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1-14《援助》：脆弱的平等终会被吞噬
目光向左，莎拉的眼神里是愤怒；目光向右，托尼的眼神里是迷惘。左和右，相向而行，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是病人和护工的不同，是愤怒和迷惘的态度，但是中间那个醒目的“HELP”分明是他们共同喊出的呼求，向谁表达求助的需求？谁又来伸手援助？像是一个空洞的呼喊，在左和右的分离中，在上和下的隔阂中，在愤怒和迷惘的相异中，“HELP”最后变成了“No one is coming”的绝望：没有人会来拯救你，没有人就是一个空无。
大大的“HELP”，小小的“No one is coming”，电影海报传递出的是怎样一种复杂而绝望的感情？为什么左和右、男和女、病人和护工无法站在一起？无法争取到平等的权利？这个疑问一样成为莎拉最后的质问：“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生命不再平等了？”质问生命不再平等是因为她目睹了即将过十四天隔离期的托尼被无情地带离了那辆拖车，是因为患有早期阿尔海默症的托尼又被推向了已经缺失了某种人道的护理机构——当托尼被护理中心主任斯蒂夫带进那扇门，从黑暗中再也看不见他，仿佛被吞噬了一般，身为病人的托尼、可能被感染新冠病毒的托尼，从这扇门进去或者就是进入了即将到来的死亡，和曾经在这里死去的病人一样，他再也没有可能逃离。
被黑暗吞噬，绝不仅仅是托尼一个人的命运，当莎拉发出了关于生命平等的质问，她其实也被拖入了那黑暗的世界，其实也面临被吞噬的命运：因为她被举报被警察带走，已经失去了自由的莎拉面临着非法带走托尼的指控，在这个她一个人实施的拯救计划中，她不仅没有让托尼看到希望，更是将自己推向了不可知的命运，“HELP”的救赎没有了，“No one is coming”的绝望不可逃避，在左和右、男和女、病人和护工都被剥夺了平等权的现实面前，还有谁会伸出手，还有谁会带来希望，还有谁给与人一点尊严？
似乎命运在莎拉应聘这家晴空疗养院时，就已经慢慢展开了。第一个镜头是一辆停着的红色轿车，在镜头慢慢推进中，传出的是莎拉的声音：“护工的主要工作，就是认可，以及维护住户的尊严……”作为一名面试者，莎拉其实在复习所谓的护工手册，但是她强调的是认可，是尊重，在这个意义上，她非常渴望加入其中，非常希望实践手册上的指导意见，而认可和尊重，最重要的就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她是唯一的应聘者，在斯蒂夫面前，她说出了自己曾经照顾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爷爷的经历，在斯蒂夫故意惹怒她的考验中，她也顺利过关了。而在“周一见”开始的具体护理中，她也的确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观付诸实践：她白天上班晚上上班，她和这里的住户聊天讲笑话，她照顾他们的生活，她和他们一起过圣诞节，就像她对斯蒂夫说的那样：“他们不是病人，他们只是住户。”
和波力一起念诗，给赫尔克装假牙，给肯尼讲笑话，尤其是和在这里第一个认识的托尼，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应聘时，托尼和肯尼就热情和她打招呼，当斯蒂夫用言语刺激她，刚要愤然离开，是托尼给她端来了茶；而在莎拉第一次上班时，刚穿上护理制服的她就和斯蒂夫出去寻找“失踪者”，而这个失踪者就是托尼，托尼跑出去是要回家，是要去找妈妈，而他的妈妈已经去世多年，是莎拉走上前告诉他：“咱们回家吧。”在疗养院里，莎拉和托尼一起玩“笨蛋纸牌”，一起回忆小时候的恶作剧；而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在护工严重紧缺的情况下，是托尼帮助莎拉将呼吸急促的肯尼翻身过来，莎拉说：“你是我的英雄。”而托尼欣慰地说：“有的日子里我感觉自己很清醒，知道自己应该是什么样，还有些日子里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但如果我能帮上忙，那就太好了。”
| 导演: 马克·穆登 |
托尼是一个病人，但是莎拉的确是把他看成是朋友，看成是住户，看成是平等的人，但是最初在车上复习护工手册时，莎拉其实完全被起雾的前窗玻璃挡住了，这是一个“遮掩”的隐喻：所谓的认可只是一条自言自语的守则，所谓的尊严只是旁若无人的口号，所谓的平等只是自我构筑的美好理想。莎拉进入护理中心，这个被遮掩的现实并没有残酷地展现，但是当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一切都开始解体。也是从车上，莎拉在广播里听到了疫情发生的新闻，接着护理中心被转移进来8个新冠病人，这是猝然而止的现实，护理中心没有足够的防护设备，甚至他们连口罩也没有戴，那些病人被转移到这里仅仅是为了提供给他们床位。但是很快这里发生了传染，那些住户开始咳嗽，第一个死亡的是格洛里，在几乎没有特殊救治的情况下，她躺在病床上死去，遗体被抬了出去，床空了，门上的名字被拿掉了，封条被贴上了——这就是新冠疫情带来的残酷的现实。
