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5-29 《色·戒》：六克拉钻戒删除的身体
十点之前的南郊石灰场被沉沉的黑夜笼罩着，在死一样的寂静中，有邝裕民“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的遗憾，有同学们审讯时留下的伤痛，革命尚未成功，他们知道接下来一定会有子弹穿过身体，流下被处决的鲜血。王佳芝转过头来，看见石灰场微弱的灯光，看见远去的那个故事，也将看见自己流血的身体，只是，她，似乎再也不能抬起手来，看见那一颗曾经戴在手上的戒指。六克拉的戒指，鸽子蛋的戒指，她戴在手上的时候，易先生曾经说过：“戴着它，没事，有我在。”那一刻她似乎听到了最纯粹的声音，无比怜爱，像是肉体抚摸和占有之后的告白，只是这一声“有我在”之后，王佳芝闭着眼睛，痛苦而又冲动地说出了“快走！”两个字。这不是回答，不是响应，是拯救，是对于面前这个特务头子，这个汪伪政府卖国贼，这个革命行动直接刺杀者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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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李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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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床，另一张床，或者最后一张床，曾经有过一个女人的肉体，以及一个男人对肉体的侵占、蹂躏和拥抱，这一切仿佛与革命行动无关，仿佛与背叛、死亡和鲜血无关，也仿佛和六克拉的钻戒无关，只是在曾经不被删除的身体里，他看见了恐惧之后的信任，而她看见了等待之后的满足，他们在陌生的床上，在两个人的世界里，寻找着一种只属于身体的欲望，而这欲望弥漫开来，是泪水，是痛苦，是“外面兵荒马乱，里面男欢女爱”的挣扎。他是她的猎物，她也是他的猎物，而最后他们只是在一滑而过的肉体交媾中看见了在他们头顶上可以射出子弹的枪。
枪是革命的武器，是政治的工具，是国家和民族生或死的砝码，枪可能藏在王佳芝的包里，可能放在易先生的身上，在他们没有睡到那一张床上的时候，他们都活在枪的世界里，活在兵荒马乱的国家话语里。岭大的学生，这是王佳芝的身份，而在离开故土抵达香港的奔波中，在1942日据时代的战火中，她成了学校剧团的演员，不演布尔乔亚戏剧，专演爱国剧，“王佳芝！”舞台中央的她听到邝裕民叫她名字，她转过身去，看见了同学，看见了暗生情愫的邝裕民，也看见了正在开启的另一个世界。“每个人都要为抗战奉献一份力。”对于学校剧团来说，在这个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个人生命的意义完全被写在国家命运之下。给远在英国已经结婚的父亲写信，对于她来说，仅仅是一种脆弱的维系，没有父爱，几乎等同于被抛弃，她是家庭生活中的“牺牲者”，而在这奉献爱国精神的那一出戏里，她用剧中人的口气说到“中国不能亡。”这激昂的口号唤起了剧场下观众的响应，唤起了他们振臂高呼的力量，而同学们也高唱着《毕业歌》，把个人有关的一切藏在了身后，连同那懵懂的眼神交流中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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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戒》电影海报 |
