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14《再见语言》:在沉睡的河流中看见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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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来很抑郁,他梦见了马克萨斯群岛,就像杰克·伦敦的小说里写的一样。

像是喃喃自语,又像是在对话,可是那本书是合着的,句子在里面,段落在里面,像杰克·伦敦小说一样的故事也在里面,而那个忧郁的他也一定在里面,那么真的在不被打开的时候去往了梦中的马克萨斯群岛。但是闭合的书本只是一种客观存在,为什么男人还在说话?一种打开的状态,是让“他”,让那个梦,让马克萨斯群岛,甚至让杰克·伦敦的小说又变成了一个文本,就像说完这句话之后,黑色的屏幕上打出的一行字幕:名单之后还有内容。

终于在一连串和影像相关的工作人员之后,打开的声音变成了内容:“马尔堡出发去打仗,不知道他何时归来!”不是一个男人的喃喃自语,也不是他和一个女人的对话,而是集体的口号,以一种陈旧、复古而又激昂的方式在影像的结尾回荡,仿佛一本书打开,在历史的深处,在虚构的深处,在语言的深处又继续呈现一种可能:他何时归来?归来或者不归来,都是关于时间的疑问,而这个疑问看起来是一个通向无限远的存在,但是却被一种摆放在那里的障碍所终结:战争。

打开的声音,打开的语言,终结即使新的开始,而回到题解,这便是一个“”再见语言的问题。标题是“ADIEU AU LANGAGE”,呈现在屏幕上的时候,一样是黑色的背景,一样是名单,也一样被打开:戈达尔把这个标题置换成两种形式,一种是“AH DIEUX”——单数的神,另一种是“OH LANGUAG”——哦,语言。“道与神同在”,语言即是神,戈达尔就是在恢复语言的逻各斯状态,但是当语言变成神,其意义是在寻找一种同一性,一声爆炸传来,是关于战争的注解,但是战争表达灾难的同时,却也成为一种如神的存在,戈达尔就是引用赫拉克利特的方式把看到了语言和战争的同一性,也就是语言和战争一样,建立了一种秩序,甚至如神一样创造了万物存在。

“我们会像发动战争一样维护和平。”这是一种吊诡,戈达尔其实在这样的吊诡逻辑中衍生出两种思路:战争摧毁了和平,这是罪恶的根源,但是在这种“反战”之外,则是战争的平等性,“国家必须为整个过社会负责”,甚至,国家也拿走了一切的恐怖主义。所以无论是1793年恐怖时期的新立法,还是1933年希特勒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其实都代表着一种旧秩序的终结,而现在的问题,其实是战争平等的合法化问题,也就是说,战争制造的灾害是有形的,它可能的平等则是虚幻的,就像战争之后的法律,“如果法律视自己有理,则是欺人。”

语言是不是也在这个意义上,跌入了无法解决的悖论中?两个孩子坐在地上玩骰子,投掷、落地,显示出上面的点,上帝不玩投骰子的游戏?这是一种逻各斯的必然性?但是天真的孩子却在游戏中变成了神,他们主宰了自己的世界,主宰了一切的机遇,即使随机,即使偶合,也是游戏的一部分,或者,在这个意义上,战争和语言,以及上帝,更像是一种面向自身、“视自己有理”的游戏,所以当这样一种逻辑成立,那么“再见语言”就会成为一个关于平等、关于自由的论题。

而其实,戈达尔从来没有试图以神学、哲学的目光来审视这个人类存在的问题,被打出的3D变成了被压在2D上面的一种惩罚性标志,摇晃的镜头变成了对于平稳世界的破坏,呓语般的各种引用、错乱的画面变成了对于影像的一次解构实验,而本来在镜头后面指挥的戈达尔却说:“我现在已经老了,人越老想得越深,水面上的事情我已经抓不住了,我在水底思想。”似乎一种失控的状态,正在把所谓的语言推向无法阐述的极端,而无法阐述的语言,既不是为了误读,也不是为了无语,而是在这种如战争的吊诡中发现那个“水底思想”。

导演: 让-吕克·戈达尔
编剧: 让-吕克·戈达尔
主演: 海洛依丝·戈多 /卡迈勒·阿德里 / 更多
制片国家/地区: 瑞士 / 法国
语言: 法语 / 英语
上映日期: 2014-05-21(戛纳电影节) 
片长: 70分钟
又名: 告别语言(台) / Goodbye to Language 3D

