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8-09《宋诗选注》：免不了付出趋时的代价
这部选本不很好；由于种种原因，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只有些评论和注解还算有价值。
——《香港版<宋诗选注>前言》
附录之附录，引用之引用。这段话出自钱锺书1988年为香港版《宋诗选注》所作的前言，而引用的则是1981年彦火先生访问钱锺书谈及这本书时作的评语。无论是1988年还是1981年，对于1958年的《宋诗选注》来说，都属于“后记”，30年的跨越，甚至已经让这个时间区间变成了一段微型的“历史”，所以是回顾，所以是审视，所以是对历史的一种关照，而在这种关照中，明显感觉到当时深处时代内部的钱锺书之无奈。
虽然选注宋诗是钱锺书花了两年功夫的“单干”，虽然他说因为在个人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产生了过错，“单干”和因缺陷、偏狭产生的过错都归因于个人问题，这或者是钱锺书的一种自谦，但是他也隐约提到，在当时的学术压力下，自己能够识时务、守规矩，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稍别出新裁”，结果就造成了“半架不落”的尴尬，“结果就像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这种落空对于这本《宋诗选注》本身来说，就是“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不选而选，选而不选，两种标准的矛盾便产生了“落空”，而这个说法其实已经将完全个人的原因变成了个人行为和选诗要求之间的冲突：所谓自作聪明，所谓别出心裁，也最终变成了“迁就和妥协”；而于《宋诗选注》的文本命运来说，“半架不落”则指向了那些年在政治、文学以及诸多方面引起的争议，甚至被置于“意识形态的严峻戒律”之中而变成了公开批判。
出版三十年之后还继续重印，钱锺书说这是“经历了‘三十年为一世’”的坎坷，在一世的时间维度之外，钱锺书似乎可以更为大胆地指出其不足，“它当初不够趋时，但终免不了也付出趋时的代价——过时”：趋时是因为这本书只是“作为那个时期学术风气的一种文献”，它不是反映时代风貌和作者思想的那面清澈明亮的镜子，而仿佛是古代模糊黯淡的铜镜，及无法反映当时学术界“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不爽朗地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所以那时候的“趋时”也从侧面变成了一面镜子，“也许这个晦昧朦胧的状态本身正是某种处境的清楚不过的表现。”钱锺书所说的“某种处境”看起来是模糊的黯淡的，是不想明示的，但指向却是清晰的；但是在三十年后，即使从自己的眼光来看，所选的诗作也慢慢变成了“过时”，这更是“某种处境”带来的结果。所以，从“趋时”到“过时”，钱锺书站在历史的维度审视这本书，带着太多的无奈和叹息。
三十年到底制造了怎样的“某种处境”？一本诗选和诗注为什么既是“趋时”的产物又变得“过时”？唯有“历史”能够给我们提供答案，所以这一段附录之附录、引用之引用的话也是钱锺书的一种“史观”的表达。而实际上钱锺书在这本书的《序》中，对宋诗的发展和成就本就站在历史的维度：宋代结束了残唐五代的割据局面，维持了比较长时期的统一和稳定，是汉唐宋“后三代”的重要时代；宋诗是唐诗之后诗歌发展的成果，故而对宋诗的关照总是无法离开唐诗，钱锺书将唐诗作为宋人的榜样，认为既是一种大幸，因为宋人看了唐诗的好榜样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但是这也是一种大不幸，正是因为有了好榜样，他们偷起懒来，放纵了摹仿和依赖的惰性，所以包括唐诗在内的前代诗歌，可以成为一种产业，也可以成为一场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
站在历史发展的维度上来考察宋诗，这是《宋诗选注》基本的态度，这种态度当然是钱锺书诗歌“史观”的一种表达。他认为宋诗的问题主要有几个，一是把“流”错认为“源”的危险，在宋人里这几乎就是一种流行性感冒，他说，嫌孟浩然“无材料”的苏轼有这种倾向，把“古人好对偶用尽”的陆游更有这种倾向，西昆体有这个毛病，江西派、反对江西派的“四灵”也有这个毛病，而且当宋诗具备了明确的理论，对后来的元明清诗都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二是比起唐诗来，宋诗的一个明显缺陷，就是“爱讲道理，发议论”，而且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还煞费苦心发挥申说；三是宋诗很多偏重形式，继而发展为一种古典主义，这种不好的倾向便是把诗人变成“领有营业执照的盗贼”，使作者丧失了对具体事务的感受性，“恰像玻璃缸里的金鱼，生活在一种透明的隔离状态里。”正是指出了宋诗的诸多问题，钱锺书确立了《宋诗选注》“六不选”原则：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不选；大模大样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义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不选；有佳句但全篇不匀称的不选；当时传送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不选……