学会抽烟是王佳芝转身的一个象征，“搞艺术的人就是要学会抽烟。”这是赖秀金对她说的话，她起初只是笑笑，但后来每场戏之后庆祝演出成功，他们总是递给她一支烟，王佳芝也接受了，当她从容吐出烟圈的时候，她进入了一个戏剧的角色，而生活对她来说，并非只是这简单的为抗战奉献一份力，而是要从演戏走向真实的抗战，走向真实的救亡，：我们不是演话剧，我们要杀一个货真价实的汉奸。”这是他们的革命行动，也将是他们的人生命题。汉奸，当然是指为汪伪政府卖命的易先生，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刺杀他，完成爱国壮举，而在这个“幼稚”的革命行动计划中，王佳芝是最重要的一环，而作为女人，冒名为麦太太的她自然要以一种肉体的诱惑去接近易先生。
实际上，不管是舞台上扮演的那个牺牲战士的妹妹，还是接近易先生展开刺杀行动的麦太太，对于王佳芝来说，都是一种虚拟的身份，她进入了被设置好的计划中，“这不是排练，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所以这是没有退路的行动，也是必须抛却真实自我的奉献。但是王佳芝还是抽烟，尽管她接近了易先生，并且取得了易太太的信任，甚至在打牌、电话的引诱中获得了易先生的好感，但是在她的心里，还是把它当成是一次虚拟的演出，还是有着隐秘的那一个自我。易先生那次对她说：“从他们的眼睛里我看到的是同一件事：恐惧，你跟别人不一样，你不害怕。”这个怕黑的男人，虽然拥有者权势，拥有着地位，但是在这样的时代，他缺少的正是安全感，缺少作为一个男人对身边人的信任，而王佳芝那种流露出的率真吸引了易先生。
他也递给王佳芝香烟，他们都在演戏的人生里，都在别人控制的行动和计划里，所以黑夜里他送她回家，似乎开始慢慢走近对方，而在门前的告别差点成为这一场刺杀行动的终结，在那所公寓里，他们准备好了刀、枪，准备好了用最快捷的方式置他于死地，但是易先生的警觉还是让他逃脱了近在咫尺的死亡，他离开，她回屋，一切就像一场最精彩的戏剧，陡然落下了帷幕。而对于王佳芝来说，这样的接近意味着自我在一步步被吞噬，“他要是再打电话来，那说明他定了，我也要成为他的情妇了。”对于王佳芝来说，她面临的是“要决定”的生活，只要一个再约的电话，就会走向更深，走向不可知的生活，走向行动计划成功的未来，但是，这样的生活对于王佳芝来说，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似乎已经不会放弃，做情妇意味着从理想主义的革命走向现实意义的付出，而最直接、最具体的证明就是身体，麦太太的已婚身份对于她来说，是一个必须走过去的难题，要成为情妇，要以情妇的身份完成计划，就必须交出自己纯洁的身体。而那一晚脱下衣服面对男人的试验更可以说是王佳芝用身体换取革命的痛苦选择，没有感情，只有肉体，然后是机械般的插入、疼痛，是毫无怨言的失贞。所有男同学中只有梁润生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王佳芝根本没有选择地要和梁润生行男女之事，这是一次任务，梁润生上床之前的喝酒行为只能是一种麻木，而王佳芝也几乎没有冲动地接受一个陌生男人的肉体。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贞操和爱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它已经完全物化为革命的工具，梁润生作为唯一一个有过性经验的男人，他曾经面对的女人是一个妓女，而这对于王佳芝来说，就像是一个隐喻——她也像一个革命的娼妓，在无爱的肉体引诱中完成交易，只不过这样的交易被置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之下，被冠以革命的名义。
她面无表情，既没有满足，也没有痛苦地交出了自己的身体和贞操，这对于革命行动来说，是必然的步骤，第二天，当王佳芝从床上起来的时候，她赤身裸体拉开了窗帘，让光线照亮这已经不属于自己的肉体，而她也已经完成了一个对于自身作为革命者的定义。但是，当她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继续实施计划的时候，她听到了那熟悉的电话铃声，只不过打来电话的不是易先生，而是要告别的姨太太。和易先生搬离香港，对于王佳芝来说，是一场意外，她对着话筒，问要不要过去，要不要到机场送行，这是绝望的声音，第一次的努力，第一次把身体交付出去，却等来的是一个离开的空白，“祝你们一路顺风。”她说完，几乎瘫倒在沙发上，对于她来说，一个女人以身体的痛苦迈出的第一步竟然全无意义。
