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4-12《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面对世界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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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静观,而另一个人在挖他的坟墓。怎么能把人们与他们的荒谬性分开呢?
      ——《反与正》

打折的书也许内容也是打折的:《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加缪著,当初下单的时候就是因为价格便宜,原价35.00元当当只要14.00元,究其原因一是图书出版于2019年,算是“旧版书”了,完全不在现在的价格体系之内;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只是加缪的一本“散文选集”,选入的是加缪代表集《反与正》和《反叛者》中的部分作品,之所以是选集就在于它不是这两本集子的“全本”,只是抽取了其中的代表作集合而成;其中的《反叛者》中收录的是《反叛者》《形而上学的反叛》《历史的反叛》《反叛和艺术》等几篇零散的文章,早在2015年就已经读完了全本,只不过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版本翻译成《反抗集》,已经读过而且完成了全本的阅读,即使这本选集是不同的译本,读之也许会有新的收获,但还是放弃了对这一部分选集的阅读,只是完成了《反与正》部分的阅读。

《反与正》倒是选录了集子中的全部文章,但是另一个不足是没有编入加缪的序言——《反与正》是加缪22岁时创作的一部散文集,最初在阿尔及利亚出版,印数有限,但是加缪却拒绝重印,直到1958年为新版撰写了序言。舍弃了几乎占了大部分篇幅的《反叛者》部分、缺失了1958年对《反与正》为什么不重印的解释,最后只剩下《反与正》的五篇文章:加缪在22岁的时候看到了世界怎样一种“反与正”?从他的“反与正”中又能发现怎样一种对世界的解读?“一个人在静观”是一面,“另一个人在挖他的坟墓”是另一面,一个人看见了死亡,另一个人正准备进入死亡,这是不是就是一种“反与正”的差异?而加缪对这种差异的注解是:荒谬性——这是不是一种加缪式存在主义的早期体现?

独身而不寻常的女人,与有头脑的人物往来密切,甚至袒护他们,但是她却拒见家族中的成员,因为她的阶层中是鄙视这些人的。当她的姐姐留给他一笔五千法郎的遗产,她陷入了麻烦,“这个女人始终忠实于自己”,如何安排这笔钱?她临近死亡的时候,在所在城市的墓地里买了一块宝地,然后整修了墓穴的内部,她“做好准备,接受她自己的身体”,她还让人把自己的名字刻成金色大写的字母,“这件事使她心满意足,她完全沉浸在对她自己坟墓的爱之中。”对于死亡的迫近甚至沉浸于坟墓之中,这是一种对自己的忠实,而另一种忠实是,“在世界的眼中,她已经死了。”自己的死和在他人眼中的死,构成了对于死亡的两种解读:自己是不断走向死亡的从容,他人则是对她必死的定义;自己容纳着生命最后时刻的忠诚,他人则把她推进了不再存在的坟墓里——反与正就是对于生命和死亡的不同面向。

“现在我回到眼前的事情上来。”对于加缪自己来书,反与正也是自己世界的两面:窗户的另一边花园只有院墙和洒落着光线的树叶,再高一点还是树叶,而树叶之上则是太阳了;外部是兴高采烈的气氛,是撒向世界的全部欢乐,而对于加缪来说,“我只辨认出在我的白色窗帘上晃动的树影。”内和外、太阳和树影、欢乐和沉思,构成了“反与正”,就这样“面对世界的反面”的加缪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不加入树叶与阳光的嬉戏中去,我会是什么?我又能做什么?”一方面,在世界的反面中是不是渴望外面的阳光和欢乐?而同样,外面在阳光下欢乐的人群是不是也同样“面对世界的反面”而渴望树影?另一方面,如果同样在世界的反面,同样只辨认出晃动的树影,是不是反面也有不同的“反与正”?就像那个女人,独身的她和有头脑的人往来甚至袒护他们是不是一面,而鄙视她家族中的成员是不是另一面;五千元的遗产让她陷入麻烦是不是一面,但是这遗产可以拥有墓地是不是另一面;她从容面对死亡是一面,被他人定义为死亡是不是另一面?

