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12《后民族结构》: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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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所需要的模式,将既不是“同化”,也不是纯粹的“共处”;它将启发我们,怎样才能建立一种越来越抽象的“团结他者”的模式。
    ——《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

“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一个带问号的疑问句,一个带有可能性的疑问句,一个面向未来的疑问句,但是这个问号不是疑惑,而是一种必然性的肯定,面向未来的可能性在哈贝马斯那里,就是一种不容怀疑的肯定:“制定一部宪法,可以大大加快这个过程,并使发展更加集中,因为一部宪法具有一定的催化作用。”为什么仅仅是欧洲?催化作用又在哪里得到体现?哈贝马斯是从历史学派的回顾中将欧洲的一元宪法作用定义为既不是“同化”也不是“共处”的模式,而是当民主国家和民族相互促进的循环逻辑“运用到自己身上”,也就是消除一种自我和他者的对立关系——这也是传统观念所强调的“民族精神”的本质,正是用一种真正认同的形式超越了民族界限,才能从由人民组成的民族变成由国家公民组成的民族,才能从民族语境建构一种后民族结构。

必须有一个欧洲公民社会,必须建立欧洲范围内的政治公共领域,必须创造一种所有欧盟公民都能参与的政治文化,这就是哈贝马斯提出制定欧洲宪法的意义,也是超越民族界限的条件,社会一体化、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文化一体化,都需要在一元宪法的框架里,“民族国家只有在确定了公民资格之后,才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即抽象的团结,其中介则是法律。”在法律所发挥合法化意义上,抽象的“团结他者”的模式才能建立,而要在欧洲范围里实现联邦制,作为一个样本才能在新的突破中“考虑在未来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秩序”,在既有差异性又能实现社会均衡的后民族结构中,才能真正起到构建“跨界格局”的作用。

哈贝马斯将新的跨界格局看成是一幅很有诱惑力的图景,但是全球新秩序的建立,在哈贝马斯写作此书的1998年的时候,真的是一种远景,所以面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面对基督教纪年的下一个千年,哈贝马斯其实充满了忧虑,“想像力一下子变得凝固起来”,因为“变动与界限”的诱惑力图景面临的是在对20世纪回顾之后的“绝望”,是共和主义视角下的“灾难性终结”,是对于社会福利国家民族制度能否坚持和发展的怀疑,甚至是社会平等普遍主义标准的盲目乐观。但是要把带有问号的疑问句变成最后画上句号的陈述句,首要的问题是重新审视“后民族结构”真正实现之前的民族语境,而这个问题的核心则是:什么是民族?——从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肯定又回到了带有问号的疑问。

哈贝马斯以1846年日耳曼语言文学家法兰克福大会为例,谈及了在德国统一视野中的民族语境。1846年大会看上去是关于日耳曼语言的同一性问题,但是当雅可布·格林主持了第二次会议,讨论了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之间的关系,其实也关涉了他者与自我之间的对立,而这种对立正是传统民族观念的一个立足点。“一个民族就是由说同一种语言的人组成的集体。”雅可布·格林这样定义民族,所以在他看来,民族是和部落、语言有关,在此基础上的民族精神则和“本地的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在大会上呼吁建立一种法则:“构成民族界限的,不是河流,也不是山脉,而只能是跨越河流和山脉的语言。”语言的隐喻来自自然史和生物学,所以精神科学就需要在这样的“本地的语言”中形成民族文化的同一性。

强调本地语言,就是强调自我,就是隔离他者,就是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建立某种壁垒,而“年轻一代”的历史主义法学家将这种“本地的语言”延伸到了法律领域,他们认为,法是民族精神的表现,所以接受外来法律将破坏建立在自己民族习俗基础上的法律文化。这种固守自我语言和法律的民族精神,在哈贝马斯看来,是体现了人民和民族之间的同质性,但是与政治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很难切合,甚至使自由主义的精神陷入困境,尽管日耳曼语言文学推动了“人性”向“民族”的转化,尽管之后的格维努斯强行赋予地方主义的民族精神学说以民主法国家的普遍主义内涵,但是也只是在科学史上完成了对名称的转换,结局同样被证明是一种幻觉。

编号:B82·2200114·1626
作者:尤尔根·哈贝马斯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9年01月第1版
定价:75.00元当当36.80元
ISBN:9787208154254
页数:346页

如果1846年离真正建立“团结他者”的模式太远,那么20世纪同样在一种自我和他者的对立中构建所谓的民族精神,即使在全球化的经济格局中,民族国家也只是通过限制国家的权力来提高“本地”的国际竞争力。哈贝马斯把20世纪看成是“短暂”的,对它的回顾则突出了“灾难与教训”。20世纪发端的时候,它的发展体现在人口爆炸而出现的“大众”形态,但是到了20世纪中叶的时候,大众的外部特征不再是庞大的数目,集中起来的大众反而转变成了大众传媒的分散公众。但是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了劳动结构的变化,再加上科学技术的进步,形成了20世纪的发展节奏。但是在历史学家看来,相对于“漫长的”19世纪,20世纪则是“短暂的”,他们将这个世纪的起始和终结节点归结为1914和1989——1914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89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完全是一个冲突的世纪纪年,在这样的划分中,20世纪其实成为了一种循环,无论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挑战,还是苏联在政治上成为超级大国,或者不同政党的意识形态模式,都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建立了越来越深的隔阂,甚至带有了明显极权主义的阴暗特征——它标记着启蒙运动以来的文明进程走到了尽头。

