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12 《左拉传》：“我控诉”中寻找知识分子自由

起初是大胆揭露“人们不想看见赤裸裸的真相”的现实，是以笔作为武器，“像土拨鼠一样挖掘丑陋的一面”，后来是“谁知道命运会如何主宰我们”的迷惘，是“任何挑战都会失败”的退缩，而当最后喊出振聋发聩的“我控诉”的呼喊，发出义正言辞的“个人遭毁灭又何妨”的声音，甚至当“除了正义别无选择，除了真理别无所求”的宣言成为一代人的“法国精神”，左拉在一波三折的人生历程中，在不断进步的自由事业中，使自己真正成为“为自由而战”的战士，使“公共知识分子”成为一种自觉身份。

1862年，巴黎，和穷画家塞尚在一起的左拉，其实是需要一种自由，而这种自由更多是基于现实的揭露和反抗，甚至只是对于陷入困境中生存的一种改善。他们住在“屋顶像筛子”的房子里，他们每天害怕听到房东讨房租的敲门声，对于他们来说，生活提供的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在寒冬来临时把裂开的窗户用破布堵塞起来，可以变得温暖但是却在生火的炉子里有被窒息的危险；另一种选择是打开窗户，看见街上行走的人，看见穷人面对的“赤裸裸的真相”，但是在和世界共同呼吸中却面临冷风的侵袭。

所以关窗和开窗，不是一个完全属于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而是关于生存现状的隐喻，无论哪种选择，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不自由的，都是将自己置身在危险中，所以生活给他们的选择题永远是两难的。物质的匮乏，是左拉和塞尚共同面临的一种不自由，没有钱而赊账，赊账而更贫穷，房间里面和房间外面，他们都表达着面对着自由的渴望，但其实都是不自由的——当夜晚在街上的左拉，看到有女人跳下塞纳河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生命被河水吞没，但是他却不能为力，甚至旁边有很多流浪在塞纳河边的穷人，也不会去伸手救她，面对左拉的疑问，他们的回答是：“她其实比我们幸福。”因为死亡在一瞬间降临，至少这个绝望的女人不再忍受生活的折磨。

	导演: 威廉·迪亚特尔 编剧: Norman Reilly Raine / Heinz Herald 主演: 保罗·穆尼 / 盖尔·桑德加德 / 约瑟夫·斯柴德克劳特 / 格洛丽亚·霍顿 / 唐纳德·克里斯普 类型: 剧情 / 传记 制片国家/地区: 美国 语言: 英语 上映日期: 1937-10-02 片长: 116 分钟

这就是塞尚所说的“赤裸裸的真相”，“人们宁可相信谎言，也不愿意面对真相。”所以死亡比活着的人更幸福。而对于左拉和塞尚来说，在生存的压力造成的不自由之外，还有“说话”的不自由，一个是画家，一个是作家，他们用画和笔做武器，无情揭露黑暗现实，揭露政府当局的谎言，揭露社会的丑陋，“我像土拨鼠一样挖掘丑陋的一面。”当左拉面对解雇他的出版社老板时，这样表达自己的立场，妻子德琳在别人的帮助下给左拉找到了一份在出版社做店员的工作，但是作为小说作者的左拉因为写了批判现实的书，而遭到当局的审查，检察官认为左拉的书败坏道德，于是累及了出版商，出版社老板芬里让他不要再写那些书，并且给他最后一个机会“改正”，但是左拉拒绝了，即使芬里警告他：“等你肚子饿扁了，就会老实了。”左拉也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在他看来，即使贫穷，即使窘迫，也不会像政府低头，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批判态度。

“我恨巴黎！”这是在小酒馆偶然遇到的妓女娜娜在左拉面前发出的控诉，一个被迫出卖肉体的女人，一个孩子生病死去的女人，一个被警察追捕的女人，看不到生活的丝毫希望，而在娜娜的哭声中，左拉决定用自己的笔为她争取一种自由，小说《娜娜》在巴黎出版，甚至成为了畅销书，终于这一部对社会进行批判的小说不仅让娜娜这样生活在底层的人引起了关注，而且自己的生活也从此发生了改变，他领到了出版社给他最丰厚的一笔稿酬，前三天销售三万六千册，得到一万八千法郎，就是用这笔收入，左拉在倾盆大雨中丢掉了那把破雨伞，从小贩手中买了一把全新的雨伞。

《左拉传》电影海报

这是生活走向自由的开始，他的一系列小说被出版，有了稿费有了钱，左拉告别了那个“屋顶像筛子”的小屋，告别了忍气吞声的生活，告别了穷困潦倒的状态，但其实在物质富有的同时，左拉也在慢慢离开生活的这片土壤，甚至在离开写作的自由。老朋友塞尚来向他告别，对他说的那句话是：“你现在有钱了，出名了，而我打算去南方的乡村，巴黎不适合我。”左拉和塞尚，曾经面临同样的不自由，同样想要用画和笔去揭露赤裸裸的现实，但是当生存环境发生改变，两个人面临的是分道扬镳，塞尚对左拉告别时带着遗憾的口吻说：“有时候我真想像现实投降，但是艺术本身就是贫穷。”这是塞尚的无奈，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暗射了左拉战斗激情的衰竭，以及和社会的妥协。