这无意义也是一个女人面对命运的无奈，她已经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生活，甚至不知道易先生的突然离开对于她来说，是一次遗憾还是释然。革命计划搁浅，当她踩着被同学们刺死的曹先生尸体走出那所房子的时候，她是在逃逸，当她离开香港回到上海继续上学的时候，她是在忘记自己的革命者身份。是的，为了计划，她付出了代价，正像之后重新遇见的邝裕民所说：“我们有多幼稚，尤其是我，我就是傻，我们都为此付出了代价。”但是对于以革命的名义开展的这个计划来说，也仅仅是手段上、保护自己的措施上的幼稚，“我们那件事，现在还没有结束。”革命还将继续，不管是三年前的香港还是三年后的上海，不管是三年前无意义的失贞还是三年后重新坦露自己的肉体，对于王佳芝来说，是一条用没有回头的路，一条永远要置于革命之下的路。而三年之后，却更加决绝，更加彻底。
要记得自己时时刻刻是麦太太，要知道香港最缺什么物质，要牢记银行的账号，也要完全掌握丝袜、西药的价格，对于王佳芝来说，是完全对自我的颠覆，那个叫“麦太太”的女人将是一个被包装、被虚构的自我，而那枚缝在衣服里的毒药又在时刻提醒着她革命的残酷性。她是失贞的王佳芝，她是革命者王佳芝，但是当她站在易先生面前的时候，她又似乎感觉到了被唤醒的那一点自我，如此突兀，又如此矛盾，如此痛苦，又如此满足，在那被易先生安排的不同床上，她开始了一个革命娼妓内心最隐秘的挣扎。
从那间2B的房间开始，从王佳芝脱袜子的动作开始，她实际上走向的是一个连自己都不知道结局的世界，从后面抱住她的易先生几乎用一种强奸的方式把她推向坚硬的墙壁，然后抽出皮带将她双手缚住，脱下裤子——没有亲吻，没有脱去上衣，在肉体并未完全裸露的床上，易先生以一个虐待的方式完成了对于王佳芝身体的征服，这是单向的欲望释放，也是最安全的侵占，但是王佳芝却在痛苦的喊叫中倔强地回头，甚至嘴角露出一丝的微笑。在这个游戏中，仿佛那一丝微笑是王佳芝最简单的自我保护，而对于易先生来说，却是一种恐惧。后来，易先生就对王佳芝说过：“我已经很久没有相信别人的话了，你再说一次，我就相信你。”这是一个关于“你还恨我吗？”的问题，王佳芝对易先生说“我恨你”在易先生看来也是一种真实，而这种真实在第二次上床的时候，完全变成了两个肉体之间的交媾，易先生以进入的方式占有了王佳芝的肉体，而王佳芝也完全在满足中接纳易先生的肉体。他们盘错在一起，像是婴儿在母体中的形态，这是一种最原始的保护，这是一种真实的释放。但是这样真实的肉体呈现到底会指向何处，王佳芝不清楚，甚至连易先生也不清楚，在他们不的不面对的现实里，是行动，是计划，是政治，是谋杀。易先生告诉王佳芝，因为破获了一个重庆方面的特务组织，所以每天要审讯，而围绕着他的是被枪打死的血腥，是脑袋掉在一边的恐怖，是血喷了一地的死亡，在面对这种种的血腥，却要想着床上的那些事，这是残忍还是恐惧。而对于王佳芝来说，没有血腥，没有恐怖，也没有死亡，却是摆脱不了的痛苦，革命到底会在什么时候采取行动，她直面上级的老吴时，几乎歇斯底里地吼道：“那东西，不仅往我身体里钻，还要像一条蛇一样钻进我的心里。”在所谓的“忠诚”的革命意义上，王佳芝所想象的或许是在易先生身体抽出来的那一刻，革命者冲进来，然后血和脑浆喷了她赤裸的一身。
“住口！”这是老吴对她的回答，这是革命行动对她个人心境的回答，在这个被称为革命的行动计划里，不管是王佳芝，还是老吴，都只是更高组织安排的情报人员，他们有着亲人被杀死的仇恨，有着自己身体被强奸被霸占的痛苦，但是这一切都和自己无关，这种付出和得到从来没有对称意义的行动，实际上就是一种“娼妓”行为，所以在日本人的饭馆里，王佳芝靠在易先生的怀里，说了一句：“我做你的妓女吧。”她曾经就像一个妓女，失去了一个女人最宝贵的贞操，她曾经像一个妓女，在皮带的抽打中被摁倒在床上，而在这革命的行动中，她也像一个妓女，没有自我的欲望。但是这又像是王佳芝对于自身处境的一种讽喻，她起身为易先生唱的曲子竟然哈斯满含深情的《天涯歌曲》。这是某种自我情绪的流露，在第三张床上，王佳芝似乎用上位的方式力图改变自己的命运，她看见了远处挂着的那把枪，她用枕头蒙住了易先生，她让他陷入在最害怕的黑暗中，她听到了他发出的痛苦嚎叫，但是这种主动进攻的行为似乎仅仅只是一闪的颠覆性光芒，易先生挣扎着起来，又将王佳芝中心压在他的肉体之下。
