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3-17《简单的激情》：我的无辜便结束了
我可以在上一句话停下，从此之后，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或者我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都不再会进入这个文本。
1.7万字的中篇甚至中短篇，除了小说之外配以《“安妮·埃尔诺作品集”中文版序言》和文末两页的注释，再将行文的行距拉大，再将字体变成老年体，一本精装111页的小说便出版了，一本标价45元的图书便被消费了——这是一部可以说是“稀薄”的图书，而在文本层面则是“简单”的，简单而不简约，简单的文本撑起“简单的激情”，这是不是反而成为了一种应景？
“文本的诚意被一本书摧毁了”，也是简短的评论，在写作而成的文本和出版的图书之间，“摧毁”成为这种差距在消费者和阅读者层面的生动描写，也许这一切都是外在的，但是为什么在进入这个故事之后，在完成叙事之后，安妮·埃尔诺在说出“不再会进入这个文本”之后还是写下了“一九九一年二月”的文字，还是回忆了从决定“停下不再继续写”的去年五月到“现在”即一九九一年二月发生的事：这停下而记述的事，一件是伊拉克和西方联盟之间的战争，即海湾战争；第二件事则是那个叫A.的男人在战争爆发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打电话给“我”，他来到了法国，来到了巴黎，约“我”半小时后见面。
于是我在惊恐中装扮好了自己，开门看见了喝多了的他，然后摇晃着出门，最后从拉德芳斯隧道返回。这就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三天后他回国了，“我们没有能够再见”，只不过在他出发前留下的一句话是：“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我没有问是他回国后打电话给我还是再来巴黎打电话，我也没有再见过他，这一次再见可以说是永别，但是，这种永别不是不再见面的永别，而是“我”做好了“再也不等什么”的打算——就像一个故事，最终走到了文本的末尾，就不会把故事当做一种可能，在一九九一年二月之前，我写下的就是那句话：“从此之后，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或者我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都不再会进入这个文本。”
但是，吊诡的是，这句话却不是写在“一九九一年二月”这个时间节点开始之前的文字里，而是在“一九九一年二月之后”，和海湾战争、和他的约会一样成为了新的文本内容，一句话是否定，却自动进入了否定的时间里，不写的否定在写的肯定里，一种“自指”产生的悖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写还是不写？或者说，写的意义在哪里？不写的意义又在哪里？不写是不是对写的意义的颠覆？“一九九一年二月”被独立出来，不是时间的问题，这一时间也并不组成我的叙事：它明白地指向了一场战争，它清楚地表明了再见，它坚决地将故事带向了“不等什么”的尽头，那就是真的不写了。但是和他的再见一样，当这种不真实、几乎不存在的再见发生，却“赋予了我的激情以意义”，而这个意义又是一种吊诡：“那就是这一切没有任何意义”，两年来所经历的“最为激烈，最无可解释”的这一切毫无意义。
激情的意义是让一切变得毫无意义，反过来说，生活中毫无意义的一切带来的是对激情的意义的审视：“我发现了我们所能做的，换句话说，我们什么都能做。高尚的或致命的欲望，自尊的泯灭，还有只要自己不信，看起来就是那么，不可思议的，别人的信仰或者行为。”连他都不知道，是他将我和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联系就是激情，甚至是一种奢侈品的激情：永在的激情，永远的激情，没有意义的激情，赋予意义的激情——在这样的激情面前，书写已经变成了一种外在的存在，欲望也和书写一样，完全脱离了激情本身，成为一种故事，甚至一个和激情有关的他，也应该脱离欲望、自尊和所谓最后的见面——只要激情就够了，简单的激情。
