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3-17 《伯纳德行动》：不只是生与死的悖谬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当人远离了哲学，远离了形而上学，甚至远离了理想主义，这个问题便可能只是一种矫情，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里，每天看见随机的死亡，不完成任务只有死路一条，对于生活在地狱而不是在监狱里的囚犯来说，似乎生存是唯一的选择，但是这样一种生存到底是不是屈辱，而放弃生选择死，是不是就是一种大义？
但是他们是特殊的囚犯，绘画、摄影、凹版印刷，他们虽然都是被抓进集中营的犹太人，但是因为一技之长，他们成为了集中营伪钞制造小组的成员。对于当时的纳粹来说，尤其是当战争进入白热化，甚至在盟军的进攻中开始败退的时候，为了扰乱同盟国的经济，他们利用这些伪钞“专家”的技术，力图制造大量的假币，以实施他们的“伯纳德行动”。能够制造出假钞，他们就可以活命，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而在这个简单的关系里，所谓的人性，所谓的理想，所谓的责任，所谓的原则，到底应该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活着的目的就是用极端的手段解决问题。”这是索洛维奇的观点，那时战争已经结束，重新获得自由的他来到了蒙特卡洛，继续他花天酒地、声色犬马的生活，进赌场、玩女人，大肆挥霍的生活里，他显然是那个用极端的方法活着的人，坐在海边，那些凶猛的浪花似乎没有将他吞噬，而那张写着“战争结束了”的报纸，在海滩上被打湿，这是不是另一种现实的隐喻？逃离了如战争一样可以吞噬生命的浪花，远离了废弃在海滩上的战争，现在和战争之前一样享乐生活，使用和战前一样的大把假钞，索洛维奇所经历的生死考验是不是只不过是一段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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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斯戴芬·卢佐维茨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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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是最卑贱的渴望，也是最直接的要求，因为绘画技术高超，他用自己的笔为集中营的军官和军官家庭绘画，以此来换取食物，这是苟且的行为，但是不会像那些违抗命令的人一样无声无息的死去。也就是在这样的投机取巧中，从1939年至1944年，他在集中营里活了五年。而当他和其他的囚犯转移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时候，似乎命运开始了最大的转折，在德国军官赫尔佐的挑选和组织下，他们组成了伪钞小组，而索洛维奇担任这个小组的组长。
他们变成了可以利用的人，也正是这种对于他们既能的消费，使得他们更加远离死亡，甚至，他们成为“黄金牢笼”里的特殊囚犯，他们睡的是柔软的枕头，盖的是白色的床单，洗浴有香皂，周末可以休假，甚至还提供给他们乒乓球进行娱乐——他们被纳粹照顾，而死亡似乎只发生在他们的隔壁，即使响起了枪声，即使有人倒地死亡，那子弹也只是穿过了隔壁的那堵木板墙，而在这边，他们是安全的，音乐和笑话似乎掩盖了那些令人恐惧的枪声，取代了死亡的痛苦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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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纳德行动》电影海报 |
所以在这样的“黄金牢笼”里，索洛维奇几乎是全心全意地工作，为了攻克制造假英镑时遇到的纸张手感问题，他仔细查找原因，认真分析材料，最后在囚犯系着的围裙里发现了土耳其亚麻布，最终利用这些材料终于解决了问题，从而大量的英镑被制造出来，甚至德国特工拿着钱去英国的皇家银行，也没有被识破。德国提供给他们优越的物质生活，让他们远离死亡，而他们尽心竭力，制造大量的伪钞，从而得以活命——统治者和囚犯似乎在这样的相互利用中，让战争变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但是这或者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其实他们面对的依然是生与死的考验。在伪钞小组中，博格代表着一种抵抗者的角色，这个反法西斯的斗士，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就与妻子散发革命传单，因为他们被捕关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博格是一名凹版制造专家，当他从奥斯维辛转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时候，也被安排了制造假钞的任务。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制造假钞并不意味着能够活命，而是一种理想的丧失，他看到索洛维奇为纳粹卖命，愤怒地对他说：“我们这是在资助纳粹，我们是纳粹的走狗，他们用我们的假钞，就可以害死更多的人。”所以他反对为纳粹卖命，甚至要用没有泯灭的革命的激情组织监狱罢工和暴动。