编号:E38·2260317·2452
作者:【法】阿尔贝·加缪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9年06月第一版
定价:35.00元当当14.00元
ISBN:9787020140879
页数:190页

反与正,反之“反与正”,正之“反与正”,种种的问题似乎都指向了一种荒谬性,这种荒谬性总是在自己与他者的关系中体现出来,那么独身女人忠实于自己又在哪里?加缪对于荒谬性的回答是:“在世界的正面与反面之间,我并不要选择,我不喜欢人选择。”不选择其实就是取消反与正,就是抹除他人的荒谬性,就是回到“我自己”的忠实之中,“我自己,这就是说那种把我从伪装下解脱出来的极度的激情。”我自己是拥有激情的自己,是寻找爱的自己,是正在死亡的自己,“我可以说,我下面还要说,重要的是简朴和人道。不,重要的是真实。”真实是“我全部的科学”,是生活的本质,也许也是消除了荒谬性的死亡本身。

从网上找到1958年加缪在重印时的序言,“海瑞两千”翻译的序言其实也说明了这种真实的意义。一方面加缪认为自己“一味地拒绝重印”,只是因为其表达形式“总是显得那么的笨手笨脚”,毕竟是22岁时的作品,连年龄也还是笨手笨脚,作品当然还没有摆脱这一形式上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加缪认为这本书的文学价值是不证自明的,而且只是为了“证明我自己”,而这种证明也就是这个关键词:真实,“这本小书,仅仅是向我袒露着而且仅仅是向我渴求着一份真实,而达成这真实的深度和难度,惟我自知。”为什么真实才能证明我自己,为什么真实才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在加缪看来,正是因为在那个“我曾久居多年的贫困与阳光同在的世界里”,它留下的记忆使自己免遭两种迄今仍在威胁着每个艺术家的“危险”,那就是“怨尤与自大”——而这也正是加缪在“面对世界的反面”,而发现这个世界存在的本质困境。

“死亡是我们无法摆脱的,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死。”在《讽刺》中加缪描绘了三个人的三种死亡:目不识丁的孤独老人麻木地度着漫长岁月,她的身边有三样东西:一挂念珠、一座铅制耶稣像和一座仿大理石的圣若瑟怀抱孩子的塑像,“她的全部生命归向上帝”,在死亡迫近中相信上帝的她似乎不会害怕,但是当大家都离开去了电影院,她拉住了年轻人的手,希望他留下来陪她。对于年轻人来说,他强烈的想法是:“您还有善心的上帝。”在上帝面前他对她并不需要陪伴的职责,当孤独的老人紧紧抓住他的手,他却想着离开,想着抽自己的手,甚至想着“狠狠地抽她一耳光”,而孤独老人在那一刻感觉上帝对她毫无用处,“死的念头攫住了她,她不太明确知道是什么使她恐惧,但她感到她不愿孤独一人。”还有一位老人,在年轻人面前讲述他平淡无奇的遭遇,而且以拔高的方式讲述,“令人生厌的事被他作为胜利来庆贺,他甚至不放过叙述中的沉默,他于在别人离开他之前把一切都说出来,以保留他自认为能感动听众的往事。”让别人听他讲述是他唯一的癖好,但是年轻人并没有满足他,他们离开了,“他又一次孤独一人”,在闭上眼睛的那一刻,“赤裸裸的他已经死亡。”还有一位老妇人,和孩子们住在一起,孩子中有残疾,她的床上方挂着一张自己不到五岁时的画像,“笔直地站着,穿着一件黑色长裙,饰物直扣到脖子,裙子上没有一点皱褶,睁着明亮、冷峻的眼睛。”但是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为丈夫生了九个孩子的她,对子女刻板和偏执的她,在贫穷老区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她,最后走向了死亡,她最后对外孙说的话是:“你瞧,我像小猪一样拉屎。”

