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29《痛苦的中国人》：我毕竟曾经是证人
他睡了一天两夜。他做了一个梦：“这个讲述的人就是那道门槛。他必须保持镇静，自我克制。门槛的韵味何在呢？”
——《3 观察者寻求一名证人》
讲述人耷拉着眼皮，是对这个世界的某种拒绝，但是偶尔眨了一下，在不可一世的目光中他必须看见，拒绝和看见之间出现了一道门槛，门槛是隔离了耷拉着眼皮的状态和眨了一下的目光？还是在两种动作之间做出了必须进入的决定？“我的故事的名字叫‘门槛的故事’。”他对儿子说到，但是仅仅是一个故事，何来对于现实的参与？证人又有何用处？
一个讲述人其实就是故事里的人物，他或者就叫洛泽先生，拥有了一个表示“摆脱了某物的人”的姓氏，它和动词“倾听者”联系在一起，也有“偷听”或“细听”的意义，但一定不是失败者，而谁来给这个姓氏命名？当然是父亲，而严酷的事实是：“战争伊始，我父亲就阵亡了。他从未见过自己的儿子。”父亲和儿子之间是断裂的，他们紧靠这个多义的姓氏结合在一起，而讲述人讲述这个故事的对象却是自己的儿子，他就坐在儿子的工作软椅上这样说的，但是这个故事和门槛一样，在隔绝和决定之间，完成了小说之外的注解：“这个讲述的人在开始讲以前，儿子照例又一次打断了他，身子转向自己说：‘停！一切的关键就是要找到那正确的顺序！’”
父亲已经消逝，儿子打断了他的话，他是父亲的儿子，他是儿子的父亲，在这个多重角色里，这种断裂感始终存在，即使一个故事，即使一种讲述，也无法弥合仅靠姓氏组合起来的脆弱家族关系，甚至可以说，父亲本身就是在不断解构和建构中，这其中的问题是：解构的力量是不是大于结构的力量？当儿子打断=他的叙述，当“正确的顺序”没有找到，他始终无法进入到门槛里面，于是那个故事便成为了一种空洞，就像小说本身：“不是我个人的‘空洞’，而是一种‘空洞的形式’。这种空洞的形式叫：小说。”
小说变得空洞，门槛无法进入，证人当然也只是臆想：当父亲消逝，姓氏已经不再是一种联系家族关系的证人，当儿子打断讲述，一个讲述者也不再寻找见证对事件观察的证人，所以唯一可以解决的方式是：讲述者他变成我，在空洞的形式里“抹去我的足迹”，于是两天一夜的梦便发生了，它从“观察者分心”变成了“观察者介入”，最后才是寻找可能的见证者——从我的世界再抽离出来变成讲述者，一个封闭的故事被讲述，仿佛就在最后跨过了门槛。
从分心到介入再到寻找，这或许是“正确的顺序”。而在梦开始之后，我成了我的见证者：“我毕竟曾经是证人：见证了整个过程，桦树街、赤松街、柳树街，乃至这个小区的所有街道，如何因为这些呼喊，有了一个名字——无名街。”街而无名，和空洞的小说形式一样，留出的是一个位置，完全可以在“一切悬而未决”的状态中放进那个叫“空穴”的存在：“我总是提醒自己，少费些力气去寻找那些尚存的东西，而要多在意那些已经丢失的东西：那些不可挽回的、消失了的——那些被劫走的——那些已经完全腐烂了、同时却又作为空穴继续存在的空位或空缺。”
现实之空缺，梦中之空穴，并非是真正对应的关系，它其实在无名而命名、空穴而空位中，延展了一个虚无的故事。“我”成为故事中的讲述者，但是并不是简单的人称转换，只有在我的非全知视角中才可以一步步寻找门槛的位置，才可以为空穴留下空缺的位置，他无法洞见全部，他不能把握全局，他甚至无法改变自己的独孤状态，在一种被自己设计而闯入的梦中，他只能顺理自己进入的顺序：从分心开始，在介入中发现，然后讲述那个门槛的故事。
分心者是我，梦里的一切其实是真实的，甚至是现实的，大街是以树名命名的，还有一条“果汁压榨机街”，所有的街都在那个叫萨尔茨堡的城市里，山叫温特山，湿地叫莱奥波尔兹克罗恩湿地，运河叫阿尔姆运河，住宅区叫橡树住宅区，当然我也有名字：洛泽先生。我住在运河大桥边的公寓里，两侧楼，没有电梯和阳台，底下却又超市，还有商店。这是地理空间的确定性，还有时间的确定性：暮冬时节，还有生活的确定性：我在列恩的一所学校里教古代汉语，我对历史遗迹有着浓厚的兴趣。甚至连我的空缺也是确定的：我不教书了，我不和家人在一起——这便是“一切都悬而未决”的状态。