不管是何种视角,短暂的20世纪在哈贝马斯看来,基于种族和语言建立的民族精神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它以“本地的语言”对立他者,急需要一种民族精神的“革命”,哈贝马斯认为,社会公正是民主合法性的基础,而革命就意味着要打消人们对于平等的普遍主义标准的追求,不能把社会不平等归结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所具有的自然特性。实际上这种革命在1945年随着法西斯主义的灭亡已经显露出现,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观点,冷战、非殖民化和社会福利国家在欧洲的建立,是战后三种政治发展趋势,它使得这段历史变成了值得庆贺的“黄金岁月”,为此哈贝马斯认为,全球化的经济格局,正是结束了“一国范围内的凯恩斯主义”,只有用积极、灵活和稳妥投身到全球性竞争中,只有将超越民族公共领域的交往关系建立起欧洲的一体性,只有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政治共同体,才能继续这样的“黄金岁月”,才能打破“本地的语言”画地为牢的藩篱。

而这正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后民族结构”,“贯彻人权和民主的民族国家框架超越了部族和方言,这样就会出一种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后民族结构超越传统民族语境,就是用人权和民主取代部落和方言的标准。从民主的层面来说,民族国家需要构建一种现代国家体系,它包括管理国家和税收国家、享有主权的地域国家、以民族国家作为形式、可以发展成为民主法治国家和社会福利国家。这四个方面的现实条件其实涉及到一个根本,就是把国民转变成一个由公民组成的民族,并把政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正意味着共和主义的终结,而要确立这种民主的自决权,就需要在理性法框架里建立平等观念,“理性法的哲学问题在于:一个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联合体是怎样用实在法建立起来的。”所以它不仅仅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还需要实现政治一体化,也就是构建一种“世界内政”,而从公民联合体到政治共同体,哈贝马斯对后民族结构的民主未来,提出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在国家组织模式之外,决策如何才能实现合法化?在何种条件下,全球行为者的自我理解才会发生彻底的变化,以至于国家和跨国政权越来越把自己看作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它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相互照顾对方的利益,并建立起普遍的利益?

而在人权方面,哈贝马斯也提出了合法性问题,他认为,政治秩序依靠的是法律的合法性,“一个用法律手段建立起来的国家秩序的合法化包括一切公共的论证和建构,而且,它们都应当能满足这种值得承认的要求。”法律规范的意义不是因为它们具有强制性,而是由于它们具有合法性,但是在政治理论中,合法性却提供了两个答案:人民主权和人权,它们因为没有认真对待这两者的区别,所以人权观念失去了康德所说的“主体具有行为自由的平等权利”,也就是它一方面被当作外界限制而强加给主权立法者,另一方面则被当作实现这一目的的功能手段而被工具化。人权是主体自由平等的权利,作为主观权利,哈贝马斯认为,人权首先就是一种法权,“其概念就已经建立在立法法人的实证化过程当中。”所以当人权变成所谓的人民主权,实际上在“亚洲价值”中变成了一种共和主义,而它同样受到了原教旨主义的挑战。

基于人权和民主而构建的后民族结构,是在一种在合法性意义上的一体化,是建立在公民意义上的“共同意识”,是对平等的普遍主义的革命,而其实,这种“革命”的内在性就是体现现代性。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尽管被反复使用,但是都是用来表达一种新的时间意识,这种时间意识是用来打破延续到当下的传统,如何打破?“由于现代认为自身与传统是相对立的,因此,现代想在理性当中寻找到自己的立足点。”黑格尔认为,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就是“哲学的要求”,所以哲学作为理性的守护者,认为现代性是启蒙的产物,也就是说,现代性根据自己所剩下的“唯一的权威”,即理性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这种现代性的自我理解表现为理论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则是自我批判的立场,关涉到“危机”概念,所以在后民族结构中,需要把具有理性批判形式的哲学永在社会理论的解释中,也就是要把理性扎根到现实当中,只有这样,才能发觉社会现代化当中的矛盾。

这是新的启蒙,这是现代性作为标志的主体性原则,这是自我意识之外的自我批判,“现代性还在继续向前发展,但必须用政治意志和政治意识来进一步加以引导。对于这种民主的自我影响,建立话语意志和话语意见的程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在此意义上,把民主国家和民族相互促进的循环逻辑“运用到自己身上”,打破自我和他者的对立,从传统民族精神构建后民族结构,“团结他者”的模式就成为哈贝马斯展望下一个千年的“世界内政”,于是,欧洲的统一宪法呼之欲出:“欧洲致力于消灭任何一种暴力,包括社会暴力和文化暴力,这样一个欧洲将不会受到后殖民主义的侵蚀,因而也不会倒退到欧洲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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