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4-12《山海经·穆天子传》：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
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夭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
——《海外南经》
书名为《山海经·穆天子传》，两书合集，因《穆天子传》收录于《博物志》外七篇里，《博物志》早已阅之，故只是翻阅了《山海经》部分。这种割裂式的阅读和编辑“合二为一”式的编排似乎都有着对这两本奇书的疑问：《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真的在线索上有联系？是内在衍生出的关联还是仅仅只是一种人为的穿合？《穆天子传》收录于《博物志》外七篇，是“博物”之一种，而《山海经》所载山海的草木虫鱼兽以及奇人传说，也是“博物”之一种，而博物之物“异形”，却完全是人文世界的一部分。
《海外南经》的这一段话亦可以看做是博物之“奇论”，《山海经》今传本一十八卷，南山、西山、北山、东山、中山经合名“山经”，海外南、西、北、东经，海内南、西、北、东经，大荒东、南、西、北经以及海内经，合为《海经》，无论是记叙海内各方名山大川、动植物产、怪异祯祥、祭祀礼制的山经，还是记叙海外殊方异国状貌风俗、传说异闻的海经，叙述的风格都是简单记录，唯独在《海外南经》最后有了这一段论述，后人所加的嫌疑使得这段话成为解读《山海经》的关键，不管是名山大川、草木虫兽，还是风土人情传说故事，都是一种异，异山异水，异草异木，异人异闻，构成了异形之物，而这些异物便是“博物”之所在。但是，物为“地之所载”，于“六合之间”，在“四海之内”，它们“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最后成为“神灵之所生”，而这些物寿命或长或短，解读它们，只有圣人能做到，“唯圣人能通其道”便指向了“博物”之旨。
所以异物只是表象，圣人通其道才是“博物”的归旨，那么圣人如何通其道？圣人“博物”的意义又何在？从表象来看，“博物”是物之聚合，是物之陈列，是物之记录，是物之怪异。“山海经目录总十八卷 本三万九百十九字，注二万三百五十字，总五万一千二百六十九字。”十八卷的《山海经》首先在体例上有其怪异之处，山经以叙山西由一点为核心，一次向外展开，呈辐射状形成叙事层面，先确定南、西、北、东、中山，然后分别以每一山之首作为叙述原点，有次及彼，由原点再设分原点，四面环状外向延展，中间和结尾还有小结，从而形成了层次分明的叙述网络，而这个网络也构成了一种“地理学”结构。比如山经首篇之南山经，“南山经之首曰鹊山。”从鹊山之首的招摇山写起，之后堂庭之山、猨翼之山、杻阳之山、柢山、亶爰之山构成一种绵延的结构，最后作结：“右南经之山志，大小凡四十山，万六千三百八十里。”西经之山凡七十七山一万七千五百一十七里，北经之山凡八十七山二万三千二百三十里，东经之山“自北号之山至于太山，凡八山，一千七百二十里”，中经之山凡百九十七山二万一千三百七十一里，最后对于山经的统计是：“大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大凡六万四千五十六里。”
山的数目和范围之外，在地理意义上则对湖泊、沼泽、湿地、沙漠、山川及矿物、动物、植物等分布信息进行了记录，南山经之首为招摇之山，“多金玉”为矿物记录，“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其名曰祝馀，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榖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榖，佩之不迷”为植物记录，“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为动物记录，“丽麂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无瘕疾。”既有水流走向的记录，也有药物治病的记载。而在《海经》中，叙述的形式则去掉了关联词，在结构框架上分“海外”“海内”“大荒”三个部分，然后根据方位南西北东进行国与人、物产、习俗特点的叙述。无论是山经还是海经，无论是地理学、矿物学、动植物学和风土人情，叙述的笔法都是不带议论的记录，条目式的罗列简洁明了，这便是“地之所载”的“博物志”。
但是，要圣人通其道，“博物”必从单纯的物走向人文考察的范畴。《山海经》中记载了很多神奇动物，西山经中的竹山中有人鱼，“丹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水玉，多人鱼。”有豪彘，“有兽焉，其状如豚而白毛，大如筓而黑端，名曰豪彘。”西山经中的刚山之尾有“蛮蛮”，“其状鼠身而鳖首，其音如吠犬。”这其中很多的神奇动物具有人的特点或者和人相关，西山经的臯涂之山有兽为玃如，“马足人手而四角”，有鸟为数斯，“其状如鸱而人足”，而在菜山上，“其鸟多罗罗，是食人。”北山经中的少咸之山有兽窥窳，形态乳牛，赤身人面马祖，它的声音像婴儿，而且它会吃人，有着婴儿声音还会吃人的兽还有中山经蔓渠之山中的“马腹”，“其状如人面虎身，其音如婴儿，是食人。”