“六不选”是钱锺书选诗的标准，看起来是个人为出发点的原则，《宋诗选注》选人选诗也大都按照这个标准选择。柳开是《宋诗选注》的第一位诗人，钱锺书认为，柳开提倡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是王禹偁、欧阳修等的先导，《河东集》里只保存了她的三首诗，偏偏遗漏了“名作”，那就是这首被收入的《塞上》：“鸣骹直上一千尺，天静无风声更干：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钱锺书认为这首诗当时很传颂，还有人把诗意画成了图画；钱锺书认为寇准的七言绝诗“比较不依傍前人，最有韵味”，尤其是名作《春日登楼怀古》，将韦应物的“野渡无人舟自横”扩大为一联“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文同的诗歌描摹天然风景，钱锺书认为他的诗歌“为中国的写景文学添了一种手法”，从他之后，中国写景诗文就有了这种“惯技”，而西方要到十八世纪才有类似的例子；王令受到韩愈、孟郊、卢仝的影响深远，口气雄伟，被称为是宋代例气概最阔大的诗人，“仿佛能够昂头天外，把地球当皮球踢着似的”；刘子翚是位道学家或理学家，程颐说“作文害道”，而批评家认为道学是“作诗第一队病”，但是刘子翚并非只在道学家例充个诗人，他是真正道学家中的大诗人，他的鲜明比喻能够使抽象的东西有了形象，也很好解决西方“诗歌和哲学之间的旧仇宿怨”的问题……
| 编号：S25·2230520·1961 |
这些宋人和宋诗大都具有历史性的开创意义，而在诗风和诗艺的考察上，钱锺书也是按照“六不选”的原则进行选诗。他认为北宋初年的诗歌大多轻佻浮华，“缺乏人民性”，王禹偁提倡杜甫和白居易的诗，扭转了这种风气，《对雪》一诗约作于宋太宗赵光义端拱一年，那时候王禹偁是“右拾遗直史馆”，他认为，作为一名“谏官”，应该批评和劝告皇帝，“仍尸谏官位”，而作为“史官”的“直史馆”，应该把皇帝的言行和国家的事故作真实的、毫无掩饰的记载，“岂得为良史？”，钱锺书认为，王禹偁这样批评自己，“他是个有胆量说话的人。”另外一首《村行》，最后一句是“数峰无语立斜阳”，这是一种由否定命题而预设了肯定命题的活用，王夫之在《思问录》中说“言‘无’者，激于言‘有’而破除之也。”王禹偁说山峰“无语”，就是暗设了它们原先能语、有语、欲语，当忽然“无语”，诗艺便凸显出来。
但是在宋诗中，钱锺书指出的一些古典主义、议论浅显、末流而为本原等毛病也处处存在。他认为晏殊的诗歌有时会把古典成语割裂简省得牵强不通，《赋得秋雨》中的“楚梦先知薤叶凉”就是把楚怀王梦见巫山神女缩成“楚梦”两个字，他认为，文艺里需要摹仿，但是不小心总把所摹仿的作家的短处缺点也学来，在此，钱锺书用了《韩非子》第三十二《外储说左》上的形象比喻：“像传说里的那个女人裁裤子：她把旧裤子拿来做榜样，看见旧裤子扯破了一块，忙也照式照样在新裤子上剪个窟窿。”梅尧臣反对意义空洞语言晦涩的诗体，他主张的是“平淡”，这是对人民疾苦体会之深的结果，但是他的“平”有时变得没劲，他的“淡”有时往往没味，甚至将聚餐后害霍乱、上茅房看见粪蛆、喝了茶肚子里打咕噜之类都写进了诗里，比如“我今斋寝泰坛外，侘傺愿嚏朱颜妻”，因为外出思家，竟然希望美貌的夫人大打喷嚏，“这类不自觉的滑稽正是梅尧臣改革诗体所付的一部分代价。”分析王安石的诗歌，钱锺书认为他的诗歌讲究修辞的技巧，“把锋芒犀利的语言时常斩截干脆得不留馀地、没有回味的表达了新颖的意思”，但也为后来的形式主义培养了根芽，搬弄词汇和典故的游戏、测验学问的考题、借典故来讲当前的情事，代替了常用的语言，当然损害了诗意，“总不免把借债来代替生产”。
