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8-01 《纽伦堡审判》：如何寻找普适正义
“今天，让世界注视这里吧：正义、真理和每个人的价值！这才是我们代表的价值！”1948年，站在海德堡国际法庭的审判席上，来自美国的法官海伍德如是说。当他面对四名纳粹时期的法官，面对正在重建的德国，他不仅代表的是国际法庭，也代表着一种普适正义，当纳粹时期的这些被告执行着国家意志，他们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那个国家法律的代表，是那一个政治环境下的牺牲品，而在国家之外，在政治之外，在某一部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之外，信仰的应该是一种普适性的东西，它是正义，它是真理，它是人性。
尤其是当第三帝国失去了倾略性和统治力，当经历了战争的德国面临伤痛、废墟和挣扎，甚至是不同政治阵营的利益瓜分，那么曾经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者，如何面对重建的现实，如何面对普适的价值，甚至如何面对罪恶的惩罚？海伍德在最后做出判决前，在说出普适性意义之前，他其实讲到了另一种信仰，那就是政治信仰：“依据政治信仰而杀死孩子，似乎是那么的理所当然！我们的国家至今还在叫嚣着为了保卫祖国、为了生存！在生死攸关的时候，恰恰能体现出这个国家代表的根本价值——为了苟活而不择手段！请问，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很明显，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正义、真理以及人性的背面，其实是一种法律信仰，这种信仰具有国家性，具有政治性，甚至和某一个集权式的领袖有关，所以这样的一种法律信仰，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普适正义？
这或者也是纽伦堡审判的最大难点。纽伦堡，是德国东部的一个并不知名的城市，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此设立的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法庭，在此进行的举世瞩目的大审判，则让纽伦堡超越了一个城市的属性，为履行1945 年8 月8 日伦敦协定和该协定所附的法庭条例，1945年11月20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在这里开庭，在十分艰难的境况下，纽伦堡审判共持续了315天，开庭218次，整个审判各方提供证词2630份，240名证人出庭作证，有30万份宣誓证书。而海伍德法官面对的是四名曾经为第三帝国服务的大法官，曾经他们在法庭上审判法律的违反者，甚至把许多被告送进了监狱和集中营，但是当第一次面对海伍德法官的时候，四个人不约而同都表达了“无罪”的态度：前三名法官用自己的口说出了“无罪”，而最著名的法学专家欧内斯特·姜宁则不发一言，沉默的他通过辩护律师罗尔夫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对法庭的审判力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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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斯坦利·克雷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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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辩护律师，当然站在被告的立场上，当第三帝国覆灭，当希特勒和纳粹头目自杀身亡，留下的这些被告该如何承担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或者说，这一些法官是不是能够为全人类缺席的正义负责？法官是司法部的官员，司法部是政府的组成部分，所以从从属关系来看，法官当然是第三帝国的工作人员，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原本的司法独立不见了，司法部接受了权力的改变，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权力对抗国会，而在这种权力被改变的大环境下，很多人顺应了形势，1934年在文职人员的宣誓中，强调的是必须效忠国家的元首，效忠于法律，1935年，第三帝国的法袍进行了改革，穿上法袍意味着为国家工作。如此，其实法官也好，法律也好，都是国家意志的体现，都是带上了深刻的国家符号，尤其是效忠法律其实变成了效忠元首的一种变体，那么作为法律执行者的法官，有没有权力坚持自己的法律信仰？有没有可能执行普适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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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伦堡审判》电影海报 |
或者说，这样一个问题可以简略成如下叙述：第三帝国的法官地位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外在压力？法官是否有选择权，如果不服从将会怎样？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他们都进行了宣誓，他们都穿上了新式的法袍，当然他们也效忠国家，效忠法律。也就是说，法官是法律的执行者，他们只是遵循一种职业道德，但是当这种职业道德和正义、和人性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他们能够捍卫吗？这其实可能变成了一个悖论，一个法官执行法律的根本是为了追求正义，但是当所谓的“正义”违反人性，如果他们抛弃法律，那么他们也失去了法官的身份，失去了追求正义的直接机会，所以这个正义问题及涉及到法官的职业伦理，也涉及到法律的永恒性争论。尤其是在第三帝国时期，法律的精神其实是一种国家本位主义，为了国家的共同利益，无论是谁，都要牺牲自己的基本权利，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法律或者取代了私人性的东西，一个人成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而当个人缺席的时候，才有了种族进化的政策，才有了剥夺生育权的法律。