这缠绕的肉体是真正感情的释放，还是只是一个情色的游戏？易先生和王佳芝互为中心，又希望把对方压在身体之下，他们只想在两个人的世界里，在一张床的对话中发现另一种可能。作为汪伪政府身居要职的官员，他整天面对的是政治斗争，是镇压审讯，是皮鞭下的鲜血和枪口下的死亡，所以他看见的人都带着恐惧，他制造的黑暗也让自己笼罩在其中，而面对在其上的日本政府，他又只能卑躬屈膝，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在“亚西亚是亚细亚人的亚细亚”的口号之下，他知道依靠日本人也只能是一个失败的结局，在大势已去的苟延喘息中，他渴望的是忘却自己的身份，但是兵荒马乱中的男欢女爱对于他来说只能是一种没有结局的逃避，“你真美”的感叹是他对于王佳芝最抒情的评价，面对这样一个女人，一个在忙碌而又不安的政治生活中出现的女人，他注定会投去关注的目光，注定在间隙般的麻将和电话号码中寻得一点慰藉，而与易太太貌合神离的冷漠关系也是他把王佳芝当成生活的补充，当成自我确认的一个“他者”。
而王佳芝对于易先生来说，是一个“误闯”的女人。没有家庭、缺失的父爱，以及演戏开始的革命生活，王佳芝一直在寻找真正的自己，而成为革命者对于她来说，更是一种懵懂的状态。从接受任务开始，她似乎行走在理想之路上，接近易先生，以及释放出的那种虚假的柔情和暗示，只是在完成一次任务。而易先生离开香港而导致行动的失败，对她来说是牺牲了自己作为女人最宝贵的贞操，这种“以身殉道”的革命精神并非是王佳芝想要的，所以三年之后重新投入革命计划，对于她来说，更多是为了补偿自己曾经做出的牺牲，所以在2B房间里，她就是一个色诱者，主动脱去袜子，主动用身体吸引易先生，尽管是肉体的强暴，但是最后的微笑证明了王佳芝认为自己已经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但是在之后的行动中，在与易先生不多的对话中，她慢慢靠近的是一个孤寂、痛苦的男人，对于她来说，这是矛盾和痛苦，她即在与易先生的演戏中释放出欲望，又以一个革命者的角色渴望那枪响的一刻。她已经不是三年前那个单纯的革命者，所以当与邝裕民重逢的那一刻，当邝裕民向她表达迟来的爱慕时，她的回答是：如果三年前，也许可以。三年之后，是另一个王佳芝，三年之后，也是另一个行动，一个欲罢不能，又似乎不能再深入的行动。所以，王佳芝向易先生提出那要一间公寓的要求，看起来也具有了双重性，既可以成为两个人私密的场所，又能够成为实施暗杀行动的地方。但是最后易先生以一枚六克拉钻戒替代了这个圈套般的要求，六克拉钻戒对她来说并非是情感的证明，也非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它只是一种象征，一种返回到作为一个女人自身的象征。易太太曾经在搓麻将时说起过要一枚鸽子蛋，但是易先生似乎一直未能满足这个像是笑话的要求，但是在王佳芝面前，却轻易实现了。在肉体欲望的释放中，他看见了作为女人的她，在熠熠发光的钻戒面前，她看见了作为女人的自己，革命者或者娼妓，这个压制在她肉体上的属性其实是架空了她作为一个女人最简单的愿望，而那一声无比怜爱的“戴着它，没事，有我在。”仿佛一下子将她内心的那道闸门打开，这不是关于爱情的浪漫约定，它只是作为一个女人逃避政治宏大叙事的努力。
如此脆弱，如此渺小，但是这短暂回归，并不能改变那宿命，特殊的身份让“快跑”永远无法成为男人和女人情感上的暗语，他成为枪口下的幸存者，而她注定会成为这一场政治博弈的牺牲者——那签下“南郊 石灰场”命令的并非是易先生，而是那所有站在革命对立面的杀戮者。而那个孤独、恐惧、怕黑的易先生，在十点的钟声响起的时候，看见了那一张还留有体温的床，那一个被灯光拉长的影子，以及删除了身体、又被身体删除的六克拉钻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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