钱锺书认为苏轼的诗歌“豪放”，他批评吴道子的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完全可以用在自己的诗文里，另外，苏轼善用丰富的比喻，用一连串五花八门的形象表达一件事情的一个方面和一种状态，这种宋代散文里常用的“博喻”或莎士比亚式的比喻，就像是就小说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地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但是苏轼的毛病也在于铺陈古典成语，他批评孟浩然的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从中就可以看出他的偏向和弱点。对于秦观的诗，钱锺书认为修辞非常精致，但气魄显得狭小，尝尝落于纤巧，故同时人说他“诗如倒"、“诗似小词”、“又待入小石调”，金人甚至批评他的诗是“妇人语”、“女郎诗”；黄庭坚是“江西诗社宗派”的开创者，他对杜诗极为推崇，“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人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这“无一字无来处”也被黄庭坚、江西诗派奉为圭臬，所以他过于用典造成了生硬晦涩的缺点，“仿佛冬天的玻璃窗蒙上一层水汽、冻成一片冰花。”韩驹就十分讲究“字字有来历” ，他的草稿上都详细标注字句的出处，但是他的高明之处在于，能让每首诗的意思通体贯穿，语气能够承上启下，典可用则用不适也不去迁就，所以钱锺书认为，他的同派只是把砖头横七竖八叠成一堵墙，但是他不但叠得整整齐齐，“还抹上一层灰泥，看来光洁、顺溜、打成一片，不像他们那样的杂凑。”
钱锺书认为杨万里的诗歌“创辟了一种新鲜泼辣的写法，衬得陆和范的风格都保守或者稳健”；陆游不仅写爱国、忧国的情绪，并且声明救国、卫国的胆量和决心，还要“上马击贼”，“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这在其他诗人的诗文中是找不到的；钱锺书认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是“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田园诗又获得了生命，扩大了境地，范成大就可以跟陶潜相提并称，甚至比他后来居上。”陈与义的诗歌词句明净音调响亮，他也是北宋和南宋之交“最杰出的诗人”，姜夔的字句精心可以，读来自然，“这尤其是词家的诗里所少有的。”王迈的诗歌保存着辣性和火劲，“出处替人民讲话”，利登的诗《野农谣》反映了惨酷的真实情况，说出了人民的话，揭破了官样文章……
钱锺书按照“六不选”的标准进行选诗，并从出处、校对、注音、注义、注典、注史事、串讲语意、注诗艺等8个方面来进行注释，钱锺书显然没有严格采用传统笺注诗文的规范方式，而代之以幽默诙谐的口吻，轻松流畅的语言。这或者就是一种“别出心裁”的自由，但是在选诗中“六不选”也意味着肯定的可选、应选、必选的标准，钱锺书没有详说，但是很明显，在三十年后钱锺书提到的“趋时”，提到的“迁就和妥协”，无疑暗指了在“别出心裁”之上的更高要求，其实很明显可以感觉到，1958年年的这本《宋诗选注》更突出的是人民性，很多关于百姓疾苦的诗歌被选入其中，很多表现下层人民和统治阶级矛盾的诗歌被选入其中，很多采用俗语、口语的诗歌被选入其中，很多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的诗歌被选入其中……在《序》中，钱锺书两次提到了毛泽东的文艺观，一是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说到：“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二是引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
不选和选，很可能是矛盾，避免这种矛盾，钱锺书在《序》中其实隐约传递了自己的观点，从历史唯物史观来看，作品总是在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中产生，在他生活的现实里生根立脚，但历史只是一种背景，所以钱锺书认为“诗史”是一个偏见，历史的考据只能扣住表面的迹象，它需要的是克己的美德，否则就会变得不安本分，变成穿凿附会，而诗歌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由此钱锺书认为，“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但是，钱锺书的这个观点或者也是一种“别出心裁”，在必须“趋时”的要求下，在需要妥协的状态中，钱锺书“自作聪明”的选诗也必是要纳入历史的维度，必定要以“诗史”为标准，更要以服务1958年的“当下”为目的——甚至钱锺书本身也必定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标注，成为历史无可逃避的一个坐标，“结果就像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但是，历史也会提供领一个坐标，钱锺书作为学者大家的深厚功力，其范围之广博，选材之精炼，令人赞叹，而其尽力不仿古、敢违时的个性风范，仍能在选目中得以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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