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09《历史研究》：幸而生于“乱世”
这样，如今已无远弗届的西方社会掌握着全人类的命运，西方自身的命运又系于两个人的指尖，一个在莫斯科，一个在华盛顿，他们只要按一下电钮，就可以发射原子弹。
——《西方文明的前景》
莫斯科或者华盛顿，掌握着足够毁灭人类的核弹头，只要按下按钮世界就会毁于一旦，这是1950年阿诺德·汤因比面对的现实，对于这一现实，汤因比似乎并没有保持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他把这一现实称为“惊人的事实”：“人类的生死存亡系于一线。”当然，这不是从自我角度显露出来的担心甚至恐惧，而是对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担忧，而这也是历史研究的意义所在。对于汤因比来说，当现实变成一种“生死存亡”的现实，它本身就书写了一种历史：1929年汤因比着手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他面对的的是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那时产生的幻觉是“与1914年之前相差无几”，而当在1950年煌煌巨作即将付梓，他反而觉得“西方文明的前景”比1929年时更好，即使两个超级大国威胁着人类社会，但是和20世纪前四分之一世纪相比，在1950年世纪中叶再次对西方文明的前景进行预测，它似乎回到了某种乐观主义之中。
从1929年有了1914年战争开始前的幻觉，到1950年即使面对“生死存亡”也依然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前景，这一切构成了汤因比观念变化的“历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历史性转变？他把此前历史学家的悲观主义看作是“先验的答案”，保尔·瓦雷里就宣称所有的文明终将死亡，写作了《西方的没落》的斯宾格勒当然认为没落是西方文明的最终结局，不仅仅是西方文明，当西方社会的扩张和西方文明的传播把所有其他现存文明卷入到全球化浪潮之中，“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命运忧戚的共同体，那么那些先验的答案是不是意味着一种“末日学说”？汤因比认为悲观主义的推断未免简单化，但是“进步学说”也是基于很多错误的前提，尤其是把西方社会的发展看做是人类的方向，这种西方中心说“蒙蔽了西方文明的后代”，也蒙蔽了其他所有已知文明的后代，所以汤因比的任务就是去除西方自我中心的错觉，把历史的主线看作是“不断为尘世的人类灵魂开辟更多的精神出路”，尤其在全球化和人类生死存亡系于一线的时候，“历史研究”就具有了真正超越历史、回到现实问题的意义。
“什么要研究历史？”汤因比在最后提出并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历史学家的视角是无数人类视角的一种，从自身作为历史学家来说，汤因比认为是幸运的，因为“生于乱世”，当时局风云变幻，“乱世”就能提供一个个历史之谜，“乱世”就能成为历史学家的乐园，这就是“生逢其时”的意义；但是在汤因比看来，这种生逢其时还有更具个体的意义，在写作这本书之前，他已经受到了15年的拉丁文教育和12年的希腊文教育，这些教育都是现代早期西方复兴的文化，所以他认为只有接受这样的教育才不会犯文化沙文主义，才会避免把西方基督教世界视为尽善尽美的错误，才会在历史研究中求助于“精神家园的希腊圣贤”。抛弃西方中心说，却又以西方文化教育为研究出发点，这无疑显示了汤因比的某种矛盾，而在给历史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汤因比的“乱世论”所建立的是一种上帝式的救赎，他认为历史学家的天职就在于响应上帝的召唤，“寻求神，找到神”——当灾难性事件出现，对于历史学家的基本问题就是：甲事物如何从乙事物演变而来？可以把历史的发展规律看做是乙事物，可以把现实问题看作是甲事物，可以把文明的衰落和解体看作是乙事物，可以把西方文明的复兴看作是甲事物，所以在面对文明的衰落乃至“死亡之门”时，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这个问题引导本书作者研究文明的衰落和解体，进而又指引他进一步研究文明的起源和成长。”而这个答案就是上帝给予的——他把人类的生活看成是三维结构，把物质世界进行的离心运动看成是四维时空结构，把地球生命的进化看作是五维的生命时空结构，而人类灵魂作为上帝的赐予，就是第六维，在六维世界里，“注定要行使精神自由，接近或者疏远造物主。”