确定而现实的生活，为什么会有空缺？我对自己有着没有答案的疑问：我为什么不教书？是解雇了还是休假？我为什么不和家人在一起？是被赶出了家门还是抛弃了妻子和孩子？问题没有答案，不如说我取消了那些确定的答案，当生活在真实发生，它只是发生，探寻那些答案是不是反而没有了意义？“闭上双眼，城市的灯光在铅字般的黑色中闪烁。”其实这第一句话解读了所有的疑问，一切都是在“闭上双眼”的状态中开始讲述的，城市的灯光在闪烁，故事在闪烁——作为“正确的顺序”的第一种状态，这便是从耷拉着眼皮开始的故事，它保留了可能，它制造了空缺，它虚构了小说，它是一种虚无，“虚无本身并不是秘密，秘密是虚无产生的原因。”
| 编号：H78·2181021·1510 |
而分心的意义在于“在意那些已经丢失的东西”，甚至是不可挽回、消失了的东西。在意一种空穴状态，我必定不在空缺的位置上，所以“我现在有时间了”，“所谓有时间，并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解脱：解脱了所有矛盾的感觉。”只有解脱了矛盾，才能制造属于必须讲述那些空缺状态的矛盾——投身到社会中去，不在是我一个人的世界。于是从空缺到投身，便是一种叫门槛的概念出现。门槛是什么，从那个感兴趣可以通行的过道出来，门槛探寻者的守护神是盲蛛，在进入之前，必须让自己学会解脱，于是把地区政党的宣传海报扔进水里，让人们失去“享有观看水的权利”，把企业“可以开发的土地”的广告点燃成为灰烬，然后把所有以树命名的街名全部叫“无名街”——这是我曾经作为证人的存在，现在它们必须毁灭。
毁灭最关键的一步是对于生命的戕害，那个写着万字符的年轻人为什么让我有一种阴郁的感觉？楼下的弱智女人死了，那些关于偷窥的记忆死了，“这个受到诅咒的标志并不是出于一时兴致或一时轻率而随便涂抹上去的，而是怀着恶意的精确和黑暗的决心画的，浓墨重彩，描绘得地地道道。”诅咒他人？还是诅咒死亡本身？山顶之上有鸟飞过，河南中天鹅拍打着翅膀，“岩壁离得很近，我将这名死者弃置不顾了。”我消灭了可能，消灭了万字符，消灭了苦闷和愤懑，消灭了诅咒的力量，而实际上打死那个年轻人，只不过是消灭一种被隔绝的状态：“更像一个陌生的第三者的脸，或者更确切地说，像是一个到此仍不熟悉的、而今终已现身的、十分亲密的亲人的脸。”他们曾经出现过，但是现在必须和我的解脱一样，制造空穴下的空缺，在意丢失的东西。
仿佛就打开了一道门槛，仿佛就制造了在场的证人：我大声喊道：“山应该是空空如也！”一个死去的男人，就成为了山的一部分，于是我送给他的悼词是：“你终于可以什么都不是了！”经过一座山，制造一场事故，只不过是进入房间的开始，这种被清除了障碍的行为便是“介入”的开始，而房间里四个人在玩纸牌游戏，一个是神父，一个是年轻的政治家，一个是画家和主人，另一个则是我。主人在斟酒，画家在高声叫一个花色，神父写作了关于纸牌游戏的发展史论著，而政治家则“竭尽全力，寻求转机”——他们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游戏系统，玩牌的意义就是，“你要玩就一味地玩下去吧。”
但是为什么竭尽全力的政治家最后却输了？当在游戏中失去了主动，意味着失去了掌控权，这何尝不是一种空缺的努力，就像我烧掉了地区政党的宣传海报，而神父之存在，是为了打开了“门槛”的真正介入意义：一方面，门槛是作为整体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那个整体是门，是城市，是上帝的天堂，“我就是一扇门”；而门槛的另一个意义则是：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其实门槛本身也是一个区域，说得更确切地说：一个特别的区域，一个考验或保护的特别区域。”不必进入到上帝的天堂，不会进入地狱的大门，也不必通过而进入另一个区域，门槛本身就是区域，它是存在，是命名，是讲述，是整体，甚至就是我。