莎拉目睹了这一切地发生，但是对于她来说，最为残酷的并非是病人的逝去，而是那种平等观被完全打破。住户不断死去，护理人员不断被感染，她几乎是一个人值夜班，那天晚上，她发现肯尼呼吸急促，于是她给医生打电话，但是急救热线已经停用；她又联系诊所，但是晚上诊所已经关门；她打电话给斯蒂夫，传来的也是连续的咳嗽；她又联系国家医疗服务热线111，但是热线电话只传来录制好的声音……在只身一人的情况下，莎拉想到了网上减轻呼吸压力的办法，但是当她来到肯尼那里，根本无法将肥胖的肯尼翻身，而测量他的体温已经达到了38.2℃。欲哭无泪的莎拉只好敲响了托尼的房门，凌晨三点半正是托尼沉睡的时间，当叫醒托尼，莎拉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能不能保持清醒的状态——因为托尼毕竟也是一个住户。在托尼肯定的回答之后，莎拉终于和托尼一起，将肯尼翻身，这使得肯尼的呼吸压力减少，之后，她又让托尼冲了澡做好个人防护，然后让他休息，自己则进了肯尼的房间，继续照顾他，直到第二天护理中心的另一名护工托莉赶来接班。
这是莎拉经历的最忙碌的一个夜晚，也是最束手无策的夜晚，对于她来说，困于其中不是因为只有一个人，而是在疫情面前那种平等几乎荡然无存，无论是急救热线还是私人诊所，无论是国家医疗服务热线还是救护车，都无法为这里的住户提供服务，当公共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她只能通过网上的方法，通过个人的努力“解救”濒临死亡的肯尼——公共服务的缺失，这个夜晚其实已经没有了所谓的认可和尊重，在莎拉忙碌而陷于绝望的过程中，她拨打过的国家医疗服务热线111在电话那头播放着语音信息，它在重复，但是这完全变成了一种讽刺——后来莎拉接到托莉的电话，得知的信息是：肯尼死了。
《援助》电影海报
死了，是一个生命的消逝，是一张床变成空位，是一个门上的名字被拿掉，当然更是生命平等权的缺失。或者在新冠疫情爆发之下，医疗资源的紧缺，防护设备的不足，也许是一个客观原因，但是对于莎拉来说，当她再次回到护理中心，当一批医疗防护设备刚刚运到，另一种失望也变成了绝望：她发现托尼双目无神嘴上流着涎水，斯蒂夫告诉她是因为托尼又想着逃跑，所以给他服下了新的药物——实际上，斯蒂夫就是把托尼当成了一个病人，为了所谓的治疗，通过药物让他越来越失去正常人的思维和精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沙拉开始了逃离计划：她私自带走了托尼，来到了曾经住过的拖车上，对他进行了温馨式的隔离：外面是悦耳的鸟鸣，是茂密的树林，是清风，是湖水，当然还有莎拉，他们玩笨蛋游戏，他们回忆小时候的故事，托尼说：“我爱你。”莎拉也说：“我也爱你。”
平等观在这远离城市的地方成为了现实，这复杂的感情甚至让两个逃离者相互取暖：莎拉在家里和爸爸的关系紧张，他总是讽刺她揶揄她，莎拉进入疗养中心他甚至说她“估计干个五分钟就搞砸了”，所以在那个家里，莎拉没有感受到家人的尊重；而托尼失去了父亲，失去了母亲，患有早发型阿尔兹海默症的他一直活在被“囚禁”的生活中。所以在这片天地里，在两个人的相处中，认可和尊重得到了充分体现，甚至他们一起唱起托尼最喜欢的利物浦队歌，托尼还说温柔的莎拉就像自己的母亲。但是这完全让两个人尊重和平等的世界，就像是一个乌托邦，当警察赶来，整个世界彻底崩塌了：莎拉被带走，是因为她触犯了法律；托尼被带走，他被重新关进了那扇黑暗的门。
那扇门，曾经是莎拉带着理想走进去的门，是曾经托尼知道密码打开的门，是曾经的他们逃出来的门；那扇门，曾经将感染病毒的85岁斯坦推进去的门，是现在将没过隔离期的托尼再次推进去的门——门是黑暗的门，门是关闭的门，门也是吞噬的门。没有了关爱，没有了尊重，没有人认可，没有了平等，脆弱的个体在“No one is coming”中走向了最后的绝望——指向制度和社会性层面的不平等在字幕中得到了最冰冷的诠释：2020年3月中旬至6月中旬共登记48213例新冠病例，其中40%是护理之家的住户；政府2020年3月中旬为各个NHS信托提供80%的个人防护用品，向成人社会保健部门提供的个人防护用品占其预估需求的10%；护工的平均工资每小时为8.5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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