一种实验,就是从那文本的《文学探索试验》开始的,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在戈达尔长大的瑞士日内瓦湖畔的小城尼翁中,被摆放在桌子上,女人拿起一本,男人则看手机上的索尔仁尼琴头像,一种现实的场景里,交汇着文本的语言和技术的语言,但仅仅是一种工具的运用,当图书、手机、搜索、头像都变成语言的一种,索尔仁尼琴所书写的关于文学的探索实验意义何在?游戏之一种?对语言的解构,其实也是对于战争的一次建构:女人起先坐在凳子上,男人从远处过来,然后把女人从椅子上拽起来,并推搡着,一种暴力的实施,而当女人和男人离开镜头之外,一辆车从另一边开过来,然后想起了枪声,接着有人跑了过去,在镜头之外查看发生的事情。最后,另一边走过来另一个男人,他拿着报纸,走进椅子,然后看着女人坐过的椅子,作沉思状。

一个游戏?一种行为艺术?镜头之外和镜头之内,男人和女人,暴力和枪响,似乎都在用影像语言来解读这一切,而隐藏其中的线索更可以解读为:为什么没有反抗?“社会是否会把凶手看成是社会的反抗?”女人的声音这样说,声音提出疑问,似乎也需要用声音来提供答案:“他病了。”和语言一样,在反抗的意义上,凶手是社会秩序的受害者?但是当他们反抗而制造暴力甚至灾难、战争的时候,是不是也变成了实施者?所以又变成了一种悖论:无论如何,在一种缺无的状态中,语言无法解说语言,战争无法结束战争,当然,法律也无法维护自身。

这只不过是戈达尔的一个引子,在被打碎的影像世界里,在被解构的语言悖论中,他似乎想要寻找语言言说两种形式的真正意义:第一部分叫自然,第二部分叫隐喻,而且,在神学、哲学、社会学层面之上,加入了剧情:“一位已婚妇女和一位单身男人相遇。他们恋爱,争吵,流泪。一只在小镇与城市间游荡的狗。四季轮回,男人和女人再度相遇。”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间房子,戈达尔提供的剧情文本似乎天生为战争式语言安排了位置:首先,女人是已婚,在男人的口中说出过他的丈夫,“组织事件,但只是个体。”女人这样回答男人的问题,组织事件,是不是就像结尾喊出口号的人?女人说到了“金沙萨”,说到了刚果河湾,无疑也证明了一种战争的存在,但是“只是个体”,也就具有了某种偶然性,甚至是自由选择的权力。其次,两个人省略了结识和交往的过程,但是在此时此刻在一起的现在,他们却在争吵,这是不是另一场战争?女人说,四年了,我爱你,我离不开你。却在另一次说,你伤害了我,你性侵了我。

《再见语言》电影海报

在阴暗、压抑的世界里,男人和女人没有过多肢体的冲突,甚至他们会以交合的方式度过时光,所以两个人在一起,他们在个体层面上的战争就只剩下语言:不仅仅是两个人吵架的战争,更是不同观点的交锋,甚至是两个人如何相处、如何爱、如何恨的交流。已婚女人和男人,似乎天生构成了一种不对等的关系,所以在所谓语言的问题上,他们直面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平等。女人说,我不能待在着,“今天,每个人都害怕,今天是一个噩梦,每个人都以为梦是别人的。”男人则说:“我不害怕。”女人说:“你侵害了我。”男人说:“我们必须做点什么。”然后占有了女人的身体。女人说:“我离不开你。”男人说:“现在,就离开,微笑着离开。”

一种言说意义上的不对等,所以当女人似乎更渴望一种“平等的意向”时,男人则告诉她:“平等的基础,是所有的时间和空间里的人都是一瞬,所以唯一的思想是在粪便中产生。”不平等是因为有思想,当所有人都变成产生粪便的动物,也就不会有这种不平等。这是一种取消了主体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取消思考,取消言说——一句话必须要有主语,有宾语?所以只要有主语和宾语,有主体和客体,甚至有男人和女人,由过去和现在,就会有不平等:她赤身裸体地站着,他蹲在厕所的马桶上,她想要洗澡,他抚摸着她却被拒绝——他们永远在对立中,永远在主语和宾语的位置上。