于是门槛的故事在另一个层面上被展开了，我的名字叫“投手”，我离开了房子，我回到了城里，甚至，我有了一种对爱的渴望，“你们总是口口声声说爱，可这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是性爱吗？是对某个人的爱吗？是对大自然的爱吗？是对工作的爱吗？——无论如何，我现在所渴望的是一个躯体，渴望的不是性器官，更多是爱的肩膀，爱的脸蛋，爱的目光，爱的存在一爱？爱的无能？爱的烦恼？现在我只有苦闷，因为我的生活中没有爱。”因为没有爱而渴望爱，因为分心而有了自我的证人，只是因为门槛就是门槛——这是一种自我的本体论？为什么司机会叫我“中国人先生”？为什么他们说“这里是奥地利吗？”
实际上，这正是某种在空洞、空位和空缺中留下位置的隐喻，一个父亲命名了自己，但是却被遗忘了，父亲之祖国意义在这种遗忘中被异化了，而异化之后的杀人、逃离、游戏，注定不是从那个门槛里抽身出来，相反，陷入到了更苦恼的虚无状态中，而“中国人”无疑是那张陌生的第三者的脸，他不是我，不是讲述者，不是父亲的儿子，不是儿子的父亲，它是一个手指的方向，一个“往喷泉方向”的图案，所以苦恼也好，恐慌也罢，真正要成为观察者，必须有一个证人，而这个证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随着几天前那致命投掷石头，我自己的死亡也一天天地逼近了。”自己砸死了自己？无非是一种没有父亲的异化感，所以逃离死亡，所以寻找躯体，所以为爱命名，所以在城市中寻找自我区域的门槛。那个女人出现，我在黑暗中触摸她的身体，我恢复了爱的权利，而那个“中国人先生”也在再见中消失——像经历了一场梦，无论是黑夜还是群山，无论是游戏还是神父，无论是死亡还是门槛，都是梦中的一部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梦，与另一个人融为一体，成为这个世界中心的主人。”讲述者重新归为，一切都是说着那个叫“我”的人的一个故事：一个奥地利人，一个离开家的人，一个失去了丈夫的人，一个在空缺中找不到自己的人，以及一个“痛苦的中国人”。
但是，讲述者讲述一个故事，是不是就是那个证人？他让“我”回到了对岸的国家，回到了村里，回到了家中，回到了学校，于是我看见了母亲的床，看见了学校的孩子，看见了自己的脸，看见了像我的儿子，看见了回来的女儿，看见了朝我做手势的妻子，仿佛就是通过原本那个空洞的小说，在门槛的故事里重新回到了现实，而最重要的是，我成为了父亲——在儿子这个“证人”面前，一种“正确的顺序”才得以建立，而在国家意义上，我也是一个证人，见证了不在时间中改变的一切：“这条中世纪的运河流淌着——和城里教堂大门上那些像一样一宁静、狡黠、静默、庄严、徐缓且宽容。”
但是，在证人的见证中，痛苦和空无真的会变成宁静和宽容？故事里的我真的可以成为讲述者？从分心到介入真的是一种“正常的顺序”？那个“痛苦的中国人”仅仅是陌生的隐喻？一部小说，也是“空洞形式”的小说，也是可以“抹去我的足迹”的小说，所以在小说之外，那个我其实是游离的，他真的像是一个梦想者。《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一个文本，是1991年的真实记录，那里就只有一个讲述者了——他的名字就叫彼得·汉德克，一个出生在奥地利克恩滕州一个村庄的人，“当时正值‘二战’期间，村子里的大部分人，不，全村人都是奥地利-斯洛文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一个属于历史的名字？时间在流逝，政局在转变，国家在分裂，战争在持续，所以最后它成为了一个记忆之中的词，甚至慢慢要从记忆中淡去，而作为一个讲述者，真的只能是“耷拉了眼皮”的观察者，而那个名字便真的成为了隐喻：