这就是汤因比给出的“历史研究”答案：研究历史的优势在于历史学家生于乱世，研究历史的方法是演变论，而研究历史的目的是寻求和找到神所在的第六维世界，这就是汤因比构建的史学观，而他在十二卷本中所进行的“历史研究”就是遵循着这样一条主线，在这条主线路，汤因比的悲观和乐观，西方中心说和文化共同体都构成了矛盾的观点，而实际上，关于文本，汤因比也透露出某种矛盾性。汤因比从全球的视角，从人类整体文明演进来看待历史，原著达到惊人的十二卷，后来根据读者意见进行缩减，节略本的编著者是D·C·萨默维尔，本来萨默维尔编写节略本只是自娱自乐，并不打算出版，汤因比开始也不知道此事，后来萨默维尔告诉了汤因比，并将书稿交给了他，“由他随时随意加以处理。”汤因比在1946年推出节略本第一卷的时候，认为萨默维尔的节略本表现出他文字功夫“炉火纯青”，他认为即使自己编写也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水平，他的解释是：“我觉得对一位作者而言，作品的发表始终具有这样一种效果，就是将作者在写作时作为其生命一部分的作品转化为他的身外之物。”
| 编号：W13·2250616·2317 |
萨默维尔的节略本就成为了汤因比所说“身外之物”，他以一种肯定和赞赏的态度对此作出了评价，甚至是以一个读者的角度表达了对萨默维尔的感谢，但是在1955年12月第二卷的序言中，汤因比虽然还是对节略本表达了肯定，“我的工作量并不太大，因为萨默维尔先生像以前一样，不但复述了我的中心思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我的原话。”其实在这里“身外之物”已经变成了“两人共同的成果”，关键是汤因比提出了一种阅读的方式，那就是在读过节略本之后再去看原著，“在我看来，原著与节略本可以配套。”没有明确指出这样阅读的必要性，汤因比委婉地表示，“一些读过原著的勇敢的读者会发现，这个节略本可以帮他们回忆原著的一般论点和结构。”在这里很容易体会汤因比的言外之意，只有勇敢的读者才会去读自己的原著，那么这种对“勇敢”的赞赏是不是意味着汤因比并不喜欢所谓的节略本——尤其是在阐述他历史史观的第二卷？
从把自己抽离出来让作品成为“身外之物”，到提出“勇敢的读者”去读原著的建议，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矛盾的转变也暗示他对于十二卷的巨著有着怎样的深厚感情，的确节略本由于过多交代了结论使得上下文存在脱节，但是在另一个意义上，也许只有“原著”才能体现汤因比对“历史研究”的精心构筑，而在这个构筑的大厦中，对人类文明复多形态的系统化阐述，也许才是最重要的——节略本主要集中在第一部《导论》而和下卷第九部《文明在空间上的接触》、第十部《文明在时间上的接触》、第十一部《历史规律与自由》、第十二部《西方文明的前景》和最后的《结论》。汤因比如何构建“历史研究”的体系？在“导论”中他考察了以往历史学家提出的“历史研究的单位”，指出以民族或国家为研究单位存在的弊病，“发挥作用的力量并非来自一个国家，而是有着更广泛的动因。”也就是说，“可以认识的历史研究领域”并非是孤立的，单一的，“能够予以认识的历史研究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在大小规模上处于另一端点的）人类整体，而是我们称之为一个社会的人们的某个群体。”