在这里，安妮·埃尔诺无疑将激情置于一种本体论的位置，激情和身体的欲望有关？激情和在一起的渴望有关？激情和现实中的男女关系有关？“一九九一年二月”之前到底经历了什么？“从去年九月开始，我就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对一个男人的等待：等待他的电话，等待他来。”男人的身体、男人的电话，成为一件重要的事，它在等待中被展开，而等待所能安放的唯一一件东西就是欲望：比如阅读和他的国家有关的报纸，比如选择梳洗打扮的样式，比如给他写信，比如换床单在房间摆上鲜花，比如想好了下次见面时要对他说的话，比较思考着他来了之后再哪个房间做爱。当他的电话突然而至，一个背离妻子的借口让等待变成了偷偷摸摸的约会，我也会狂热投入到根本无法理出头绪的事情上去，比如洗澡，比如拿出玻璃酒杯，比如涂指甲，比如用拖把拖地；约会结束，激情终结，我会第二天才洗澡，“这样，就可以把他的精子留在身体里。”
这些等待，这些约会，构成了激情最直接表现层面，也成为我在生活中唯一一件事，激情完全因为等待而变得激烈，甚至有些疯狂，之所以欲望表现为激情和疯狂，它源于两个限制的原因：他是外国人，“所以要想解释他的行为就更不可能，因为对于他行为背后的文化，我的了解仅限于一个游客能够了解的范围，都只是一些刻板印象。”这是一种国家和文化甚至政治带来的隔阂；第二，“他是一个已婚男人，这一点给我们的交往带来了限制——不能给他打电话——不能给他寄信——不能送他礼物，否则他很难解释，另外还总是取决于他是否能够脱身——但我一点也不反感。”他不是在婚姻自由意义上的男人，所以必须创造机会，所以必然会是一次次冒险，所以，这两个原因成为了限制，“这些限制本身就是等待和欲望的来源。”
| 编号：C38·2231113·2032 |
限制让等待变得可贵，等待放大了欲望，欲望则带来了激情，这是一种必然而然的逻辑，但是就激情本身而言，那就是一个充满了恐惧和惊愕的存在，当他穿好外套从我的面前离开，“我就只是一段借助我的躯壳而存在的时间而已。”因为一切都结束了。结束意味着新的等待，但是等待并不都会出现机会，并不都会放大欲望，并不都会形成激情，即使有欲望和激情，在他没有出现之后的漫长等待中，也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于我来说，这段关系中没有故事，我只知道在场或者缺席。”实际上，从他离开而我陷入回忆，甚至在等待中渴望，原本看上去的“简单激情”在这里就变成了一种隐喻：所谓和他的激情，所谓限制中的等待，所谓身体的欲望，以及回忆和梦想、在场和缺席，都让激情变成了一种书写，或者说，安妮·埃尔诺几乎不动声色地将肉身有关的欲望和激情变成了对写作的一种构筑，和他的关系就是和写作的关系，或者就是写作本身意义的探寻。
小说题辞引用自罗兰·巴特：“《我们俩》——指的是《我们俩》杂志——比萨德侯爵还要淫秽。”一本杂志，杂志了的色情内容，指向了“淫秽”；第一句来自我的生活感受，“今年夏天，我第一次在电视的付费频道看X限制级影片。”当男女的生殖器结合在一起以这样的方式被看见，它反倒变得“稀松平常”。罗兰·巴特的引用和我的感受，其实把性从私密性空间转向了公共空间，而这也是写作的一个目标：它带着恐惧，带着惊愕，但是应该“将道德评判暂时搁置”，在这个层面来说，安妮·埃尔诺认为写作就如性一样，就如自己对A.的激情一样，倾注了我的意愿、我的欲望或某种人类智性，甚至是唯一的一件事。
这是性和写作带来的第一重激情。当那次和A.约好，我想着他在半个小时后到我家，于是在那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出现过程中，我差点撞车，“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该停下。”欲望和事故被联系在了一起，它带有冒险性，而这正是倾注了所有的意愿和欲望并将其当成是唯一一件事的激情所隐藏的悲剧性，或者是事故，或者是疾病，和我有关，由我引发，但我也是受害者，欲望强烈地足以挑战命运，就像写作，“如果我能够成功地写完眼下的这部作品，即使家里毁于火灾也在所不惜。”倾注所有的意愿和欲望，是第一重的激情，带着冒险要挑战命运，最后指向悲剧，这是第二重的激情，这些激情和性有关，也都是和写作有关。而当他终于离开，当我拥有了身体的激情却又失去了，关于写作又进入到了第三重激情之中，“我经常会有一种感觉，我爱着，就仿佛是在写一本书：希望在每一个场面上都能够成功，所有的细节都让我感到焦虑。以至于我觉得，在这份激情的尽头，死了也无所谓”，死了也无所谓，他的离开给我带来的也无非是这种感觉，所以写作在激情之后将走向尽头。