不，无论是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还是南斯拉夫联盟中的斯洛文尼亚，在我这个客人眼里，你既不曾是东部，也不是南部，更不用说是巴尔干的。更确切地说，你是第三者，或者“第九王国”，难以名状的东西，却是童话般真实的东西。
“童话般真实”就在彼得·汉德克所说的“第九王国”，陌生的第三者，越来越趋向于消失甚至消逝，却越来越具有存在性：“第九王国的古老斯拉夫童话已经年复一年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幽灵似的中欧流言。”在这样的流言里，斯洛文尼亚也是一个没有了父亲的存在，或者按照彼得·汉德克的说法，“我们的父亲总是在睡觉。”但仿佛有一种唤醒他的努力，无论是1995年《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还是1996年《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彼得·汉德克在成为讲述者之后，终于还是站在观察者的位置，甚至要介入，冬天的塞尔维亚，夏天的塞尔维亚，真实的土地，真实的人们，真实的故事，但是那种介入感又是一种虚无：合并、分裂、冲突、战争……没有父亲的存在，一条门槛终于被封闭在冬日的大雪中，正如哪位边城的图书管理员所说：“我不可能是塞尔维亚人，也不可能是克罗地亚人，同样不可能是匈牙利人，更不可是德国人，因为我在哪儿都找不到家的感觉。”
而观察者、讲述者更是如此，“在塞尔维亚，我既不会有家的感觉，可是也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外地人，既不属于其中，也不会受到伤害。我始终是一个旅行者，是的，即使是一个所谓新型的观光客。”但是既然在介入，彼得·汉德克或许要找寻虚无的原因：在此时此地，在历史最前端的现在，我们如何面对南斯拉夫，如何看待塞尔维亚，如何定义斯洛文尼亚？不仅仅是一个区域间的问题，不是门槛具有通向的意义，而是一个“关系到世界”的问题，圣西门说：“必须考虑的是：我们是否可以书写和阅读历史？特别是关于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历史。”所以观察者而介入，其实是想成为当下的历史书写者，是想让曾经的证人成为历史的证人，但是痛苦依然在，死亡依然在，无法弥合的矛盾依然在，空缺的位置依然在，悲观而退出，背后其实是一个“几乎完全黑暗的迷宫”——即使具有世界意义，历史也无法交给真正的讲述者。
和小说一样，杀死一个人，其实是自我戕害的写照，根本没有谋杀，一切只不过是死亡无休止的臆想，它在梦中，在现实里，也在历史深处，斯洛博丹·尼科利奇，和妻子同是当年的游击队员，在波黑战争爆发后自杀了，他写于德里纳河边的巴伊纳巴什塔附近佩鲁采克村的告别信也许是这段历史最后的证人：
背叛、我们国家的解体和混乱、我们的人民被抛其中的严重局势、波黑战争（塞尔维亚克一克罗地语为“rat”），灭绝塞尔维亚人民以及我自身的疾病已经使我的余生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我决定摆脱所遭受的病痛，尤其要摆脫国家灭亡所带来的苦难。我的身体已经精疲力竭，难以继续承受这一切，那就让它好好休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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