按照这一线索，他以西方社会从旧社会向新社会的过渡规律，从大一统国家、教会、英雄时代的发展因素进行分析，梳理了21种成熟的文明——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东正教-拜占庭社会、东正教俄罗斯社会）、阿拉伯社会、伊朗社会、古印度社会、远东社会（中国社会、朝鲜-日本社会）、希腊社会、叙利亚社会、印度社会、中国社会、米诺斯社会、苏美尔社会、赫梯社会、巴比伦社会、埃及社会、安第斯社会、墨西哥社会、尤卡坦社会和玛雅社会。而且他和斯宾格勒一样，把人类社会比喻成生物社会，按照种属概念建立起一种体系，各个社会是“属”，21个文明样本则构成了“种”，“隶属于这个种的诸社会一般被称作诸文明，以便使它们与同样是可被认识的研究领域的原始社会区别开来。”这些属于“种”的文明社会都处在文明状态，在这里汤因比将21种文明社会都给予同样的地位，“在哲学上假定是共时与等值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破除所谓的西方中心说，他认为这是自我中心的错觉、“东方不变”的错觉和进步是直线运动的错觉所形成的，根本没有所谓的理想文明，“如果用任何一个理想的标准对它们全体加以衡量，就会发现它们做得远远不够，它们之中没有一个比其他社会更为高明。”但是在阐述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中，西方文明的地位又完全不同于非西方文明，而他的上帝拯救说也在其中慢慢显露出来。
在分析文明的起源时，他分成两类，15个文明与先前的同类社会存在亲缘关系，而6个文明则直接由原始社会脱胎而来，所以他把重点放在这6个社会中，即埃及社会、苏美尔社会、米诺斯社会、中国社会、玛雅社会和安第斯社会。他考察这6种文明提出了“模仿论”：如果模仿的是风俗习惯，那么社会就会停滞不前，如果模仿的是具有创造力的个人，那么整个过社会就如“习惯的蛋糕”被切开，社会就会沿着变化的路径不断前行，这就进入到了“活动状态”，它是通过内部无产者和现存文明丧失了创造力的少数统治者分道扬镳才形成的。在关于文明的起源上，汤因比提出的模仿论实际上更侧重于一种超越，他认为这和种族、环境无关，一个社会最大的动力来自于挑战和迎战，“无产者的脱离正是面临挑战时实现从阴到阳变化的那种富有活力的应战；子文明正是在这种富于活力的分离中诞生的。”但是汤因比认为，并不是挑战越大就刺激越大，并不是刺激越大就越先进，他吸取了中国文明的“中庸之道”认为，“刺激在这个中点处达到最强，与挑战的最高点不同，这个中点应称为挑战的‘最适点’。”
在关于文明的起源中，汤因比提出了挑战与迎战的发展观，在这里他尤其强调了社会中的人为因素，“这种挑战暗含于社会关系内部，以分异开始，以分离告终。”只有在少数统治者无力进行领导时，内部和外部的无产者才对这种挑战进行回应，从而使得自己的精神觉醒，成为了新的领导者和社会中坚力量。这个观点更适合对“文明的成长”的阐述，他首先列举了几种已经停滞的文明，爱斯基摩人、游牧民族、奥斯曼人、斯巴达人，或者在依靠“绝技”中走上了僵化的道路，或者在对刺激过渡的情况中受到了惩罚。除了这些停滞的文明，汤因比指出文明成长的本质就在于在“中庸之道”中发挥“生命的冲动”，形成一种不断迎接新挑战的节律运动，在这里他所站立的就是“西方中心”：一方面，西方文明就体现了对规律的把握，“宏观上，生长本身呈现出一个逐步控制外部环境的进步过程，微观上则是一个逐步自决和自我表达的进步过程。”另一方面，他把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看作是都以西方的一次挑战，他既认为这并没有给西方文明进步造成威胁，又把布尔什维克革命看作是西方内部事务，而且共产主义成为俄国的革命教条正说明西方文化的生命力何其强大，因为共产主义本身就源于西方背景。同时他认为印度在甘地的领导下脱离了英国殖民者，但这只是表象，“支持者正是那些极力破坏他的真实使命的真正的印度工业家，因为他们把西方的工业技术移植到了印度。”
所以汤因比认为，从西方文明的强劲动力来看，文明成长的本质就是将外部环境转移到成长中的人格和文明内部，这就是他提出的“自决”图示，“生长意味着成长中的人格或文明趋向于成为自己的环境，自己的挑战者，自己的行为场所。”自决的意义是什么，那就是寻找和发现领导者、精英，甚至就是柏格森所说的“超人”他才能完成挑战和迎战的发展使命，而西方文明就有这样一种自决的力量：“集中一切兴趣、努力、能力，利用独创的物质和社会机器，让自然科学的发现服务于物质目的——物质机器比如汽车、手表、炸弹，社会机器比如议会制、国家保险制度、军事行动时间表。”