但是在尽头之前呢？在这里，安妮·埃尔诺给与了写作和激情一种合一的状态：写作激情——用写作将这个故事、将这种激情写下来。为什么要写下来？怎么写？这像是一个关于写作的方法论问题，“现在却不甚清楚，我是用什么模式将它写出来的，是见证，还是女性日记的那种隐私模式，宣言或是控诉，甚至评论。”写作的方法发生了矛盾，那么写作本身就变成矛盾的存在：它是让故事在场还是制造了故事的缺席？它是一种“某一天”的叙事还是“永远”的文本？在欲望的问题上，我走在街上会想象A.就在他们当中，和那些高级商务经理一样也会和别的女人艳遇或者发生爱情；我会选择旅行，去陌生的地方，参观褪去了颜色的壁画，独自一人沉浸在某种回忆中；我也会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要做艾滋病测试，“他或许至少给我留下这个”，或者趴着让自己达到高潮，好像这是属于他的高潮；甚至想到月底之前他如果给我打电话，就给某个人道主义组织捐款五百法郎……
他已经不在，一切对于激情的表达都进入到想象中，连回忆本身也都是想象，甚至是一种自我编织的幻觉，写作在某一个阶段是不是也是这样？它是一场让激情永远存在的梦境，在梦境中，他没有远去，激情没有远去，一件“也已完成”的事变成了正在发生的事，甚至是永远发生的事——在他离开之后我的记忆中发生的事是阿尔及利亚发生的十月暴动、柏林墙的倒塌、齐奥塞斯库被执行死刑，以及我们一起买的搅拌机，约会时遇到的一场雨，它们真切地在记忆之中，和政治有关，和生活有关，和时间有关，也和“也已完成”的状态有关，那么当写作发生，它们会不会变成另一种时间？“然而，我开始写作，就是为了留在这段时间里，所有的一切都往同一个方向去，从选择一部影片到选择一管口红，都是向某个人走去。”
并非是真的留住，它其实是在记忆之中完成了重构，和书写一样，不再是一种真实：在A.离开之后，我去了二十年前秘密流产的地方，希望用旧时的痛苦平息当下的痛苦；我重新享受生活中的小乐趣，和朋友聊天、看电影、吃一顿饭，没有立刻想起A.——它让时间从未完成过去时变成了现在时，这是书写的作用，它让激情从现实中分离出来，即使A.不再，也会有新的东西、新的激情出现，“我为自己的发现而感到幸福，但是这却是无法验证的发现，就好像是我抓住了某种不可磨灭的东西，某种记忆给不了我的东西。”写作进入到了一种重建的时间里，写作完成了激情的再创造。
但是，这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不管是最开始写作和性一样充满了欲望，还是激情背后是不计后果的悲剧性，不管是在场和缺席中等待，还是让时间重建，写作都是和性一样从私密性空间里出来，面向公众的意义只有一个：写作是为了被阅读，那么和A.的故事在不断被书写中又如何呈现一种公众性意义？在这里，安妮·埃尔诺反而变成了对写作的一次反思：涂涂改改的纸页，是应该完全私人的东西，“就好像我在练习簿护壳里面写下的那些爱的宣言或者浪言荡语，所有那些当我们确认没有任何人会看到时，能够安静地、丝毫不考虑后果地写下的东西。”而一旦将写作变成让人阅读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激情便荡然无存，“我的无辜便结束了。”至此，关于激情的写作终止，安妮·埃尔诺把属于自己私人的故事和回忆从文本中剥离出去，“不再会进入这个文本”成了激情的最后状态。
而“一九九一年二月”的再次回来，是为了最后给激情的无意义赋予最后的意义，那就是不必等待什么，不必看见尽头，不必留住回忆，就像写作，“他将我和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它就是激情本身，或者见面，或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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