博格代表的是一种革命力量，一种抵抗纳粹行为的志士，而索洛维奇，这个狡猾、诡辩、萎缩的犹太人却是一个投机分子，在制造假钞甚至生存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甚至是对立。在这个完全失去了自由的监狱里，博格的抗争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伪钞的计划不能如期完成，那么等待他的一定是死亡，而且因为是一个小组的任务，也就是说，当因为一个人拖延和抵抗影响了整个行动的话，死亡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事，所有人都会失去生命，也就是说，革命和理想所绑敷的是狱友的生命。而对于这些每天看见死亡的人来说，他们的生命其实是脆弱的，甚至连选择的机会也没有。
所以博格的革命理想主义和索洛维奇发生了巨大的矛盾，他对博格说：“你挡住阳光了。”对于索洛维奇和其他人来说，他们需要的是活着，哪怕是苟活，泽林斯基的脚趾曾被冻坏，骨头被纳粹打断，所以他只有一个想法：“我要活下去。”而索洛维奇说：“明天进毒气室总比今天被枪毙好。”在他看来，活着不是耻辱，也不是帮助纳粹，而只是一种对生命的保全，而那些假钞，正是能让自己和别人通向生命的另一端。他说过自己的家人全部死了，“如果当初有钱就可以把他们赎回来。”所以钱在他看来，就是一种活下来的前提，而正是这种“经济意识”使他不顾一切地要投入到“伯纳德行动”中。
但是，在生与死的考验和抉择中，索洛维奇却也在种种经历中转变了观念，甚至对于这样的生存也有了某种耻辱感。在他擦厕所地板的时候，军官霍斯特竟然将尿撒在他的头上，嘲笑着对他说：“你只不过是一头犹太猪，你们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活命，真恶心。”虽然赫尔佐一直在“照顾”他们，但其实他们也只是一种工具，没有地位，没有尊严，“除了一条命，还有什么？”这是索洛维奇自我的反思，而这种反思也让他在耻辱中开始了潜意识里的反抗，他将自己充满尿臭的头放在自来水下冲洗，而且狠狠打破了那些卫生设施，是的，他感受到了生命不被尊重的耻辱，感受到了像畜生一样的生存。得了肺结核病的科尔嘉，急需要药品，索洛维奇为了救他的命，和赫尔佐进行“谈判”，一方面自己承诺在四个星期内制造出美元假钞，另一方面则要他给科尔嘉提供治疗肺结核病的药物。
又是一种交易，但是很明显，索洛维奇这次是为了他人的生命，他开始更多考虑活着的意义，开始用自己的特殊作用换取另一种尊严。当时德国已经节节败退，制造美元假钞的任务迫在眉睫，而赫尔佐更是想从索洛维奇身上得到能使家人逃亡的护照，“我只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在这种自私心的作用下，他答应了索洛维奇的要求，给了他治疗的药物。但是当他拿到以假乱真的护照，却下令军官霍斯特，在那个复活节的晚上用罪恶的子弹打死了科尔嘉，理由是：他得的是传染病，为了不威胁其他人，只有牺牲他一个。
索洛维奇就爬在窗户里吗，看见病弱的科尔嘉在吸了霍斯特那一支香烟之后，倒在了地上。死亡就在眼前，当所有的努力都无效的时候，当所有的死亡都能够找到借口的时候，生命还有什么尊严？索洛维奇像是看到了自己最后的命运：如果假钞能够顺利制造出来，真的扰乱了同盟国经济，那么即使现在他们不死，如果战局扭转，如果行动结束，这些被称为“犹太猪”的囚犯，纳粹会让他们永远活着？最后无非和科尔嘉一样，在看似客气地递烟、聊天中拔出手枪，让子弹飞进自己的身体。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科尔嘉的死让索洛维奇开始醒来，在制造美元假币的行动中，在博格不合作的态度中，在屈辱和死亡的见证中，“我永远不出卖朋友”成了索洛维奇的信仰，他一方面以制版有问题为借口拖延时间，却暗中站到了博格的那一面；另一方面，他用自己的技术，在赫尔佐用子弹下达最后通牒的时候，在别人即将供出博格从中作梗的关键时刻，终于将一叠美元递到了赫尔佐的眼前，“真是杰作啊！”赫尔佐赞叹道，但是这作为复活节最好礼物的假钞，并没有成为纳粹扰乱同盟国经济的最好武器，因为战局已经到了不可扭转的地步，在集中营外面的轰轰炮声中，在德国纳粹逃命的慌乱中，这最后的杰作成了纳粹的殉葬品——在索洛维奇和赫尔佐争斗中，那把枪被打掉，尿了裤子的赫尔佐终于低下了头，终于向索洛维奇求饶。
监狱革命没有发生，但是“伯纳德行动”这个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假币生产计划却最终破产了。对于那些在集中营经历生死考验的人来说，战争在他们的手臂上永远刻下了印记，战争给他们带来了难以磨灭的死亡恐惧，但是他们也发现了生存的意义，发现了人性的力量，就像那些假钞，只不过是工具的产物，“那么多钱，没了可以再做。”而生命，对于他们只有唯一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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