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5-25 《大卫·戈尔的一生》：为舆论而死？
如果贝西租来的车不发生意外，她就可能在执行大卫死刑之前赶到，就可以用手中的那盒录像带公布康丝坦斯“被杀”的真相，那么，处决大卫就可能延期，甚至最终被取消；或者按照另一个计划，他们不必通过曲折的方式将录像带交到记者贝西手上，直接向司法部门公布录像带，从而证明她是自杀，也可以挽救大卫的生命。但是，一切就这样发生了，“我们已经处决了大卫·戈尔，他在6:12分已经死亡。”最后，德州州长在反对死刑和支持死刑的游行者面前这样说。
死亡已经发生，而且，死亡必须发生，这就有了一种质疑：大卫·戈尔的死亡是一种谋划，是一个计划，就像康丝坦斯一样，他们用自己的死亡来证明在这起案件中，结果是一个误判，从而在最大可能中，让舆论来关注这个典型案例，而真实发生的误判也成为死刑制度不合理的一种证明，也就是说，康丝坦斯和大卫都成为“殉道者”，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完成死亡，从而证明这是一种误判，并通过舆论的放大效果让社会关注死刑制度，从而在讨论中让天平自动倾向与自己这一边：必须废除死亡，因为死刑是对生命的扼杀，会引起新的仇恨，而仇恨会让人互相残杀。
舆论放大效果真的是大卫必须追求的一种方式？如果在被执行死刑之前公布那盒记录真相的录像带，就不会起到这样的效果？用付出自我生命的方式来证明死刑里存在着误判，继而让公众来质疑甚至否定死刑，这是一种自我牺牲，而这样的意义显然是超越个体的，它是反对死刑最有力的实践和证据。从个体意义上升到制度意义，这就是大卫、康丝坦斯的逻辑，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残忍”地杀死了自己，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违背了对于生命的敬畏，所以，当贝西看见那盒录像带时，她是悲伤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当她在大卫“犯罪现场”亲自体验蒙着塑料袋、戴着镣铐走向死亡的过程时，她在挣扎；当她无法赶在死刑执行之前救下大卫，她跪倒在公众面前……是的，她看见了死亡一步步降临，她体验了从生而死的最后时刻，她无力挽救一个生命，所以把贝西当成一种舆论引导的力量，她的死亡体验反而又以相反的方式回到了生命本身。
那么，这样一种殉道式的死，真的会在舆论关注中起到最大的效果？其实无论是康丝坦斯还是大卫，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成全一种死，本身就在两个维度上希望达到效果，一种是个体意义上的，是实践着某种人生的意义，另二种是社会意义的，他们以标本的方式反对死刑，反对死刑种可能出现的误判，反对以仇恨的名义让生命陷入一种恶行循环。那么，这两个维度的死，在他们殉道中是否都已经达到？个体意义上中的大卫和康丝坦斯，在死亡之前都陷入了某种困境，这种困境让他们无法自拔，从而选择以死亡的方式来追求更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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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艾伦·帕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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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卫看来，这只是聚会中男情女悦的放松，甚至在他那里仅仅是发泄，而当不设防的自己放弃了身份，放弃了道德，便也开始陷入到一种再无法轻松走出的困境中，即使在第二天他面对康丝坦斯说起这是一个“错误”，“我昨晚干了一件蠢事。”当他们录完那一期关于死刑电视辩论节目之后，却看见警察找来了，原来波林控告他强奸了自己，身上的精液，扯破的衣服、咬伤的肩膀，都变成了证据——他成为了一个强奸犯。
这似乎成为大卫最致命的打击，也使得生活、工作一下子跌入了深谷，他被学校开除，失去了工作，而妻子也离开了他，还带走了他最爱的儿子杰米。他失去了身上的一切光环，一个被放纵的欲望就这样让他尝到了人生的打击：他去找工作，他们对他说：“我们不能聘一个强奸犯。”在大街上，看过有关他报道的人都对他另眼相看——这些个人的打击其实就是以舆论的力量让他深受其害。在另一方面，他没有了家庭，没有了儿子，那个房子也挂上了“此房出售”的牌子，而他再也见不到最可爱的儿子，打电话给妻子，也都是忙音。于是他开始酗酒，在喝醉了的时候，疯子一般在街上自言自语：“苏格拉底被判了死刑，他用罚款来代替死刑，是30块，哦，不，是30迈纳，哦，不，是30迈尼——必须是复数……”而自暴自弃酗酒的他不但找不到工作，而且连儿子杰米的探视权都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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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戈尔的一生》电影海报 |
