面积3065亩，作为文化特色，本村人说话时吐字趋于腭音化、妇女不下田干活、妇女总是穿裙子只是一种地域文化具体表现，而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部分，无论是家庭结构、亲属关系、家庭教育、两性关系，还是婚姻方式，财产分配和继承，也都有着传统中国的特点。
而作为一个沿海小村，它更具有自己的地域经济的特点。费孝通认为选择这个区域进行调查的理由有三点，一是它是中国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可以把这个村子作为在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第二个特点是，开弦弓村有着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从而使得其农业发展具有很高水平；第三个原因是它拥有在交通上的有利位置，尤其是水上交通发达，网状分布的水路及便利了生活，也为经济的进一步拓展空间创造了条件。而其实这是这三点使得这个村具有了“变迁”的可能，“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这个变迁过程就是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经济对于小村的影响，而这正是费孝通研究的重点，在“尽可能全面地记录外来势力对村庄生活的影响”中，审视中国农村和农民生活的选择问题——即“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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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W71·2180122·1453 |
但是在这些静态社会结构的阐述中，费孝通还是突出了其变迁的可能性，比如农民的人口压力，当他们选择溺婴或流产，其实就是凸显了一个贫穷问题，而在家庭教育上男女之间的不同对待则为社会分工创造了条件：“男孩大约从14岁开始，由父亲实际指导，学习农业技术，并参加农业劳动。到20岁时，他成为全劳力。女孩子从母亲处学习蚕丝技术、缝纫及家务劳动。”甚至在婚姻大事上，新娘要适应夫家的状况，也是因为她对于从事蚕丝生产的作用，而这就是因为蚕丝业在家庭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当农村工业不景气，就对现存的婚姻程序提出了挑战，“小媳妇”制度的出现就是这个社会问题的结果。
另外，在生活的收入和开支上，出现了新的动向，从事耕种和养蚕成为收入的来源，当蚕丝价格下跌之后就出现了农民债务问题，所以就迫切需要蚕丝改革，而从生产到流通再到消费，也遇到了新问题，尤其是自给自足体系的打破，需要寻找新的出路，而随着和国内工业的衰退，高额地租的负担使得农民面临空前的经济压力，一方面他们需要贷款用以生产，另一方面则难以取得贷款，或成为高利贷者的牺牲品。而在农业生产上，出现的新问题是：“谁在田里劳动？在什么情况下农民需要合作？谁和谁合作？形成了何种组织？”当巫术取代科学成为“靠天吃饭”的期盼，在自然灾难面前又如何化解困难走出困境？
当这些问题摆在江村人面前的时候，其实就需要运用变迁的思路，就需要进行对动力的考察和选择。开弦弓村的土地占有问题具有中国特色，就像马林诺斯基指出的：“土地的占有不仅是一种法律体系，也是一个经济事实。”对于开弦弓村来说，农田的所有权包括三种，一种是仅占有田底不占有田面的“不在地主”他们无权直接使用土地进行耕种；第二种是既占有田面又占有田底的人，他们是完全占有者，而第三种是不占有田底的人，他们被称为佃户。于是就有了交租和承租的方式，有了雇主和雇工的阶层，但是这种关系不是牢固的，当不在地主制度进行变化的时候，田底所有权也发生了改变，而这便产生了资本的投资，但是当城镇市场的土地价值与实际价值相差太大，交租的可靠性就发生了动摇，而这一切就取决于局势的发展，“土地价值迅速贬值，村子里全部财务组织濒临险境。这个局势在中国具有普遍性。”当这个严峻的事实摆在面前，“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似乎也成了一句空话。
对于开弦弓村的人来说，似乎还有另外的选择，那就是蚕丝业的发展，这是居民的第二收入来源，同时也是农民生产的资金的来源，“缫丝工业兴旺时，生产生丝，可使一般农户收入约300元”。但是当蚕丝业开始衰落的时候，他们就需要变革，这就是“村庄的工业改革”，而这种改革也成为西方现代技术和资本主义体系对于中国农村的渗透，一方面是以蚕业学校为代表的技术变革，通过实验杂交培育良种、控制温度和湿度防止蚕病、蚕房消毒等方式进行养蚕的改革，另一方面则是在缫丝过程中走向合作工厂，这里就涉及到合作社的所有权问题，社员入社，每年供给工厂一定数量的蚕茧，同时也入股，而工厂通过政府信贷筹集资金，通过生产进行分配。这是一种工业化的发展思路，对于开弦弓村来说，发生了一些变化，技术改进降低了成本，使得农民收入增加；劳动进入了上品领域，尤其是妇女劳动形成了一个市场，这使得妇女地位有了改变——费孝通举例来说，一个在村中工厂工作的女工因为下雨时丈夫忘记给她送伞，她竟可以公开责骂她的丈夫。“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件小事指出了夫妻之间关系的变化。”在传统的观念里，丈夫是不应该侍候妻子的，而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得男女平等也变成了可能。
但是在实际生产中也遇到了问题，一方面是技术革新之后，反而使得更多的劳动力失去了劳动机会；工厂由于没能控制价格水平，使得无法分给社员年利，而缫丝改革的成果也并不理想，最重要的是资金问题，信贷是货物、劳务或现金不能及时偿还时发生的，但是在信贷无路的情况下，高利贷之出现实际上就断了正常的资金链，这也使得工业化改革举步维艰。当然对于开弦弓村人来说，从养羊到贩羊，发展了贸易，尤其是运用得天独厚的水路运输，形成了贸易区域和集镇，形成了交换中心，也出现了小贩，出现了零售店，出现了消费者购买代理人、生产者销售代理人的航船，但是和工厂生产一样，当市场出现问题，影响原料价格，这一条贸易链条也存在着断裂危险，实际上，所有的原因都是对于市场变化的无法预测：“市场市场强烈地影响着生产，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它导致了各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仅局限于人们的经济生活。”
从土地占有出现问题，到发展农村工业，发展贸易，最后当无法把握市场变化的时候，对于开弦弓村人来说，似乎有必然回到土地问题上来，这也是中国农村的问题，“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所以费孝通认为，“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当农民面临抉择，面临变迁，现实又把他们拉回到饥饿的困境中，“民党政府在纸上写下了种种诺言和政策，但事实上，它把绝大部分收入都耗费于反共运动”，正因为没有有效的土地改革，无法解决农民的痛苦。而在土地问题之外，又没有较好的信贷系统，农村地区缺乏资金，农村经济陷入萧条，而高利贷的活跃又使得农民进入到恶性循环系统中。这种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费孝通认为，就是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而这也是中国乡村工业走向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一种实验，“尽管它遇到了很多困难甚至失败，但在中国乡村工业未来的发展问题上，这样一个实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实验或者是溃败的，当土地问题依然成为中国农村的重要问题，费孝通的“田野作业”也只能在微观的显微镜下见证整个中国的缩影，开弦弓，终于没有像它的名字一样拉开变迁的弓箭，当一种发展的动力在贫困中挣扎的时候，在内心深处，费孝通还是希望这是一个终点，“本书并不是一本消逝的历史的记录，而是将以百万人民的鲜血写成的世界历史新篇章的序言。”“活历史”就是要提供一种借鉴，就是在“今日还发生着功能的传统”中找到突围的方向，所以1936年的费孝通最后喊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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