怪兽具有人的体态，也和人发生着关系，这是不是另一种“拟人”？而在山中蕴含着矿物，植物很多也有医药价值，西山的松果之山多铜，符禺之山“其阳多铜，其阴多铁”，英山“其阴多铁，其阳多赤金”，北山的灌题之山“多磁石”，而符禺之山上的“文茎”，果实像枣子，可以治疗耳聋，如葵的草开红花结黄果，“如婴儿舌，食之使人不惑”，山上的鸟，“其状如翠而赤喙，可以御火。”嶓冢之山上的蓇蓉也是一种奇草，“食之使人无子。”治病之奇物之外，还有显示某种征兆的奇物，比如南山经中所记载的柜山上有兽名曰“狸力”，其状如豚，其音如狗吠，只要它出现“则其县多土功”，有鸟其名曰鴸，“见则其县多放士”，长右之山上有兽叫“长右”，“见则郡县大水”，还有“见则县有大繇”的野兽“猾褢”，预示着天下安宁的丹穴山之鸟，“见则大兵”的野兽朱厌……
| 编号：W81·1970408·0362 |
这些动物出现，或者预示着大兴土木，或者会有文人被流放，或者将遭遇洪水，或者会有繁重的徭役，或者预示着天下安宁，或者是战争爆发的预兆，如此种种，异形之物，是“神灵所生”，也是为了让“圣人能通其道”。所以在《山海经》中有许多关于祭祀的描写，《南山经》自招摇山至箕尾之山十座山组成了鹊山山系，这一山系的祭祀山神之礼是：“毛用一璋玉瘗，糈用稌米，一壁，稻米、白菅为席。”南山第二列山系是从柜山到漆吴山止，一共十七座山途经七千二百里，诸山山神的形状都是龙身鸟头，祭祀之礼则是“毛用一壁瘗，糈用稌”，第三列山系的祭祀山神之礼则是“一白狗祈，稰用稌”……所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山海经》为“巫书”的观点，他认为，“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以为禹、益作者固非，而谓因《楚辞》而造者亦未是，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
“巫书”说是“通其道”的具体体现，背后依然是一种人文思想，而通过异形之物解读圣人之道，更多体现在《山海经》风土人情的记叙和传说故事的记载上。“海经”和“山经”大量记载山川草木鸟兽虫鱼不同，它主要记载的是海内外的风土人情，海外南经里有“其为人结匈”的结匈国，有“生火出其口中”之兽的厌火国，有“为人黑色，寿，不死”的不死民，有“一身三首”的三首国；海外西经里有“一臂、一目、鼻孔”的一臂国，有“衣冠带剑”的丈夫国，有“两女子居，水周之”的女子国，海外东经有一个“君子国”，“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食兽，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有薰华草，朝生夕死。一曰在肝榆之尸北。”君子衣帽整齐，君子吃食野兽，君子佩剑而行，君子谦让不争——而在大荒经里记载的事小人国，那里的人被称作“靖人”，只不过这里的小人不是和君子对立的小人，而是体形矮小的小人，和大人、巨人对立。
海内外不同国家的不同人物，也构成了“异物”，在这些异物之国里，《山海经》记载了许多神话传说。《山经》中的西山经里记载了黄帝在峚山的传说，“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西山经的“昆仑之丘”是天帝之下都，天神陆吾主管，其中有神，“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有兽，“其状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蝼，是食人。”有鸟，“有鸟焉，其状如蜂，大如鸳鸯，名曰钦原，蠚鸟兽则死，蠚木则枯，有鸟焉，其名曰鹑鸟，是司帝之百服。”有木，“其状如棠，黄华赤实，其味如李而无核，名曰沙棠，可以御水，食之使人不溺。”有草，“名曰薲草，其状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劳。”西山经的玉山则是“西王母所居也”，而西王母“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长留之山则是“白帝少昊居之”，“是神也，主司反景。”