所以在这样一种境况下,男人和女人要消除对立,要建立平等,就必须“再见语言”。他们似乎用两种方式来抵达这个目的,一种是返回没有思考就没有语言的状态中,“如果一个人的双眼被其他人的注目锁定,那么他就无法自由思考。只要被目光锁定,我们俩便不再是我们俩,孤身一人变得难以忍受。并不是动物盲目,人,被良心遮蔽,无法看清世界。”成为动物,就像男人引用里尔克的那句话:“外界只能通过动物的目光感知。”于是,这个世界永远有一条狗,一条没有母狗爱情的狗,一条没有同伴对话的狗。

狗在河边,狗看落叶,狗在觅食,狗在观察,一双狗的眼睛,就是没有语言的人的眼睛,它在溪水中,在河岸边,在草地上,这是一种自然状态,而这也是戈达尔所谓“自然”的一种解读,而投射在狗身上的自然主题就有了这样一种逻辑:狗没有语言,所以是平等的,狗裸体,所以是自由的,“自然中没有裸体,动物没有裸体,因为它们生而裸体。”裸体就这样在没有裸体的自然中成为自由者,而这只不过是又一种悖论,狗也会被甩上铁链,也会悲哀地叫唤,也会孤独和无助,而这些难道不是狗的语言?而狗也在男人和女人世界里产生了互文,它也坐在沙发上,也在房间里,而这样一种状态又彻底解构了男人和女人所谓的自由论:他们也学狗一样裸体,也自由行走,但是依然在。两个人的世界里构成了一种对立。

“所有面对面都会创造语言。”这是男人说的话,而使用语言就必定会有东西出现,“要找个翻译”,这是语言转换,甚至取消语言对立和争吵的一种办法,这种翻译便是行动。无论是男人进入女人身体,还是女人作为模特让男人绘画,他们都在不创造语言的情况下处在翻译中,但是语言只是藏匿了,并不是消失了,甚至行动本身就是语言,所以女人在拿着托盘,拿着画布的时候说:“只有做些什么,我才能说话。”做些什么本身就是语言,而他们在行动意义上却一意孤行,“事实无法解读我们的所作所为,但可以解读未竟之事。”——把行动指向了未来,而未来不存在于语言之中?一种虚妄而已,正如他们裸身站在镜子面前,男人说:“我们两个都在。”而女人却说:“是四个。”所以当两个变成四个,当虚像变成实体,指向未来的虚妄又成为语言的新牢笼。

“也许我们会有孩子。”这是男人对未来的某种期许,而女人的回答是:“不一定,那就养狗吧。”未来是孩子,未来是狗,未来是玩骰子的孩子,未来是裸体的狗——和现在有什么区别?所以语言或许会成为永远无法说再见的东西,就像男人和女人,“上帝之影,这不是为了爱她另一半的女人而设吗?每个人都可以阻止上帝的存在,但没人这样做。”所以自然的问题变成了隐喻的问题:语言是当初靠在海边的女人说的那句:“听你指挥”,也是之后的那句:“服从我”;语言是纳粹暴力世界里对问母亲的孩子的命令:“不许问为什么”,也是女人问男人:“战争吗,我们如何处理尸体?”

语言是指挥是服从,是为什么是如何,更是创造,“使用语言就会有东西出现。”而这种创造是在沉睡的河流中看见深渊,是在雪莱的故事里看见悲剧,是在符号中看见革命性力量,是在“洛朗-施瓦茨-狄拉克曲线”的零之外找到无限,当然也是在男人和女人之中找到“上帝之影”:上帝是道,是语言,是逻各斯,是战争——不是极权主义、计划经济、国家机器,资本主义、和平年代的剥削,不是核能、转基因生物、纳米技术、广告宣传、恐怖主义,而是革命,如从男人和女人的影像回到1861年写出《西庸的囚徒》之英国诗人拜伦,“关于革命的愉快讨论,朋友们的好机会”——一种影像死的构建,是为了能在革命中“高谈阔论”,所以戈达尔就是要从索尔仁尼琴的“文学探索实验”变成“电影探索实验”:“你必须从下开始,左和右是被创造的,只有上和下不是。”无关政治派别?无关观点碰撞,只是探入到语言的最深处,在向下的言说中,才能抵达语言的无限,正如“名单之后还有内容”一样,在“再见语言”中,所有人都从“马尔堡出发去打仗”——回不回来在其次,因为语言从不屑于回答未竟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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