一个孤独的老人在大家离开她之后感到上帝对她毫无用处,一个老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却没有人在听,一个老妇人经历了人生却卑微地死去,孤独、恐惧、卑微,构成了加缪所说“美丽的真理”,相似又不同的命运,不同又相似的遭遇,每个人都无法改变,死亡是最后的命运归宿,但是,这不也正是“反与正”的世界:在死亡不可避免之外,另一边仍是阳光灿烂的世界,“归根结蒂,太阳还是温暖着我们的身骨。”“太阳的温暖”和“美丽的真理”构成了“反与正”,而“美丽的真理”并不仅仅是死亡,还有比死亡更多的孤独、不幸、苦难。《不置可否》中加缪回国了,也回到了我的回忆之中,“因为在遗忘的深处,从我面前再现的那些时光中,还留有对纯粹激情的一种完美的回忆,对于悬浮于永恒之中的时刻的回忆。”这是一种对自我的回归,回归自身,回归自身的爱——在不幸中感受更多的爱:不幸的是那个坐在咖啡馆里的阿拉伯老人,不幸的是牺牲了一切以保护自尊的专制母亲,不幸的是出征的丈夫最后头颅开了花的女人……在种种不幸的见闻中,加缪让自己保持着清醒,“是的,一切都是简单的。是人自己使事物变复杂了。”

《灵魂之死》写的是加缪在布拉格的往事,身上只有很少的钱,靠这些钱要过六天,所以只能寻找便宜的旅馆,在街上,在餐馆,在教堂,在河边,“我要呼唤、呐喊!将要显现的都是些陌生的面孔,教堂、金子或沉香,这一切把我抛进一种平庸的生活,在这生活中,我的焦虑赋予每一事物以价值。”加缪感觉自己被囚禁了,“我永远是我自己的囚犯。”只有在进入意大利之后,才感觉自己是站在一片有灵魂的土地上,看见了星星看见了灯光,“我需要一种伟大。在我深深的绝望和世上最美景致之一的隐秘冷淡的对抗中,我找到了这种伟大。”从肉身的苦痛到灵魂的激情,这是不是“反与正”中安放的真实自己?《生之爱》中的加缪在巴马的咖啡馆里坐了整整一夜,一个年轻姑娘在军人面前跳着舞:这是一米八的女人,这是体形庞大的女人,这是三百镑的女人,“她微笑着:肌肉的波动从嘴角传向耳根。在咖啡馆里,激情变得抑制不住了。”但这难道不是一个“无耻的、令人激奋的生命形象”?而这一形象本身不正是生之体现?“我对生活的全部爱就在此:一种对于可能逃避我的东西的悄然的激情,一种在火焰之下的苦味。”

无耻和激情,逃避和融入、火焰和苦味,加缪构建的“反与正”更像是一种悖论,而这就是存在之荒谬,“没有生活之绝望就不会有对生活的爱。”所以很明显,《反与正》之形式的“笨手笨脚”和内容的价值,在加缪看来就是一种悖论的真实、荒谬之真实,这种真实是现实之苦难的真实,是贫穷的不幸,是抗争的无力,是孤独的绝望,是死亡的必然,但是如果沉浸在这种现实的苦难之中,表现的就是一种怨尤,而那些以谎言、以逃避的方式让自己麻木,也就构成了自大。年轻时的加缪记录下了这些片段,寻找这自己的回忆,审视着自己的人生,一定也有过怨尤和自大,但是当它们构成了“反与正”的一面,写下这一切也正是要发现另一面,那个老妇人,那个孤独的老人,那个跳舞的女人,那个寡言的母亲,他们都在世界的反面,但是,“在我的眼中,所有这一切都昭示着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真实,并以真实对抗着荒谬,“他在这个终有一死的尘寰,发现着自己的真实,又遗失着自己的真实,途中,他经历了战争、呐喊、经历了为着公正与爱所实施的蠢行,简而言之:经历了痛苦。 现在依然…… ”

一个人在挖着坟墓,一个人在面对死亡,一个人甚至把自己送进了坟墓,但是总有另一个人在观察,在书写,“反与正”构筑的正是现实和写作的关系,“某个人的作品,无非是这样一种步履蹒跚的艰难跋涉——走过一条又一条艺术上的弯路,重现那两三幅历时久远而又简单的图画,图画中所表现的是他最初开启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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