当这些法官终于轮到自己坐上被告席的时候，似乎就处在这样一种争论中，而控诉方的观点很明确，他们为希特勒政府服务，自然要承担罪行，当劳弗上校在法庭上播放集中营的影像资料时，就是把箭头指向了这些当初用所谓的法律把无辜者送进集中营的法官们。当时纳粹德国的里萨法案就是一个针对种族问题的法案，在纳粹看来，凡是劣等种族，可以不经宣判而进行所谓的手术，甚至最后也关进集中营。证人鲁道夫就曾被叫做“叛国者”而在健康法院实施了手术，当时是在斯特加特地方法院宣判的，法官就是斯特法官，而姜宁是最后的权威认证。其实，在鲁道夫的证词里，所谓的叛国和种族问题根本是子虚乌有，因为父亲曾经被打而报复性地打了警察，因为在办理农场经营的证件时回答不出希特勒的生日，最后他们判定他是低劣种族，继而被关起来实行了手术。而作为现在的证人，鲁道夫似乎还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面对辩护律师侮辱性地认为他当时存在着智力缺陷问题，而这种缺陷是遗传了鲁道夫的母亲，所以实施手术是一种必然，面对这样的指控，鲁道夫情绪激动地说：“不，你说的一切不公平，我的母亲是个勤劳的女工，她不是低能的！”
罗尔夫为被告辩护，其出发点很明确，在他看望姜宁的时候，就对他说：“在法庭上我不得不猥琐，因为我想为德国保留一下东西。”为了证明里萨法案的合理性，他指责鲁道夫存在着低能智力，为了维护菲尔德斯特案子的判决结果，他故意强调艾琳和犹太人菲尔德斯特存在暧昧的性关系，所以鲁道夫的愤怒，艾琳的失态，让法庭的气氛变得有些歇斯底里。罗尔夫到底要为德国保留一些什么东西，那或者是曾经法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曾经作为执行者具有的职业道德，甚至是无罪辩护的最后胜利。所以当劳弗上校播放那些集中营资料的时候，纳粹的暴行似乎昭然若揭，但是罗尔夫却认为，这些暴行是少数人犯下的罪行，如果把少数人的罪恶要让执行法律的人承担，那无非也是要全体德国人承担，这显然是不公平的，甚至是一种耻辱，而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姜宁，才有效制止了这种罪行的加剧。
实际上，纳粹军官柏莎特的妻子似乎见证了姜宁在身为法官之外对希特勒的“不敬”，当时有一场晚宴，姜宁和夫人出席，希特勒似乎对姜宁夫人着迷，姜宁制止了这种利用权力的暧昧，并且对希特勒的进行了个人攻击：“原来元首就是这样一个平庸之人。”这是在法庭之外，在职业之外，所以他完全可以回归到个人权利，这种从政治退场的做法似乎也在实现这某种正义。而在法庭上，在执行法律过程中，身为法官几乎不可能超越自己的职责，“我们不是刽子手，我们是执行者。”这是另一名被告，埃米尔·哈恩所说的话。暴行是少数人的暴行，罪恶是密谋者的罪恶，所以当集中营的资料变成控诉的证据的时候，他们或者知道，或者不知道，但是谁又能改变什么？
而劳弗上校的这个“恐怖收藏”，却是他控诉和纳粹有关的被告的有力武器，也正是在他的公诉下，曾经在麦尔迪集中营的柏莎特最后被宣判为死刑，这在柏莎特心中形成了阴影，她曾经就对海伍德说过：“我恨美国人。”德国人发动了战争，制造了暴行，但是是不是所有纳粹政府人员都要为此负责，都要处以极刑？是不是全体德国也必须为此负责？罗尔夫在这个“恐怖收藏”之后，甚至对于战争本身提出了质疑：如果德国有罪，那么，签订条约的苏联死不是有罪？和希特勒签订宗教条约的梵蒂冈是不是有罪？曾经实行绥靖政策的丘吉尔政府是不是有罪？甚至那些在战争中为了自己利益的美国军火商是不是有罪？
战争造成了人类的灾难，发动战争者有罪，那么其他人是不是就是正义？这其实是一个在特殊时期普适性和针对性相矛盾的一种体现，事物的普适性源于事物的共性和规律，只要符合理性就具有普适性，但是在战争状态下，何来合理性？无论是战争的发动者，还是战争中的抵抗者，在针对生命的杀戮过程中本身就是非理性的，也是非人性的，这和胜败无关，所以在特殊时期理性缺失导致普适性缺席，也就是国家意志取代了人类的共同意志，所有人都可能是罪犯。
也就是在纽伦堡庭审期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形成了对立，而他们对立的前沿阵地就是德国，所以在审讯时，美国高层释放的信号很明显，我们必须取得德国的支持，德国的支持才能有欧洲的支持，而德国的支持最重要的一点是得到那些精英人士的支持，也就是说，纽伦堡审判变成了意识形态的一种角逐，而这种意识形态的利益之争也变成了无理性的行为。所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真正可贵的是寻找到一种普适性原则，不仅对于战后德国的重建，更在于全世界秩序的重建。
一向沉默的姜宁终于在罗尔夫激烈的辩论下站起身来：“我们的民主已经被撕碎了，我们心存恐惧，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也需要走出阴影，我们有罪就要承认，不管是疼痛，还是害怕。”当哈恩在证词中说：“我们不会遵循别人的政策。”当弗立德说：“牺牲小我的正义，服从我们的法律。”当沃纳最后喊出了两声“法官大人”，只有姜宁正视历史，正视自我，正视悲剧，也正视一直没有出现的正义。而身为法官的海伍德，在纽伦堡街头看见了处处废墟的城市，听到了还没有消散的希特勒演讲和群众的欢呼，也了解了那些和柏莎特太太一样经历了战争的普通人生活，当他终于敲响法槌，终于宣判结果的时候，身为中立者的他已经站到了人类共同意志的最高阶梯上，他希望看见正义，看见真相，看见人性：“正义、真理和每个人的价值！这才是我们代表的价值！”
四名法官被判处终身监禁，对于海伍德来说，或者也并不是最公正、最合理的结果，就像罗尔夫所说，或许在五年后那些被判终身监禁的人会重新得到自由，就像哈恩在庭上愤怒地说：“今天你判决了我们，有一天你也会被布尔什维克审判。”而海伍德说的一句话是：“上帝也不是全能的。”理性会失去话语权，人性会被埋没，真相会被蒙蔽，但是，只要内心有一种信仰，那么正义一定会成为人类的共同意志，成为普适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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