海外北经中记载了“禹杀相柳”的故事，相柳氏是共工之臣，一共有九个头，分别在九座山上吃食物，他的身子所触及的地方都会变成泽溪，于是禹杀了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掘土填埋，填埋了三次塌陷了三次，“乃以为众帝之台。”同样的传说出现在大荒北经上，“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是因以为台。在昆仑之北。”只不过大禹杀死的是相繇；还有“夸父逐日”的传说，“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大荒北经也同样记载了夸父的传说，“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夸父死在最荒远的成都大载山上；海外西经记载了刑天之战，“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山海经》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书中对颛顼和黄帝的记叙极多，据统计，全书记叙颛顼事迹的有17处：《海外北经》1处、《大荒东经》1处、《大荒南经》2处、《大荒西经》6处、《大荒北经》5处、《海内经》2处；明确记叙黄帝事迹的有14处：《北次三经》1处、《海外西经》2处、《海外北经》1处、《大荒东经》2处、《大荒西经》3处、《大荒北经》2处、《海内经》3处；书中称为“帝”而实际应指皇帝者9处：《西次三经》“是为帝之下都”、“实为帝之平圃”“帝乃戮之钟山之东”，《中次三经》“实为帝之密都”、《海外南经》“为帝司夜于此野”、《海外西经》“刑天与帝争神”、《海内西经》“帝乃梏之疏属之山”、“帝之下都”、《海内经》“鲧窃帝之息壤”。《山海经》最后的《海内经》则在大禹治水中划定了一个时代：大荒时代洪水滔天，鲧偷拿了天帝的息壤堵塞洪水，于是天帝派遣祝融把鲧杀死在羽山的郊野，鲧死后，从他的肚子中生出了大禹，最后，“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大禹治水“以定九州”，也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一次阐述，从山经、海经的“大荒”时代到以定九州的治水时代，《山海经》似乎完成了一次关于时代转换的记载，而这也是“唯圣人能通其道”的体现：将奇异之物秩序化、人文化，在“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完成命名，从而到达真正“博物”的目的。西汉刘秀在《上山海经表》中就承接了最后一章《海内经》“以定九州”的叙述，一方面，“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另一方面，“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在此基础之上，“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诞生的《山海经》也便成了对“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的记录，所以书中的祯祥变怪之物、远国异人之谣俗，都如《易》所言，“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
分门别类或各自命名，就是为了达到“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的目的，这或者也将改变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所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的疑惑。而为《山海经》作注的郭璞在《注山海经叙》中则从另一个高度阐述了“唯圣人能通其道”的意义，《山海经》中记录的是闳诞迂夸之物，奇怪俶傥之言，引用庄子“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这句话，郭璞阐述了知和不知的辩证问题，在他看来，《山海经》记载的是异人异物，但是何谓真正的异？“世之所谓异，未知其所以异；世之所谓不异，未知其所以不异。”异而不知其所以异，不异而不知其所以不异，也就是说，真正的异反而是一种未知，“何者？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真正的异不是因为物而已，而是人之异，我之异；同样，书中所记的是怪人怪物，但是何谓怪？“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怪亦不知道什么是怪，也不知道什么是不怪，不怪之怪，怪之不怪，是对立也是合一，“不怪所可怪，则几于无怪矣；怪所不可怪，则未始有可怪也。”
不知而知，不异而异，不怪而怪，或者是相反而建立真正的知、异和怪，郭璞辩证地阐述了表象与本质的关系，从而抵达了理抵达了道，完成了“圣人通其道”的目的，而将传本《山海经》众多谬误之处修正，无疑也是对于知、异和怪的一次认识实践，“庶几令逸文不坠于世，奇言不绝于今，夏后之迹靡刊于将来；八荒之事，有闻于后裔，不亦可乎。”而这当然也是一种“博物”，“呜呼！达观博物之客，其鉴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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