而这种改变左拉自己也感觉到了，在塞尚不肯留下而决然离去之后，左拉对妻子德琳说：“他永远带走了一样东西，那就是青春的胡扯。”青春的胡扯是一种自由的精神，一种不屈的态度，一种抵抗的力量，左拉在生活中沉浮，却在“青春的胡扯”远去之后陷入了某种迷惘。当巴黎著名的“瑞福斯案”发生之后，瑞福斯的妻子登门找他，希望他能还丈夫一个清白，希望他能揭露军政的黑暗，希望他能主持真理与正义，过着悠闲无虞生活的左拉甚至说出了这么一句话：“太可怕了，任何挑战都会失败，除非有一个傻瓜站出来指控。我的生活是快乐富足的，我为什么要管？”当初是不想接见上门找他的瑞福斯夫人，后来又对她搪塞，在瑞福斯眼中是“巴黎最后可以为了真理和正义发声的人”却变成了一个普通人。

这是左拉的蜕变，是他的妥协，也是在物质换来了自由之后的放弃。但是作为军政谎言牺牲品的瑞福斯难道不是最好的“赤裸裸的真相”，难道折射的不是社会丑陋的一面，难道不是给社会造成了恐慌？在普法战争爆发的关键时刻，在法国被普鲁士踩在脚下事关国家荣辱的时刻，陆军方面竟然将一份关于法国军队120厘米炮弹的射击手册出卖给了普鲁士。这是一种叛国行为，但是无能的军政部门竟然以猜测和陷害的办法把忠心的瑞福斯当成了替罪羊，把他投入了“恶魔岛”，遭受生的痛苦。即使当军部最后发现真正的叛徒是陆军军官艾斯特，但最后为了不成为军方的丑闻，竟然在谎言的路上于越走越远，甚至把揭露真相的皮特派驻到非洲沙漠。

瑞福斯事件尽管“盖棺定论”，但是瑞福斯高喊的“法国万岁，我是清白的”却成为一种讽刺，而身为作家和正义人士的左拉，竟然在最初听说这个案子的时候，保持了沉默，甚至回避了要证明丈夫是清白的瑞福斯夫人，就如塞尚当初说的那样，他失去的是最可贵的“青春的胡扯”。但是毕竟是左拉，一个毕生都在追求自由、正义和真理的人，一个一生都在用笔和现实作战的人，一个“像土拨鼠一样挖掘丑陋一面”的人，所以当瑞福斯夫人无奈离开之后，当左拉真正打开那些证据之后，他又找到了自己的身份，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找到了自己的使命：为自由而战。

“我要控诉作战部，控诉参谋长副参谋长，控诉误杀人的舆论，控诉军事法庭！”在外面“打到左拉”被控制的口号声中，在目睹自己作为纸人被火烧的威胁中，在“将自己暴露于迫害”的勇敢中，左拉喊出了“我控诉”，这是一种回归，但更多是一种超越，超越自己仅仅是一个文人，一个作家，而成为担负着社会道德、正义和自由的知识分子。当他的“我控诉”变成军方控告他的证据，左拉终于站在了被告席，面对着不停说着谎言的军方，面对着袒护军部的主审，他揭露黑暗，他为正义发声，他站在真相一边，“在庞大的法律机器和权力体系下，个人对抗是会付出巨大代价的，但是你们错了，我不为自己辩护，一个人遭毁灭又何妨，一个无名小卒的痛苦不会影响整个国家，但是正义需要伸张，真理不会放弃，而你们也是法国的精英和知识分子，你们可以审判一个左拉，但是你们不能扼杀法国精神！”

这不再是一个著名作家的声明，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呐喊，是对于整个法国精神的拯救，即使最后宣判左拉有罪，被判处一年徒刑罚款三千法郎，但是坚韧不屈的左拉在“自甘懦弱也是一种勇气”的态度中逃亡英国乡村，继续用自己的笔做武器，向权力宣战，以犀利的文章控诉司法的不公。终于最后在舆论压力下，法国重新审理瑞福斯案件，而在这新一轮为自由而战的斗争中，案件最终终于真相大白于天下，那些“为了陆军荣誉”的人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上校自杀，参谋长被解雇，真正叛国者艾斯特畏罪潜逃，而瑞福斯也终获平反。

而左拉也终于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巴黎，那一本《正义》的小说中，左拉写道：“世界不是靠武力被征服的，世界需要的是精神的支撑，我们要有解放的观念，这样才能成为新人类，才能让富人和穷人再造一个新世界。”正义是精神，正义是力量，左拉从一个作家变成一个知识分子，用批判的方式寻找真正的法国精神，以自己亲历的方式唤醒真理，使知识分子成为法国追求自由追求正义的一个群体。

当瑞福斯被平反而终于恢复身份的时候，街头的报纸上刊发的新闻是：左拉逝世，死于二氧化碳中毒。一种是重生，一种是死亡，这是对于见证真理那一幕永远的遗憾，但其实在历史中，左拉并非死于瑞福斯平反的前一页：1899年9月，当时的法国总统为平息民愤，还了德雷福斯自由，而两年之后的1902年，左拉死于二氧化碳中毒，德雷福斯真正得以平冤昭雪直至1906年。这是对于“历史”的改变，但是左拉即使只活在电影的戏剧化世界里，即使那本《正义》没有最后写完，但是左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标签，其意义在于追求自由具有永恒性：“除了正义别无选择，除了真理别无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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