他无意是波林阴谋的无辜受害者，而在从大学教授沦为强奸犯的过程中，尽管波林寄来的明信片上写着“我的愧疚超出了你想象”，但是这根本不是道歉，仍是赤裸裸地讽刺，对于大卫来说，成为强奸犯是自我的一次放纵，让他陷入到无法自证的尴尬中，但是在更深的意义来说，他一步一步迷失就是无法抵抗舆论的压力，或者说，是舆论让他失去了生活的信心。而正是这一种生活的压力，在个体意义上形成了压制自己的力量，所以他需要反抗，需要突围，需要证明自己，“自由就在你的骨子里。”而当他找到为废除死刑而奔波的方式时，就是让自我意义的压抑变成一种改变社会舆论的力量。
这同样反映在康丝坦斯身上，那一次她拿了报纸在门口昏倒，那时失意的大卫将她送到了医院，医生告诉他的是，康丝坦斯患上了白血病，这是一种绝症，预示着在不长的时间里将走向死亡，康丝坦斯知道了这个消息，她告诉大卫的是，自己现在处在对于死亡的“否定”状态，“这对于一个反对死刑的人来说是很不合格的。”否定死亡，就是害怕死亡，害怕死亡就是希望活着，希望有个孩子，希望过冒险的生活，希望和爱的人在一起。“我看见你了。”这是大卫对她的回答，其实在夜晚的目光中，两个孤独的人已经走到了一起，在他们做爱中，康丝坦斯对大卫说：“我要你在我的身体里，我害怕死亡，这让我太累，要把死亡赶走。”
一个要走出迷失的人生，一个要把死亡赶走，这都是个体在痛苦中的挣扎，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希望拥有活着的人生，也正是这样的欲求，使得他们开始从小我中走出来，投入到废除死刑的运动中。正像大卫在曾经身为哲学系主任讲课时谈到拉康哲学所说：“不要依据你达成多少欲望来衡量你的生活，而该以获得多少真诚、怜悯、理性，甚至自我牺牲的时刻来衡量。因为到头来，衡量我们生平轻重的唯一标准，取决你如何看待他人的生命！”拉康所说的“欲望”是一种动力，是超越现实的存在，“欲望必须超越现实，而且欲望必须无法实现，这样才能疯狂幻想。”反对死刑，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不停止的欲望，就是为了改变现实——作为反对死刑组织的骨干，不论是大卫先前和德州州长在电视辩论上谈死刑的危害，还是康丝坦斯组织游行大喊“不要再执行死刑”，这些都是在舆论层面阐述观点，或者有效，但是似乎并不能造成更大的冲击力，当一个个死刑犯人被最终执行而失去生命，他们都会痛苦地在头像上画上叉，这是一种个体的无力感。
但是，当他们决计要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来实践的时候，似乎又必须让自己成为舆论的主导者，大卫关进死囚监狱，背后的“DR”是他最后的身份属性，“在这里我是杀人犯，是个凶手，过4天就要处决了。”他对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贝西这样说。贝西是他在死之前选择的唯一记者，因为她曾经入狱，而原因是保护青少年卖淫者而“蔑视法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选择贝西的意义就是用她的力量来建造一个舆论场，“康丝坦斯被奸杀”，这是大卫被判死刑的根据，当一个女人被剥光了衣服，被戴上了镣铐，最后在强奸之后被塑料袋蒙死，无论如何都会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审判者：：“他必须去死！”
只有三天采访，只有从每天的下午3天听说大卫的故事，对于贝西来说，这是一个逐步揭开谜底的过程，而她揭开大卫“犯罪”真相的目的，不是为了挽救一个个体的生命，就像大卫接受贝西采访时说：“你不是为了就我，是为了让儿子知道父亲是怎样一个人。”从沦为强奸犯到人生的失意，再到和康丝坦斯看到了死亡，大卫讲述了自己曾经做过的事，但是并没有说出“奸杀”康丝坦斯的真正原因，在最后结束采访时他对贝西说：“明天这个时候我就死了，而你还有24小时找到答案。”让贝西寻找答案比告诉她答案更能起到震耳发聩的作用，所以当贝西得到了片段的录像带，看到蒙着塑料袋、赤身裸体的康丝坦斯只是动了一下脚，便再无声息地死去，她便开始怀疑，最后当自己体验了全过程，在塑料袋被揭开的一刹那，气喘吁吁地贝西说：“她是自杀的。”
贝西找到了答案，毋宁说是通过贝西的寻找，让这个被设计好的过程可以在舆论面前放大，不管是一直跟着他们的牛仔，还是那盘完整的录像带，其实都只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当贝西终于没有曲折地拿到了证据而奔向现场的时候，她其实完全可以将大卫从死亡边缘拉回来，只是坏掉的出租车终于还是将大卫推向了死亡，一个个体的死，加上康丝坦斯的自杀，无疑具有了叠加意义，贝西的悲痛无疑将这个事件指向了死刑本身：康丝坦斯和大卫就是用死亡的方式来证明死刑的不合理，证明生命的消逝是一件残忍的事。
康丝坦斯属于自杀，大卫之死属于误判，两个生命的终结换来关于死刑的大讨论，无论如何这样的殉道存在着某种争议，不管是大卫的迷失，还是康丝坦斯的患病，在个体意义上他们都希望追求更高的存在意义，一方面通过实践来证明尊重生命的意义，另一方面来证明死刑绝不意味着所谓的正义，不能终止真正的犯罪，但是这样一种证明，必须用自我牺牲的方式才能达到？在大卫和州长的辩论中，其实已经有了关于州长任期内误判的案例和数字，大卫之死只不过是增加了一个枯燥的数字而已；而另一方面来说，用自杀来伪造他杀，用自死来唤醒生命意识，也违背了某种原则；而在为舆论而死的阴谋中，这样的自我牺牲更是显得可笑：大卫不就是被舆论所扼杀的，反其道而行之，就像那个被康丝坦斯吞进肚子里的钥匙，无论如何也无法打开那把关于自由的钥匙，“自由在胃中”，生命在死亡里，这不也正是一种悖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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