那么很明显，文明之所以衰落，就在于少数创造性的群体丧失了创造能力，整个社会出现了分裂，这就是“自决的失败”。这种分裂继续发展就变成了文明的解体，他既有少数统治者和内部无产者带来的内部分裂，也有外部无产者形成的外部分别，既有社会丧失了自决权而导致的分裂，也有人类灵魂的分裂。但是解体并不代表真正的死亡，汤因比认为只有在灵魂的分裂中才有可能形成“新生”，它以归隐-复出的方式出现，它以“溃败-重整”不断循环的节律出现，在这个意义上，汤因比把最后的创造者归结为“救世主”的角色，“复古主义的救世主试图重建幻想中的过去，未来主义的救世主试图跨越现实进入虚幻的未来，遁世论者描绘出的救世主是装扮成王者的哲学家，而变容论者心中的救世主则是化身为人的上帝。”只有救世主才能拯救社会灾难，才能应对丧失了创造力的社会，才能真正成为人类文明的创造者——就像基督死后的复活，他是文明新生的必然力量。
从文明的起源到发展，从衰落到解体，汤因比构筑了社会文明的历史轨迹，但是这基本上还是在不同社会文明内部的考察，那么文明和文明之间，在时间的承续上，在空间的接触上，是不是也有不同的模式？这就是汤因比“研究领域的拓展”，“我们要理解文明的最后解体阶段，就必须超越正在解体的文明本身，将外部力量的冲击也纳入我们的视线。”这里就有了两个面向，一是同时代文明在空间上的接触，二是不同文明和同一文明在时间上的接触。在“同时代文明的碰撞”中，汤因比就是以西方文明为基准，考察了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的接触，重点则是现代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的碰撞，而对于西方文明“现代”的开端，汤因比认为，“从现代西方的角度来看，西方的现代性始于西方人蜕变成熟，出于自身的意志而非上帝的旨意，摒弃了‘中世纪’基督教教规。”而和非西方文明的碰撞，汤因比确立的一个是否成功的标准则是“其他民族是否能够西方化”。
同样，对于不同文明在时间上的接触，汤因比也以西方文明为基本样本并且以“复兴”为这种时间接触的总趋势：政治思想和制度的复兴是希腊文明在中世纪晚期意大利的复兴；法律制度上则是基督教法律对摩西律法和罗马法的复兴；哲学是希腊世界的在亚里士多德哲学在西方基督教的复兴……在分析了文明的发展过程之后，汤因比提出了“历史规律”的问题，在他看来，历史规律除了要遵守“自然规律”之外，还必须服膺“上帝的律法”，“自然规律”解释了周期运动的规律性，“上帝的律法”则揭示了人对于持之以恒目标的追求，它是意志，是人性，是精神，“其结果要视人类的各种关系而定，不仅是人与同胞、人与自我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人与救世主上帝的关系。”它的另一个名字就是自由，所以汤因比由此阐述了自由的历史史观，“人的自由就是作为爱之化身的上帝的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规律即意味着自由。”
汤因比最终所建立的“自由”史观所要解决的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西方文明的前景。当西方文明依然是“没有明确显露出解体征兆”的文明，甚至还是处于成长阶段的文明，西方文明所要担负起的任务就是在全球化浪潮中构建一种命运共同体，尤其是在人类生死存亡系于一线的困境中：“每一个文明的衰落都起因于自身的失败。一个衰落的社会被自身制造的偶像所禁锢，丧失了宝贵的选择自由。”所以要破除自身的偶像禁锢和技术主义，从技术、战争与政府和技术、阶级斗争与就业两方面解决危机，尤其在精神意义上，“重新崇拜上帝，愉悦上帝，进而实现人类真正的目标。”因为有上帝所以有前景，所以西方文明会看见“怦然心动的温暖光芒”。这就是对上帝的寻找和发现，这是对新生的期许和希望，也许只有生活于“乱世”的时候，那条人类文明从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的轨迹才会更清晰，也只有在生死存亡的时候，才能真正发现上帝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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